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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精神，不啻给还在摸索前进中的科技期刊，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给科技期刊工作者们吹响了集结号。但一流科技期刊的建设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何让我国的科技期刊攀登上世界学术之巅的殿堂，需要的是各方通力配合。
优秀论文“出国” 95%的高被引论文在海外
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国内，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尴尬境地。
“2017年底，我国科技期刊已达5052种（中文科技期刊4599种，英文科技期刊330种，中英文双语科技期刊123种），居世界第三位。”2018年10月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公布了中国科技期刊的现状。
“我国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扩大。但总体质量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科研成果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够。”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李军认为，打造一流科技期刊，还需多方发力。
中文科技期刊望洋兴叹
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核心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分别以14%和5.4%的速度保持增长。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入选SCI期刊192种，位于学科影响力前四分之一（Q1区）的期刊增加至44种，SCI收录中国期刊中被列为“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和比例在逐年上升。
“无论传播形式如何改变，内容价值始终是期刊的生命。”李军表示，内容建设是科技论文的根本。高质量的论文即优质内容，但高质量的稿件永远是科技期刊的稀缺资源。据李军公布的一组数据，我国SCI和高被引SCI论文的发表量都非常大。被引频次最高的1%的论文当中，我国有14.3万篇，全球占比16.62%。“接近20%的高被引SCI论文由我国学者贡献。但遗憾的是，有95%的论文发表在海外期刊上，现实非常严峻。”
“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国内，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尴尬境地。”在去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忠范院士的一句话曾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我们形成了一个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论文外流，论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以化学领域为例，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比例为30.42%，但中国期刊高被引论文占比数只有0.37%。
在这次主题为“强化中文科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的作用”的会议上，大家为中国优质论文成果外流而忧心忡忡。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认为，我国科学亟待向“深加工”方向转型，摆脱从源头到出口“两头在外”的外包工处境，这首先要从提高汉语的科学“币值”、振兴中文科技期刊做起。
发表重大原创成果首选国外
截至2017年底，我国中文科技期刊4599种，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91%。
“中文科技期刊总量可观，但产业规模小，发展滞缓;地域分布广，但同质化严重;学科覆盖面大，但不适应发展需要;学术指标上升，但对优秀成果的吸引力不大。”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这样分析现状。他举例，以“大学/学院名称+学报”命名的综合高校学报有519种，占中文科技期刊总数的11.29%，无论是刊名还是内容，都存在同质化问题。
“此外，中文科技期刊优秀稿源紧张状况始终未得到缓解。”彭斌透露，据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学者在全球SCI期刊发文32.24万余篇，在中国SCI期刊发文2.24万余篇。有30万篇论文发在国外SCI期刊上，可见中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整体较弱。
“写文章看影响因子，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杰青’‘长江’等各种帽子都来了。有些高校发表一篇CNS论文奖励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风气堪忧。”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看论文价值除影响因子，还要看它的“寿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
“目前我国在数量上可称为科技期刊大国，但远不能称为科技期刊强国。”《科学通报》主编高福院士认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发展与科学研究的进步、服务能力与科技工作者的期待、作用与其应承载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匹配。
其实，中文科技期刊也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温铁基超导等以及我國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认可的。
“但是，近30年来我国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高福坦承。
魔咒难破除
“导致中国优质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过于偏重SCI影响因子。”刘忠范认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传播中心任胜利编审举了一个例子：某研究所计算科研成果绩效奖励，赫然将期刊进行分类并依次折算成论文的得分，位于期刊分类金字塔尖的只有两份期刊——《科学》和《自然》。
“很多科研机构的‘计分本’明确将一些外国杂志制定的指数作为依据，这很要命！这不是鼓励作者向这些杂志投稿，让政府背书吗？”一位科学家告诉记者。
“写文章看影响因子，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杰青’‘长江’等各种帽子都来了。有些高校发表一篇CNS论文奖励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风气堪忧。”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看论文价值除影响因子，还要看它的“寿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欧阳钟灿用他老领导周光召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要单一追求SCI论文和所谓的影响因子及热门课题，要做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SCI各种因子中，引用的生命周期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优质论文频频投向国外名刊;另一方面，低水平论文纷纷投向国内劣质期刊。“由于评职称、毕业论文等各种需求，劣质期刊靠收取版面费也活得很好，死不了。”刘忠范说。
国内期刊如何突围 任胜利告诉记者，近年来，各大国际出版集团纷纷创办新期刊，抢占学术资源。“特别是一些大牌期刊社采取‘级联式评审’方式，品牌期刊如果不能录用，编辑就向稿件作者推荐转投其下一级子刊，通过逐级‘筛选’的方式消化了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有些期刊一年就可以发表2万多篇文章。”
为了促进我国科技期刊成长，2015年五部委出台了《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科院学部也通过鼓励院士候选人在中文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等措施，提升国内中文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建议，对中文期刊实行分类分级评估和管理，即以学术和服务功能为导向，鼓励期刊的差异化发展，对不同性质的中文期刊采用不同的评估和管理办法。
“关键是倡导开放竞争的办刊机制。”高福认为，要增强期刊出版机构的内生发展动力，同时促进以市场化发展为基础的资源整合。
刘忠范透露，此次会议围绕科技期刊去行政化、加强顶层设计、实行分类管理，降低SCI评估权重、增强科学家责任、借鉴国际一流期刊经验、促进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加大对优秀中文期刊经费和政策支持等形成相关意见和建议。
来源|科技日报
尴尬与梦想 国内期刊多而不强
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应该是真正的原创工作，建设一流的期刊，必须面对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这个趋势，从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上对期刊有新的定位。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进到世界第4位，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继续保持世界第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表示，2017年度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科研产出规模在继续增长的同时，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开局。
一流期刊反映一流科研
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活动。发表文章的本意是科学家之间的互相沟通，但是后来也形成了科技投入的一种产出方式。由于论文发表在实际使用中被与科技评价、资源分配、人才成长等因素紧密联系，现在越来越功利化了。在裴钢院士看来，一流期刊的定位在于，首先要服务于科技强国建设，进而服务于全世界科学事业，推进科技发展。建设一流期刊，必须面对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趋势，从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上对期刊有新的定位。一方面要减少期刊出版的逐利性，一方面是提高开放性，同时要大力鼓励原创性。
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建设需要投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来管理。中国科协联合六部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是中国近年来期刊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器。现在应该讨论的事情就是将来更好地执行这个计划，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政策来支持科技期刊。
裴钢说：“现在我国期刊运营方式主要是三种，一是单位所有制，二是社会团体（学会）办期刊，三是小规模的独立市场主体运营，可以借鉴大型国有企业混改模式，推动形成真正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打造体制的平台、制度的平台、资源的平台、人才的平台。”
中国要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国家软实力也是科技硬实力的标志，一定要对标世界一流科学研究，多发表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国内首创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这些成果将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也必将成为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打造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关键。
“版面费”为何“变了味”
在建设一流期刊的过程中，已经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中国科协一项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科技期刊总量高达5000多种，可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不到200种，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
但是，与发表论文的需求相比，数量如此庞大的学术期刊仍不敷使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这5000多种学术期刊每年刊发的论文数量约为100万篇，但每年专业技术人员因业务考核、职称评聘、岗位聘用、学位授予等产生的发表论文的需求为480万篇，“供需之间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是造成‘非法办刊’、‘版面买卖’‘论文中介’等现象的深层原因。”
其实，为了遏制期刊刊发质量低劣学术论文、收取版面费牟利行为，早在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撤销了4种学术期刊的出版许可证。“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體系和职称考核标准很成问题，把发论文当成了唯一的指标。为什么非得发论文才能毕业、评职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认为，这种不合理评价考核标准逼着本来不需要写论文、也写不出论文的人去买论文、去抄袭，个别不负责任的学术期刊借机以“收取版面费”为由大肆敛财，“结果学术期刊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名为学术期刊，其实毫无学术可言。”
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且收费相当昂贵。比如，《美国生物化学会会刊》10页之内每页论文收75美元，超过10页每页收150美元，彩图每幅收300美元;《欧洲分子生物协会会刊》每页收费242美元。“但是，国外学术期刊的版面费和国内‘给钱就发’的版面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国外许多严肃的学术期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高价聘请相关专家对准备采用的来稿进行审核，版面费很大部分是审稿费;而我们的一些学术期刊只管收取版面费，根本不管内容质量，成了生钱的工具。”陈力说。
“如果学术期刊都市场化了，这种‘给钱就发’的期刊必然会因质量低劣而被市场淘汰。”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宏说，国际大牌学术期刊，几乎都是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参与市场竞争，“我们的一些学术期刊即便质量再差也能活下去，因为总能从主管部门得到补贴。”
学术评价导向不合理
现在，很多国内科研人员更愿意把研究成果首先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稿源外流现象非常严重。例如，英国皇家化学会出版机构每年收到的中国投稿量为3000多篇，是来自英、法、德三国投稿量的总和。 “一般来说，作者肯定希望发表在影响大、便于同行交流、发表周期也短的期刊上，这也正是国际期刊相对我国科技期刊的长处和优势。中国科技期刊自身对重要科技论文的吸引力与国际期刊相比，整体上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作者首先会选择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就很容易理解了。”武夷山说，“这就好比一部电视剧，你是愿意在中央电视台上首播，还是在地方台上首播？道理是一样的。”
高水平的科技期刊数量和质量满足不了科研成果产出的需要，很多在本土产生的优秀论文只好远渡重洋，转投“名门”，造成“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尴尬局面。缺乏在国际上有分量的发布平台，重大成果首发权不足，使我们在国际科技界发声时多少有点底气不足。
除此之外，“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稿源外流的重要原因。”肖宏说，很多国内的科研院所都规定，凡是在国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无论是评职称，还是获奖金，都比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优厚。这种导向自然促使论文外流。
稿源外流不但导致国内学术期刊难以获得高水平论文而提升质量，也造成了科研經费的损耗。“用中国纳税人的钱做出的科研成果发在外国的期刊上，我们要搞研究，离不开这些期刊，还要再花钱买回来。”肖宏建议，国家可以出台规定，要求那些利用国家科研经费的研究项目，在发表论文时，有一定比例的论文要优先发在国内的期刊上。
向市场要质量、要效益
《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已出台，学术期刊改革工作的实施办法正在落实中。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有5000多种，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学术期刊权威性进行评定。
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期刊”）是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科技期刊出版基地”的运营主体。科学出版社集约化出版期刊品种已达300种，并正在依托学科期刊集群平台不断吸引着更多期刊加入，共享平台，共同发展。
中科期刊曾经历了体制改革，2010年正式开始企业化运作，中科期刊总经理肖宏说：“实践证明：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并不可怕。市场化有利于提高办刊质量，有利于办出大刊、名刊。”
肖宏说，改制前，编辑们只关注把刊物办出来，至于读者买不买、看不看，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有一次，他给主编们做培训，要求统计一下近三五年内期刊上零引用率的论文的数量，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零引用率论文所占比重平均都在50%以上，多的甚至达70%至80%。“也就是说，这么长时间，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引用过。这样的论文在知识创新上的价值就是零。”肖宏说。
