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收稿日期]20100319
[基金项目] 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学分制下高校学业考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陕教高〔2007〕68号)
[作者简介]田建荣(1964),男,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和考试理论研究。
[摘 要]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微,认为高校学业考试作弊是学校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以追求分数为表象,以追逐位置和争夺资本为目的的主动“求生”策略,他们用异常的方式表达了对教育教学公平的渴望。而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对学生“超越”和偏离学校规章制度负有责任,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当然,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中考试功能的畸变以及文化传统中重视考试的教育价值取向也隐含了高校教育逐渐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对其防治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和长期性的过程。
[关键词]学业考试作弊;场域;学历社会;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3009205
考试作弊现象源远流长,它伴随着考试制度的诞生而出现。当今,学业考试作弊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校园里一种频频发生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正常的教育规律,背离了考试目的,影响了教学质量评估的可靠性及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危及整个学校良好学风和校风的形成,助长了学生不良习气的养成。本文试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析产生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原因,以期获得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学生:以分数争夺“场域”中的位置与资本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不断地展开彼此间的博弈和争夺,“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1]。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力图对各种资本和权力进行垄断,并强加一种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在各种场域之中不断地对场域规则进行内化,进而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使自己与场域规则协调一致,从而能在被场域物理空间容纳的同时,进入到其意义场域之中。在学校场域中,学生一进入学校,就从教师、家长那里体会到一个通用的准则:考试成绩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学生也切实感受到,考试成绩关涉奖学金、各类单项奖的评定,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的评选,学位的授予,研究生的保送,入党问题的考察,等等,一大堆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无不牵涉到学业考试成绩。当分数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严重挂钩,并被扭曲为衡量学生的核心杠杆时,学生的学习领域也变得世俗和功利起来。
在学校,学生考试分数如何,首先决定着他们在班级场域中位置的高低和享受有限资源的多寡。在班级场域中,好成绩拥有者大约等于强势群体,那些考试成绩差的学生相应地就成了弱势群体,后者属于班级场域中资源的较少拥有者。弱势地位的学生或感觉到自己即将被置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避免被清除在场外,“他们在遵守场域的入场规则的同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采取行动,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甚至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2]。出于对班级中有限资源的争夺,他们不会放弃每一个可利用的机遇来增加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于是作弊行为如影随形,同考试相生相伴。学生通过这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赢得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认可、家长的满意,扩大自己在班级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资本,在存在于班级场域的物理空间的同时,进入更具有实质性质的意义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业考试作弊,是学生为了获得班级中某一位置而采取的手段,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而采取的行动,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主动寻求生存的策略。也就是说,学生的这种位置追逐和资本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公平的缺失以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当我们慨叹学生的作弊行为时,应当心平气和地反思日常教育行为是否曾经有意无意地将本来就少有资本的学生置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事实上,透过作弊学生的行为,不仅可以看出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无奈和抗争,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对生存策略的主动寻求和体验。
二、学校: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
社会偏离理论认为,由于规范的僵化和个人的主观因素等原因会导致个人偏离社会,即超越社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去行动。制度和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保守性,规范总是落后于行为的变化。当规范成为限制人们行动的僵化模式、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时,人们就会冲破规范的束缚去行动,就会导致人们的越轨行为。错误理念指导下的僵化了的制度规范其危害性更大,也更容易诱发人的越轨行为。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特别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虽然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管理,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但是目前仍未能建立起科学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生综合能力及素质考核评价体系。为了简化工作,保持评价的“客观公正”,许多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分数高就是“硬道理”,结果造成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简化为学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可以反映学生的能力,但反映的只是一部分能力,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素质。过分迷信考试,一份期末试卷成绩就成为评判学生在整个学期所付全部努力的唯一标准,这既不真实,也难以使学生信服。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对学生作弊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学校一切以分数论,成绩好的学生总是倍受青睐;有些学校甚至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任课教师的业绩、评聘、声名相挂钩;社会用人单位也只知道考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把学业成绩作为衡量人才的硬指标。当分数成为评价学生最有力的武器时,考分无疑被学生视为“命根”。考试一旦和学生(教师)的诸多利益挂靠,考试的反作弊力度将被削弱。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也反映了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高等学校学业成绩考试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教育中的许多职能正是因为有了考试而得到充分发挥”[3]。然而,考试是一把利弊兼具的锋利的“双刃剑”,在考试正面功能充分发挥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日渐显著。