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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
1909年8月3日，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出生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1岁时他回到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就学，21岁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选择外交作为终身职业。1933年他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录取考试，后又自费到了中国并任职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两年后，26岁的谢伟思被美国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派往北平任文化官员。他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变幻，与美国国内官员相比，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和感触。
1938年，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又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晚年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隔离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援华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积极救助美军飞行员。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对日作战的需要，谢伟思等人提议与控制着广大敌后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保证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能够迅速回到后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这一计划迟迟得不到实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再次转向消极。史迪威出于尽早击败日本、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对蒋的表现甚为不满。中共武装对日军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实地考察，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备忘录中，谢伟思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一项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在华莱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
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电报说：“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成员包括包瑞德武官、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
22日，观察组的专机飞抵延安。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后来，包瑞德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真正了解了延安和中共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笔者注：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在苏北着陆的另一些人穿越苏皖两省到达安全地带。还有一批人从与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为日军占领的要地)解救了美国飞行员。他们在离日军机场和碉堡咫尺之遥处安全着陆后，穿越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多达百次。不言而喻，要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中国偷偷转移是很难的，除非要穿越铁路和离日军近处。然而，事实上，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三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三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而这些白俄总是被当作潜在的日本间谍受到特别的怀疑和监视。”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我们还是引述一下他在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描述的片断：“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对毛有一种崇敬感)。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和司空见惯的胁肩谄笑、邀宠卖乖的丑态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谢伟思写道：“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谢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谢在1945年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的有关中国局势给国内的一份电报(当时，赫尔利回国述职。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中是如此阐述这样做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后来，人们在评价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时称赞道：“这些报告和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不一定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打乱了美国同亚洲关系的许多灾难。就算华盛顿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成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
然而，谢伟思对美国的忠诚却给自身带来了料想不到的灾祸。
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谢伟思再度“请缨”赴延安就地观察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和华盛顿。3月30日，谢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中共领导人还以为美国政府在收到他的报告和使馆电报后要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4月1日下午4时，谢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周恩来和朱德已先行到场。谈话彻夜进行。董必武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也来了。这是谢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
谢伟思于4月4日离开延安。他事后回忆说：“给我的命令很不明确。只说要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共领导人希望，召我回国是要向我咨询重要问题或要我参加讨论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会议。我也这样想。”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和苏联已就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战后分享在华利益以保证苏方和蒋介石合作达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已不认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倾向了主张支持蒋的赫尔利。此外，亲蒋的“院外援华集团”和极端反苏、反共的共和党右翼开始联手向民主党政府发难。4月12日，谢抵达华盛顿。这一天恰逢罗斯福逝世。气氛急转直下，对谢的归来无人问津。
此时，他偶尔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贾飞的报人。贾飞是《美亚》杂志主编。谢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贾飞阅读。谁知，这导致了一场飞来横祸。“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贾飞为苏联间谍，将其置于长期监控之下。6月6日，谢受此案牵连与包括贾飞在内的另外5人同时被捕。谢在此案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外交官和报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换信息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却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6月7日，《旧金山新闻报》的头条大标题是《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第二天，报纸进一步点名集中攻击谢伟思。头条大标题竟说：《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分裂》。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蒋矛盾的“罪魁祸首”。
逮捕行动看上去像是“反间谍”，而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贾飞等虽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此事对苏联所造成的震撼还远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边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据说为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的社论，认为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谢的被捕和受审，美国的对华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自己和蒋介石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再也无法回头。谢虽被判无罪，但在结论中留了条“尾巴”，说他“不够检点和谨慎”，无非是说逮捕他不无道理。谢在狱中挨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审。