转企后，刊物最大的变化就是贴近市场、注重市场。为了抓住一流稿源，肖宏要求编辑加强和科学家的联系，深入到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一线，为科学家们做好服务工作。有了好稿源，刊物质量自然就上去了。以《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系列期刊为例，改制前，两家期刊合计每年只收到4000多篇论文，逐步陷入缺少优秀稿源的尴尬境地。经过改革，两刊连续两年收稿量超万篇，稿件平均录用率为24%;海外稿件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国际作者发文240篇，占9.6%。
选题上的创新也扩大了刊物的国际影响力。创刊不到一年的《亚洲两栖动物》只出版了4期，就被SCI收录。这本期刊不但内容独特、学术质量高超，而且装帧设计极富美感，封面是手绘的动物图像。
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建设需要投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来管理。一方面要减少期刊出版的逐利性，一方面是提高开放性，同时要大力鼓励原创性。
不过，在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由于我国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刊号成为稀缺资源，各研究所、大学、学会、协会、医院等不管有无条件都争相主办期刊。结果，我国科技期刊目前形成了小而全、条块分割、星罗棋布的局面，低水平重复办刊现象普遍存在。南方某省有两家科技期刊欲加盟中科期刊，当地主管部门的意见是中科主办可以，刊号必须留在当地，而这与现行规定相抵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内科技期刊的短板，相关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国内科技期刊发展。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要看到，补齐科技期刊这块短板，需要多方努力，内外兼修，才可能标本兼治。既要做管理的“加法”，优化科技期刊运营机制，也要做考核的“减法”，扭转不合理的论文评估、奖励办法。相信在各方协作下，我国科技期刊将逐步走出“多而不强”的窘境，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发布平台。
来源|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网、光明日报、科界APP
指挥棒往西
近半学者发文章为“满足要求”
“评职称、毕业、奖励都要看SCI、EI，国内就这么几个期刊，还有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还不如直接投国外呢。”网上点赞量最高的读者留言，道出了一些科研人员内心的苦处——指挥棒如此，如何能苛责他们投稿时“无问西东”？
之前有学者和中国科协做过我国科技工作者科研论文发表动机的调查，综合来看，“职称要求”占比为28.6%，“考核要求”占比为15.2%。也就是说，近一半学者发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要求”。
要求是什么？至少在大多数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发SCI和EI期刊才是正经事。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朱维群在某学报上发了一篇自己的研究成果论文。连编辑都跟他说，你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但发在我们这里，意义就不大。
朱维群不指望拿这篇论文作为评奖或评职称的筹码，只是留个证明。“日后要是我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它可以证明我的原创性。”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朱维群这样，坦然接受“论文没用”的结果。
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研究员丁巍伟坦言：“好文章写出来，我们确实更愿意向国外期刊投稿。”
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受众更广，成果会有更多人看到;二是被SCI收录的期刊，才能算是工作成果。毕竟，在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连博士毕业都要求发SCI论文。 他说，在行政化管理让市场化运作受限的背景下要求赚钱，这让期刊管理团队疲于应对。“很难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吸引好的稿源，只能做好眼前的事。”
“我们的主管部门是要求期刊上缴利润的，而且每年的指标都在增长。”一份材料领域核心期刊的负责人周木（化名）告诉记者，“在我们这里，期刊被当成一个创收的部门。”受行政管理和利润指标双重约束的期刊很难放开手脚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杂志收入主要靠版面费，但也不太可能一直提高版面费，这样就更难吸引到稍微好点的稿源了。现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太可能扩充团队，去做更多事情，只能得过且过。”周木说。
周木所在的这类期刊虽艰难，但大多依托一个行业或挂靠在掌握一些资源的院所、行会下面，尚能勉力维持，还有一部分大学学报类期刊的质量和生存更是堪忧。
“中国大概有500种大学学报，这类期刊在中国知网分类体系里被归为科技综合类刊。历史上看，它们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服务，专业定位模糊，往往成为教师晋升、研究生毕业借用的工具，要提高它们的质量很难。还有刊名为‘地域+科技’這类期刊，也是同质化严重，很难办出特色。”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类期刊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出书难、发表成果难的问题，创办了一批这类期刊。它们现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果一些期刊论文质量和办刊经费都难以为继，应该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胡升华认为。但期刊退出并不容易。“前两年一直都说转制，成立独立出版社，但好像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去年就准备了材料，后来就没动静了。”周木说。
“因为刊号需要严格审批，所以它成为一个稀缺资源。很多质量差的期刊不愿意退出。”胡升华分析，有些期刊将刊号或版面转包出去，而承包这些期刊的人当然是以赚钱为目的，搞起了买卖版面的交易，根本不看论文质量，错误百出。
更有甚者，造假情况也不少见。“我们曾经申报一个叫《建筑遗产》的期刊，我们还在做创刊准备时，社会上就有不法分子假冒该刊编辑部，大张旗鼓开始卖版面、出假刊，有不少人上当。”胡升华觉得这样的问题能够出现，说明市场秩序非常混乱。
胡升华介绍道，近年来每年获批的新刊约50种，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需求。“想办刊的不一定办得了，办不好的也死不了。生也难，死也难。”“刊号成为稀缺资源，有的人想办期刊，有热情、有能力，但就是申请不下来刊号。”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告诉记者，办得不好的期刊，可以把刊号有偿利用起来，将期刊经营权“转让”出去，一样可以赚钱。
武夷山认为，国内科技期刊品种的数量增长与科技论文产出量的增长严重不匹配。他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去年统计结果，中国科技人员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上发表了49.42万篇论文，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了32.42万篇论文，即国外发表量占国内发表量的2/3左右。
“假定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篇稿子都不往国外期刊上投，假定每种期刊的平均发文量不变，则国内质量较高的科技期刊总量要比原先增加约2/3才能满足科研人员的发表需求。但在目前这种期刊管理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武夷山说。
胡升华分析，市场化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期刊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4%。
“期刊都有主管、主办、出版单位，且受属地化管理，刊号资源流动极为困难，尚未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出版社总经理彭斌举例，他们出版社曾经想与中国科学院一家外地研究所合作，对该所一份科技期刊进行升级改造，要将期刊出版单位变更为“科学出版社”，却遭遇阻碍。
“期刊是属地管理，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出版单位与主要主办单位必须在同一地区，出版单位不是当地单位怎么行？”彭斌说，这份合作只能搁置。
来源|科技日报
离国际一流期刊有多远 当务之急是练好“内功”
科技成果的产生地与科技期刊的办刊地在地理区域上分离，源于中国大陆的学术产出所占的世界份额，在20年间由2.5%上升为20%，中国必须自主创办优秀的英文期刊。
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中心，往往也是世界科学中心，这一规律在过去几次科学中心的转移中都被验证。现在这个规律却出现了偏差。
据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统计，亚洲地区已经超过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学术贡献最多的区域。然而，这些贡献却大多发表在西方主办的期刊出版平台上。尤其是对于提供了亚洲最多论文作者和读者的中国来说，未来应该怎么办？
科技部原副部长、《光：科学与应用（英文版）》（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s，以下简称《光》）主编曹健林指出，当务之急是练好内功。
“科技成果的产生地与科技期刊的办刊地在地理区域上分离，且由于近年来出版平台的不断合并，以及超级期刊和期刊集团的扩张，逐步拉宽了这一横跨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在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科技峰会——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表示，自己担任编辑的一份知名期刊，8年前来自亚洲的录用稿件只占15%，2015年却达到了76%。
数据显示，中国作者数已经由2008年的23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64万人;从1997年到2016年，源于中国大陆的学术产出所占的世界份额，在20年间由2.5%上升为20%;同一时段，引用数和高引用论文均高速增长。
随着作者队伍的不断增加，基础研究资助的增长以及国家层面新计划的推出，杨卫认为，中国大陆的学术贡献的质量提升尚有较大空间。同时，截至2016年，我国科技期刊总量虽达到5000种，但被SCI收录的不到200种。从1999年至2016年，中国作者的SCI论文发表于中国期刊上的比例却由38%降至8.8%。面对明显增长的市场，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纷纷布局中国。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洪明辉表示：“科技期刊是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载体，也是一国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现在，大量本土优秀科学论文需要‘交钱发出去’又‘付费买进来’，科研产出的版权归国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发权和话语权受制于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中国必须自主创办优秀的英文期刊。”
“我第一次知道它的计划时还没有名字，现在已经是顶级期刊了，这感觉就像我的孩子长大了。”《光》执行主编、德国汉诺威激光加工中心执行主任Stefan Kaiede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与施普林格一自然出版集团（以下简称自然集团）的合作期刊《光》2012年创刊，目前光学领域排名第三。“虽然我预感它会成功，但没想到这么快。”Kaierle表示，《光》的成功首先是找到了好的出版商，其次是好的编辑团队、审稿人，最后是好的主办者。
通过《光》，Kaierle对其主办者长春光机所留下了“可能性多”“行动力强”的印象。他说：“研究所投入资源办期刊这种模式看起来很成功，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么好的期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传播中心编辑出版部主任任胜利指出，国内期刊日益边缘化的外因在于唯SCI影响因子的评价指标引导优质稿源外流;内因在于运行机制落后、缺乏竞争意识。中国光学学会秘书长刘旭则认为，中国期刊编辑部的整体水平偏弱，必须引进真正职业化的办刊人才，刊物才能更加国际化、市场化。
实际上，《光》的成功原因之一，正是建立了专业的编辑队伍。目前，编辑部有专职人员5人，兼职人员10人，外聘德国学术编辑1人。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占80%，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占87%，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访问经历人员占50%。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办刊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曹健林直言不讳，长春光机所正是因为以国际一流期刊为目标，在此思路下引进专业编辑人才，将办刊作为研究所主流科技队伍的任务，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如何定义世界一流期刊？科睿唯安（北京）业务总监宁笔提出两条标准：既强又大——影响因子和发文量同时达到本学科前10%。以此标准来看，中国大陆期刊中没有一本符合。
目前，《光》正在沿着“强刊做大”的方向前进，保证质量的同时，发文量稳步提升。
在《光》的成功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同自然集团合作。这也是《光》一经问世就被许多科学家看好的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自然集团非常给力。除了给《光》带来专业性的起步，还在《自然》及其子刊中对《光》的文章进行推荐，使《光》能够快速扩大影响力。
中国期刊走向国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借助外力？
对此，曹健林认为，中国的出版集团本身也在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想快速攀升，不能仅仅依靠内力。
任胜利的看法是，我国的出版业发展没有跟上学术水平的提升，出版集团普遍偏小，依靠现有模式很难赶上国际水平，必须采用其他模式才能爆发式增长。
杨卫的提议则 以开放的原则，学习全球顶级期刊的先进办刊理念和出版平台解决方案，办好中国的顶级期刊和期刊平台。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金大勇亦认为，将最优秀的论文发表在祖国的大地上还需要过程，办优秀刊物要从“拿来主义”开始，以开放的思路建立跟国际接轨的渠道、学习其先进经验，只有以一流期刊为平台，才能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祖国的大地上。
近几年，国家先后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等，投入重金支持学术期刊发展。曹健林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人群，具备了办好国际一流期刊的基本条件，在政策支持下，10年后产生一批国际一流期刊并不是梦。
来源|中国科学报
爱思唯尔为什么那么牛 高品质出版让学术期刊也能盈利
上海交大出版社曾派遣骨干编辑到爱思唯尔位于英国牛津的分公司进行培训和实习。李广良作为实习者之一，他以第一视角看到了爱思唯尔成功的原因。
“之前我社就已经开始派遣骨干编辑到爱思唯尔位于英国牛津的分公司进行培训和实习。这样的培训不但是培训编辑的重要途径，也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特别是对合作伙伴的重点出版领域和发展方向有了直观的认识，对于进一步开展合作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爱思唯尔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和医学专业出版商，拥有《细胞》《柳叶刀》等2000多种学术期刊，ScienceDirect等著名数字化平台，以及Academic Press、Mosby、Saunders等著名出版品牌，出版过两万多种图书。爱思唯尔是励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集团的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7000多名员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70多个分支机构。
牛津是英国学术和专业出版业的中心，除爱思唯尔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自然創办于牛津，威立（Wiley）、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等也在牛津设有较大的办公室。科技图书（Science & Technology Books）是爱思唯尔的一个部分，拥有数百名员工，每年出版800～1000种学术和专业图书，总部位于美国的波士顿。爱思唯尔办公楼地处牛津郊区的小镇Kidlington外围，靠近丘吉尔庄园，风景宜人，颇有些荒郊野外的味道，在非上下班高峰期，连公交车都少得可怜，这与国内出版社大多位于市区大不相同。牛津办公楼除了大部分工程类图书的编辑外，还有期刊、生产、市场、销售等部门，共有500～600名员工。
高品质出版带来高利润
以爱思唯尔与国内某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CW为例。该书国内版的出版，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其社会效益，言外之意是经济效益可以忽略，充其量是盈亏平衡;可是从爱思唯尔详尽的预算书看来，这本书国际版的销售收入（Net Revenue）却高达8.4万美元，而且其利润率也非常高，竟然可以达到销售收入的70%。 这是由爱思唯尔的价值观、竞争策略和市场表现决定的。打开爱思唯尔网站，就能看到其鲜明的口号：Trusted Scholarly Excellence（卓越学术，值得信赖）。爱思唯尔科技图书市场总监Andrew Neilson先生也强调其策略是：“提供世界级、高价值（格）内容。”（Provide world class contentat a premier price）
与大众图书（Trade Books）不同，国际上的学术和专业图书（Academic & Professional Books）定价普遍偏高，而且这种定价水平也已经被购买者（包括图书馆、研发机构、学者和专业人士）所接受。一本三四百页的书定价超过100美元是很常见的事。
而且，爱思唯尔的学术和专业图书的定价，比其主要竞争者还要高出一大截。比如，一本塑料专业图书，比另一家主要竞争者的一本同类书薄一半、贵一倍。
之所以能够采取更高的定价，是由于爱思唯尔对出版品牌的用心维护、对图书品质的不懈追求以及传递给购买者的有效信号。现在，爱思唯尔已经开通了自己的网上书店（www.store.elsevier.com），但其折扣与亚马逊网上书店相比毫无竞争力。这不但由于爱思唯尔不期待从自己的网上书店获得很多收益，而将网上书店的目的更多地定位为展示形象，也由于爱思唯尔不愿以“知识打折”的形象示人。爱思唯尔的市场营销努力传递给读者的信号不是优惠的价格、丰富的品种（这可能是亚马逊网上书店所要传递的），而是顶级的内容、一流的价值（格）。
