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时有地方官员辞职的新闻曝出，他们中既有位高权重的市县“一把手”，也有前途光明的“政坛新星”，他们辞官的原因和选择的道路也都不尽相同，但每次都能在官场引发不小的震动，其间夹杂着舆论的种种疑惑和猜测，更让这个群体蒙上一层神秘色彩。那些辞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官员？从他们的个案中，能否折射出一些共性问题和时代潮流？
　　通过《决策》的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给辞职的地方官进行一个素描：他们中大部分是40岁左右的县处级干部，年富力强、能力超群，而且大都来自东部发达地区，他们辞职后大部分去企业当了高管，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但这样的概括并不能描述出整个辞官群体，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尤为值得关注。
　　厅官辞职的
　　新“50岁现象”
　　过去一些官员下海，要么是刚进入不久，要么临近退休；要么身处闲职，要么是晋升无望。而近两年来下海的官员，不少是厅级干部，他们的辞官格外惹人瞩目。
　　根据《决策》的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厅官占辞职地方官的比例达到19.4%，仅上海今年就有3位厅官辞职。
　　在地方行政级别序列中，厅官可以算是“位高权重”。普通公务员从乡科级升至厅局级，需要跨越5级台阶，其所占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可谓凤毛麟角。厅官辞职在过去非常罕见，而如今却成了一种现象。 　　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冒惠萍曾做了近12年的老师。2002年，她通过公开选拔成为一名公务员。“当时我非常向往这份职业，因为公务员社会地位高，收入也比我之前做教师高。”冒惠萍说。
　　冒惠萍先后任职县妇联副主席、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她曾多次被东海县委、县政府授予“富强发展功臣”称号，以及被评为重大项目推进先进个人。辞职前，她是东海县19个乡镇中唯一一个女性党委书记，而且刚被连云港市委组织部确定为县处级后备干部。
　　“官员辞职下海不是谁都可以的，要是没能力，人家企业也不会要。”在熟悉冒惠萍的人看来，她很干练，个人能力也很强，她下海主要凭借其自身足够优秀。冒惠萍自己也澄清说，她没有任何背景，“出了东海县，我也没有任何人脉可言”。
　　“水性好”的官员，在企业看来确实是难得的人才。“挖墙脚”的海润光伏董事长杨怀进就表示，为了把海润光伏建成千亿市值的公司，他需要一支精干又有能力的管理团队，而海润光伏看中的，正是冒惠萍在基层从政的经验，“冒书记在基层做了十几年干部，这样接地气的人是能解决问题的。况且，如果她没有能力，也不会在连云港市这么快得到提拔。”
　　冒惠萍自己则认为，她是一个“喜欢迎接挑战”的人，“在目前经济处于下行态势的情况下，留在体制内其实是最安全的。但是我想走出体制，迎难而上，证明一下我自己。”
　　换种活法：
　　另类官员的舍与得
　　今年5月，一封“诗一般的辞职信”在网上迅速走红，一天的点击阅读量就超过了20万人次。不仅因为信的内容文采飞扬，更因为信出自湖北恩施州纪委研究法规室主任孙涌，一个37岁的副县级纪检干部。
　　孙涌在信中运用了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诸如“并无困扰不适之叹，反有轻松解脱之感”、“既无求田问舍之经营，亦少觥筹交错之纷扰”等，生动阐释了他辞职的前因后果。
　　2001年大学毕业后，孙涌通过公开招考，成为恩施州首批面向高校招考的公务员。2012年，孙涌参加恩施州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考试，并最终杀出重围竞聘成功。“能够从几百上千人中脱颖而出，这说明孙涌非常优秀。”但出人意料的是，仅仅3年后，他会以这种方式离开。
　　当人们都在为孙涌的才情折服、为他的辞官惋惜时，很少有人能体会出，他对官场的种种不适应。
　　虽然是副县级官员，但孙涌说，他所做的“无非写写画画之事”、“久事笔砚文牍之间而无所用事”。而且他的性格“生性简约清净、低调淡泊，不善交游、不事产业”、“不擅评功摆好、叫苦喊累”，这让他在官场常常感到“格格不入之窘迫，觉得自己本事小、不会混”。
　　孙涌的辞职信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浙江平阳县副县长周慧，他的辞职感言同样感人至深。他们年龄相近，都极具才华、仕途看好，但都因为不适应官场的“陈规陋习”，而想要换种活法，“我想要的是自由，是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根据《决策》的统计，像孙涌、周慧这样的“另类官员”辞职，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今年7月，无锡市北塘区副区长顾建伟辞职去开咖啡馆，这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家人也强烈反对，争论中家人甚至拍碎了玻璃餐桌，但熟悉顾建伟的同事却并不觉得意外。