“人们深知考试具有不少消极的影响,但却无法取消考试”,“正确的做法不应是取消考试,而应不断对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加以更新和改革”[4]。但是,“我国高校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业考试的改革和职能发挥,教学中存在考试内容陈旧、考试形式与方法单一、考试后无反馈等问题”[5]。尤其是在准确评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后所形成的能力、素质,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方面,目前的考试方式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考试的形式及试题的类型,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会引起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在功利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每次学业考试中学生、教师都特别关心能否顺利通过。尤其是学生,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取得学分以及其他众多利益。作为教师,既要遵从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以便年终考核时能顺利通过,又要迎合学生,以便在“学生评教”中能顺利过关,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固守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考试方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降低考试及格的要求,以便使学校和学生两方面都满意,于是形成了一个“教师讲笔记,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考试怪圈。显然,这种检测方式是达不到评定学生真实学习水平目的的,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是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反映了高校教育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现象。当前的高校学业考试,正如布迪厄所言,“考试的逻辑在‘被录取者’和‘被淘汰者’之间,更加戏剧性的是,在会考的最后一名录取者和最前面一名淘汰者之间造成了绝对的不连续性”[6]。按学业成绩分等级区别对待学生,使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均等,造成学生群体的两极分化,这已严重背离了教育为“人”的目的,违背了教育公平的理念,也诱发了考试作弊行为。“教育不仅仅要使人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使人学会做人(to be)”[7],而这个“人”不是千方百计获取高分的人。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是高校教育异化的表现,还进一步加重了高等教育异化的深度。
三、学历社会、考试社会:考试功能的畸变
无论是学生的学习领域变得世俗功利,还是高等学校的急功近利,无不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之下,社会的用人价值取向——考试成为一个“标杆”,文凭已是工作定向、职称提升和收入提高的敲门砖,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凭唯上”观念,潜移默化地指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学历、文凭的心态和倾向,即“学历社会”、“学历主义”。
学历社会“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用标准化、客观化的手段选拔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但学历社会也带来了应试教育、功利教育、高学历消费等诸多弊端”[8]。学历社会的产生既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教育大发展有关,也与人们争夺身份地位、权力和财富有关。当今社会,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提升阶层地位的措施和流动渠道,诱使各个群体竭尽所能地为教育投资,让他们的子女拼命追求高学历,千方百计进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流大学、一流企业……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和人们的受教育热情,“学历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制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以考试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指标。在就业市场上,许多用人单位也明确标出“专业排名前10%”、“获专业奖学金”等录用条件。大学生就业上,分数可以决定其前途和命运,这就造成了学校为追求数量和效益,单方面抓学习成绩;学生为了在将来的求职市场上居于有利位置,想尽千方百计获取高分。时下教育目标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简单化为获得学历、文凭的“敲门砖”,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校园里“考证风”盛行,“逃学为上课”(逃思政课,上外语、计算机课)现象到处可见。功利性过重导致的直接后果还从根本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积极性,使学习成为一件被迫去做的痛苦的事情,使学校教育距离其本意越行越远,高校学业考试的功能也发生了畸变。学历社会下,教育的目的从旨在获得职业与生活所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转变成旨在获得高地位的职业,文凭成为社会的最重要的通行证,考试作为选拔和获得文凭的主要手段普遍存在于并指挥教育过程,成绩或分数在教育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样,很容易产生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大量被迫为考试而学习的厌学者乃至舞弊者。
诚然,考试是现代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考试社会也有其利弊优劣,“当考试成为社会的轴心时,如果利用得当,考试社会将成为一个竞争公平有序和资源高效配置的社会。但如若将考试的选拔功能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便也可能将考试异化为社会等级划分的帮凶,将参加考试的人异化为一部迷失自我、缺乏灵性的‘考试机器’,考试社会也因此可能偏离正常轨道,走入一个盲目竞争的死胡同”[9]。考试背后隐含的是选拔贤能、能力本位的思想,因而当前的考试主要采取知识为主的质量评价标准。高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非严格遵循知识形成能力素质,进而形成质量,并以此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理性逻辑,而是“逐渐地走上了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高等教育已逐渐异化为一部分特定群体(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大学生特殊群体)获取社会‘垄断利润’的工具或手段”[10]。同时,考试功能也发生了畸变,表现为部分功能萎缩,部分功能夸大。学业考试本是检查学生德才学识、能力水平状况的一种方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考试的推动功能、评价测量功能被片面弱化,而其选拔功能则被片面强化,考试几乎成为检测一个人具备某种资格和能力的惟一手段。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必然在考试的过程中选择舞弊。
四、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考察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隐藏在学生、学校、社会背后那支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文化因素对社会、教育以及个人的影响是巨大、持久的。传统无可选择,正如历史无可选择一样。一个人从出生之始就要受到文化传统的包围。与人类置身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类似,教育也要受制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顽强的、复杂的,就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而言,我国文化传统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考试的传统。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比较之后的历史选择。“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11]。科举制虽早在190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科举传统并没有因为此后的政治批判和社会运动而完全销声匿迹,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周围”[12],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仍旧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存在于社会和教育领域的学历主义、片面追求升学率、“状元情结”正是“科举幽灵”的现代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而且基本形成了把考试结果作为教育机会获取和职业准入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作为职业升迁的重要乃至唯一参考,民众因此形成了强烈而浓厚的“考试情结”,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