专业化分工是高品质的基础
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爱思唯尔的员工可以各司其职，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工作。去过牛津并体验学习过的人会发现一些不同，第一个与国内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看不到堆积如山的稿件，爱思唯尔内部根本没有文字编辑（Copy Editor）。爱思唯尔的编辑部门主要由出版人、策划编辑、编务项目经理等组成。
出版人（Publisher）负责统筹某一大的学科分支的选题，除承担一部分选题开发职能外，还负责管理几位相近学科的策划编辑。如负责《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国际版的出版人Jonathan Simpson先生，每年独立开发大约12个选题，同时指导其管理的团队开发130个选题，并确保10%的销售收入年增长率。
策划编辑（Acquisition Editor，或称组稿编辑）是开发选题的发动机，主要负责识别有高成长性的细分领域，策划选题、确定作者、安排同行评议、准备选题信息表、签订出版合同。策划编辑专注于通过学术和专业期刊等研究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参加学术和专业会议，确定有市场潜力的选题与合格的作者，与顶尖专家打交道，从跟踪书稿进度、担任文字编辑等细节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有足够的精力抬头看天。
出版合同一旦签订，则转由编务项目经理（Editorial project Manager）负责与作者沟通书稿撰写情况和进度，协助作者解决撰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作者按期提交无明显疏漏的书稿。换句话说，编务项目经理的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地、有艺术地催稿。定期就是一般两周左右就要给作者发一封邮件，或者打一个电话，采取哪种方式要视作者偏好而定;有艺术就是让作者不感到“烦”、不感到你是在催他，而是感到你在关心他、协助他。
作者太忙、拖延交稿是中外出版社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出版社确保图书按期出版和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将构成重要的影响，而设置编务项目经理是解决图书实现率的系统性方案。与其有过合作的编务项目经理Fiona Geraghty小姐告诉上海交大出版社李广良，她同时服务于位于波士顿和牛津的两位策划编辑，跟进处于不同阶段的50本书。书稿一旦提交，则转给公司的另一个部门——生产部门的生产经理（Production Manager）负责将文字编辑、正文排版、印制等工作外包给另外的公司或个人负责。文字编辑等职能的外包，不但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对相关学科有一定了解的人士负责文字编辑工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公司的用人成本。
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也给爱思唯尔的员工规划了清晰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新进员工可以担任编务项目经理，在协助策划编辑的过程中，积累出版和策划的经验。到一定程度可以晋升为高级编务项目经理、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副编辑介于策划编辑和编务项目经理之间，一半的精力用于开发选题，一半的精力用于编务项目管理。副编辑再晋升就是策划编辑、高级策划编辑、出版人、高级出版人，以至于出版总监（Publishing Director）。爱思唯尔的科技图书部分共有三位出版总监，分别负责工程、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三个板块，共同向负责编辑出版的副总裁（Vice President）负责。
严格的选题论证程序
决定是否出版一本书，爱思唯尔要经过三道程序。首先，爱思唯尔的每个选题都要接受严格的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审阅选题的内容和作者介紹、目录和样章等，对选题的必要性（读者是否有需求）、作者的资质、内容的可靠性，给出明确意见，即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编辑还请求评审专家对此书给出修改建议，如增加或减少某些章节等。在李广良参加的一次选题会上，就遇到一本书由于评审专家的意见而充实、细分为两本书出版，第一本是基础性的操作指南，第二本则解决更专门的高级问题。
此外，评审专家还需就图书的市场预期、出版形式等进行评议，回答“您是否会购买本书”“您是本人购买还是会请所在机构购买”“您倾向于纸质书还是数字版”等问题。评审专家们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很有意思：选择数字版的一般很直接，而不少选择纸质书的，则会似乎很不好意思地加以解释，如“我是个老派的人”“我跟不上形势”之类。对于是否向评审专家支付评审费，要视情况而定：有些不必支付，不少专家将同行评议视为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一项义务，而且不少人是爱思唯尔其他图书的作者，或者编辑的熟人;有些则要支付60～80美元的评审费，这也不高，大概是一本书的价钱而已。除大学低年级教科书外，一般不对全书内容进行评议。 第二道程序是选题论证会，爱思唯尔称之为“市场策略会议”（Market Strategy Meeting）。国内出版社一般有年度、季度选题会，一年不过召开四五次，每次要处理少则上百个、多则上千个选题。而爱思唯尔的选题会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每次讨论四五个选题，参加人员包括出版总监、出版人、策划编辑、市场经理、财务经理等，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细致分析每个选题的市场前景和学术价值。策划编辑会将几十页的选题信息表提前制作完毕，上传到公司的数据平台，与会人员都可以在会前阅读。选题表包含内容简介，作者简历，详细目录，两到三位专家的同行评议意见，预期销售册数，纸质版和数字版的预期销售收入，版税方案，篇幅，拟使用的子品牌（Imprint），本社及主要竞争者出版过的同类书的信息（特别是销售情况），等等。
爱思唯尔的学术和专业图书的定价，比其主要竞争者还要高出一大截。之所以能够采取更高的定价，是由于爱思唯尔对出版品牌的用心维护、对图书品质的不懈追求以及，传递给购买者的有效信号。
在李广良参加的一次选题会上，其中有一本书大概讲的是“不懂技术也能做黑客”，预期盈利很高，但是大家讨论得很激烈，最终被否决了，原因就是这本书偏离了爱思唯尔的品牌价值与选题方向。爱思唯尔要树立的是专业的品牌，要告诉读者他们出版的图书都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信息安全技术图书是爱思唯尔要重点发展的领域，为此他们还在2006年收购了专业出版公司Syngress，但是靠噱头、赚眼球的大众书将会严重损害其品牌的核心价值，因此预期盈利再高也勇于否决。爱思唯尔在品牌上有底线，宁可放弃利润很高的选题，有所不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选题会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出版总监手上。由于爱思唯尔公司结构的全球化特征，远程电话会议很常见。
第三道程序是全球出版委员会（Global Publishing Committee），有科技图书执行董事、出版和市场总监、高级市场经理、财务人员等参加。全球出版委员会不真正开会，而是在成员之间流转选题信息以及选题会结论，最终决定是否出版。
全球顶尖作者提供丰富稿源
爱思唯尔从不自己设定作者来源的局限。在爱思唯尔的作者中，来自美国、英国、英美以外地区的各占1/3。策划编辑与作者见面大多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不但使编辑接触到顶尖的专家，而且效率非常高，此外也节省了出差的成本。如高级出版人Matthew Deans对李广良说，他刚刚从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回来，3天的时间与50位专家进行了会谈，还确定了5本新的选题。策划编辑、编务项目经理与大多数作者是不见面的，而是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沟通。不见面而能与顶尖作者密切合作，更可见作者对出版社的品牌和编辑的专业精神的信赖。
此外，我深深感受到，爱思唯尔非常愿意与中国的出版社和作者合作，出版中国原创的内容，这是由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顶尖作者的策略决定的，当然也与中国的研究成果越来越重要有直接关系。正如爱思唯尔现任主席池永硕（Y.S.Chi）先生在《钱学森文集》国际版伦敦书展首发式上的致辞中所说：“中国的研究将越来越重要，爱思唯尔致力于支持中国的研究者，帮助他们将成果传播到全球研究共同体中，就像我们130年来所做的那样。”我在牛津期间，还具体落实了双方合作出版由中国学者撰著的“大飞机出版工程英文版”的细节。作者太忙、无暇著书，也是爱思唯尔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与国内相同。爱思唯尔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编辑、合著的图书越来越多，通常由出版社确定一位主编，由主编和策划编辑共同确定若干作者（Contributor），每人撰写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一章或一节。二是专著越来越短，200多页的专著越来越流行。当然，还是有很多学者愿意与同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其研究的，特别是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学者，没有了那些不必要的论文发表的压力，这也造成了作者越来越老的现象。
数字出版彻底改变面貌
在爱思唯尔2011年科技图书的销售收入中，有55.5%来自纸质书，44.5%来自数字出版。如上文提到的那本书CW，英国和美国两地首印数加起来才300本，要获得如此高的销售收入，只能依赖数字出版。在爱思唯尔的数字出版收入中，来自其自身平台ScienceDirect的收益占压倒性比重。爱思唯尔工程和计算图书出版和市场总监Ben Denne先生在会谈中自豪地向我们宣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不使用ScienceDirect来做研究。图书与期刊内容的互补、强大的数字化平台形成的合力，使爱思唯尔学术和专业出版所向无敌。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社将相关一揽子资源打包卖给图书馆，导致一本书的销售情况，与平台的关系越来越大，与书本身的质量的关系相对变小，这也引起了爱思唯尔的重视，没有影响他们对图书品质的执着追求。
此外，来自授权第三方使用的收益，绝对值也比较大。爱思唯尔的电子书与纸质书定价相同，这与我国情况差别较大。爱思唯尔是这样向市场和读者解释的：策划图书、确保顺利出版并承担经济风险，对纸质书和电子书来说是相同的;电子书虽然不需要印制、仓储、物流，但是开发数字化平台、转换内容等也需要专业的工作和相当的成本，何况在其纸质书的成本构成中，印制、仓储、物流并不占较大的比重;电子书的成本总体上并不少于纸质书，而且可以使读者更方便地使用。
最近，爱思唯尔推出一个新项目——Elsevier Insight，专门针对小微市场（Niche Market），也就是出版领域很窄、读者极少的图书，为小微子学科的成果提供了出版机会，计划达到每年出版50种的规模。该项目开始只出版电子版（以及出版社和作者的纸质样书数册），没有订单就不印纸质书，而且就算印也是采取按需印刷的方式。其实，爱思唯尔主席池永硕先生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是做按需印刷的，著名的Lightning Source公司就是他创立的。在今年倫敦书展的爱思唯尔展台上，几乎看不到纸质书，亦是伯爵宫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接触到的爱思唯尔所有员工都积极向上、坦诚热情、朝气蓬勃，大家分工明确、沟通迅捷、精诚合作，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也是爱思唯尔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基石。”
来源|上海交大出版社
成为国际期刊 就意味着不能太“中国”
2018年的中国之行，自然集团首席执行官罗普斯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到了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感触、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建议。那么，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期刊呢？
Q&A
记者：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何印象？
罗普斯：在过去20年，中国已经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不仅是数量，尤其是在质量方面。
在数量上，1997年有中国作者的SCI论文在全球仅占2%;但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5%，这是12倍的增长。
而且，其中很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上声誉非常高的期刊上。
以《自然》为例，1997年，《自然》发表的原创论文涉及中国作者仅有4篇，占比0.4%;但到了2017年，已增长到近120篇，占比约15%，有了近40倍的增长。
我们还编制了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追踪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细胞》等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情况。
最新的自然指数表明，中国在高质量科研论文产出上仅次于美国，也是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我相信中国排名第一只是时间问题。自然指数也显示中国科学院是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文章最领先的机构。
由此可见，过去20年，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记者：很多中国科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优秀期刊，你对此如何看待？你对中国的期刊发展有何建议？
罗普斯：一直以来，我们都作为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推动中国创立高质量的期刊。
在中国所有英文科研期刊中，有大约40%都是与施普林格·自然合作出版的，并吸引了许多高质量文章的发表。我非常理解中国的雄心壮志，也会继续为中国机构提供办刊支持。
我们支持中国的期刊发展，不仅是在出版方面，还为科研人员和期刊编辑提供各种培训课程，如大师课堂、出版讲座及同行评审流程设计等方面的培训。
我们希望把过去175年来积累的最佳经验与中国期刊编辑们分享，帮助他们把中国期刊办得更好。
要创办高质量的期刊，首先，在创刊初期就不能对质量做任何妥协。一开始这可能会很难，但必须坚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步入正轨。同时，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化。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期刊想要成为国际知名期刊，我有一个略有“矛盾”的建议是，要成为国际期刊，就意味着不能太“中国”，要发表最好的内容，不管其来自哪里。
此外，品牌和名人效应无法成就一个好期刊。比如，有些期刊有知名的总编，但其有时会因太忙而无暇顾及期刊，但一些知名期刊的总编会经常去寻找一些好论文，请研究者投到编辑部，这样做很有帮助。期刊要想获得提升，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很多年的努力，需要很清晰的计划以及多年坚持才能取得成果。
记者：对于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要求“打包”支付订阅费，让所有研究人员均可开放获取研究成果。你怎么看？
罗普斯：这起始于荷兰。
我们是第一家签署这类协议的出版机构，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全球开放获取论文有1/3是我们出版的。
我们十分了解如何有机结合订阅模式和开放获取模式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例如荷兰的例子。
我们认为应当加以尝试，以发现其中哪些方面是有效的，以及存在的復杂性。
此后，我们签署的这类协议已超过了任何其他出版商，因此，我们比其他出版商更了解这种尝试的意义及局限。
并不存在德国、英国或是中国的期刊市场。因为论文来自全球范围，用户也来自全球，所以你不能对这个全球系统做根本的改变，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深知这一点，因此很难知道相关计划如何在德国奏效，以及对全球其他地方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自己视为捍卫者，因为我们最了解相关情况，能确保不去签订任何无法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协议，以免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给整个科学体系和出版体系带来不稳定。
记者：如何保持科研与商业之间的平衡？
罗普斯：高质量是我们的立刊之本，质量和声誉无法用金钱买到，维持质量和声誉才能带来长期收益。
因此，集团内部负责保障学术质量的部门与负责商业利益决策的部门是彼此独立的，这样就从制度上让处理学术内容的编辑人员只考虑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受商业利益特别是短期商业利益的影响。
我们只需要他们关注内容，了解作者及其研究，建立同行评议的网络。
我们在全球有1.4万名员工，其中大多数具有科学背景，他们加入施普林格·自然虽然是想要挣一份收入，但赚钱的地方有很多，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让世界更加美好，至少我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实现最佳平衡的保证。
在全球，科研发展是一项大规模的事业，近年来，全球每年几乎都有1.6万亿欧元花费在科研上，而且以每年5%的比例增长。
出版机构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审视质量，确保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到高质量和重要的科学发现。
整个学术出版业的收入只占全球科研投入的1%，但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内容让其他99%的科研投入变得更加有质量和效率，这也是科学出版的贡献及存在的理由。
来源|中国科学报（有删减）
办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访中科院院士王恩哥、高福
