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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健康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从军队到地方、从中央到基层，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持久的、颇具声势的防疫卫生运动。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每年年初都会召开研究卫生防疫工作的会议，逐步组建起各级卫生领导管理機构和医疗防疫机构，建立“预防为主”的卫生防疫机制。苏区广大工农群众被普遍地动员起来，全民参与其中，因此，这场广泛而深入的卫生防疫运动不仅保护了军民的健康，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和苏区的生产力，而且改善了苏区的社会风貌。
防治传染病，增强战斗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冈向赣南方向挺进。红四军行军一个多月来，除了要与敌军作战，还要与疾病战斗。当时对部队影响最大的是疥疮和下腿溃疡等几种疾病。部队因长途急行军，导致战士们下肢长时间充血，回血不畅;加之走山路小路，被荆棘刺伤留下烂疤，行军疲乏时不洗手脚睡觉，夜间瘙痒，抓破皮肤就发生了感染，治疗不及时，下腿疮口变大导致不能行走。国民党军阴魂不散，一直追咬着红军队伍，战士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洗晒衣被;一些士兵也不太讲究个人卫生，不修剪指甲，身上长虱子，睡觉挠痒，疥疮这种皮肤病就在队伍中传染开了。可怕的是这些疾病的分泌液传染性很强。
因此，红四军在东固修整期间，不但安排好了毛泽覃等300余名伤病员的治疗休养事宜，而且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防疫卫生活动。在卫生队医生的指导下，全军指战员洗澡、洗衣烫虱子、治疗冻伤和脚伤、进行“倒腿”（把下肢垫高）等活动。对此，朱德曾对史沫特莱回忆说：“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
1929年3月10日，红四军离开江西首次入闽作战，14日攻占汀州。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编成3个纵队，而且加强了卫生组织建设，军部成立了军医处，纵队设了卫生队。此时已入春天，各种疫疾最易发生和流行，尤其是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在春天发病最多，不但容易危及生命，而且蔓延速度快。对于军队这样人员密集的群体，发生天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然而，红四军在进入长汀时已经有士兵生了天花，情况危急。毛泽东、朱德找到了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连唪是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医生，曾经为南昌起义部队救治伤员。当他得知红军队伍发生天花时，就积极为全军指战员种痘，不到3个星期，全军战士都接种了牛痘，解除了传染天花的危险。
红四军在长汀期间，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这二十多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更广大的割据区域。4月1日，部队离开长汀返回瑞金，在瑞金前委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按照长汀决策和瑞金计划擘画的宏伟蓝图，红军拉开了开创中央苏区的历史帷幕。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战争中，除了战斗减员之外，疾病减员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夏天和秋天，疟疾和痢疾是侵袭红军最厉害的传染疾病。红军队伍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因缺少吃食，往往不注意饮食卫生，天热就喝冷水吃冷食，食物也容易霉变，导致吃坏肚子，形成痢疾，大便带着脓血，久泻不止，最后全身瘦弱直至不起而死亡，并成为传染源引起流行。加之夏、秋季节，天气炎热，蚊蝇大量孳生。红军战士穿梭于山路林间，不可避免被蚊虫叮咬，疟疾在队伍中也容易流行开来。许多指战员都是一边打摆子（发疟疾）一边打仗，有时条件允许就口服奎宁进行预防。1929年夏秋间，毛泽东也感染了疟疾，后来病情加重，在开完红四军“七大”后，他就先后被安排到永定县金丰大山和上杭县蛟洋苏家坡村隐蔽休养，期间得到当地世医、经验丰富的吴修山老先生的精心诊治，病情日渐好转，直到当年11月才完全康复。
1929年12月底，毛泽东在福建古田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总结了起义以来的各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同时也确立了红军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搞不好，就会“减少红军战斗力”、“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这一思想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方向。毛泽东还进一步指示：军政机关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以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队伍的身体健康。
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央红军逐步建立了卫生领导机构和行政管理机制。1931年春，上海党中央给中央苏区派来了贺诚、彭龙伯、陈志方等医务人员，随后即建立起了军委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1932年10月又改为红军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兼政委，专门领导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各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红军的医疗卫生领导体系到1933年春夏基本建立和健全。不仅如此，红军还建立了红色医院、红军卫生学校，制定了医疗卫生的各项规章制度。
红军的卫生防疫措施也比以前抓得细抓得实，而且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如针对红军中易发的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腿溃疡这“四大疾病”，确立了“预防第一”的方针，重点教学、重点宣传、重点防治，形成了“三大卫生制度”，即行军卫生、驻军卫生和个人卫生制度。要求指战员行军驻军时要把水壶装满开水，禁喝生冷不洁之水，不吃生冷变质食物;休息宿营地周围50米以内没有垃圾，平整干净，用石灰水写包括讲卫生内容的标语口号;以班排为单位挖厕所，在蹲坑上面加盖，便后用石灰或干土掩埋，防蚊防蝇，厕所的位置要远离厨房和水源;要求经常理发、剪指甲、洗澡、洗衣，用热水洗脚，并做“倒腿”活动，以促进血液循环;发现部队有传染病人时，要及时隔离治疗;离开时归还门板和稻草，并把室内外卫生打扫干净。这些防疫卫生措施既简单易行，又切实有效。
