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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
纷争双方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授意对方以某种有利可图的条件来交换,以平息纷争为诱饵,让对方逃避法律追究和道德谴责,这样的“私了”行为一旦被滥用,表现上看似乎矛盾纠纷已经化解,事态已经平息,但实质上这是在逃避法律,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只有对滥用“私了”行为加以预防,才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人们才会更加守法,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昆明市某中学老师程先生应朋友之邀小聚,餐桌上一北方女士为显豪气,大口喝酒,最终不省人事,醉倒在餐桌上。女士的朋友知道后,以为是“臭男人”灌其女友所致,遂邀十余人乘宝马等豪车赶到,对饭局上的人大打出手,将程先生打致轻伤(法医鉴定)。110接警赶来后带回警局处理,打人者当晚赔礼道歉,并将程先生送到医院医治,垫付了医药费。由于构成轻伤,程先生欲起诉对方,但警方人员劝其要对方给予经济补偿了事,称取证困难,诉讼时间长,能不能判对方刑还是未知数,即使判个缓刑也没有多在意义,不如拿钱走人。最后多次谈判,对方赔偿了一笔钱了事,像这样的“私了”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私了”是指纷争双方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授意对方以某种有利可图的条件来交换,以平息纷争为诱饵,让对方逃避法律追究和道德谴责的这样一种行为。一些不太严重的纠纷,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私了”,其弊就明显大于其利,甚至容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障碍。
“私了”的类型及其特点
家庭型“私了”。这种类型以维护家庭经济和家庭名誉为落脚点,实际上是一种道义上的良心发现。如故意伤害行为发生后,行为人会以求情的态度去迎合受害人,通过支付部分医药费,对受害人给予安慰。而受害人也碍于情面,挨了打也不告发。
个人型“私了”。这种类型一般发生在特定的场合,行为结果的发生会影响着个人在公众中的声誉。如强奸,本来是对妇女儿童性权利的侵犯,行为人依仗某种特权或某种势力,使受害人不敢告发;同时受害人也担心个人的名誉受损,害怕在社会上招来非议。因此,行为人实施行为后,为不让受害人告发,给受害人一定经济补偿作抚慰,而受害人只好带着创伤的心灵生活,这类型尤其是幼女被强奸显得尤为突出。
公众型“私了”。体现在维护其整体和集团利益上,因群众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如打群架,组与组、村与村之间因某种利益引发纠纷,这类型的纠纷一般双方同时存在“行为人”与“受害人”。因此,双方认为事态已经“扯平”,没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组织型“私了”。这类型存在着对一种职权利益的维护,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组织者为维护某种职权利益,应作为而不作为。他们往往轻信矛盾可以避免或事态不会再扩大而静观其变,这纯属一种消极的处理状态。因此,双方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矛盾处于休眠状态,有可能还会一触即发。
“私了”产生的原因
“私了”现象的存在,有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上,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纠纷出现后,在寻求解决途径中怕麻烦,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认为执法部门处理纠纷都以支付金钱作为前提,怕纠纷处理下来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如当事人拿到法院判决或裁定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执行,权利人就产生“当初不该通过法律进行解决”的后悔心理。有的当事人还不相信执法部门的能力,怀疑处理纠纷的公平性,因而另辟蹊径寻求“私了”的解决途径。
客观上,执法环境欠佳。可以说,能够“私了”的案件,大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范的范围。然而一些地方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出现该处不处、该罚不罚的现象。一些基层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从司法实践来看,“私了”大部分发生在农村,一些村级组织调解不健全,有的组织虽然成立了,但不能履行职责,他们连基本的调解程序都不掌握,一些基层组织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标,机械地把“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组,丑事不出门”的规则当成处理纷争的法则,纠纷处理过于简单,一些偏远地方还用“寨老训话”的方式来调解纠纷。“不痛不痒”的处理令当事人觉得不如“私了”合算。
滥用“私了”行为的弊端
“私了”行为一旦被滥用,表现上看似乎矛盾纠纷已化解,事态已经平息,但实质上还是在逃避法律,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法治的良知受抨击。社会主义法治的良知,也是法治的初衷,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确立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私了”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往往会扮演“假面孔”的角色,表面上矛盾纠纷已经处理,实质上矛盾还愈演愈烈,这与法治的良知背道而驰。
“私了”并不利于稳定。“私了”现象所产生的后果,从表面上看似乎稳定,但实质上存在着矛盾冲突无规范性解决的状况。“私了”的过程会有很多不熟悉法规的人参与,他们或凭着哥们义气,或凭经验办事,难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随时都会引发事端,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执法行为的规避。执法行为是法律规定解决争议的一种渠道,有治安处罚、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判决等,从执法行为启动开始,都有一套严密调解的程序,离开了这个程序就是执法行为违法。很多“私了”行为都打乱了这种程序,在无序状态下做出的处理结果,眼前看似平静,隔一段时间纠纷往往再起,到时当事人想从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已过诉讼时效。