科技期刊在认定和记录科研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科技期刊也是一个国家科技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科研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承载着科研成果的科技期刊发展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加快培育出《科学》《自然》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和《科学通报（中文版）》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记者：首次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是我国首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今后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谋划布局，那么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其意义是什么呢？
王恩哥：大家都是科研人员，能深深体会到同样水平的科研成果投稿到国际知名大刊，与科技强国期刊的作者相比，我们的文章经常被搁置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评审通过。这对于我国的创新科技成果尽快被认定和传播是不利的。
对科研人员来说，从科技期刊中得知别人的研究进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办好我们中国的科技期刊，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主，快速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成果，同时吸引全球的优秀科学家在我们的阵地进行学术交流，就可以由我们来把握世界科技前沿。
高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外的学术出版集团，利用技术优势、集群优势、资金优势掌控和经营着数量庞大的期刊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科研人员自身层面，还是版权保护或者经济利益方面，我们都应该办好自己的科技期刊。
另一方面，我国科技期刊有5000多种，大多数是中文科技期刊，包括学术期刊，也包括行业技术期刊，还有科普期刊。不同的期刊，服务的对象也是不盡相同的。例如行业技术期刊发表更多应用类型的文章，对于行业发展作用比较大。而科普期刊，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有哪些可行的措施和建议，如何才能办出属于中国的，像《科学》和《自然》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
王恩哥：首先要知道，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都创刊于19世纪，它们已经发展了100多年，这也符合学术中心在美国和英国的事实，也说明科技期刊和国家科技实力相关。
我国的科技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与国际期刊有所不同。例如分为主管、主办、出版等多级单位，真正办刊的主体还是编辑部，小而分散。另外，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也是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因素。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期刊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同时，中国科技期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从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更好的支持。
高福：要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第一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期刊发展活力;第二要建立一种理性、科学和指标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与期刊评价体系;第三也应该提高期刊的自身办刊能力。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科技实力越来越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也应该更具有全球视野。我认为，随着中国从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迈进，我们也会有像《科学》和《自然》这样的期刊。
记者：《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我国5020种科技期刊，共有3232个主办单位，这与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这样的著名学术出版集团集约式的发展方式相比，显得有些“小而散”。那么，中国需要培育属于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那样全球闻名的学术出版集团吗？该怎么做呢？
王恩哥：爱思唯尔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了，而是沿着由“传统出版社”向“信息提供商”再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脉络发展成为今天的一家知识服务机构，转型路径是从提供内容资源转向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施普林格也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转型路径是专注于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突破。
毋庸置疑，中国肯定需要培育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公司那样全球闻名的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公司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路径是这样的：内容生产采取内涵式发展，集聚优质内容资源;产业发展采取品牌并购重组，全球扩张;从收购出版公司转向并购技术公司，旨在为科研用户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面向科研全过程的知识服务;目前已经实现从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的成功转型。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发展路程也是大同小异：在科学、技术和医疗领域持续做大做强，先是成为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商;然后专注于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突破，也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高福：《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明确提出，知识服务是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期刊发展方向。大数据知识服务成为科技互联网巨头新的经济增长点，也给我国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科技期刊，尤其是英文科技期刊在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时候，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抓住“知识服务”带来的机遇，在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的同时，广泛展开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大胆创新，推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服务产品和模式。
总之，出版是一个产业，期刊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商品，最终需要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在技术上、服务上、业务合作上、业务范围等方面，敢于创新，善于把握机遇，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做强做大。同时，为了快速发展，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一定的引导、扶持和培育。
来源|光明日报（有删减）
练就内功“造船”出海 中国科协聚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
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关系我国科技创新的首发权和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世界一流学会与一流期刊建设是中国科技由大变强的必然选择。
“这是中国科协的头号工程。”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曾接连主持三场调研会，与科技期刊主编、学会与出版机构负责人深度座谈，聚力推进一流期刊建设。
怀进鹏提出，世界一流学会与一流期刊建设是中国科技由大变强的必然选择。在新时代高起点上，要做好品牌化、国际化和平台化，打造科技高峰和学术高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7年底，国内科技期刊总量达5020种，居世界第三位。 大不等于强。2016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近30万篇。论文发表需求与科技期刊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数千种科技期刊中，英文科技期刊仅313种，占比不足7%，远低于德国53.09%、日本38.3%的比例。在SCI划分的176个学科中，我国有一半学科的英文期刊仍为空白，不少新兴、交叉学科的优秀成果只能“借船出海”。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宋军坦言，我国科技期刊与世界一流期刊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对前沿问题、重大科学问题把控力不够，国际影响力较弱，论文质量、出版能力和管理水平与论文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一方面因为我国科技期刊起步较晚;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原因，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现代期刊出版集群，传播和服务能力普遍较弱。
“绝大多数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必须以购买数据库或单篇付费的方式才能获取。高额订阅费阻碍了我国公共经费资助的科研成果在国内的传播和转化。”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薛勇彪说，这里深层次的隐忧关乎国家信息安全。
面对“中国人写论文——中国人付费在国际期刊发表——中国人再花钱买电子版”的桎梏，打造一流科技期刊的中国品牌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关系我国科技创新的首发权和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中国科学：化学（英文版）》主编万立骏院士认为，确立我国的大国地位，亟须保护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打造学界公认的公正、权威、高水平的一流期刊。
“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科技‘硬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标志。”《细胞研究》主编裴钢院士说。科技期刊不仅是记录和传播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信息资源。
此外，与会者谈道，当前中国科技期刊面临着难以突破的“玻璃天花板”——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盲目崇拜国外，过度看重影响因子指标。对SCI期刊过度推崇，对期刊量化指标的关注超过了对成果本身价值的关心。这影响了国内期刊的质量提升和良性发展。
《中国科学·材料科学（英文版）》主编李亚栋院士表示，国内科技期刊与有上百年发展史的国外权威期刊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作为“百年老店”有独到的传播渠道和受众。但近年来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远超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既要树立信心，又要虚心学习国际先进的办刊经验。
截至2016年底，我國大陆179种SCI期刊中，仅有13种期刊未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借船出海”在一定历史时期加速了中国优秀论文“走出去”。但在新时代新起点，中国人需要自己办出像CNS（《细胞》《自然》《科学》）那样的顶级期刊。
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让中国优秀论文充满底气地搭乘“中国”号期刊巨轮扬帆远航？专家们谈需求提建议。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首先要培育中国科技界自身的认同感，打破‘唯SCI论’建立新的评价导向和机制，推动国内优秀中文期刊与SCI期刊同质等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副主编汤广福院士说。
裴钢表示，要对标世界一流科学研究，多发表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国内首创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这些成果将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也必将成为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打造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关键。
《植物学报（英文版）》主编刘春明、《分子细胞生物学报（英文版）》主编吴家睿等结合期刊发展的探索和经验，提出吸引国际一流学者进入编委会、加强期刊数字平台建设、创新期刊传播方式、推进科技期刊集约化发展、促进科技期刊出版业态变革等发展建议。
专家们认为，好期刊不能一味靠国家“输血”，要苦练内功自备“造血”机能，重视经营运作提升服务，形成商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良性互动。
“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基石。”朱邦芬说，诚信是学术期刊立足的根本，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做好诚信建设应成为共识。
来源|新华网
学术期刊如何跟上新媒体 应为优秀成果争取时间
国内科技界、期刊界与网络行业应该共同努力，加强类似平台的建设，把那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遴选出来，及时推送给学界。
2017年上半年，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几个月后，她收到了一封催付论文费用的电子邮件：“金额33100元人民币，你的付款已经逾期，还请尽快支付。如果一直不付款，可能会影响以后你投稿被接受的概率。”
不仅中国学者发表学术论文需要支付版面费，而且国内的图书馆还要使用大量经费购买国外电子期刊数据库。可见，将中国的刊物办好，是从“赶超”到“引领”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一等的、有希望拿大奖的工作，首先发表是硬道理，可以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在朱邦芬看来，其实有不少我国科研人员很愿意把自己优秀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他希望能够有若干种高水平中国学术期刊加大支持原创科研成果的力度，帮助那些优秀论文优先发表，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
现在，已经有一些可以自由发表学术文章的网站，成为科技论文的首发平台。10多年前，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就是在收集论文预印本的网站arXiv发表了研究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引发学界关注。201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上线运营，为我国科技期刊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缺乏审核制度，一些学术水平不高甚至有违科学常识的文章也有可能混杂在这个开放平台中，而优秀的学术成果则有可能被埋没其中。朱邦芬提醒，国内科技界、期刊界与网络行业应该共同努力，加强类似平台的建设，把那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遴选出来，及时推送给学界。
一些学术期刊看准了新媒体阵地，开始进行媒体融合的尝试。2017年11月7日，《财政科学》杂志编辑部主办的“学习十九大精神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次日，杂志的微信公众号就刊发了此次研讨会的专家观点综述。接下来的几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郭庆旺等专家的发言内容经过编辑加工后，陆续在这个公众号上发表。 “当微信公众号全文刊发以后，我们把七篇专家文章统一放到中国知网进行网络首发。2017年11月25日，这些文章又刊发在《财政科学》第11期纸质版上。”《财政科学》杂志副主编邢丽认为，这个由新媒体、互联网、纸媒构成的传播链条，实现了将一个学术话题“反复置顶”的效果，能够促使相关学术研究持续发酵。
微信公众号首发、学术期刊网站数字出版、纸质出版，这种立体的期刊出版形式，不仅丰富了学术论文的传播手段，而且让那些学者在学术成果“首发权”的竞争中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2016年1月12日16点38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采用优先数字出版形式，在学术期刊网站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撰写的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将胡鞍钢和同事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第一时间呈现给学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纸质版杂志，经过印刷、运输等环节，两个月后才能与读者见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篇论文已经被下载三万多次，被300多篇论文引用。同样是优先数字出版，2017年10月31日8点24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文率先在学术期刊网站上线，比纸质版提前4个月。在短短40天时间里，论文下载量近两万次。除了论文本身的重要性，网络首发是其能够实现快速传播的必要条件。
