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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每个人在这三十年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而几个老北京讨回私房产权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维权意识觉醒的历程。
李运达的父亲李景顺1916年生，1947年时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当时他31岁，把所有积蓄拿了出来，从一户准备迁居的业主手里买下了位于西城区学院胡同的一座有七八间房的四合院。这便有了父亲日后为了房子而颠簸的一生。
关于这座四合院，李运达就一句话：“没有比那更美的了。”
对房子美好的记忆定格于1966年8月24日。
那天，一纸告示贴到了李景顺家的门框上：限剥削阶级房产主3日内把房契交到西城区房管局，如若不交，后果自负。落款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那时的李运达20岁，已明白后果自负的严重性。
解放初，李景顺一家被划的成分是小业主，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承认李家的房地产所有权，并且颁发了新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
在闷坐了一晚之后，父亲第二天一早去交了房契。当时的情形，留在李运达印象中最深的是满屋缭绕的烟。
交房契的情景，住在鼓楼西大街的马吉昌也有记忆。他家的四合院是从明代传下来的。视房为命根子的父亲一听到要交房契，“六神无主，吓得筛糠了，面色灰白。”哆哆嗦嗦的父亲把两本房地产证交给马吉昌，让他去交。在西城区房管局，马吉昌看到：“人山人海，都是来交房地产证的，争先恐后地交，惟恐交不上。”
在1966年上交房契不久，李景顺家的八间房子就被占了六间。东南西三面全被占了，李运达和奶奶、妹妹挤在一间屋里，父母挤另一间屋。不久，房管部门来对全院进行大改造，将大房改成小房，并拆走大落地玻璃窗，砍掉院里的树。
来自北京市国土房管局的数据表明：“文革”期间，该市的51万多间私房几乎全部被政府接管，占全部住房面积的1/3以上。其中，有8.2万多间被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职工占用。
交了房子之后，李运达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了内蒙。
一去十年。1976年，李运达携着妻儿从内蒙返回。一到院门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原本熟悉的院子里全是陌生人在进进出出，四合院原来的影壁、垂花门和回廊被十多间红砖砌成的临建所遮掩，连厕所也被改成住房。因为年久失修，房顶上荒草蔓延，粗细不等的铁丝勒着丁香树，成为晾衣服的所在……
返回京城的李运达面临着无地可住的窘境。
1984年，房管所通知对文革中占用的李家的房子(所谓“标准租”，又称“文革产”)予以归还。但对李运达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的讨房过程也由此开始了。
当时有两个选择摆在李运达父亲面前：或把房子卖给房管所，或带户返还。
对于前者，李运达解释说，把房管所那些年所谓的修理费一扣，实际上还要倒找钱给房管所。而后者，则有两个条件：不准撵已有的住户，不准私自涨房租。
“那实际上就是名还实不还，因为实际上你没有支配权。”李运达说。而且当时颁布的《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的一些政策性问题》规定：“在房管部门将私房发还给房主自管时，房主与住用房屋的房客要签订租赁契约，房主拒绝签约的，暂缓发还。”
不过考虑到终究把房子收回了，李景顺一家和大多数在文革中失去自住房的人一样，选择了带户返还。不久，在按照政府的意见，与住用房屋的房客签订租赁契约之后，李景顺重新拿到—份房产证。
李运达住在厂里，爱人带着才几岁的儿子和奶奶挤一间，父母挤一间。而按照规定，对于有自住房的人来说，不能够享受单位分房待遇。
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少见。有资料显示，一直到2003年，北京的标准租私房仍有11860户。
在李景顺家的那些承租户几乎也全是穷人，因为空间的狭小总是磕磕碰碰、斗气谩骂。至于房子的破旧，就更是没人管，漏雨了铺一张毡布就解决了。
随着儿子的长大，房子的问题愈发突出。
在李运达回京之前，孙子孙媳一直是奶奶最为牵挂的人。这位幼年靠施粥棚长大的老人，年纪越大越是渴盼家人的团聚。在李运达还没回京之前，这个颠着小脚的女人就曾五次三番地去和房管所的人商量：“能不能多给我家一间房子，我家孩子回来好有个地方住。”但是，房管所的人就是不同意：“等你们家孩子回来再说!”