瘟疫流行，军民同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江西苏区经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接连不断的战争导致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时间一久就腐烂于荒野。特别是国民党军毫无纪律，在苏区大烧大杀，人粪马屎随便乱拉，凡是他们经过或居住的地方，臭气熏人、污秽不堪。最狠毒的是他们打不赢红军，逃走前将许多死尸故意抛露在工农群众家里，意图制造瘟疫，危害群众生命，削减苏区革命力量。果然，在1932年初，瘟疫终于爆发，富田最为严重，最为可怕。《红色中华》报道说“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寒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二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可把生命送掉”。 为迅速扑灭疫情，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讨论了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指示“由军委会的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并成立了由各级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专题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指出：“现在春天快到了，一切瘟疫很容易发生。他的传染性是非常之快而且很危险的，轻者损害人的健康，重则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这一问题如若发生或发展，不仅危害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而且要影响到阶级战争的力量损丧。”他号召全苏区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红军、医务人员一起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做预防瘟疫的卫生运动。3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二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并公布《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同时附有《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政府按照要求领导工农群众热烈地举行防疫卫生运动。
在组织领导方面，《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运动组来管理和监督本区域内的卫生防疫事项，分配卫生组长及卫生委员到群众家里宣传卫生的重要和瘟疫的危险，依照《条例》解释并指导防疫的方法。每星期或十日召集卫生委员开会，汇报工作成绩及发现的各种病症与困难问题。组织各乡村的儿童团员及少先队员进行捕蝇竞赛，十天结算一次，每月总结一次，优者由当地政府酌量给奖。对于江西灾区，中央政府内务部专门购买了一部分药品，如碘酒、痧丸、仁丹之类，派给江西灾区的指导员，可以携带少许供日常使用。非灾区之各县，则由各省苏及各县苏卫生部负责购买中西药品、石灰及捕蝇器具等交给指导员下乡时使用。
在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多都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的卫生医疗人才缺乏，卫生领导机构尚未健全，加之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等任务繁重，有的地方对卫生防疫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如江西省1932年11月在给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说：公略卫生防疫工作，虽然建立了卫生委员会，从未进行工作。在县设立的疗养所缺乏药材与人才，近来瘟疫发生而死亡者1167人。安远对于这一工作未闻谈及，如含沙区发生痢症死亡10余人……
与地方的防疫卫生工作不同，红军中卫生工作人才相对充足，卫生工作领导机构相对健全，更重要的是红军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所以，虽然一直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但红军指战员能认真贯彻党和中央政府的指令。1932年9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召开了各军团、军区、师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确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并通过了总卫生部提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了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为引起全体指战员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中革军委又在1932年10月10日颁发了“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卫生人员“要鼓起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消灭痢疾、疟疾和下腿溃疡等时症”。因此，红一方面军的各伙食单位普遍地建立了由3至5人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大力开展了卫生运动，消灭卫生死角，做到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及有刺激性的辣椒，不赤脚，不随地便溺，经常洗澡、洗衣、理发、熏蚊和大扫除。而且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还开办了卫生员训练班，经过两期的集中培训，强化了认识，提高了卫生防疫水平。受训的卫生员回到连队后，专负连上的卫生责任。这是我军在连设卫生员的开始，为开展军队基层卫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队伍不仅自己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还帮助驻地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红军每进驻一个城镇或乡村，总会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发动青年、妇女、儿童行动起来开展卫生运动，并带头搞好环境卫生，不但对群众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
破除陋习，改善环境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经过了一个逐步推进和深入的过程。因为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的山区或半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保守、长期处于农耕社会，老百姓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过着饥不择食、住不择居、节衣缩食的日子，所以不能顾及生活卫生问题，像人畜混居、天井沤肥、人死存柩择日下葬、喝生水吃冷食、吃病死畜禽等情况到处可见。不仅如此，而且农民缺少科学文化的教育机会，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迷信天命、鬼神、风水和生辰八字，甚至对新思想新事物有抵触情绪，遇病只知求神拜佛，归咎于鬼魅作祟、神祗责怪。对此，《卫生运动纲要》归纳指出：苏区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污秽和疾病的原因，一是过去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恶果;二是国民党进攻苏区时造成的污秽疾病;三是顽固守旧迷信的思想和习惯传统在工农群众的头脑内，至今没有扫除干净。这就是中央政府发出全苏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号召后遇到的深层阻力。