如何判断一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按当下流行的做法，人们一般会看这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而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是，两年内，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分子”是引用次数，“分母”是文章数量，比值越大则说明影响力越大。于是，有些期刊一方面减少刊发文章的数量，一方面约请权威学者撰写热点文章来增加引用率，甚至有的期刊要求作者尽量多引用该期刊的论文，或者与其他期刊约定互相引用，手段多种多样，都是为了缩小“分母”、做大“分子”，从而提高“影响因子”。
“一种学术期刊如果一年只发表几十篇文章，即使影响因子再高，总体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朱邦芬认为，中国科技期刊不仅要追求影响因子，而且也要追求总的被引用次数和被引用的半衰期，如果能够通过多个指标综合评价，制定我们自己的科技期刊评價标准，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
“一篇研究《说文解字》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很可能没有一篇研究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文章高，但不等于它一定水平低、质量差。你的刊物发政治、经济、法律研究可以是第一，我的刊物发《说文解字》也可以是第一。你发‘一带一路’可以是第一，我发契丹文化研究也可以是第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针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重跃说，学术期刊的视角应该从关注文章转载情况、关注影响因子，转向关注学术，“那些影响因子不高，但是有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的期刊，坚持了学术标准，保护了学科结构，它们的贡献总有一天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尊敬”。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王明亮表示，为了适应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发展的新趋势，学术期刊网站有责任搭建一个更为公开、规范的学术评议平台，提供更为完善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数据与工具，使中国学者的创新性科研成果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
来源|光明日报
朱邦芬院士 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支撑一流科学研究
一流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我国的科研评价，不仅对科学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也与我国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紧密相关。
近年来中国科技水平进步明显，有的领域在国际上正进入第一方阵。一流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一流期刊之所以成为一流，是因为发表了一流科研成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最有原创性的成果往往违反大家的共识，很可能不容易通过同行评审发表在国际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而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发表的时效性是第一位的，先发表是硬道理。中国的一流科技期刊，优先发表中国学者具有引领性和原创性的成果，支持中国一流人才的科学研究，既能提升期刊影响力，又能为科技发展做出贡献。所以，现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是非常必要的，是摆在我们面前光荣的使命。
当前，我国的科研评价，不仅对科学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也与我国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紧密相关。以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定一位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不是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和方式。如果评价体系不改变，对真正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和期刊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怎么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一是要少评价，不要评那么多的奖，不要搞那么多头衔（完全可以合并“同类项”），评价过多过滥，评委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阅读代表性论文，只能看看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被引用多少次;二是要缓评价，把时间尺度放长一些，不要太匆忙地对一些成果下结论。
基础研究类、科技应用类、科普类期刊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使命，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和要求。基础研究类期刊，不能只看影响因子，还要看总引用频次和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和关注程度，长期而言，还要看它在推动科学重大突破上起了什么作用;科技应用类期刊，就要看所发表的文章如何推动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的科技应用期刊更要看在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在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准上面所起的作用;科普类期刊要看对青少年热爱科学、树立科学观、崇尚科学精神发挥了什么作用。各类期刊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促使科技期刊得到良性的发展。
长远来看，科技期刊出版完全可以盈利，不需要长期靠政府来投钱。一开始可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扶上马帮一把，后面就靠自身良性发展。只要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编辑队伍、主编、出版商和出版平台、科学传播媒体，就可能使我们的科学出版业更上一个台阶。我国目前科技期刊大多“刊自为战”，没有大的出版平台。中国物理学会曾经设想把中国物理学会下属的几个刊物整合起来，像美国物理学会一样，但是几本期刊隶属不同的单位，而且又有历史原因，整合起来很困难，这样期刊影响力扩大空间就比较有限。这方面需要政策给予引导、协调，需要扩大的空间。 我国的科普期刊，目前大多自負盈亏。许多很著名的期刊，比如我小时候就爱看的《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等，现在有的还不错，有的日子就很艰难。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们越来越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我们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在科普方面起的作用正越来越大。期刊一个月出一本纸质版的影响，跟公众号每天更新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科学普及，平台很重要。因而，我们的科普科技期刊怎么能够跟互联网结合起来，跟微信平台结合，切切实实地帮助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培育科学精神？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促使科普期刊跟网络平台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科普期刊可以提供好的内容，平台有好的传播手段。这里面有些困难，包括人力资源、平台建设的启动经费，特别是高水准出版家的培养等等。我们需要设定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科普期刊和科普网络平台的良性发展。
中国商业利用信息技术很成功，像淘宝、京东等。有没有可能我们科技论文发表也有一个类似的平台，也就是研究人员直接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实，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物理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发布在一个叫arXiv的平台上。很多人文章写好后首先在arXiv上发布，发布以后可以收到各种各样的评论，可以不断修改，最后被某一个期刊接受发表，还有的干脆就仅在网上发表。像几年以前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他最后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文章就只发表在arXiv上，没有向期刊投稿，但是这没有影响他的这项工作被大家高度评价。所以，我们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新的思路是，建立起这么一个网络平台。
我们科学家、科技人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自主发布论文，可以随时发布随时修改，别人可以随时评论。如果以后再在某个期刊上发表了，还可以再附注一个已经在那儿发表了的信息;也可以干脆不在期刊发表，就放在这个平台上。
但是，这样的平台还需要我们花很大力气去创建，最关键的一个难题是学术评价。比如说，怎样让大量文章中的好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又如，肯定会有很多错误的文章在上面发布，良莠不齐的问题怎么解决？我想，也许可以把平台发布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库建设等结合起来，做到既保护创新、便利发布，又能有区分度，再加强评论和推荐。也许中国期刊界、网络界和科技界合作，可以创造出科技出版的新模式和新平台，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出版真正做大做强，引领世界。
来源“科技工作者之家”科界APP
优秀论文“出国” 95%的高被引论文在海外
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国内，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尴尬境地。
“2017年底，我国科技期刊已达5052种（中文科技期刊4599种，英文科技期刊330种，中英文双语科技期刊123种），居世界第三位。”2018年10月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公布了中国科技期刊的现状。
“我国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扩大。但总体质量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科研成果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够。”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李军认为，打造一流科技期刊，还需多方发力。
中文科技期刊望洋兴叹
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核心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分别以14%和5.4%的速度保持增长。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入选SCI期刊192种，位于学科影响力前四分之一（Q1区）的期刊增加至44种，SCI收录中国期刊中被列为“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和比例在逐年上升。
“无论传播形式如何改变，内容价值始终是期刊的生命。”李军表示，内容建设是科技论文的根本。高质量的论文即优质内容，但高质量的稿件永远是科技期刊的稀缺资源。据李军公布的一组数据，我国SCI和高被引SCI论文的发表量都非常大。被引频次最高的1%的论文当中，我国有14.3万篇，全球占比16.62%。“接近20%的高被引SCI论文由我国学者贡献。但遗憾的是，有95%的论文发表在海外期刊上，现实非常严峻。”
“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国内，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尴尬境地。”在去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忠范院士的一句话曾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我们形成了一个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论文外流，论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以化学领域为例，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比例为30.42%，但中国期刊高被引论文占比数只有0.37%。
在这次主题为“强化中文科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的作用”的会议上，大家为中国优质论文成果外流而忧心忡忡。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认为，我国科学亟待向“深加工”方向转型，摆脱从源头到出口“两头在外”的外包工处境，这首先要从提高汉语的科学“币值”、振兴中文科技期刊做起。
发表重大原创成果首选国外
截至2017年底，我国中文科技期刊4599种，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91%。
“中文科技期刊总量可观，但产业规模小，发展滞缓;地域分布广，但同质化严重;学科覆盖面大，但不适应发展需要;学术指标上升，但对优秀成果的吸引力不大。”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这样分析现状。他举例，以“大学/学院名称+学报”命名的综合高校学报有519种，占中文科技期刊总数的11.29%，无论是刊名还是内容，都存在同质化问题。
“此外，中文科技期刊优秀稿源紧张状况始终未得到缓解。”彭斌透露，据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学者在全球SCI期刊发文32.24万余篇，在中国SCI期刊发文2.24万余篇。有30万篇论文发在国外SCI期刊上，可见中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整体较弱。
“写文章看影响因子，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杰青’‘长江’等各种帽子都来了。有些高校发表一篇CNS论文奖励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风气堪忧。”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看论文价值除影响因子，还要看它的“寿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
“目前我国在数量上可称为科技期刊大国，但远不能称为科技期刊强国。”《科学通报》主编高福院士认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发展与科学研究的进步、服务能力与科技工作者的期待、作用与其应承载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匹配。
其实，中文科技期刊也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温铁基超导等以及我國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认可的。
“但是，近30年来我国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高福坦承。
魔咒难破除
“导致中国优质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过于偏重SCI影响因子。”刘忠范认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传播中心任胜利编审举了一个例子：某研究所计算科研成果绩效奖励，赫然将期刊进行分类并依次折算成论文的得分，位于期刊分类金字塔尖的只有两份期刊——《科学》和《自然》。
“很多科研机构的‘计分本’明确将一些外国杂志制定的指数作为依据，这很要命！这不是鼓励作者向这些杂志投稿，让政府背书吗？”一位科学家告诉记者。
“写文章看影响因子，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杰青’‘长江’等各种帽子都来了。有些高校发表一篇CNS论文奖励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风气堪忧。”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看论文价值除影响因子，还要看它的“寿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欧阳钟灿用他老领导周光召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要单一追求SCI论文和所谓的影响因子及热门课题，要做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SCI各种因子中，引用的生命周期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优质论文频频投向国外名刊;另一方面，低水平论文纷纷投向国内劣质期刊。“由于评职称、毕业论文等各种需求，劣质期刊靠收取版面费也活得很好，死不了。”刘忠范说。
国内期刊如何突围 任胜利告诉记者，近年来，各大国际出版集团纷纷创办新期刊，抢占学术资源。“特别是一些大牌期刊社采取‘级联式评审’方式，品牌期刊如果不能录用，编辑就向稿件作者推荐转投其下一级子刊，通过逐级‘筛选’的方式消化了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有些期刊一年就可以发表2万多篇文章。”
为了促进我国科技期刊成长，2015年五部委出台了《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科院学部也通过鼓励院士候选人在中文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等措施，提升国内中文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建议，对中文期刊实行分类分级评估和管理，即以学术和服务功能为导向，鼓励期刊的差异化发展，对不同性质的中文期刊采用不同的评估和管理办法。
“关键是倡导开放竞争的办刊机制。”高福认为，要增强期刊出版机构的内生发展动力，同时促进以市场化发展为基础的资源整合。
刘忠范透露，此次会议围绕科技期刊去行政化、加强顶层设计、实行分类管理，降低SCI评估权重、增强科学家责任、借鉴国际一流期刊经验、促进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加大对优秀中文期刊经费和政策支持等形成相关意见和建议。
来源|科技日报
尴尬与梦想 国内期刊多而不强