其二,教育的功名化价值取向。我国一直被认为是重视教育的国家,特别是受科举取士以考促学的推动,中国古代形成了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现今,读书至上的风气也并未改变。然而,我国的教育,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凝结了深重的功名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扭曲了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质量观。特别是求学与功名利禄的直接挂钩,在全社会造就了“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如今在教育系统内部,“以考试为重,以考分为重”的观念根深蒂固,仍然有许多人、许多学校把能否培养“名人”、“尖子”作为判断教育价值的基本尺度,人们普遍认为好成绩才能有好前途。学生自己也希望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长,为自己扬眉。他们由于担负着太多的希望,承载着太重的压力,尤其是当他们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因成绩不同而得到的待遇差异时,心理难免失衡,行为也难免出现偏差。
其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特征。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特点在于注意整体与过程,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传统教育中统一的人才观。在大一统专制的巨大力量下,这种整体性思维、统一的人才观延续至今,致使人们在思考、认识教育的过程中,不能设计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教育目标,而仅仅以“圣人”“全面发展”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人才观决定考试观,注重整体、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模式导致教育多采用僵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偏好搞“一刀切”,如统一教学形式、统一考试、统一答案,给人才培养造成极大的不利。统一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对象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统一的标准考试要求大学生采取相同的学习方式,忽略了学生学习的差异性,导致部分学生厌学、厌考,应付考试。
其四,求稳喜静、注重传统的心理。客观自然环境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艰苦的生活使得中国人具有极强的韧性和耐心,加之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状态相对停滞,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民族求稳喜静的性格和注重传统的心理。“以老为宝”的价值取向与浓重的权威化价值观念的锻压下,传统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师生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注重适应的印记。当代高校教育强调对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人士,对于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都越来越强调,而这种“适应”却被很多学生所误解。适应是具有选择性的,对那些腐朽丑恶的社会行为和现象,不仅不能去适应,而且要坚决地进行批判和改造。面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过多而盲目地强调对社会的适应,使学生从以前的谴责逐渐转向“适应”,这是有大问题的。一旦学生形成了与不良社会行为相适应的人格特征,作弊这一明显并非单纯的教育现象便拥有了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生长空间。
总之,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不仅是学生、学校、社会功利化倾向的结果,而且深受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单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存在有着极其深厚、复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始终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及人们的高等教育意识还不足以为消灭作弊提供坚实基础时,那么,从根本上杜绝考试作弊必然会受到限制。因此,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在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对高校学业考试作弊行为的防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支持和努力,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尤其是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因素的转变与祛除。
[参考文献]
[1]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
[2] 吴康宁,马维娜.局外生存——相遇在学校场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6-137.
[3] 田建荣.学业成绩考试:高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15-18.
[4] 刘海峰.以考促学:高等教育考试的功能与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2):5-7.
[5] 田建荣,马莹. 高校学业考试现状与高校教学质量保障的基本途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3):37-41.
[6] [法]P·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2.
[7]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81.
[8] 秦钠.透视学历社会[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0-54.
[9] 郑若玲.考试社会的域外视角[J].考试研究,2008(1):112-120.
[10]韩映雄.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基于利益关系人的分析[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6.
[1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12]田建荣.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204.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Sociology Perspective
TIAN Jianrong,LIU tao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colleges,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uts forward that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is a kind of survival strategy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eak in the school field to struggle for position and more resources. They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education equity in an unusual way. The score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rigid examination type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disobeying the school rules. It reflects the lost of university in education idea, and in the concepts of teaching quality, talent, and student. Of course, the distortion of examination functions in the examination-orientated society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overemphasizes examinations in cultural traditions implies the alienated road from knowledge to label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revention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 and a long-term process.
