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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赢椿，现任南京书衣坊工作室设计总监，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设计或策划的图书曾多次获得国内外设计大奖，数次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和“世界最美的书”。
《蚁呓》《蜗牛慢吞吞》《空度》《虫子旁》 ……他不惧“是书还是高档笔记本”之类的争议，在纸质书受到电子书冲击的当下，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每本书都会是艺术品。
“不要催。”朱赢椿对电话那头说。南京入秋的一天午后，下着小雨，流浪猫在门口蜷着，竹篱笆围起的院墙内湿漉漉的，青石板上生出薄薄的一片绿色青苔。客人不多，偶尔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书衣坊原本的宁静。
那是“活儿”来了。书衣坊主人、书籍设计师朱赢椿告诉对方，慢慢来就好。有些人等不及，时间一长，来找他的客户慢慢减少。尽管如此，手上还同时有三四本书的设计工作。朱赢椿说，他需要尽量让自己不忙，这就要拒绝、过滤掉很多东西，“少接一点活，少做一点事，少上一点网，少刷一点微信朋友圈，时间就会多一点了。”多出来的时间用来干吗？“发发呆，看看周围啊。”
自从搬到这个院子里，朱赢椿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走一圈，停下脚步发发呆，看看虫子。他的设计很慢，每本书几乎都要耗掉半年以上的时间，广受好评的《肥肉》，就花去了6年。他说自己是个推崇自然的设计师，眼下不经意的事物，也许某天会为他带来灵感。从《蚁呓》《蜗牛慢吞吞》《设计诗》《空度》，到《虫子旁》，无一不来自于身边被人们匆匆忽略的自然。
我是慢的
书衣坊是朱赢椿的设计工作室，坐落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内。由废弃的印刷厂改造而成，平房北侧有一块狭长空地，繁花杂树在此自由生长，自己种植的丝瓜和葫芦交错攀爬。地上、墙上、树上，不管是喜阴还是趋光的小虫子都可以在此找到住所。
一身中式对襟白棉布衬衣，一头中分长发，一副民国风的圆框眼镜，清瘦的朱赢椿常常喝着茶，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低头做设计。和他聊天的时候，有一只蚂蚁爬上桌台，他用手轻轻拂过来，让蚂蚁爬过杯沿，下到一边去了。“我很喜欢蚂蚁。”他说。
朱赢椿曾在五月花了7天时间追踪蚂蚁，2007年，他编写的《蚁呓》出版。以一幅幅图片与简单的文字来叙述一只小蚂蚁丰富而简单的“人生轨迹”，记录它的寻找、奋斗、迷茫、孤单，洁白的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爬着5只蚂蚁。这本书使他获得了“世界最美图书”特别制作奖。
后来，他花两年多时间养蜗牛，一边观察、一边饲养、一边画，并由此出版了水墨绘本《蜗牛慢吞吞》。还不过瘾，他觉得“应该观察更多的虫子”，于是从2010年起，每天在院子里溜达一圈，遇见好玩的事物就停下来，看虫、拍照、写笔记，没有遇见就回到室内继续工作。4年下来照片笔记竟堆成了厚厚的一沓，这便有了这本《虫子旁》。
同样是洁白的封面，人工折了三道褶皱，褶子下面藏着一颗颗小虫子，边沿露出细长的胡须。标题下配文：“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世界”。看似简单的设计，前后修改了19次，朱赢椿说，很多拿到书的读者并没注意到褶皱下面隐藏的虫子，需要慢慢看才能发现，这句话也是这个创意的来源。
拥抱同类的寂寞西瓜虫，被枯枝砸伤腰的小蚂蚁，藏在蜗牛妈妈壳里酣睡的小蜗牛……在朱赢椿的照片和文字里，虫子的世界和人类一样有了情感，有家，有同伴，有母爱，有争斗，每天要为生存而奋斗。
观察得久了，他總结出不同虫子的不同气质：“蚂蚁每天只知道忙碌，有战争、家族、友情，爱逞强，再大的蜈蚣也敢去叮咬；蜗牛是缓慢柔弱的，不盖自己的巢穴，随遇而安，受伤了只能躲到壳里，用黏膜把壳封起来；蜘蛛需要织网，善于等待和忍耐。到最后你会发现，它们的世界跟人类还挺像的。”