对执法部门的轻视。“私了”是当事人在对自己的纠纷感到无法解决或认为执法部门无能力解决的情况下寻求的途径。信任执法部门,是因为执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能做到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及时,案结事了。不信任执法部门,是因为执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不能公平、公正、公开、及时、抑或存在乱收费以及存在“生、冷、硬、横、推、拖”的现象。种种情况表明,当事双方就是因为不信任占上风才“私了”的。
对滥用“私了”行为的预防
如上所述,“私了”行为被滥用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必须加以预防。
提高效率,创造良好法制环境。宪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公安机关力求做到快立、快侦、快捕。对不构成犯罪的,该治安处罚就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该报捕就尽快报捕。检察机关要尽快批捕,尽快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要快立、快审、快执行。对民事案件要以“定纷止争、胜败皆明”为目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健全基层组织,加大调解功能。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要充分发挥其调查、协调、调解职能,通过“情、理、法”的开导,让当事人自愿在有关组织的主持下参与合作、有效的调解。通过调解,让当事人彻底从心灵上消除矛盾,化解一切恩怨,达到和睦相处的目标。
学法用法守法,维护合法权益。法治的国度,不仅要求官员依法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动员全民学法、用法,从而达到人人守法的目的。通过学法,可以使公民懂得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法律要求自己履行的义务。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分割时,知道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不合法的处理途径不仅矛盾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助长歪风邪气。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加大普法力度,普法重心应放在基层,放在个人。只有人人知法、懂法、用法,遇事就会想到法律,人们就会更加守法,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责任编辑:字如方
纷争双方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授意对方以某种有利可图的条件来交换,以平息纷争为诱饵,让对方逃避法律追究和道德谴责,这样的“私了”行为一旦被滥用,表现上看似乎矛盾纠纷已经化解,事态已经平息,但实质上这是在逃避法律,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只有对滥用“私了”行为加以预防,才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人们才会更加守法,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昆明市某中学老师程先生应朋友之邀小聚,餐桌上一北方女士为显豪气,大口喝酒,最终不省人事,醉倒在餐桌上。女士的朋友知道后,以为是“臭男人”灌其女友所致,遂邀十余人乘宝马等豪车赶到,对饭局上的人大打出手,将程先生打致轻伤(法医鉴定)。110接警赶来后带回警局处理,打人者当晚赔礼道歉,并将程先生送到医院医治,垫付了医药费。由于构成轻伤,程先生欲起诉对方,但警方人员劝其要对方给予经济补偿了事,称取证困难,诉讼时间长,能不能判对方刑还是未知数,即使判个缓刑也没有多在意义,不如拿钱走人。最后多次谈判,对方赔偿了一笔钱了事,像这样的“私了”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私了”是指纷争双方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授意对方以某种有利可图的条件来交换,以平息纷争为诱饵,让对方逃避法律追究和道德谴责的这样一种行为。一些不太严重的纠纷,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私了”,其弊就明显大于其利,甚至容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障碍。
“私了”的类型及其特点
家庭型“私了”。这种类型以维护家庭经济和家庭名誉为落脚点,实际上是一种道义上的良心发现。如故意伤害行为发生后,行为人会以求情的态度去迎合受害人,通过支付部分医药费,对受害人给予安慰。而受害人也碍于情面,挨了打也不告发。
个人型“私了”。这种类型一般发生在特定的场合,行为结果的发生会影响着个人在公众中的声誉。如强奸,本来是对妇女儿童性权利的侵犯,行为人依仗某种特权或某种势力,使受害人不敢告发;同时受害人也担心个人的名誉受损,害怕在社会上招来非议。因此,行为人实施行为后,为不让受害人告发,给受害人一定经济补偿作抚慰,而受害人只好带着创伤的心灵生活,这类型尤其是幼女被强奸显得尤为突出。
公众型“私了”。体现在维护其整体和集团利益上,因群众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如打群架,组与组、村与村之间因某种利益引发纠纷,这类型的纠纷一般双方同时存在“行为人”与“受害人”。因此,双方认为事态已经“扯平”,没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组织型“私了”。这类型存在着对一种职权利益的维护,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组织者为维护某种职权利益,应作为而不作为。他们往往轻信矛盾可以避免或事态不会再扩大而静观其变,这纯属一种消极的处理状态。因此,双方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矛盾处于休眠状态,有可能还会一触即发。