在李运达携妻儿回京之后，老人便将自己的床加了一块板，给孙媳和重孙子住。
当时的拥挤状况，李运达很多年后都还记忆犹新。“你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么?一张床被一棵树分开，夫妻两个要隔着树睡觉，一点也不夸张。”
一到晚上，十多平米的屋里就睡满了老少三代。一天夜里，奶奶不小心压了一下重孙子，半睡半醒的重孙子咕哝了几句“挤死了”。这一夜，奶奶就没有再睡。李运达的爱人回忆说，老人靠着床沿盘腿坐了半夜，叹气说：“哎，我给你们腾地儿。”没过几天，当家人都出去了，奶奶喝了瓶药，等到发现时已经口吐白沫。李运达和父亲一起把她送到宣武医院急救，在医院看护了3天之后，奶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奶奶走后，李运达结束了一直在厂里住的日子。
不久，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提出解决“标准租”腾退的办法：承租人另有住房的，应无条件搬出。
这一下给了李景顺信心。他下决心要把承租户腾退出去。如同祥林嫂一样，李景顺开始一遍遍的和承租户商量，一遍遍地往政府跑。最后没招儿了，他开始替那些承租户向他们单位要房。他一遍遍地往承租户的单位跑，抓住所有的机会请求那些单位的领导，尽快给这些承租户解决住房。
2003年，北京市下发文件，承诺将加快标准租腾退。
据当时媒体报道，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北京全市标准租私房已累计搬出13095户，完成了95.7％。市标准租私房督查办负责人说，作为2004年北京市政府56件实事之一的标准租私房问题，按照市政府的计划，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个别扫尾工作转由市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负责。
不仅如此，在以往拆迁过程中只补承租户的政策也得到调整，并且在2003年将原本0.11元／平米的出租价格涨到20元／平米。
到2004年，四五户承租户都搬了出去，只剩下南屋的一家。尽管李景顺再三前去做工作，双方甚至差点动武，这家就是不搬。
后来，经过明查暗访，李景顺、李运达父子发现，这家的男方单位分了一套房。
但就在南屋终于要搬出去的时候，却传来两口子离婚的消息。女方仍然要住在南屋。李家长期的压抑终于爆发，“那就是为占房的假离婚。”李运达说。李家开始了对南屋的诉讼。如此又纠缠了大半年，经过调解，在政府对南屋进行了一定的补偿之后，南屋终于同意搬出。
那是一个云开雾散的时刻。在南屋将房间腾空的那天，李景顺连喝三大杯，招呼李运达将一块块毡布铲掉，将一座小屋拆除。
2005年的正月，李运达一家终于团聚在老四合院了。
在四合院最终收回后，已经佝偻了腰的李景顺一下子开朗麻利了许多。
他主动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给李运达，用于拆掉四合院里所有后加的隔断和红砖房。还将墙壁粉刷一新，临墙的空地也种上了葡萄，再在原地将夹竹桃、喇叭花和菊花等种起来，卵石也被补上……
一个晚年的幸福梦即将实现。
2006年的5月28日，李景顺90岁生日。李运达张罗着给老人做寿。一时四世同堂。10岁的孙子鼓着腮帮子，噗的一声代爷爷吹灭了蜡烛。
房门打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家发现一伙素不相识的人，握着丈量的尺子，正在屋外的路上比比划划……
几分钟以前笼罩在欢声笑语中的客厅突然问鸦雀无声，李景顺老人一下子瘫在了切开的蛋糕旁。
不久，在胡同口，一张拆迁公告贴了出来。李家的四合院正在其中。
“明明是我家的房子，房产证都还在我手里，什么意见也不问，说拆就拆?”