观察虫子的时候，他并不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去解剖，也不会把美丽的蝴蝶钉起来做标本，而是用意念默默地跟虫子沟通。有一次，他拍一只蜗牛在地上爬，有颗小水珠离它很远，他在心里乞求，你能不能喝一口水？结果蜗牛真的爬过去，把那颗水珠吸掉了。“我也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我的意念真起了作用，没办法说明白，但我是带着这种感觉去观察的，有时候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种感觉来自童年。朱赢椿的童年是在苏北的乡下度过的，那会儿没有什么玩具、图书，只能将兴趣寄托在身旁的花草和地上的虫子上。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虫。后来到城里读书、工作，对虫子的情结还在。
但他并不太关注华东地区蟋蟀买卖这样宏大的公共议题，“顺其自然，如果要愤怒，那这个世界需要愤怒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朱赢椿骨子里就是个平静的人。中年以后再去看这些虫子，更多的是思考人生，把这些思考的碎片收集起来，给读者以停下脚步的指引，并传达自己的生活态度—慢下来。
院子门口一块大大的“慢”字示意牌，是他自己做的，他希望每个过来的客人脚步都放慢一点，也间接告诉他们：我是慢的。
“慢并不是拖沓和浪费时间。”朱赢椿说。而应放慢脚步，平静内心，这样你才能看到平常不易察觉的有意思的事物，“自然里边蕴含了很多东西，美的、哲理的、有思想的，都有，而且不做作。每个虫子的形态、色彩，都给人以灵感。”
为18则故事选择18种纸
他的生活慢，设计也慢。一本书花去一年半载都算短的，久的如《肥肉》，耗掉了整整6年时间。
“不是故意慢的，你总想等到很好的稿子，就想不断地遇到些人，等着等着就慢了。你不知道今天会碰到谁，明天会遇见谁，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跟他们说你的想法，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就参加进来。”找过出家人，找过身边的普通人，也找过大名鼎鼎的作家，听他们讲一个关于《肥肉》的故事。最后，他一共找来了108位作者。
封面方案也做了好多个，一直没有满意的。后来他想，既然书名叫肥肉，这本书就不要搞得太雅致，太清新，干脆就直白一些，做成一块白花花的大肥肉，上边连字都没有。“在中国，肥肉这个词本来就有点偏幽默。”朱赢椿笑了笑。“80后”对肥肉的调侃和沈昌文、曹文轩、池莉等作家忆苦思甜的往事掺合在一起，令这本《肥肉》甫一上市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先锋书店排起前来购买的长队。曾和他合作过的《平如美棠》的责编阴牧云说：“6年时间，他用慢火炖出了一锅好肉。” 《一个一个人》是朱赢椿的设计作品中耗时较久的，也是至今为止他非常喜欢的一本。这是作家申赋渔的回忆文集，整本书看起来很旧很旧，上市后受到了很多争议。“有人买了又退的，以为是本二手书，但慢慢地他们会发现这本书很好玩。”封面有撕开的裂纹、胶布、脏手印，字迹斑驳，像是墨水渗开了的样子。30年30个人的命运故事，纸张由一开始的暗黄慢慢变亮，书页里也夹杂了各种各样怀旧的元素，如被撕毁、折页的插画。整本书的制作花去了朱赢椿一年多的时间。
如今，申赋渔已是第五次跟朱赢椿合作，他说在他接触过的设计师里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如此不计时间和精力地设计一本书的封面，跑遍整个城市只为寻找合适的纸张，最后却拿不到太多钱。“设计新书《匠人》的时候，朱老师跟我去了我们村，离南京250公里路，开车将近3个小时。设计一本书，还要到现场去感受。做上一本《光阴》也是，书里所有的插画，都是他请村里的农民画的，先后去了三次，和村民讲解这本书需要的风格和做法，有两次还下着暴雨。”
在申赋渔看来，别人设计一本书，是在电脑上选择字体、构图，但朱赢椿不是。做《匠人》的时候，朱赢椿拿来一块木头，一刀一刀地刻了“匠人”两个字，再经版画的工序印刷出来。有时候申赋渔劝他“电脑上搞搞就行了”，被朱赢椿断然拒绝。书里写到了木匠、瓦匠、铁匠，他给每个字选择的材料也不同，“木匠”两个字就刻成木纹样，“瓦匠”则用碎瓦片拼接出来。