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依靠武装斗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場以科学民主为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所以，全面推进防疫卫生运动必须以科学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移风易俗。
1933年初，中央苏区的传染病疫情又来势汹汹，更加引起了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1月31日，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三十一次常会，决定“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决议责成内务部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大规模”意味着防疫运动是全民参与的，应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好这一工作。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3年3月颁发《卫生运动纲要》。《纲要》号召广大群众对污秽、疾病，及封建迷信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并宣传“这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医病的……是群众生活与生命的保障”。
面对严重的疫情，各级苏维埃政府深刻认识到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卫生运动纲要》的要求，组织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妇代会、赤卫军等团体，以夜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等渠道和方式，用浅显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细菌、病毒传染致病的医学原理。在宣传时不仅详细解释讲究卫生的好处，而且教给群众简易可行的卫生方法：要通光、通气、通水，要煮熟饮食、除掉污秽、剿灭苍蝇，要隔离传染病人。总卫生部还编辑出版《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讲话》等报刊，加强防疫卫生的宣传和指导。各级卫生部门也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卫生宣传工作。如在召开“二苏大会”时，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和军委卫生部专门编写了《卫生常识》赠给参会代表。这本小册子针对苏区不卫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20项防治疾病的措施，要求各参会代表“在各地作一广大而深入群众之宣传”，从而使卫生防疫的理念传播到各个根据地。 在宣传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鼓励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上，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能身体力行，带头示范。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毛泽东发现村里群众挑池塘水喝，一打听才知道村民迷信风水，认为沙洲坝干旱缺水是因为有旱龙王，不敢挖井。对于村民喝脏池塘水一事，毛泽东很是担心。这年夏秋间，毛泽东稍有空闲，就同警卫员在村前的一块空地上挖井。村民围上来，他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我可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不久水井挖好了，毛泽东亲自下到井底铺沙石、垫木炭，汩汩清泉从井底冒了上来，沙洲坝村民从此结束了喝脏塘水的历史。毛泽东为民挖井的行动，为中央苏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实行移风易俗树立了典范。
群众懂得了讲卫生的道理和好处就有了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的思想认识基础。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小组，深入到各乡村，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地订立卫生公约，规定卫生运动日，开展户与户、村与村、乡与乡、机关、部队等的卫生竞赛，优胜者贴红旗、登报表扬，有时也发物质奖励，落后者进行批评教育。这一运动在开始时常有反弹现象，因而运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卫生委员会组织卫生小组长挨家挨户检查，进行相应的奖励或批评，或者组织临时卫生突击队抽查，以推动防疫卫生运动的开展。后来经过普遍深入的宣传鼓动，广大群众能自觉行动起来了。如长冈乡的卫生运动，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详细地记载了该乡的工作开展情况：“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懈下去，五、六两月没有做，乡苏维埃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5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末大有成绩，比以前清洁了一倍。”毛泽东在指出问题时也充分肯定了其成绩，说明只要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做好防疫卫生工作;同时也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4年初，中央苏区各医院报告各地仍有痘疮、肺炎、鼠疫、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发生。为了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保障工农群众的生命安全，中央政府在“二苏大会”后通令中央一级各机关派代表一员，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该委员会于3月10日成立，贺诚任主任，分设宣传、设计、疗养、总务各科及隔离所等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便开展了以防疫为重点的卫生防疫周活动。从3月16日至22日，苏区各地军民普遍进行了卫生大清扫，疏通沟渠、灭蚊灭蝇、捕鼠毒鼠、深挖水井、禁吃塘水、修建土厕、掩埋尸体。凡有传染病人的地方，都划为疫区，禁止在疫区内开会、演戲、进行集市贸易。发现传染病人就进行隔离处理，并对病室病区消毒，以防疫情蔓延。