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应该是真正的原创工作，建设一流的期刊，必须面对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这个趋势，从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上对期刊有新的定位。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进到世界第4位，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继续保持世界第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表示，2017年度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科研产出规模在继续增长的同时，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开局。
一流期刊反映一流科研
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活动。发表文章的本意是科学家之间的互相沟通，但是后来也形成了科技投入的一种产出方式。由于论文发表在实际使用中被与科技评价、资源分配、人才成长等因素紧密联系，现在越来越功利化了。在裴钢院士看来，一流期刊的定位在于，首先要服务于科技强国建设，进而服务于全世界科学事业，推进科技发展。建设一流期刊，必须面对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趋势，从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上对期刊有新的定位。一方面要减少期刊出版的逐利性，一方面是提高开放性，同时要大力鼓励原创性。
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建设需要投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来管理。中国科协联合六部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是中国近年来期刊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器。现在应该讨论的事情就是将来更好地执行这个计划，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政策来支持科技期刊。
裴钢说：“现在我国期刊运营方式主要是三种，一是单位所有制，二是社会团体（学会）办期刊，三是小规模的独立市场主体运营，可以借鉴大型国有企业混改模式，推动形成真正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打造体制的平台、制度的平台、资源的平台、人才的平台。”
中国要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国家软实力也是科技硬实力的标志，一定要对标世界一流科学研究，多发表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国内首创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这些成果将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也必将成为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打造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关键。
“版面费”为何“变了味”
在建设一流期刊的过程中，已经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中国科协一项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科技期刊总量高达5000多种，可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不到200种，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
但是，与发表论文的需求相比，数量如此庞大的学术期刊仍不敷使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这5000多种学术期刊每年刊发的论文数量约为100万篇，但每年专业技术人员因业务考核、职称评聘、岗位聘用、学位授予等产生的发表论文的需求为480万篇，“供需之间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是造成‘非法办刊’、‘版面买卖’‘论文中介’等现象的深层原因。”
其实，为了遏制期刊刊发质量低劣学术论文、收取版面费牟利行为，早在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撤销了4种学术期刊的出版许可证。“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體系和职称考核标准很成问题，把发论文当成了唯一的指标。为什么非得发论文才能毕业、评职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认为，这种不合理评价考核标准逼着本来不需要写论文、也写不出论文的人去买论文、去抄袭，个别不负责任的学术期刊借机以“收取版面费”为由大肆敛财，“结果学术期刊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名为学术期刊，其实毫无学术可言。”
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且收费相当昂贵。比如，《美国生物化学会会刊》10页之内每页论文收75美元，超过10页每页收150美元，彩图每幅收300美元;《欧洲分子生物协会会刊》每页收费242美元。“但是，国外学术期刊的版面费和国内‘给钱就发’的版面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国外许多严肃的学术期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高价聘请相关专家对准备采用的来稿进行审核，版面费很大部分是审稿费;而我们的一些学术期刊只管收取版面费，根本不管内容质量，成了生钱的工具。”陈力说。
“如果学术期刊都市场化了，这种‘给钱就发’的期刊必然会因质量低劣而被市场淘汰。”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宏说，国际大牌学术期刊，几乎都是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参与市场竞争，“我们的一些学术期刊即便质量再差也能活下去，因为总能从主管部门得到补贴。”
学术评价导向不合理
现在，很多国内科研人员更愿意把研究成果首先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稿源外流现象非常严重。例如，英国皇家化学会出版机构每年收到的中国投稿量为3000多篇，是来自英、法、德三国投稿量的总和。 “一般来说，作者肯定希望发表在影响大、便于同行交流、发表周期也短的期刊上，这也正是国际期刊相对我国科技期刊的长处和优势。中国科技期刊自身对重要科技论文的吸引力与国际期刊相比，整体上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作者首先会选择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就很容易理解了。”武夷山说，“这就好比一部电视剧，你是愿意在中央电视台上首播，还是在地方台上首播？道理是一样的。”
高水平的科技期刊数量和质量满足不了科研成果产出的需要，很多在本土产生的优秀论文只好远渡重洋，转投“名门”，造成“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尴尬局面。缺乏在国际上有分量的发布平台，重大成果首发权不足，使我们在国际科技界发声时多少有点底气不足。
除此之外，“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稿源外流的重要原因。”肖宏说，很多国内的科研院所都规定，凡是在国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无论是评职称，还是获奖金，都比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优厚。这种导向自然促使论文外流。
稿源外流不但导致国内学术期刊难以获得高水平论文而提升质量，也造成了科研經费的损耗。“用中国纳税人的钱做出的科研成果发在外国的期刊上，我们要搞研究，离不开这些期刊，还要再花钱买回来。”肖宏建议，国家可以出台规定，要求那些利用国家科研经费的研究项目，在发表论文时，有一定比例的论文要优先发在国内的期刊上。
向市场要质量、要效益
《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已出台，学术期刊改革工作的实施办法正在落实中。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有5000多种，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学术期刊权威性进行评定。
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期刊”）是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科技期刊出版基地”的运营主体。科学出版社集约化出版期刊品种已达300种，并正在依托学科期刊集群平台不断吸引着更多期刊加入，共享平台，共同发展。
中科期刊曾经历了体制改革，2010年正式开始企业化运作，中科期刊总经理肖宏说：“实践证明：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并不可怕。市场化有利于提高办刊质量，有利于办出大刊、名刊。”
肖宏说，改制前，编辑们只关注把刊物办出来，至于读者买不买、看不看，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有一次，他给主编们做培训，要求统计一下近三五年内期刊上零引用率的论文的数量，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零引用率论文所占比重平均都在50%以上，多的甚至达70%至80%。“也就是说，这么长时间，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引用过。这样的论文在知识创新上的价值就是零。”肖宏说。
转企后，刊物最大的变化就是贴近市场、注重市场。为了抓住一流稿源，肖宏要求编辑加强和科学家的联系，深入到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一线，为科学家们做好服务工作。有了好稿源，刊物质量自然就上去了。以《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系列期刊为例，改制前，两家期刊合计每年只收到4000多篇论文，逐步陷入缺少优秀稿源的尴尬境地。经过改革，两刊连续两年收稿量超万篇，稿件平均录用率为24%;海外稿件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国际作者发文240篇，占9.6%。
选题上的创新也扩大了刊物的国际影响力。创刊不到一年的《亚洲两栖动物》只出版了4期，就被SCI收录。这本期刊不但内容独特、学术质量高超，而且装帧设计极富美感，封面是手绘的动物图像。
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建设需要投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来管理。一方面要减少期刊出版的逐利性，一方面是提高开放性，同时要大力鼓励原创性。
不过，在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由于我国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刊号成为稀缺资源，各研究所、大学、学会、协会、医院等不管有无条件都争相主办期刊。结果，我国科技期刊目前形成了小而全、条块分割、星罗棋布的局面，低水平重复办刊现象普遍存在。南方某省有两家科技期刊欲加盟中科期刊，当地主管部门的意见是中科主办可以，刊号必须留在当地，而这与现行规定相抵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内科技期刊的短板，相关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国内科技期刊发展。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要看到，补齐科技期刊这块短板，需要多方努力，内外兼修，才可能标本兼治。既要做管理的“加法”，优化科技期刊运营机制，也要做考核的“减法”，扭转不合理的论文评估、奖励办法。相信在各方协作下，我国科技期刊将逐步走出“多而不强”的窘境，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发布平台。
来源|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网、光明日报、科界APP
指挥棒往西
近半学者发文章为“满足要求”
“评职称、毕业、奖励都要看SCI、EI，国内就这么几个期刊，还有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还不如直接投国外呢。”网上点赞量最高的读者留言，道出了一些科研人员内心的苦处——指挥棒如此，如何能苛责他们投稿时“无问西东”？
之前有学者和中国科协做过我国科技工作者科研论文发表动机的调查，综合来看，“职称要求”占比为28.6%，“考核要求”占比为15.2%。也就是说，近一半学者发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要求”。
要求是什么？至少在大多数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发SCI和EI期刊才是正经事。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朱维群在某学报上发了一篇自己的研究成果论文。连编辑都跟他说，你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但发在我们这里，意义就不大。
朱维群不指望拿这篇论文作为评奖或评职称的筹码，只是留个证明。“日后要是我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它可以证明我的原创性。”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朱维群这样，坦然接受“论文没用”的结果。
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研究员丁巍伟坦言：“好文章写出来，我们确实更愿意向国外期刊投稿。”
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受众更广，成果会有更多人看到;二是被SCI收录的期刊，才能算是工作成果。毕竟，在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连博士毕业都要求发SCI论文。 他说，在行政化管理让市场化运作受限的背景下要求赚钱，这让期刊管理团队疲于应对。“很难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吸引好的稿源，只能做好眼前的事。”
“我们的主管部门是要求期刊上缴利润的，而且每年的指标都在增长。”一份材料领域核心期刊的负责人周木（化名）告诉记者，“在我们这里，期刊被当成一个创收的部门。”受行政管理和利润指标双重约束的期刊很难放开手脚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杂志收入主要靠版面费，但也不太可能一直提高版面费，这样就更难吸引到稍微好点的稿源了。现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太可能扩充团队，去做更多事情，只能得过且过。”周木说。
周木所在的这类期刊虽艰难，但大多依托一个行业或挂靠在掌握一些资源的院所、行会下面，尚能勉力维持，还有一部分大学学报类期刊的质量和生存更是堪忧。
“中国大概有500种大学学报，这类期刊在中国知网分类体系里被归为科技综合类刊。历史上看，它们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服务，专业定位模糊，往往成为教师晋升、研究生毕业借用的工具，要提高它们的质量很难。还有刊名为‘地域+科技’這类期刊，也是同质化严重，很难办出特色。”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类期刊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出书难、发表成果难的问题，创办了一批这类期刊。它们现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果一些期刊论文质量和办刊经费都难以为继，应该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胡升华认为。但期刊退出并不容易。“前两年一直都说转制，成立独立出版社，但好像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去年就准备了材料，后来就没动静了。”周木说。
“因为刊号需要严格审批，所以它成为一个稀缺资源。很多质量差的期刊不愿意退出。”胡升华分析，有些期刊将刊号或版面转包出去，而承包这些期刊的人当然是以赚钱为目的，搞起了买卖版面的交易，根本不看论文质量，错误百出。
更有甚者，造假情况也不少见。“我们曾经申报一个叫《建筑遗产》的期刊，我们还在做创刊准备时，社会上就有不法分子假冒该刊编辑部，大张旗鼓开始卖版面、出假刊，有不少人上当。”胡升华觉得这样的问题能够出现，说明市场秩序非常混乱。
胡升华介绍道，近年来每年获批的新刊约50种，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需求。“想办刊的不一定办得了，办不好的也死不了。生也难，死也难。”“刊号成为稀缺资源，有的人想办期刊，有热情、有能力，但就是申请不下来刊号。”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告诉记者，办得不好的期刊，可以把刊号有偿利用起来，将期刊经营权“转让”出去，一样可以赚钱。
武夷山认为，国内科技期刊品种的数量增长与科技论文产出量的增长严重不匹配。他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去年统计结果，中国科技人员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上发表了49.42万篇论文，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了32.42万篇论文，即国外发表量占国内发表量的2/3左右。
“假定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篇稿子都不往国外期刊上投，假定每种期刊的平均发文量不变，则国内质量较高的科技期刊总量要比原先增加约2/3才能满足科研人员的发表需求。但在目前这种期刊管理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武夷山说。
胡升华分析，市场化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期刊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4%。
“期刊都有主管、主办、出版单位，且受属地化管理，刊号资源流动极为困难，尚未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出版社总经理彭斌举例，他们出版社曾经想与中国科学院一家外地研究所合作，对该所一份科技期刊进行升级改造，要将期刊出版单位变更为“科学出版社”，却遭遇阻碍。
“期刊是属地管理，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出版单位与主要主办单位必须在同一地区，出版单位不是当地单位怎么行？”彭斌说，这份合作只能搁置。
来源|科技日报
离国际一流期刊有多远 当务之急是练好“内功”
科技成果的产生地与科技期刊的办刊地在地理区域上分离，源于中国大陆的学术产出所占的世界份额，在20年间由2.5%上升为20%，中国必须自主创办优秀的英文期刊。
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中心，往往也是世界科学中心，这一规律在过去几次科学中心的转移中都被验证。现在这个规律却出现了偏差。
据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统计，亚洲地区已经超过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学术贡献最多的区域。然而，这些贡献却大多发表在西方主办的期刊出版平台上。尤其是对于提供了亚洲最多论文作者和读者的中国来说，未来应该怎么办？