之后，一系列的诉讼随着北京城的扩张延续多年。
关于私房的纠缠仍在延续，所不同的是，我的房子我做主已经成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
李运达的父亲李景顺1916年生，1947年时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当时他31岁，把所有积蓄拿了出来，从一户准备迁居的业主手里买下了位于西城区学院胡同的一座有七八间房的四合院。这便有了父亲日后为了房子而颠簸的一生。
关于这座四合院，李运达就一句话：“没有比那更美的了。”
对房子美好的记忆定格于1966年8月24日。
那天，一纸告示贴到了李景顺家的门框上：限剥削阶级房产主3日内把房契交到西城区房管局，如若不交，后果自负。落款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那时的李运达20岁，已明白后果自负的严重性。
解放初，李景顺一家被划的成分是小业主，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承认李家的房地产所有权，并且颁发了新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
在闷坐了一晚之后，父亲第二天一早去交了房契。当时的情形，留在李运达印象中最深的是满屋缭绕的烟。
交房契的情景，住在鼓楼西大街的马吉昌也有记忆。他家的四合院是从明代传下来的。视房为命根子的父亲一听到要交房契，“六神无主，吓得筛糠了，面色灰白。”哆哆嗦嗦的父亲把两本房地产证交给马吉昌，让他去交。在西城区房管局，马吉昌看到：“人山人海，都是来交房地产证的，争先恐后地交，惟恐交不上。”
在1966年上交房契不久，李景顺家的八间房子就被占了六间。东南西三面全被占了，李运达和奶奶、妹妹挤在一间屋里，父母挤另一间屋。不久，房管部门来对全院进行大改造，将大房改成小房，并拆走大落地玻璃窗，砍掉院里的树。
来自北京市国土房管局的数据表明：“文革”期间，该市的51万多间私房几乎全部被政府接管，占全部住房面积的1/3以上。其中，有8.2万多间被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职工占用。
交了房子之后，李运达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了内蒙。
一去十年。1976年，李运达携着妻儿从内蒙返回。一到院门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原本熟悉的院子里全是陌生人在进进出出，四合院原来的影壁、垂花门和回廊被十多间红砖砌成的临建所遮掩，连厕所也被改成住房。因为年久失修，房顶上荒草蔓延，粗细不等的铁丝勒着丁香树，成为晾衣服的所在……
返回京城的李运达面临着无地可住的窘境。
1984年，房管所通知对文革中占用的李家的房子(所谓“标准租”，又称“文革产”)予以归还。但对李运达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的讨房过程也由此开始了。
当时有两个选择摆在李运达父亲面前：或把房子卖给房管所，或带户返还。
对于前者，李运达解释说，把房管所那些年所谓的修理费一扣，实际上还要倒找钱给房管所。而后者，则有两个条件：不准撵已有的住户，不准私自涨房租。
“那实际上就是名还实不还，因为实际上你没有支配权。”李运达说。而且当时颁布的《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的一些政策性问题》规定：“在房管部门将私房发还给房主自管时，房主与住用房屋的房客要签订租赁契约，房主拒绝签约的，暂缓发还。”
不过考虑到终究把房子收回了，李景顺一家和大多数在文革中失去自住房的人一样，选择了带户返还。不久，在按照政府的意见，与住用房屋的房客签订租赁契约之后，李景顺重新拿到—份房产证。
李运达住在厂里，爱人带着才几岁的儿子和奶奶挤一间，父母挤一间。而按照规定，对于有自住房的人来说，不能够享受单位分房待遇。
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少见。有资料显示，一直到2003年，北京的标准租私房仍有11860户。
在李景顺家的那些承租户几乎也全是穷人，因为空间的狭小总是磕磕碰碰、斗气谩骂。至于房子的破旧，就更是没人管，漏雨了铺一张毡布就解决了。
随着儿子的长大，房子的问题愈发突出。
在李运达回京之前，孙子孙媳一直是奶奶最为牵挂的人。这位幼年靠施粥棚长大的老人，年纪越大越是渴盼家人的团聚。在李运达还没回京之前，这个颠着小脚的女人就曾五次三番地去和房管所的人商量：“能不能多给我家一间房子，我家孩子回来好有个地方住。”但是，房管所的人就是不同意：“等你们家孩子回来再说!”