中央苏区的防疫卫生运动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其贯彻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为新中国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奠定了实践基础。
（责任编辑：时攀）
防治传染病，增强战斗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冈向赣南方向挺进。红四军行军一个多月来，除了要与敌军作战，还要与疾病战斗。当时对部队影响最大的是疥疮和下腿溃疡等几种疾病。部队因长途急行军，导致战士们下肢长时间充血，回血不畅;加之走山路小路，被荆棘刺伤留下烂疤，行军疲乏时不洗手脚睡觉，夜间瘙痒，抓破皮肤就发生了感染，治疗不及时，下腿疮口变大导致不能行走。国民党军阴魂不散，一直追咬着红军队伍，战士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洗晒衣被;一些士兵也不太讲究个人卫生，不修剪指甲，身上长虱子，睡觉挠痒，疥疮这种皮肤病就在队伍中传染开了。可怕的是这些疾病的分泌液传染性很强。
因此，红四军在东固修整期间，不但安排好了毛泽覃等300余名伤病员的治疗休养事宜，而且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防疫卫生活动。在卫生队医生的指导下，全军指战员洗澡、洗衣烫虱子、治疗冻伤和脚伤、进行“倒腿”（把下肢垫高）等活动。对此，朱德曾对史沫特莱回忆说：“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
1929年3月10日，红四军离开江西首次入闽作战，14日攻占汀州。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编成3个纵队，而且加强了卫生组织建设，军部成立了军医处，纵队设了卫生队。此时已入春天，各种疫疾最易发生和流行，尤其是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在春天发病最多，不但容易危及生命，而且蔓延速度快。对于军队这样人员密集的群体，发生天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然而，红四军在进入长汀时已经有士兵生了天花，情况危急。毛泽东、朱德找到了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连唪是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医生，曾经为南昌起义部队救治伤员。当他得知红军队伍发生天花时，就积极为全军指战员种痘，不到3个星期，全军战士都接种了牛痘，解除了传染天花的危险。
红四军在长汀期间，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这二十多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更广大的割据区域。4月1日，部队离开长汀返回瑞金，在瑞金前委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按照长汀决策和瑞金计划擘画的宏伟蓝图，红军拉开了开创中央苏区的历史帷幕。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战争中，除了战斗减员之外，疾病减员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夏天和秋天，疟疾和痢疾是侵袭红军最厉害的传染疾病。红军队伍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因缺少吃食，往往不注意饮食卫生，天热就喝冷水吃冷食，食物也容易霉变，导致吃坏肚子，形成痢疾，大便带着脓血，久泻不止，最后全身瘦弱直至不起而死亡，并成为传染源引起流行。加之夏、秋季节，天气炎热，蚊蝇大量孳生。红军战士穿梭于山路林间，不可避免被蚊虫叮咬，疟疾在队伍中也容易流行开来。许多指战员都是一边打摆子（发疟疾）一边打仗，有时条件允许就口服奎宁进行预防。1929年夏秋间，毛泽东也感染了疟疾，后来病情加重，在开完红四军“七大”后，他就先后被安排到永定县金丰大山和上杭县蛟洋苏家坡村隐蔽休养，期间得到当地世医、经验丰富的吴修山老先生的精心诊治，病情日渐好转，直到当年11月才完全康复。
1929年12月底，毛泽东在福建古田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总结了起义以来的各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同时也确立了红军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搞不好，就会“减少红军战斗力”、“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这一思想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方向。毛泽东还进一步指示：军政机关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以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队伍的身体健康。
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央红军逐步建立了卫生领导机构和行政管理机制。1931年春，上海党中央给中央苏区派来了贺诚、彭龙伯、陈志方等医务人员，随后即建立起了军委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1932年10月又改为红军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兼政委，专门领导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各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红军的医疗卫生领导体系到1933年春夏基本建立和健全。不仅如此，红军还建立了红色医院、红军卫生学校，制定了医疗卫生的各项规章制度。
红军的卫生防疫措施也比以前抓得细抓得实，而且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如针对红军中易发的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腿溃疡这“四大疾病”，确立了“预防第一”的方针，重点教学、重点宣传、重点防治，形成了“三大卫生制度”，即行军卫生、驻军卫生和个人卫生制度。要求指战员行军驻军时要把水壶装满开水，禁喝生冷不洁之水，不吃生冷变质食物;休息宿营地周围50米以内没有垃圾，平整干净，用石灰水写包括讲卫生内容的标语口号;以班排为单位挖厕所，在蹲坑上面加盖，便后用石灰或干土掩埋，防蚊防蝇，厕所的位置要远离厨房和水源;要求经常理发、剪指甲、洗澡、洗衣，用热水洗脚，并做“倒腿”活动，以促进血液循环;发现部队有传染病人时，要及时隔离治疗;离开时归还门板和稻草，并把室内外卫生打扫干净。这些防疫卫生措施既简单易行，又切实有效。