科技部原副部长、《光：科学与应用（英文版）》（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s，以下简称《光》）主编曹健林指出，当务之急是练好内功。
“科技成果的产生地与科技期刊的办刊地在地理区域上分离，且由于近年来出版平台的不断合并，以及超级期刊和期刊集团的扩张，逐步拉宽了这一横跨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在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科技峰会——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表示，自己担任编辑的一份知名期刊，8年前来自亚洲的录用稿件只占15%，2015年却达到了76%。
数据显示，中国作者数已经由2008年的23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64万人;从1997年到2016年，源于中国大陆的学术产出所占的世界份额，在20年间由2.5%上升为20%;同一时段，引用数和高引用论文均高速增长。
随着作者队伍的不断增加，基础研究资助的增长以及国家层面新计划的推出，杨卫认为，中国大陆的学术贡献的质量提升尚有较大空间。同时，截至2016年，我国科技期刊总量虽达到5000种，但被SCI收录的不到200种。从1999年至2016年，中国作者的SCI论文发表于中国期刊上的比例却由38%降至8.8%。面对明显增长的市场，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纷纷布局中国。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洪明辉表示：“科技期刊是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载体，也是一国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现在，大量本土优秀科学论文需要‘交钱发出去’又‘付费买进来’，科研产出的版权归国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发权和话语权受制于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中国必须自主创办优秀的英文期刊。”
“我第一次知道它的计划时还没有名字，现在已经是顶级期刊了，这感觉就像我的孩子长大了。”《光》执行主编、德国汉诺威激光加工中心执行主任Stefan Kaiede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与施普林格一自然出版集团（以下简称自然集团）的合作期刊《光》2012年创刊，目前光学领域排名第三。“虽然我预感它会成功，但没想到这么快。”Kaierle表示，《光》的成功首先是找到了好的出版商，其次是好的编辑团队、审稿人，最后是好的主办者。
通过《光》，Kaierle对其主办者长春光机所留下了“可能性多”“行动力强”的印象。他说：“研究所投入资源办期刊这种模式看起来很成功，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么好的期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传播中心编辑出版部主任任胜利指出，国内期刊日益边缘化的外因在于唯SCI影响因子的评价指标引导优质稿源外流;内因在于运行机制落后、缺乏竞争意识。中国光学学会秘书长刘旭则认为，中国期刊编辑部的整体水平偏弱，必须引进真正职业化的办刊人才，刊物才能更加国际化、市场化。
实际上，《光》的成功原因之一，正是建立了专业的编辑队伍。目前，编辑部有专职人员5人，兼职人员10人，外聘德国学术编辑1人。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占80%，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占87%，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访问经历人员占50%。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办刊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曹健林直言不讳，长春光机所正是因为以国际一流期刊为目标，在此思路下引进专业编辑人才，将办刊作为研究所主流科技队伍的任务，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如何定义世界一流期刊？科睿唯安（北京）业务总监宁笔提出两条标准：既强又大——影响因子和发文量同时达到本学科前10%。以此标准来看，中国大陆期刊中没有一本符合。
目前，《光》正在沿着“强刊做大”的方向前进，保证质量的同时，发文量稳步提升。
在《光》的成功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同自然集团合作。这也是《光》一经问世就被许多科学家看好的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自然集团非常给力。除了给《光》带来专业性的起步，还在《自然》及其子刊中对《光》的文章进行推荐，使《光》能够快速扩大影响力。
中国期刊走向国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借助外力？
对此，曹健林认为，中国的出版集团本身也在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想快速攀升，不能仅仅依靠内力。
任胜利的看法是，我国的出版业发展没有跟上学术水平的提升，出版集团普遍偏小，依靠现有模式很难赶上国际水平，必须采用其他模式才能爆发式增长。
杨卫的提议则 以开放的原则，学习全球顶级期刊的先进办刊理念和出版平台解决方案，办好中国的顶级期刊和期刊平台。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金大勇亦认为，将最优秀的论文发表在祖国的大地上还需要过程，办优秀刊物要从“拿来主义”开始，以开放的思路建立跟国际接轨的渠道、学习其先进经验，只有以一流期刊为平台，才能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祖国的大地上。
近几年，国家先后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等，投入重金支持学术期刊发展。曹健林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人群，具备了办好国际一流期刊的基本条件，在政策支持下，10年后产生一批国际一流期刊并不是梦。
来源|中国科学报
爱思唯尔为什么那么牛 高品质出版让学术期刊也能盈利
上海交大出版社曾派遣骨干编辑到爱思唯尔位于英国牛津的分公司进行培训和实习。李广良作为实习者之一，他以第一视角看到了爱思唯尔成功的原因。
“之前我社就已经开始派遣骨干编辑到爱思唯尔位于英国牛津的分公司进行培训和实习。这样的培训不但是培训编辑的重要途径，也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特别是对合作伙伴的重点出版领域和发展方向有了直观的认识，对于进一步开展合作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爱思唯尔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和医学专业出版商，拥有《细胞》《柳叶刀》等2000多种学术期刊，ScienceDirect等著名数字化平台，以及Academic Press、Mosby、Saunders等著名出版品牌，出版过两万多种图书。爱思唯尔是励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集团的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7000多名员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70多个分支机构。
牛津是英国学术和专业出版业的中心，除爱思唯尔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自然創办于牛津，威立（Wiley）、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等也在牛津设有较大的办公室。科技图书（Science & Technology Books）是爱思唯尔的一个部分，拥有数百名员工，每年出版800～1000种学术和专业图书，总部位于美国的波士顿。爱思唯尔办公楼地处牛津郊区的小镇Kidlington外围，靠近丘吉尔庄园，风景宜人，颇有些荒郊野外的味道，在非上下班高峰期，连公交车都少得可怜，这与国内出版社大多位于市区大不相同。牛津办公楼除了大部分工程类图书的编辑外，还有期刊、生产、市场、销售等部门，共有500～600名员工。
高品质出版带来高利润
以爱思唯尔与国内某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CW为例。该书国内版的出版，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其社会效益，言外之意是经济效益可以忽略，充其量是盈亏平衡;可是从爱思唯尔详尽的预算书看来，这本书国际版的销售收入（Net Revenue）却高达8.4万美元，而且其利润率也非常高，竟然可以达到销售收入的70%。 这是由爱思唯尔的价值观、竞争策略和市场表现决定的。打开爱思唯尔网站，就能看到其鲜明的口号：Trusted Scholarly Excellence（卓越学术，值得信赖）。爱思唯尔科技图书市场总监Andrew Neilson先生也强调其策略是：“提供世界级、高价值（格）内容。”（Provide world class contentat a premier price）
与大众图书（Trade Books）不同，国际上的学术和专业图书（Academic & Professional Books）定价普遍偏高，而且这种定价水平也已经被购买者（包括图书馆、研发机构、学者和专业人士）所接受。一本三四百页的书定价超过100美元是很常见的事。
而且，爱思唯尔的学术和专业图书的定价，比其主要竞争者还要高出一大截。比如，一本塑料专业图书，比另一家主要竞争者的一本同类书薄一半、贵一倍。
之所以能够采取更高的定价，是由于爱思唯尔对出版品牌的用心维护、对图书品质的不懈追求以及传递给购买者的有效信号。现在，爱思唯尔已经开通了自己的网上书店（www.store.elsevier.com），但其折扣与亚马逊网上书店相比毫无竞争力。这不但由于爱思唯尔不期待从自己的网上书店获得很多收益，而将网上书店的目的更多地定位为展示形象，也由于爱思唯尔不愿以“知识打折”的形象示人。爱思唯尔的市场营销努力传递给读者的信号不是优惠的价格、丰富的品种（这可能是亚马逊网上书店所要传递的），而是顶级的内容、一流的价值（格）。
专业化分工是高品质的基础
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爱思唯尔的员工可以各司其职，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工作。去过牛津并体验学习过的人会发现一些不同，第一个与国内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看不到堆积如山的稿件，爱思唯尔内部根本没有文字编辑（Copy Editor）。爱思唯尔的编辑部门主要由出版人、策划编辑、编务项目经理等组成。
出版人（Publisher）负责统筹某一大的学科分支的选题，除承担一部分选题开发职能外，还负责管理几位相近学科的策划编辑。如负责《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国际版的出版人Jonathan Simpson先生，每年独立开发大约12个选题，同时指导其管理的团队开发130个选题，并确保10%的销售收入年增长率。
策划编辑（Acquisition Editor，或称组稿编辑）是开发选题的发动机，主要负责识别有高成长性的细分领域，策划选题、确定作者、安排同行评议、准备选题信息表、签订出版合同。策划编辑专注于通过学术和专业期刊等研究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参加学术和专业会议，确定有市场潜力的选题与合格的作者，与顶尖专家打交道，从跟踪书稿进度、担任文字编辑等细节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有足够的精力抬头看天。
出版合同一旦签订，则转由编务项目经理（Editorial project Manager）负责与作者沟通书稿撰写情况和进度，协助作者解决撰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作者按期提交无明显疏漏的书稿。换句话说，编务项目经理的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地、有艺术地催稿。定期就是一般两周左右就要给作者发一封邮件，或者打一个电话，采取哪种方式要视作者偏好而定;有艺术就是让作者不感到“烦”、不感到你是在催他，而是感到你在关心他、协助他。
作者太忙、拖延交稿是中外出版社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出版社确保图书按期出版和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将构成重要的影响，而设置编务项目经理是解决图书实现率的系统性方案。与其有过合作的编务项目经理Fiona Geraghty小姐告诉上海交大出版社李广良，她同时服务于位于波士顿和牛津的两位策划编辑，跟进处于不同阶段的50本书。书稿一旦提交，则转给公司的另一个部门——生产部门的生产经理（Production Manager）负责将文字编辑、正文排版、印制等工作外包给另外的公司或个人负责。文字编辑等职能的外包，不但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对相关学科有一定了解的人士负责文字编辑工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公司的用人成本。
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也给爱思唯尔的员工规划了清晰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新进员工可以担任编务项目经理，在协助策划编辑的过程中，积累出版和策划的经验。到一定程度可以晋升为高级编务项目经理、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副编辑介于策划编辑和编务项目经理之间，一半的精力用于开发选题，一半的精力用于编务项目管理。副编辑再晋升就是策划编辑、高级策划编辑、出版人、高级出版人，以至于出版总监（Publishing Director）。爱思唯尔的科技图书部分共有三位出版总监，分别负责工程、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三个板块，共同向负责编辑出版的副总裁（Vice President）负责。
严格的选题论证程序
决定是否出版一本书，爱思唯尔要经过三道程序。首先，爱思唯尔的每个选题都要接受严格的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审阅选题的内容和作者介紹、目录和样章等，对选题的必要性（读者是否有需求）、作者的资质、内容的可靠性，给出明确意见，即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编辑还请求评审专家对此书给出修改建议，如增加或减少某些章节等。在李广良参加的一次选题会上，就遇到一本书由于评审专家的意见而充实、细分为两本书出版，第一本是基础性的操作指南，第二本则解决更专门的高级问题。
此外，评审专家还需就图书的市场预期、出版形式等进行评议，回答“您是否会购买本书”“您是本人购买还是会请所在机构购买”“您倾向于纸质书还是数字版”等问题。评审专家们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很有意思：选择数字版的一般很直接，而不少选择纸质书的，则会似乎很不好意思地加以解释，如“我是个老派的人”“我跟不上形势”之类。对于是否向评审专家支付评审费，要视情况而定：有些不必支付，不少专家将同行评议视为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一项义务，而且不少人是爱思唯尔其他图书的作者，或者编辑的熟人;有些则要支付60～80美元的评审费，这也不高，大概是一本书的价钱而已。除大学低年级教科书外，一般不对全书内容进行评议。 第二道程序是选题论证会，爱思唯尔称之为“市场策略会议”（Market Strategy Meeting）。国内出版社一般有年度、季度选题会，一年不过召开四五次，每次要处理少则上百个、多则上千个选题。而爱思唯尔的选题会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每次讨论四五个选题，参加人员包括出版总监、出版人、策划编辑、市场经理、财务经理等，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细致分析每个选题的市场前景和学术价值。策划编辑会将几十页的选题信息表提前制作完毕，上传到公司的数据平台，与会人员都可以在会前阅读。选题表包含内容简介，作者简历，详细目录，两到三位专家的同行评议意见，预期销售册数，纸质版和数字版的预期销售收入，版税方案，篇幅，拟使用的子品牌（Imprint），本社及主要竞争者出版过的同类书的信息（特别是销售情况），等等。
爱思唯尔的学术和专业图书的定价，比其主要竞争者还要高出一大截。之所以能够采取更高的定价，是由于爱思唯尔对出版品牌的用心维护、对图书品质的不懈追求以及，传递给购买者的有效信号。
在李广良参加的一次选题会上，其中有一本书大概讲的是“不懂技术也能做黑客”，预期盈利很高，但是大家讨论得很激烈，最终被否决了，原因就是这本书偏离了爱思唯尔的品牌价值与选题方向。爱思唯尔要树立的是专业的品牌，要告诉读者他们出版的图书都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信息安全技术图书是爱思唯尔要重点发展的领域，为此他们还在2006年收购了专业出版公司Syngress，但是靠噱头、赚眼球的大众书将会严重损害其品牌的核心价值，因此预期盈利再高也勇于否决。爱思唯尔在品牌上有底线，宁可放弃利润很高的选题，有所不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选题会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出版总监手上。由于爱思唯尔公司结构的全球化特征，远程电话会议很常见。
第三道程序是全球出版委员会（Global Publishing Committee），有科技图书执行董事、出版和市场总监、高级市场经理、财务人员等参加。全球出版委员会不真正开会，而是在成员之间流转选题信息以及选题会结论，最终决定是否出版。
全球顶尖作者提供丰富稿源
爱思唯尔从不自己设定作者来源的局限。在爱思唯尔的作者中，来自美国、英国、英美以外地区的各占1/3。策划编辑与作者见面大多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不但使编辑接触到顶尖的专家，而且效率非常高，此外也节省了出差的成本。如高级出版人Matthew Deans对李广良说，他刚刚从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回来，3天的时间与50位专家进行了会谈，还确定了5本新的选题。策划编辑、编务项目经理与大多数作者是不见面的，而是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沟通。不见面而能与顶尖作者密切合作，更可见作者对出版社的品牌和编辑的专业精神的信赖。
此外，我深深感受到，爱思唯尔非常愿意与中国的出版社和作者合作，出版中国原创的内容，这是由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顶尖作者的策略决定的，当然也与中国的研究成果越来越重要有直接关系。正如爱思唯尔现任主席池永硕（Y.S.Chi）先生在《钱学森文集》国际版伦敦书展首发式上的致辞中所说：“中国的研究将越来越重要，爱思唯尔致力于支持中国的研究者，帮助他们将成果传播到全球研究共同体中，就像我们130年来所做的那样。”我在牛津期间，还具体落实了双方合作出版由中国学者撰著的“大飞机出版工程英文版”的细节。作者太忙、无暇著书，也是爱思唯尔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与国内相同。爱思唯尔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编辑、合著的图书越来越多，通常由出版社确定一位主编，由主编和策划编辑共同确定若干作者（Contributor），每人撰写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一章或一节。二是专著越来越短，200多页的专著越来越流行。当然，还是有很多学者愿意与同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其研究的，特别是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学者，没有了那些不必要的论文发表的压力，这也造成了作者越来越老的现象。