《不哭》更是把他“整个人都耗进去了”。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为18则故事选择了18种纸，有毛边的白色薄纸，还有粗糙的牛皮纸，为了寻找这些纸张，“几乎把整个南京都走过来了，纸厂、小店，一家一家地去找。”封面用的牛皮包装纸，看起来脏兮兮，但朱赢椿认为，只有这种纸跟书的气息才是吻合的，把城市翻了个遍后，终于在夫子庙的一家小店里找到了它。最后挣来的5万块钱，全部捐给了书中写到的孤儿院。
“做书的过程融合了很多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再创作。这一行，一般人哪这样做书啊？”合作过5次之后，申赋渔从朱赢椿的身上看到了“赤子之心”。而这本书不可能再版，因为纸张已不可再寻了。
“其实并不是对每本书都会花这么大的心思，”朱赢椿说，归根结底，要看书的内容是否能打动他，设计的力量即来自于此。他说自己不爱看文学小说，偏爱自然题材以及不做作的写作方式。最近手头有一本书，对方要求“清新文艺”，并要放上自己的头像，这让他感到痛苦，“没有要求才好干。”对这个说法，申赋渔笑了，“没有要求以后，他得多花20倍的代价。”
让“形式”淡下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朱赢椿也是“快”过的。从上大学开始，为了生存，他总是从一个工作赶往另一个工作。在南京师范大学国画专业读书的时候，他每天要画8个小时的画，傍晚还需要兼职教小朋友画画，为了多挣一点钱，也给蔡琴、齐秦设计过磁带封面。
畢业前夕，朱赢椿把自己的作品装在一个卷筒里背在身上，一家家学校去跑，问对方需不需要美术教师，把南京市的学校几乎都跑遍了，也没有得到回音。为了留在南京，他最终选择在南师大出版社做一名美术编辑。“为了生存而工作，教辅书，商业画册什么的，想做的，不想做的，都要做。那个时候，忙到每天睡在办公室不回去。”
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年，朱赢椿慢慢地抽身出来，把精力投入到“想做的”书里面。2007年，他设计的《不裁》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素雅的封面缝纫两道红线，书页未曾裁开，配一把纸质的裁纸刀，读者一边看一边裁，看完了，书页就都有了毛边。
盛名之下，争议随之而来。不少人质疑书的形式大过内容，为设计而买，但对文字失望。如今回过头看，朱赢椿全盘接受。他也反思，什么才是好设计？想来想去，最近两三年，他在设计上克制起来：“如果是纯文本的，我可能会用非常好的纸张、好的排版方式、印刷效果，让读者比较清楚明了地去阅读文字。如果是实验性的书籍，我会用一种极致的手法，比如《设计诗》，就是很先锋的。但传统的书，如周克希的法国文学集、《傅雷家书》，我都比较克制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让读者尽量回归到阅读本身。”
2014年8月，作家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就是他设计的，素淡的封面，寻常的包装，书出版后，很多人觉得失望，“没想到朱赢椿有时候也会出这样的书！”听到这种批评，朱赢椿反而觉得高兴，“有人说这本书做得一点想法创意也没有，但我认为格非的书就应该是这样，最好别人不知道是我做的。”
“点子不是坏东西，但别把所有的点子都放在上面，都放上去就成了麻子了。”朱赢椿说自己现在锐气少了，思虑越来越多，元素越来越少，工作量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小，“这里说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不是我做好多好多本书，而是做一本书的时候工作量很大，以前是一天做两本书，或者一天可以做三本书，现在一个月，甚至一年才做一本书。”设计之前先和作者沟通，他给自己的要求是：力求自然，用素朴的方法去表现。