在李运达携妻儿回京之后，老人便将自己的床加了一块板，给孙媳和重孙子住。
当时的拥挤状况，李运达很多年后都还记忆犹新。“你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么?一张床被一棵树分开，夫妻两个要隔着树睡觉，一点也不夸张。”
一到晚上，十多平米的屋里就睡满了老少三代。一天夜里，奶奶不小心压了一下重孙子，半睡半醒的重孙子咕哝了几句“挤死了”。这一夜，奶奶就没有再睡。李运达的爱人回忆说，老人靠着床沿盘腿坐了半夜，叹气说：“哎，我给你们腾地儿。”没过几天，当家人都出去了，奶奶喝了瓶药，等到发现时已经口吐白沫。李运达和父亲一起把她送到宣武医院急救，在医院看护了3天之后，奶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奶奶走后，李运达结束了一直在厂里住的日子。
不久，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提出解决“标准租”腾退的办法：承租人另有住房的，应无条件搬出。
这一下给了李景顺信心。他下决心要把承租户腾退出去。如同祥林嫂一样，李景顺开始一遍遍的和承租户商量，一遍遍地往政府跑。最后没招儿了，他开始替那些承租户向他们单位要房。他一遍遍地往承租户的单位跑，抓住所有的机会请求那些单位的领导，尽快给这些承租户解决住房。
2003年，北京市下发文件，承诺将加快标准租腾退。
据当时媒体报道，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北京全市标准租私房已累计搬出13095户，完成了95.7％。市标准租私房督查办负责人说，作为2004年北京市政府56件实事之一的标准租私房问题，按照市政府的计划，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个别扫尾工作转由市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负责。
不仅如此，在以往拆迁过程中只补承租户的政策也得到调整，并且在2003年将原本0.11元／平米的出租价格涨到20元／平米。
到2004年，四五户承租户都搬了出去，只剩下南屋的一家。尽管李景顺再三前去做工作，双方甚至差点动武，这家就是不搬。
后来，经过明查暗访，李景顺、李运达父子发现，这家的男方单位分了一套房。
但就在南屋终于要搬出去的时候，却传来两口子离婚的消息。女方仍然要住在南屋。李家长期的压抑终于爆发，“那就是为占房的假离婚。”李运达说。李家开始了对南屋的诉讼。如此又纠缠了大半年，经过调解，在政府对南屋进行了一定的补偿之后，南屋终于同意搬出。
那是一个云开雾散的时刻。在南屋将房间腾空的那天，李景顺连喝三大杯，招呼李运达将一块块毡布铲掉，将一座小屋拆除。
2005年的正月，李运达一家终于团聚在老四合院了。
在四合院最终收回后，已经佝偻了腰的李景顺一下子开朗麻利了许多。
他主动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给李运达，用于拆掉四合院里所有后加的隔断和红砖房。还将墙壁粉刷一新，临墙的空地也种上了葡萄，再在原地将夹竹桃、喇叭花和菊花等种起来，卵石也被补上……
一个晚年的幸福梦即将实现。
2006年的5月28日，李景顺90岁生日。李运达张罗着给老人做寿。一时四世同堂。10岁的孙子鼓着腮帮子，噗的一声代爷爷吹灭了蜡烛。
房门打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家发现一伙素不相识的人，握着丈量的尺子，正在屋外的路上比比划划……
几分钟以前笼罩在欢声笑语中的客厅突然问鸦雀无声，李景顺老人一下子瘫在了切开的蛋糕旁。
不久，在胡同口，一张拆迁公告贴了出来。李家的四合院正在其中。
“明明是我家的房子，房产证都还在我手里，什么意见也不问，说拆就拆?”
之后，一系列的诉讼随着北京城的扩张延续多年。
关于私房的纠缠仍在延续，所不同的是，我的房子我做主已经成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