瘟疫流行，军民同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江西苏区经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接连不断的战争导致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时间一久就腐烂于荒野。特别是国民党军毫无纪律，在苏区大烧大杀，人粪马屎随便乱拉，凡是他们经过或居住的地方，臭气熏人、污秽不堪。最狠毒的是他们打不赢红军，逃走前将许多死尸故意抛露在工农群众家里，意图制造瘟疫，危害群众生命，削减苏区革命力量。果然，在1932年初，瘟疫终于爆发，富田最为严重，最为可怕。《红色中华》报道说“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寒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二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可把生命送掉”。 为迅速扑灭疫情，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讨论了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指示“由军委会的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并成立了由各级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专题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指出：“现在春天快到了，一切瘟疫很容易发生。他的传染性是非常之快而且很危险的，轻者损害人的健康，重则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这一问题如若发生或发展，不仅危害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而且要影响到阶级战争的力量损丧。”他号召全苏区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红军、医务人员一起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做预防瘟疫的卫生运动。3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二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并公布《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同时附有《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政府按照要求领导工农群众热烈地举行防疫卫生运动。
在组织领导方面，《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运动组来管理和监督本区域内的卫生防疫事项，分配卫生组长及卫生委员到群众家里宣传卫生的重要和瘟疫的危险，依照《条例》解释并指导防疫的方法。每星期或十日召集卫生委员开会，汇报工作成绩及发现的各种病症与困难问题。组织各乡村的儿童团员及少先队员进行捕蝇竞赛，十天结算一次，每月总结一次，优者由当地政府酌量给奖。对于江西灾区，中央政府内务部专门购买了一部分药品，如碘酒、痧丸、仁丹之类，派给江西灾区的指导员，可以携带少许供日常使用。非灾区之各县，则由各省苏及各县苏卫生部负责购买中西药品、石灰及捕蝇器具等交给指导员下乡时使用。
在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多都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的卫生医疗人才缺乏，卫生领导机构尚未健全，加之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等任务繁重，有的地方对卫生防疫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如江西省1932年11月在给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说：公略卫生防疫工作，虽然建立了卫生委员会，从未进行工作。在县设立的疗养所缺乏药材与人才，近来瘟疫发生而死亡者1167人。安远对于这一工作未闻谈及，如含沙区发生痢症死亡10余人……
与地方的防疫卫生工作不同，红军中卫生工作人才相对充足，卫生工作领导机构相对健全，更重要的是红军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所以，虽然一直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但红军指战员能认真贯彻党和中央政府的指令。1932年9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召开了各军团、军区、师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确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并通过了总卫生部提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了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为引起全体指战员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中革军委又在1932年10月10日颁发了“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卫生人员“要鼓起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消灭痢疾、疟疾和下腿溃疡等时症”。因此，红一方面军的各伙食单位普遍地建立了由3至5人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大力开展了卫生运动，消灭卫生死角，做到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及有刺激性的辣椒，不赤脚，不随地便溺，经常洗澡、洗衣、理发、熏蚊和大扫除。而且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还开办了卫生员训练班，经过两期的集中培训，强化了认识，提高了卫生防疫水平。受训的卫生员回到连队后，专负连上的卫生责任。这是我军在连设卫生员的开始，为开展军队基层卫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队伍不仅自己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还帮助驻地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红军每进驻一个城镇或乡村，总会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发动青年、妇女、儿童行动起来开展卫生运动，并带头搞好环境卫生，不但对群众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
破除陋习，改善环境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经过了一个逐步推进和深入的过程。因为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的山区或半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保守、长期处于农耕社会，老百姓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过着饥不择食、住不择居、节衣缩食的日子，所以不能顾及生活卫生问题，像人畜混居、天井沤肥、人死存柩择日下葬、喝生水吃冷食、吃病死畜禽等情况到处可见。不仅如此，而且农民缺少科学文化的教育机会，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迷信天命、鬼神、风水和生辰八字，甚至对新思想新事物有抵触情绪，遇病只知求神拜佛，归咎于鬼魅作祟、神祗责怪。对此，《卫生运动纲要》归纳指出：苏区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污秽和疾病的原因，一是过去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恶果;二是国民党进攻苏区时造成的污秽疾病;三是顽固守旧迷信的思想和习惯传统在工农群众的头脑内，至今没有扫除干净。这就是中央政府发出全苏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号召后遇到的深层阻力。