2008年后，他开始更多地做自己创作的书。是作者，也是设计师。《蚁呓》《蜗牛慢吞吞》《空度》《虫子旁》……他不惧“是书还是高档笔记本”之类的争议，在纸质书受到电子书冲击的当下，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每本书都会是艺术品。
这是他觉得最自由、最舒服的状态。
（摘自《南都周刊》）
《蚁呓》《蜗牛慢吞吞》《空度》《虫子旁》 ……他不惧“是书还是高档笔记本”之类的争议，在纸质书受到电子书冲击的当下，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每本书都会是艺术品。
“不要催。”朱赢椿对电话那头说。南京入秋的一天午后，下着小雨，流浪猫在门口蜷着，竹篱笆围起的院墙内湿漉漉的，青石板上生出薄薄的一片绿色青苔。客人不多，偶尔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书衣坊原本的宁静。
那是“活儿”来了。书衣坊主人、书籍设计师朱赢椿告诉对方，慢慢来就好。有些人等不及，时间一长，来找他的客户慢慢减少。尽管如此，手上还同时有三四本书的设计工作。朱赢椿说，他需要尽量让自己不忙，这就要拒绝、过滤掉很多东西，“少接一点活，少做一点事，少上一点网，少刷一点微信朋友圈，时间就会多一点了。”多出来的时间用来干吗？“发发呆，看看周围啊。”
自从搬到这个院子里，朱赢椿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走一圈，停下脚步发发呆，看看虫子。他的设计很慢，每本书几乎都要耗掉半年以上的时间，广受好评的《肥肉》，就花去了6年。他说自己是个推崇自然的设计师，眼下不经意的事物，也许某天会为他带来灵感。从《蚁呓》《蜗牛慢吞吞》《设计诗》《空度》，到《虫子旁》，无一不来自于身边被人们匆匆忽略的自然。
我是慢的
书衣坊是朱赢椿的设计工作室，坐落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内。由废弃的印刷厂改造而成，平房北侧有一块狭长空地，繁花杂树在此自由生长，自己种植的丝瓜和葫芦交错攀爬。地上、墙上、树上，不管是喜阴还是趋光的小虫子都可以在此找到住所。
一身中式对襟白棉布衬衣，一头中分长发，一副民国风的圆框眼镜，清瘦的朱赢椿常常喝着茶，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低头做设计。和他聊天的时候，有一只蚂蚁爬上桌台，他用手轻轻拂过来，让蚂蚁爬过杯沿，下到一边去了。“我很喜欢蚂蚁。”他说。
朱赢椿曾在五月花了7天时间追踪蚂蚁，2007年，他编写的《蚁呓》出版。以一幅幅图片与简单的文字来叙述一只小蚂蚁丰富而简单的“人生轨迹”，记录它的寻找、奋斗、迷茫、孤单，洁白的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爬着5只蚂蚁。这本书使他获得了“世界最美图书”特别制作奖。
后来，他花两年多时间养蜗牛，一边观察、一边饲养、一边画，并由此出版了水墨绘本《蜗牛慢吞吞》。还不过瘾，他觉得“应该观察更多的虫子”，于是从2010年起，每天在院子里溜达一圈，遇见好玩的事物就停下来，看虫、拍照、写笔记，没有遇见就回到室内继续工作。4年下来照片笔记竟堆成了厚厚的一沓，这便有了这本《虫子旁》。
同样是洁白的封面，人工折了三道褶皱，褶子下面藏着一颗颗小虫子，边沿露出细长的胡须。标题下配文：“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世界”。看似简单的设计，前后修改了19次，朱赢椿说，很多拿到书的读者并没注意到褶皱下面隐藏的虫子，需要慢慢看才能发现，这句话也是这个创意的来源。
拥抱同类的寂寞西瓜虫，被枯枝砸伤腰的小蚂蚁，藏在蜗牛妈妈壳里酣睡的小蜗牛……在朱赢椿的照片和文字里，虫子的世界和人类一样有了情感，有家，有同伴，有母爱，有争斗，每天要为生存而奋斗。
观察得久了，他總结出不同虫子的不同气质：“蚂蚁每天只知道忙碌，有战争、家族、友情，爱逞强，再大的蜈蚣也敢去叮咬；蜗牛是缓慢柔弱的，不盖自己的巢穴，随遇而安，受伤了只能躲到壳里，用黏膜把壳封起来；蜘蛛需要织网，善于等待和忍耐。到最后你会发现，它们的世界跟人类还挺像的。”