1949年，蒋介石在自己挑起的中国内战中完全失败。美国国内的右派势力磨刀霍霍，杀向“失去中国”的“替罪羊”——国务院内的“中国通”们。谢伟思被列入“失去中国”的罪魁名单，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击。
要证明清白，洗刷罪名，必须有人为他出庭作证，但很少有人敢于冒险将头颅伸到麦卡锡主义的屠刀之下。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有终身教职，他挺身而出为谢讲话，但马上失去了原先得到允诺访问军管下的日本的机会。包瑞德上校稍许帮谢说了几句话，从此被蒋介石恨之入骨。1950年10月19日，美国参议院“忠诚安全委员会”裁决谢没有问题。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被旧事重提。这次，委员会裁决，他的忠诚“值得怀疑”，从而推翻了“忠诚安全委员会”原先的裁定。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将他开除。此后，谢一家留居纽约。谢本人总算在年过不惑时学会了一门手艺，用以养家糊口。他们在纽约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间，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
1956年，情况开始有了转机。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谢伟思诉杜勒斯(国务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弃权外都裁定谢伟思胜诉。裁定书说，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有悖于国务院自身的规定，从而无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国务院恢复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远非坦途。他开始在国务院打杂，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政府对他的中国经验毫无兴趣，而且升迁无望，他三年任满后决定提前退休，举家迁往加州伯克利。年过50的谢伟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了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博士学位(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位)。有一次，他参加在密执安大学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时见到一位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谢在攻读学位时阅读过对方的著作，于是上前说：“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谈谈，我的名字叫谢伟思。”“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位年轻教授事后说，“因为在干我们这一行人的心目中，谢伟思是一位‘圣人’。而他却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尼克松访华之际重回中国
1969年，尼克松发出了有意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回应，从而迅速导致了中美的接近和合作。1971年7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邀请40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费正清、谢伟思、戴维斯三人作证，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问题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老朋友。1971年9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谢伟思等当年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成员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重访故地。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一星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谢去追述往事。谢伟思发言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历史证明，谢伟思是对的。参议员富布赖特最后感慨地说：“我们曾把自己当成中国惟一合格的救星”，“这些在华外交官忠实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然而，他们的国家并不总是善待他们”。
1999年2月3日，谢伟思去世，终年90岁。
( 责编 韵 心 )
1909年8月3日，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出生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1岁时他回到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就学，21岁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选择外交作为终身职业。1933年他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录取考试，后又自费到了中国并任职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两年后，26岁的谢伟思被美国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派往北平任文化官员。他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变幻，与美国国内官员相比，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和感触。
1938年，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又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晚年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隔离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援华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积极救助美军飞行员。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对日作战的需要，谢伟思等人提议与控制着广大敌后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保证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能够迅速回到后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这一计划迟迟得不到实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再次转向消极。史迪威出于尽早击败日本、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对蒋的表现甚为不满。中共武装对日军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实地考察，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备忘录中，谢伟思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一项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在华莱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
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电报说：“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成员包括包瑞德武官、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
22日，观察组的专机飞抵延安。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后来，包瑞德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真正了解了延安和中共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笔者注：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在苏北着陆的另一些人穿越苏皖两省到达安全地带。还有一批人从与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为日军占领的要地)解救了美国飞行员。他们在离日军机场和碉堡咫尺之遥处安全着陆后，穿越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多达百次。不言而喻，要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中国偷偷转移是很难的，除非要穿越铁路和离日军近处。然而，事实上，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三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三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而这些白俄总是被当作潜在的日本间谍受到特别的怀疑和监视。”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我们还是引述一下他在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描述的片断：“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对毛有一种崇敬感)。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和司空见惯的胁肩谄笑、邀宠卖乖的丑态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谢伟思写道：“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谢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谢在1945年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的有关中国局势给国内的一份电报(当时，赫尔利回国述职。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中是如此阐述这样做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后来，人们在评价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时称赞道：“这些报告和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不一定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打乱了美国同亚洲关系的许多灾难。就算华盛顿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成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