Key words: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s; field; school career-based society; cultural tradition
[基金项目] 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学分制下高校学业考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陕教高〔2007〕68号)
[作者简介]田建荣(1964),男,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和考试理论研究。
[摘 要]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微,认为高校学业考试作弊是学校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以追求分数为表象,以追逐位置和争夺资本为目的的主动“求生”策略,他们用异常的方式表达了对教育教学公平的渴望。而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对学生“超越”和偏离学校规章制度负有责任,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当然,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中考试功能的畸变以及文化传统中重视考试的教育价值取向也隐含了高校教育逐渐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对其防治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和长期性的过程。
[关键词]学业考试作弊;场域;学历社会;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3009205
考试作弊现象源远流长,它伴随着考试制度的诞生而出现。当今,学业考试作弊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校园里一种频频发生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正常的教育规律,背离了考试目的,影响了教学质量评估的可靠性及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危及整个学校良好学风和校风的形成,助长了学生不良习气的养成。本文试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析产生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原因,以期获得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学生:以分数争夺“场域”中的位置与资本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不断地展开彼此间的博弈和争夺,“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1]。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力图对各种资本和权力进行垄断,并强加一种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在各种场域之中不断地对场域规则进行内化,进而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使自己与场域规则协调一致,从而能在被场域物理空间容纳的同时,进入到其意义场域之中。在学校场域中,学生一进入学校,就从教师、家长那里体会到一个通用的准则:考试成绩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学生也切实感受到,考试成绩关涉奖学金、各类单项奖的评定,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的评选,学位的授予,研究生的保送,入党问题的考察,等等,一大堆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无不牵涉到学业考试成绩。当分数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严重挂钩,并被扭曲为衡量学生的核心杠杆时,学生的学习领域也变得世俗和功利起来。
在学校,学生考试分数如何,首先决定着他们在班级场域中位置的高低和享受有限资源的多寡。在班级场域中,好成绩拥有者大约等于强势群体,那些考试成绩差的学生相应地就成了弱势群体,后者属于班级场域中资源的较少拥有者。弱势地位的学生或感觉到自己即将被置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避免被清除在场外,“他们在遵守场域的入场规则的同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采取行动,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甚至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2]。出于对班级中有限资源的争夺,他们不会放弃每一个可利用的机遇来增加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于是作弊行为如影随形,同考试相生相伴。学生通过这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赢得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认可、家长的满意,扩大自己在班级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资本,在存在于班级场域的物理空间的同时,进入更具有实质性质的意义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业考试作弊,是学生为了获得班级中某一位置而采取的手段,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而采取的行动,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主动寻求生存的策略。也就是说,学生的这种位置追逐和资本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公平的缺失以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当我们慨叹学生的作弊行为时,应当心平气和地反思日常教育行为是否曾经有意无意地将本来就少有资本的学生置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事实上,透过作弊学生的行为,不仅可以看出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无奈和抗争,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对生存策略的主动寻求和体验。
二、学校: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
社会偏离理论认为,由于规范的僵化和个人的主观因素等原因会导致个人偏离社会,即超越社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去行动。制度和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保守性,规范总是落后于行为的变化。当规范成为限制人们行动的僵化模式、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时,人们就会冲破规范的束缚去行动,就会导致人们的越轨行为。错误理念指导下的僵化了的制度规范其危害性更大,也更容易诱发人的越轨行为。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特别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虽然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管理,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但是目前仍未能建立起科学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生综合能力及素质考核评价体系。为了简化工作,保持评价的“客观公正”,许多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分数高就是“硬道理”,结果造成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简化为学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可以反映学生的能力,但反映的只是一部分能力,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素质。过分迷信考试,一份期末试卷成绩就成为评判学生在整个学期所付全部努力的唯一标准,这既不真实,也难以使学生信服。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对学生作弊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学校一切以分数论,成绩好的学生总是倍受青睐;有些学校甚至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任课教师的业绩、评聘、声名相挂钩;社会用人单位也只知道考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把学业成绩作为衡量人才的硬指标。当分数成为评价学生最有力的武器时,考分无疑被学生视为“命根”。考试一旦和学生(教师)的诸多利益挂靠,考试的反作弊力度将被削弱。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也反映了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高等学校学业成绩考试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教育中的许多职能正是因为有了考试而得到充分发挥”[3]。然而,考试是一把利弊兼具的锋利的“双刃剑”,在考试正面功能充分发挥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日渐显著。“人们深知考试具有不少消极的影响,但却无法取消考试”,“正确的做法不应是取消考试,而应不断对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加以更新和改革”[4]。