观察虫子的时候，他并不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去解剖，也不会把美丽的蝴蝶钉起来做标本，而是用意念默默地跟虫子沟通。有一次，他拍一只蜗牛在地上爬，有颗小水珠离它很远，他在心里乞求，你能不能喝一口水？结果蜗牛真的爬过去，把那颗水珠吸掉了。“我也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我的意念真起了作用，没办法说明白，但我是带着这种感觉去观察的，有时候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种感觉来自童年。朱赢椿的童年是在苏北的乡下度过的，那会儿没有什么玩具、图书，只能将兴趣寄托在身旁的花草和地上的虫子上。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虫。后来到城里读书、工作，对虫子的情结还在。
但他并不太关注华东地区蟋蟀买卖这样宏大的公共议题，“顺其自然，如果要愤怒，那这个世界需要愤怒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朱赢椿骨子里就是个平静的人。中年以后再去看这些虫子，更多的是思考人生，把这些思考的碎片收集起来，给读者以停下脚步的指引，并传达自己的生活态度—慢下来。
院子门口一块大大的“慢”字示意牌，是他自己做的，他希望每个过来的客人脚步都放慢一点，也间接告诉他们：我是慢的。
“慢并不是拖沓和浪费时间。”朱赢椿说。而应放慢脚步，平静内心，这样你才能看到平常不易察觉的有意思的事物，“自然里边蕴含了很多东西，美的、哲理的、有思想的，都有，而且不做作。每个虫子的形态、色彩，都给人以灵感。”
为18则故事选择18种纸
他的生活慢，设计也慢。一本书花去一年半载都算短的，久的如《肥肉》，耗掉了整整6年时间。
“不是故意慢的，你总想等到很好的稿子，就想不断地遇到些人，等着等着就慢了。你不知道今天会碰到谁，明天会遇见谁，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跟他们说你的想法，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就参加进来。”找过出家人，找过身边的普通人，也找过大名鼎鼎的作家，听他们讲一个关于《肥肉》的故事。最后，他一共找来了108位作者。
封面方案也做了好多个，一直没有满意的。后来他想，既然书名叫肥肉，这本书就不要搞得太雅致，太清新，干脆就直白一些，做成一块白花花的大肥肉，上边连字都没有。“在中国，肥肉这个词本来就有点偏幽默。”朱赢椿笑了笑。“80后”对肥肉的调侃和沈昌文、曹文轩、池莉等作家忆苦思甜的往事掺合在一起，令这本《肥肉》甫一上市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先锋书店排起前来购买的长队。曾和他合作过的《平如美棠》的责编阴牧云说：“6年时间，他用慢火炖出了一锅好肉。” 《一个一个人》是朱赢椿的设计作品中耗时较久的，也是至今为止他非常喜欢的一本。这是作家申赋渔的回忆文集，整本书看起来很旧很旧，上市后受到了很多争议。“有人买了又退的，以为是本二手书，但慢慢地他们会发现这本书很好玩。”封面有撕开的裂纹、胶布、脏手印，字迹斑驳，像是墨水渗开了的样子。30年30个人的命运故事，纸张由一开始的暗黄慢慢变亮，书页里也夹杂了各种各样怀旧的元素，如被撕毁、折页的插画。整本书的制作花去了朱赢椿一年多的时间。
如今，申赋渔已是第五次跟朱赢椿合作，他说在他接触过的设计师里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如此不计时间和精力地设计一本书的封面，跑遍整个城市只为寻找合适的纸张，最后却拿不到太多钱。“设计新书《匠人》的时候，朱老师跟我去了我们村，离南京250公里路，开车将近3个小时。设计一本书，还要到现场去感受。做上一本《光阴》也是，书里所有的插画，都是他请村里的农民画的，先后去了三次，和村民讲解这本书需要的风格和做法，有两次还下着暴雨。”
在申赋渔看来，别人设计一本书，是在电脑上选择字体、构图，但朱赢椿不是。做《匠人》的时候，朱赢椿拿来一块木头，一刀一刀地刻了“匠人”两个字，再经版画的工序印刷出来。有时候申赋渔劝他“电脑上搞搞就行了”，被朱赢椿断然拒绝。书里写到了木匠、瓦匠、铁匠，他给每个字选择的材料也不同，“木匠”两个字就刻成木纹样，“瓦匠”则用碎瓦片拼接出来。