然而，谢伟思对美国的忠诚却给自身带来了料想不到的灾祸。
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谢伟思再度“请缨”赴延安就地观察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和华盛顿。3月30日，谢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中共领导人还以为美国政府在收到他的报告和使馆电报后要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4月1日下午4时，谢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周恩来和朱德已先行到场。谈话彻夜进行。董必武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也来了。这是谢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
谢伟思于4月4日离开延安。他事后回忆说：“给我的命令很不明确。只说要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共领导人希望，召我回国是要向我咨询重要问题或要我参加讨论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会议。我也这样想。”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和苏联已就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战后分享在华利益以保证苏方和蒋介石合作达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已不认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倾向了主张支持蒋的赫尔利。此外，亲蒋的“院外援华集团”和极端反苏、反共的共和党右翼开始联手向民主党政府发难。4月12日，谢抵达华盛顿。这一天恰逢罗斯福逝世。气氛急转直下，对谢的归来无人问津。
此时，他偶尔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贾飞的报人。贾飞是《美亚》杂志主编。谢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贾飞阅读。谁知，这导致了一场飞来横祸。“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贾飞为苏联间谍，将其置于长期监控之下。6月6日，谢受此案牵连与包括贾飞在内的另外5人同时被捕。谢在此案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外交官和报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换信息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却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6月7日，《旧金山新闻报》的头条大标题是《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第二天，报纸进一步点名集中攻击谢伟思。头条大标题竟说：《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分裂》。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蒋矛盾的“罪魁祸首”。
逮捕行动看上去像是“反间谍”，而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贾飞等虽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此事对苏联所造成的震撼还远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边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据说为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的社论，认为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谢的被捕和受审，美国的对华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自己和蒋介石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再也无法回头。谢虽被判无罪，但在结论中留了条“尾巴”，说他“不够检点和谨慎”，无非是说逮捕他不无道理。谢在狱中挨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审。
1949年，蒋介石在自己挑起的中国内战中完全失败。美国国内的右派势力磨刀霍霍，杀向“失去中国”的“替罪羊”——国务院内的“中国通”们。谢伟思被列入“失去中国”的罪魁名单，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击。
要证明清白，洗刷罪名，必须有人为他出庭作证，但很少有人敢于冒险将头颅伸到麦卡锡主义的屠刀之下。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有终身教职，他挺身而出为谢讲话，但马上失去了原先得到允诺访问军管下的日本的机会。包瑞德上校稍许帮谢说了几句话，从此被蒋介石恨之入骨。1950年10月19日，美国参议院“忠诚安全委员会”裁决谢没有问题。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被旧事重提。这次，委员会裁决，他的忠诚“值得怀疑”，从而推翻了“忠诚安全委员会”原先的裁定。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将他开除。此后，谢一家留居纽约。谢本人总算在年过不惑时学会了一门手艺，用以养家糊口。他们在纽约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间，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
1956年，情况开始有了转机。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谢伟思诉杜勒斯(国务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弃权外都裁定谢伟思胜诉。裁定书说，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有悖于国务院自身的规定，从而无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国务院恢复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远非坦途。他开始在国务院打杂，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政府对他的中国经验毫无兴趣，而且升迁无望，他三年任满后决定提前退休，举家迁往加州伯克利。年过50的谢伟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了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博士学位(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位)。有一次，他参加在密执安大学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时见到一位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谢在攻读学位时阅读过对方的著作，于是上前说：“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谈谈，我的名字叫谢伟思。”“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位年轻教授事后说，“因为在干我们这一行人的心目中，谢伟思是一位‘圣人’。而他却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尼克松访华之际重回中国
1969年，尼克松发出了有意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回应，从而迅速导致了中美的接近和合作。1971年7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邀请40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费正清、谢伟思、戴维斯三人作证，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问题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老朋友。1971年9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谢伟思等当年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成员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重访故地。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一星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谢去追述往事。谢伟思发言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历史证明，谢伟思是对的。参议员富布赖特最后感慨地说：“我们曾把自己当成中国惟一合格的救星”，“这些在华外交官忠实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然而，他们的国家并不总是善待他们”。
1999年2月3日，谢伟思去世，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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