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依靠武装斗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場以科学民主为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所以，全面推进防疫卫生运动必须以科学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移风易俗。
1933年初，中央苏区的传染病疫情又来势汹汹，更加引起了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1月31日，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三十一次常会，决定“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决议责成内务部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大规模”意味着防疫运动是全民参与的，应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好这一工作。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3年3月颁发《卫生运动纲要》。《纲要》号召广大群众对污秽、疾病，及封建迷信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并宣传“这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医病的……是群众生活与生命的保障”。
面对严重的疫情，各级苏维埃政府深刻认识到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卫生运动纲要》的要求，组织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妇代会、赤卫军等团体，以夜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等渠道和方式，用浅显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细菌、病毒传染致病的医学原理。在宣传时不仅详细解释讲究卫生的好处，而且教给群众简易可行的卫生方法：要通光、通气、通水，要煮熟饮食、除掉污秽、剿灭苍蝇，要隔离传染病人。总卫生部还编辑出版《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讲话》等报刊，加强防疫卫生的宣传和指导。各级卫生部门也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卫生宣传工作。如在召开“二苏大会”时，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和军委卫生部专门编写了《卫生常识》赠给参会代表。这本小册子针对苏区不卫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20项防治疾病的措施，要求各参会代表“在各地作一广大而深入群众之宣传”，从而使卫生防疫的理念传播到各个根据地。 在宣传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鼓励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上，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能身体力行，带头示范。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毛泽东发现村里群众挑池塘水喝，一打听才知道村民迷信风水，认为沙洲坝干旱缺水是因为有旱龙王，不敢挖井。对于村民喝脏池塘水一事，毛泽东很是担心。这年夏秋间，毛泽东稍有空闲，就同警卫员在村前的一块空地上挖井。村民围上来，他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我可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不久水井挖好了，毛泽东亲自下到井底铺沙石、垫木炭，汩汩清泉从井底冒了上来，沙洲坝村民从此结束了喝脏塘水的历史。毛泽东为民挖井的行动，为中央苏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实行移风易俗树立了典范。
群众懂得了讲卫生的道理和好处就有了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的思想认识基础。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小组，深入到各乡村，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地订立卫生公约，规定卫生运动日，开展户与户、村与村、乡与乡、机关、部队等的卫生竞赛，优胜者贴红旗、登报表扬，有时也发物质奖励，落后者进行批评教育。这一运动在开始时常有反弹现象，因而运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卫生委员会组织卫生小组长挨家挨户检查，进行相应的奖励或批评，或者组织临时卫生突击队抽查，以推动防疫卫生运动的开展。后来经过普遍深入的宣传鼓动，广大群众能自觉行动起来了。如长冈乡的卫生运动，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详细地记载了该乡的工作开展情况：“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懈下去，五、六两月没有做，乡苏维埃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5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末大有成绩，比以前清洁了一倍。”毛泽东在指出问题时也充分肯定了其成绩，说明只要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做好防疫卫生工作;同时也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4年初，中央苏区各医院报告各地仍有痘疮、肺炎、鼠疫、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发生。为了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保障工农群众的生命安全，中央政府在“二苏大会”后通令中央一级各机关派代表一员，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该委员会于3月10日成立，贺诚任主任，分设宣传、设计、疗养、总务各科及隔离所等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便开展了以防疫为重点的卫生防疫周活动。从3月16日至22日，苏区各地军民普遍进行了卫生大清扫，疏通沟渠、灭蚊灭蝇、捕鼠毒鼠、深挖水井、禁吃塘水、修建土厕、掩埋尸体。凡有传染病人的地方，都划为疫区，禁止在疫区内开会、演戲、进行集市贸易。发现传染病人就进行隔离处理，并对病室病区消毒，以防疫情蔓延。
中央苏区的防疫卫生运动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其贯彻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为新中国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奠定了实践基础。
（责任编辑：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