“私了”产生的原因
“私了”现象的存在,有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上,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纠纷出现后,在寻求解决途径中怕麻烦,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认为执法部门处理纠纷都以支付金钱作为前提,怕纠纷处理下来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如当事人拿到法院判决或裁定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执行,权利人就产生“当初不该通过法律进行解决”的后悔心理。有的当事人还不相信执法部门的能力,怀疑处理纠纷的公平性,因而另辟蹊径寻求“私了”的解决途径。
客观上,执法环境欠佳。可以说,能够“私了”的案件,大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范的范围。然而一些地方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出现该处不处、该罚不罚的现象。一些基层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从司法实践来看,“私了”大部分发生在农村,一些村级组织调解不健全,有的组织虽然成立了,但不能履行职责,他们连基本的调解程序都不掌握,一些基层组织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标,机械地把“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组,丑事不出门”的规则当成处理纷争的法则,纠纷处理过于简单,一些偏远地方还用“寨老训话”的方式来调解纠纷。“不痛不痒”的处理令当事人觉得不如“私了”合算。
滥用“私了”行为的弊端
“私了”行为一旦被滥用,表现上看似乎矛盾纠纷已化解,事态已经平息,但实质上还是在逃避法律,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法治的良知受抨击。社会主义法治的良知,也是法治的初衷,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确立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私了”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往往会扮演“假面孔”的角色,表面上矛盾纠纷已经处理,实质上矛盾还愈演愈烈,这与法治的良知背道而驰。
“私了”并不利于稳定。“私了”现象所产生的后果,从表面上看似乎稳定,但实质上存在着矛盾冲突无规范性解决的状况。“私了”的过程会有很多不熟悉法规的人参与,他们或凭着哥们义气,或凭经验办事,难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随时都会引发事端,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执法行为的规避。执法行为是法律规定解决争议的一种渠道,有治安处罚、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判决等,从执法行为启动开始,都有一套严密调解的程序,离开了这个程序就是执法行为违法。很多“私了”行为都打乱了这种程序,在无序状态下做出的处理结果,眼前看似平静,隔一段时间纠纷往往再起,到时当事人想从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已过诉讼时效。
对执法部门的轻视。“私了”是当事人在对自己的纠纷感到无法解决或认为执法部门无能力解决的情况下寻求的途径。信任执法部门,是因为执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能做到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及时,案结事了。不信任执法部门,是因为执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不能公平、公正、公开、及时、抑或存在乱收费以及存在“生、冷、硬、横、推、拖”的现象。种种情况表明,当事双方就是因为不信任占上风才“私了”的。
对滥用“私了”行为的预防
如上所述,“私了”行为被滥用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必须加以预防。
提高效率,创造良好法制环境。宪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公安机关力求做到快立、快侦、快捕。对不构成犯罪的,该治安处罚就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该报捕就尽快报捕。检察机关要尽快批捕,尽快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要快立、快审、快执行。对民事案件要以“定纷止争、胜败皆明”为目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健全基层组织,加大调解功能。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要充分发挥其调查、协调、调解职能,通过“情、理、法”的开导,让当事人自愿在有关组织的主持下参与合作、有效的调解。通过调解,让当事人彻底从心灵上消除矛盾,化解一切恩怨,达到和睦相处的目标。
学法用法守法,维护合法权益。法治的国度,不仅要求官员依法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动员全民学法、用法,从而达到人人守法的目的。通过学法,可以使公民懂得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法律要求自己履行的义务。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分割时,知道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不合法的处理途径不仅矛盾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助长歪风邪气。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加大普法力度,普法重心应放在基层,放在个人。只有人人知法、懂法、用法,遇事就会想到法律,人们就会更加守法,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责任编辑:字如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