但是,“我国高校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业考试的改革和职能发挥,教学中存在考试内容陈旧、考试形式与方法单一、考试后无反馈等问题”[5]。尤其是在准确评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后所形成的能力、素质,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方面,目前的考试方式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考试的形式及试题的类型,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会引起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在功利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每次学业考试中学生、教师都特别关心能否顺利通过。尤其是学生,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取得学分以及其他众多利益。作为教师,既要遵从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以便年终考核时能顺利通过,又要迎合学生,以便在“学生评教”中能顺利过关,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固守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考试方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降低考试及格的要求,以便使学校和学生两方面都满意,于是形成了一个“教师讲笔记,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考试怪圈。显然,这种检测方式是达不到评定学生真实学习水平目的的,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是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反映了高校教育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现象。当前的高校学业考试,正如布迪厄所言,“考试的逻辑在‘被录取者’和‘被淘汰者’之间,更加戏剧性的是,在会考的最后一名录取者和最前面一名淘汰者之间造成了绝对的不连续性”[6]。按学业成绩分等级区别对待学生,使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均等,造成学生群体的两极分化,这已严重背离了教育为“人”的目的,违背了教育公平的理念,也诱发了考试作弊行为。“教育不仅仅要使人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使人学会做人(to be)”[7],而这个“人”不是千方百计获取高分的人。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是高校教育异化的表现,还进一步加重了高等教育异化的深度。
三、学历社会、考试社会:考试功能的畸变
无论是学生的学习领域变得世俗功利,还是高等学校的急功近利,无不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之下,社会的用人价值取向——考试成为一个“标杆”,文凭已是工作定向、职称提升和收入提高的敲门砖,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凭唯上”观念,潜移默化地指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学历、文凭的心态和倾向,即“学历社会”、“学历主义”。
学历社会“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用标准化、客观化的手段选拔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但学历社会也带来了应试教育、功利教育、高学历消费等诸多弊端”[8]。学历社会的产生既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教育大发展有关,也与人们争夺身份地位、权力和财富有关。当今社会,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提升阶层地位的措施和流动渠道,诱使各个群体竭尽所能地为教育投资,让他们的子女拼命追求高学历,千方百计进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流大学、一流企业……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和人们的受教育热情,“学历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制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以考试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指标。在就业市场上,许多用人单位也明确标出“专业排名前10%”、“获专业奖学金”等录用条件。大学生就业上,分数可以决定其前途和命运,这就造成了学校为追求数量和效益,单方面抓学习成绩;学生为了在将来的求职市场上居于有利位置,想尽千方百计获取高分。时下教育目标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简单化为获得学历、文凭的“敲门砖”,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校园里“考证风”盛行,“逃学为上课”(逃思政课,上外语、计算机课)现象到处可见。功利性过重导致的直接后果还从根本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积极性,使学习成为一件被迫去做的痛苦的事情,使学校教育距离其本意越行越远,高校学业考试的功能也发生了畸变。学历社会下,教育的目的从旨在获得职业与生活所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转变成旨在获得高地位的职业,文凭成为社会的最重要的通行证,考试作为选拔和获得文凭的主要手段普遍存在于并指挥教育过程,成绩或分数在教育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样,很容易产生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大量被迫为考试而学习的厌学者乃至舞弊者。
诚然,考试是现代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考试社会也有其利弊优劣,“当考试成为社会的轴心时,如果利用得当,考试社会将成为一个竞争公平有序和资源高效配置的社会。但如若将考试的选拔功能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便也可能将考试异化为社会等级划分的帮凶,将参加考试的人异化为一部迷失自我、缺乏灵性的‘考试机器’,考试社会也因此可能偏离正常轨道,走入一个盲目竞争的死胡同”[9]。考试背后隐含的是选拔贤能、能力本位的思想,因而当前的考试主要采取知识为主的质量评价标准。高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非严格遵循知识形成能力素质,进而形成质量,并以此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理性逻辑,而是“逐渐地走上了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高等教育已逐渐异化为一部分特定群体(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大学生特殊群体)获取社会‘垄断利润’的工具或手段”[10]。同时,考试功能也发生了畸变,表现为部分功能萎缩,部分功能夸大。学业考试本是检查学生德才学识、能力水平状况的一种方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考试的推动功能、评价测量功能被片面弱化,而其选拔功能则被片面强化,考试几乎成为检测一个人具备某种资格和能力的惟一手段。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必然在考试的过程中选择舞弊。
四、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考察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隐藏在学生、学校、社会背后那支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文化因素对社会、教育以及个人的影响是巨大、持久的。传统无可选择,正如历史无可选择一样。一个人从出生之始就要受到文化传统的包围。与人类置身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类似,教育也要受制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顽强的、复杂的,就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而言,我国文化传统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考试的传统。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比较之后的历史选择。“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11]。科举制虽早在190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科举传统并没有因为此后的政治批判和社会运动而完全销声匿迹,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周围”[12],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仍旧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存在于社会和教育领域的学历主义、片面追求升学率、“状元情结”正是“科举幽灵”的现代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而且基本形成了把考试结果作为教育机会获取和职业准入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作为职业升迁的重要乃至唯一参考,民众因此形成了强烈而浓厚的“考试情结”,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