《不哭》更是把他“整个人都耗进去了”。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为18则故事选择了18种纸，有毛边的白色薄纸，还有粗糙的牛皮纸，为了寻找这些纸张，“几乎把整个南京都走过来了，纸厂、小店，一家一家地去找。”封面用的牛皮包装纸，看起来脏兮兮，但朱赢椿认为，只有这种纸跟书的气息才是吻合的，把城市翻了个遍后，终于在夫子庙的一家小店里找到了它。最后挣来的5万块钱，全部捐给了书中写到的孤儿院。
“做书的过程融合了很多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再创作。这一行，一般人哪这样做书啊？”合作过5次之后，申赋渔从朱赢椿的身上看到了“赤子之心”。而这本书不可能再版，因为纸张已不可再寻了。
“其实并不是对每本书都会花这么大的心思，”朱赢椿说，归根结底，要看书的内容是否能打动他，设计的力量即来自于此。他说自己不爱看文学小说，偏爱自然题材以及不做作的写作方式。最近手头有一本书，对方要求“清新文艺”，并要放上自己的头像，这让他感到痛苦，“没有要求才好干。”对这个说法，申赋渔笑了，“没有要求以后，他得多花20倍的代价。”
让“形式”淡下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朱赢椿也是“快”过的。从上大学开始，为了生存，他总是从一个工作赶往另一个工作。在南京师范大学国画专业读书的时候，他每天要画8个小时的画，傍晚还需要兼职教小朋友画画，为了多挣一点钱，也给蔡琴、齐秦设计过磁带封面。
畢业前夕，朱赢椿把自己的作品装在一个卷筒里背在身上，一家家学校去跑，问对方需不需要美术教师，把南京市的学校几乎都跑遍了，也没有得到回音。为了留在南京，他最终选择在南师大出版社做一名美术编辑。“为了生存而工作，教辅书，商业画册什么的，想做的，不想做的，都要做。那个时候，忙到每天睡在办公室不回去。”
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年，朱赢椿慢慢地抽身出来，把精力投入到“想做的”书里面。2007年，他设计的《不裁》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素雅的封面缝纫两道红线，书页未曾裁开，配一把纸质的裁纸刀，读者一边看一边裁，看完了，书页就都有了毛边。
盛名之下，争议随之而来。不少人质疑书的形式大过内容，为设计而买，但对文字失望。如今回过头看，朱赢椿全盘接受。他也反思，什么才是好设计？想来想去，最近两三年，他在设计上克制起来：“如果是纯文本的，我可能会用非常好的纸张、好的排版方式、印刷效果，让读者比较清楚明了地去阅读文字。如果是实验性的书籍，我会用一种极致的手法，比如《设计诗》，就是很先锋的。但传统的书，如周克希的法国文学集、《傅雷家书》，我都比较克制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让读者尽量回归到阅读本身。”
2014年8月，作家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就是他设计的，素淡的封面，寻常的包装，书出版后，很多人觉得失望，“没想到朱赢椿有时候也会出这样的书！”听到这种批评，朱赢椿反而觉得高兴，“有人说这本书做得一点想法创意也没有，但我认为格非的书就应该是这样，最好别人不知道是我做的。”
“点子不是坏东西，但别把所有的点子都放在上面，都放上去就成了麻子了。”朱赢椿说自己现在锐气少了，思虑越来越多，元素越来越少，工作量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小，“这里说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不是我做好多好多本书，而是做一本书的时候工作量很大，以前是一天做两本书，或者一天可以做三本书，现在一个月，甚至一年才做一本书。”设计之前先和作者沟通，他给自己的要求是：力求自然，用素朴的方法去表现。
2008年后，他开始更多地做自己创作的书。是作者，也是设计师。《蚁呓》《蜗牛慢吞吞》《空度》《虫子旁》……他不惧“是书还是高档笔记本”之类的争议，在纸质书受到电子书冲击的当下，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每本书都会是艺术品。
这是他觉得最自由、最舒服的状态。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