　　“2012年到北塘区当副区长，我就非常明确最终会离开。”促使他离开的，也正是因为个性不适应官场，“我其实是一个喜欢做事但不怎么擅长揣摩他人心思的人，在体制内的一路成长有很大的偶然性。”
　　顾建伟说话直接、坦率，不喜欢废话太多，自称有“社交恐惧症”，“我会对低效的沟通不礼貌，进而会对自己的不礼貌行为感到恐惧。我应付不了寒暄，我希望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表达的，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浪费生命”。说话非常生硬，不愿周旋，甚至“很清高”，这样的个性在官场无疑很另类。
　　今年年满40的顾建伟，觉得“合适的时机”到了，因为“到了40岁，四十不惑，想换个活法，重新开始。”
　　辞职后，顾建伟也并不是单纯地开一个咖啡馆，而是一个创业咖啡沙龙，他同时是无锡创客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要做的是打造无锡创新创业的生态圈。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分管招商引资、企业服务、投融资等等，现在出来做，还是做招商引资、投融资，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
　　对于顾建伟们来说，辞官并没有舍弃，甚至称不上是种选择，因为“开心和喜欢应该成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闯一闯：
　　年轻官员的青春与梦想
　　与顾建伟们厌倦了官场生活不一样，一些年轻官员辞职，则是因为按捺不住内心创业的激情，他们想过一种更有激情、更能彰显自身价值的生活。在《决策》的统计中，这样的年轻官员占辞职官员的比例近10%。
　　今年5月，年仅30岁的黄艳辞去湖北秭归县人社局副局长的官职，“85后美女副局长辞职找工作”的新闻轰动一时。1985年出生的黄艳是湖南人，2010年硕士毕业后，通过公开招聘考试直接当上了副局长。
　　5年的官场生活，让初出茅庐的黄艳改变了很多。刚上任时，黄艳才25岁，连人社局的具体职能都不太明晰，会上不敢发言，与人交流时谈吐羞涩，“极不熟悉官场生态”。
　　一次，黄艳与人社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负责人见面，对方笑脸相迎，黄艳直呼对方名字，准备握手。未想，对方脸上一变，把手收了回去，“呵呵”道：“这个名字叫得好”。周围的人也都尴尬一笑。
　　后来她才意识到，官场讲究“论资排辈”，吃饭时，坐在哪，说什么话，都有讲究。而且察言观色尤为重要，比如在开会表达意见时，都要特别注意辨别周边人呼吸声的轻重，以此甄别其意见，“有时候呼吸声比发言本身还要真实”。
　　当了5年的“副局长”，黄艳有了蜕变，她已经习惯处于一种“端着”的状态。“但这并不是缺点。”在黄艳看来，说白了就是一种职业习惯，让她的感知更为敏锐，更能了解身边人的需求，也让她有了更好的控制力。
　　刚适应官场的黄艳为何又选择离开？最直接的原因，是基层公务员待遇低，晋升途径狭窄。黄艳说，她一个月的工资2000多，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大概是五、六万，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对于这些问题，过去很多人也都曾表示不满，但像黄艳这样敢于辞职的却很少。在黄艳看来，与其埋怨工作环境，不如自行走出这个圈子，“既然不满足，想创造，干嘛不出来，自我转型？我愿意当个转型的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黄艳并不是先想好出路再辞职，而是辞职后再四处投简历，重新找工作。这也体现出如今的年轻官员，不同以往、敢作敢为的特点。
　　和黄艳一样，同是湖南人的刘涛也辞去了官职，只是刘涛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北京大学毕业的刘涛，31岁就成为临澧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但2年后他就辞职了。因为他在临澧县工作期间，在分管的乡镇做了一些农村问题调研后，发现农村日益破败，这让他忧心不已。
　　“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时间等不来的，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不要说30年，再过五年十年就真没人了。”刘涛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带领农民种植猕猴桃。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逐渐改变山村的面貌，带动乡亲们致富。
　　“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官员辞职通常都会引来舆论的疑惑和猜测，但刘涛却得到了人们的一致“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