其二,教育的功名化价值取向。我国一直被认为是重视教育的国家,特别是受科举取士以考促学的推动,中国古代形成了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现今,读书至上的风气也并未改变。然而,我国的教育,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凝结了深重的功名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扭曲了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质量观。特别是求学与功名利禄的直接挂钩,在全社会造就了“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如今在教育系统内部,“以考试为重,以考分为重”的观念根深蒂固,仍然有许多人、许多学校把能否培养“名人”、“尖子”作为判断教育价值的基本尺度,人们普遍认为好成绩才能有好前途。学生自己也希望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长,为自己扬眉。他们由于担负着太多的希望,承载着太重的压力,尤其是当他们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因成绩不同而得到的待遇差异时,心理难免失衡,行为也难免出现偏差。
其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特征。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特点在于注意整体与过程,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传统教育中统一的人才观。在大一统专制的巨大力量下,这种整体性思维、统一的人才观延续至今,致使人们在思考、认识教育的过程中,不能设计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教育目标,而仅仅以“圣人”“全面发展”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人才观决定考试观,注重整体、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模式导致教育多采用僵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偏好搞“一刀切”,如统一教学形式、统一考试、统一答案,给人才培养造成极大的不利。统一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对象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统一的标准考试要求大学生采取相同的学习方式,忽略了学生学习的差异性,导致部分学生厌学、厌考,应付考试。
其四,求稳喜静、注重传统的心理。客观自然环境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艰苦的生活使得中国人具有极强的韧性和耐心,加之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状态相对停滞,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民族求稳喜静的性格和注重传统的心理。“以老为宝”的价值取向与浓重的权威化价值观念的锻压下,传统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师生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注重适应的印记。当代高校教育强调对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人士,对于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都越来越强调,而这种“适应”却被很多学生所误解。适应是具有选择性的,对那些腐朽丑恶的社会行为和现象,不仅不能去适应,而且要坚决地进行批判和改造。面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过多而盲目地强调对社会的适应,使学生从以前的谴责逐渐转向“适应”,这是有大问题的。一旦学生形成了与不良社会行为相适应的人格特征,作弊这一明显并非单纯的教育现象便拥有了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生长空间。
总之,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不仅是学生、学校、社会功利化倾向的结果,而且深受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单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存在有着极其深厚、复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始终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及人们的高等教育意识还不足以为消灭作弊提供坚实基础时,那么,从根本上杜绝考试作弊必然会受到限制。因此,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在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对高校学业考试作弊行为的防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支持和努力,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尤其是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因素的转变与祛除。
[参考文献]
[1]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
[2] 吴康宁,马维娜.局外生存——相遇在学校场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6-137.
[3] 田建荣.学业成绩考试:高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15-18.
[4] 刘海峰.以考促学:高等教育考试的功能与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2):5-7.
[5] 田建荣,马莹. 高校学业考试现状与高校教学质量保障的基本途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3):37-41.
[6] [法]P·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2.
[7]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81.
[8] 秦钠.透视学历社会[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0-54.
[9] 郑若玲.考试社会的域外视角[J].考试研究,2008(1):112-120.
[10]韩映雄.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基于利益关系人的分析[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6.
[1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12]田建荣.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204.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Sociology Perspective
TIAN Jianrong,LIU tao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colleges,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uts forward that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is a kind of survival strategy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eak in the school field to struggle for position and more resources. They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education equity in an unusual way. The score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rigid examination type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disobeying the school rules. It reflects the lost of university in education idea, and in the concepts of teaching quality, talent, and student. Of course, the distortion of examination functions in the examination-orientated society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overemphasizes examinations in cultural traditions implies the alienated road from knowledge to label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revention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 and a long-term process.
Key words: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s; field; school career-based society; cultural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