数字出版彻底改变面貌
在爱思唯尔2011年科技图书的销售收入中，有55.5%来自纸质书，44.5%来自数字出版。如上文提到的那本书CW，英国和美国两地首印数加起来才300本，要获得如此高的销售收入，只能依赖数字出版。在爱思唯尔的数字出版收入中，来自其自身平台ScienceDirect的收益占压倒性比重。爱思唯尔工程和计算图书出版和市场总监Ben Denne先生在会谈中自豪地向我们宣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不使用ScienceDirect来做研究。图书与期刊内容的互补、强大的数字化平台形成的合力，使爱思唯尔学术和专业出版所向无敌。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社将相关一揽子资源打包卖给图书馆，导致一本书的销售情况，与平台的关系越来越大，与书本身的质量的关系相对变小，这也引起了爱思唯尔的重视，没有影响他们对图书品质的执着追求。
此外，来自授权第三方使用的收益，绝对值也比较大。爱思唯尔的电子书与纸质书定价相同，这与我国情况差别较大。爱思唯尔是这样向市场和读者解释的：策划图书、确保顺利出版并承担经济风险，对纸质书和电子书来说是相同的;电子书虽然不需要印制、仓储、物流，但是开发数字化平台、转换内容等也需要专业的工作和相当的成本，何况在其纸质书的成本构成中，印制、仓储、物流并不占较大的比重;电子书的成本总体上并不少于纸质书，而且可以使读者更方便地使用。
最近，爱思唯尔推出一个新项目——Elsevier Insight，专门针对小微市场（Niche Market），也就是出版领域很窄、读者极少的图书，为小微子学科的成果提供了出版机会，计划达到每年出版50种的规模。该项目开始只出版电子版（以及出版社和作者的纸质样书数册），没有订单就不印纸质书，而且就算印也是采取按需印刷的方式。其实，爱思唯尔主席池永硕先生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是做按需印刷的，著名的Lightning Source公司就是他创立的。在今年倫敦书展的爱思唯尔展台上，几乎看不到纸质书，亦是伯爵宫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接触到的爱思唯尔所有员工都积极向上、坦诚热情、朝气蓬勃，大家分工明确、沟通迅捷、精诚合作，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也是爱思唯尔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基石。”
来源|上海交大出版社
成为国际期刊 就意味着不能太“中国”
2018年的中国之行，自然集团首席执行官罗普斯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到了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感触、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建议。那么，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期刊呢？
Q&A
记者：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何印象？
罗普斯：在过去20年，中国已经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不仅是数量，尤其是在质量方面。
在数量上，1997年有中国作者的SCI论文在全球仅占2%;但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5%，这是12倍的增长。
而且，其中很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上声誉非常高的期刊上。
以《自然》为例，1997年，《自然》发表的原创论文涉及中国作者仅有4篇，占比0.4%;但到了2017年，已增长到近120篇，占比约15%，有了近40倍的增长。
我们还编制了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追踪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细胞》等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情况。
最新的自然指数表明，中国在高质量科研论文产出上仅次于美国，也是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我相信中国排名第一只是时间问题。自然指数也显示中国科学院是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文章最领先的机构。
由此可见，过去20年，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记者：很多中国科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优秀期刊，你对此如何看待？你对中国的期刊发展有何建议？
罗普斯：一直以来，我们都作为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推动中国创立高质量的期刊。
在中国所有英文科研期刊中，有大约40%都是与施普林格·自然合作出版的，并吸引了许多高质量文章的发表。我非常理解中国的雄心壮志，也会继续为中国机构提供办刊支持。
我们支持中国的期刊发展，不仅是在出版方面，还为科研人员和期刊编辑提供各种培训课程，如大师课堂、出版讲座及同行评审流程设计等方面的培训。
我们希望把过去175年来积累的最佳经验与中国期刊编辑们分享，帮助他们把中国期刊办得更好。
要创办高质量的期刊，首先，在创刊初期就不能对质量做任何妥协。一开始这可能会很难，但必须坚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步入正轨。同时，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化。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期刊想要成为国际知名期刊，我有一个略有“矛盾”的建议是，要成为国际期刊，就意味着不能太“中国”，要发表最好的内容，不管其来自哪里。
此外，品牌和名人效应无法成就一个好期刊。比如，有些期刊有知名的总编，但其有时会因太忙而无暇顾及期刊，但一些知名期刊的总编会经常去寻找一些好论文，请研究者投到编辑部，这样做很有帮助。期刊要想获得提升，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很多年的努力，需要很清晰的计划以及多年坚持才能取得成果。
记者：对于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要求“打包”支付订阅费，让所有研究人员均可开放获取研究成果。你怎么看？
罗普斯：这起始于荷兰。
我们是第一家签署这类协议的出版机构，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全球开放获取论文有1/3是我们出版的。
我们十分了解如何有机结合订阅模式和开放获取模式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例如荷兰的例子。
我们认为应当加以尝试，以发现其中哪些方面是有效的，以及存在的復杂性。
此后，我们签署的这类协议已超过了任何其他出版商，因此，我们比其他出版商更了解这种尝试的意义及局限。
并不存在德国、英国或是中国的期刊市场。因为论文来自全球范围，用户也来自全球，所以你不能对这个全球系统做根本的改变，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深知这一点，因此很难知道相关计划如何在德国奏效，以及对全球其他地方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自己视为捍卫者，因为我们最了解相关情况，能确保不去签订任何无法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协议，以免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给整个科学体系和出版体系带来不稳定。
记者：如何保持科研与商业之间的平衡？
罗普斯：高质量是我们的立刊之本，质量和声誉无法用金钱买到，维持质量和声誉才能带来长期收益。
因此，集团内部负责保障学术质量的部门与负责商业利益决策的部门是彼此独立的，这样就从制度上让处理学术内容的编辑人员只考虑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受商业利益特别是短期商业利益的影响。
我们只需要他们关注内容，了解作者及其研究，建立同行评议的网络。
我们在全球有1.4万名员工，其中大多数具有科学背景，他们加入施普林格·自然虽然是想要挣一份收入，但赚钱的地方有很多，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让世界更加美好，至少我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实现最佳平衡的保证。
在全球，科研发展是一项大规模的事业，近年来，全球每年几乎都有1.6万亿欧元花费在科研上，而且以每年5%的比例增长。
出版机构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审视质量，确保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到高质量和重要的科学发现。
整个学术出版业的收入只占全球科研投入的1%，但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内容让其他99%的科研投入变得更加有质量和效率，这也是科学出版的贡献及存在的理由。
来源|中国科学报（有删减）
办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访中科院院士王恩哥、高福
科技期刊在认定和记录科研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科技期刊也是一个国家科技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科研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承载着科研成果的科技期刊发展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加快培育出《科学》《自然》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和《科学通报（中文版）》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记者：首次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是我国首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今后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谋划布局，那么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其意义是什么呢？
王恩哥：大家都是科研人员，能深深体会到同样水平的科研成果投稿到国际知名大刊，与科技强国期刊的作者相比，我们的文章经常被搁置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评审通过。这对于我国的创新科技成果尽快被认定和传播是不利的。
对科研人员来说，从科技期刊中得知别人的研究进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办好我们中国的科技期刊，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主，快速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成果，同时吸引全球的优秀科学家在我们的阵地进行学术交流，就可以由我们来把握世界科技前沿。
高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外的学术出版集团，利用技术优势、集群优势、资金优势掌控和经营着数量庞大的期刊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科研人员自身层面，还是版权保护或者经济利益方面，我们都应该办好自己的科技期刊。
另一方面，我国科技期刊有5000多种，大多数是中文科技期刊，包括学术期刊，也包括行业技术期刊，还有科普期刊。不同的期刊，服务的对象也是不盡相同的。例如行业技术期刊发表更多应用类型的文章，对于行业发展作用比较大。而科普期刊，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有哪些可行的措施和建议，如何才能办出属于中国的，像《科学》和《自然》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
王恩哥：首先要知道，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都创刊于19世纪，它们已经发展了100多年，这也符合学术中心在美国和英国的事实，也说明科技期刊和国家科技实力相关。
我国的科技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与国际期刊有所不同。例如分为主管、主办、出版等多级单位，真正办刊的主体还是编辑部，小而分散。另外，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也是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因素。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期刊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同时，中国科技期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从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更好的支持。
高福：要办好中国的科技期刊，第一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期刊发展活力;第二要建立一种理性、科学和指标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与期刊评价体系;第三也应该提高期刊的自身办刊能力。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科技实力越来越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也应该更具有全球视野。我认为，随着中国从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迈进，我们也会有像《科学》和《自然》这样的期刊。
记者：《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我国5020种科技期刊，共有3232个主办单位，这与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这样的著名学术出版集团集约式的发展方式相比，显得有些“小而散”。那么，中国需要培育属于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那样全球闻名的学术出版集团吗？该怎么做呢？
王恩哥：爱思唯尔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了，而是沿着由“传统出版社”向“信息提供商”再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脉络发展成为今天的一家知识服务机构，转型路径是从提供内容资源转向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施普林格也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转型路径是专注于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突破。
毋庸置疑，中国肯定需要培育自己的像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公司那样全球闻名的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公司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路径是这样的：内容生产采取内涵式发展，集聚优质内容资源;产业发展采取品牌并购重组，全球扩张;从收购出版公司转向并购技术公司，旨在为科研用户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面向科研全过程的知识服务;目前已经实现从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的成功转型。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发展路程也是大同小异：在科学、技术和医疗领域持续做大做强，先是成为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商;然后专注于传统出版业务流程、技术以及模式的创新突破，也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高福：《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明确提出，知识服务是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期刊发展方向。大数据知识服务成为科技互联网巨头新的经济增长点，也给我国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科技期刊，尤其是英文科技期刊在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时候，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抓住“知识服务”带来的机遇，在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的同时，广泛展开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大胆创新，推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服务产品和模式。
总之，出版是一个产业，期刊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商品，最终需要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在技术上、服务上、业务合作上、业务范围等方面，敢于创新，善于把握机遇，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做强做大。同时，为了快速发展，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一定的引导、扶持和培育。
来源|光明日报（有删减）
练就内功“造船”出海 中国科协聚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
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关系我国科技创新的首发权和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世界一流学会与一流期刊建设是中国科技由大变强的必然选择。
“这是中国科协的头号工程。”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曾接连主持三场调研会，与科技期刊主编、学会与出版机构负责人深度座谈，聚力推进一流期刊建设。
怀进鹏提出，世界一流学会与一流期刊建设是中国科技由大变强的必然选择。在新时代高起点上，要做好品牌化、国际化和平台化，打造科技高峰和学术高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7年底，国内科技期刊总量达5020种，居世界第三位。 大不等于强。2016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近30万篇。论文发表需求与科技期刊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数千种科技期刊中，英文科技期刊仅313种，占比不足7%，远低于德国53.09%、日本38.3%的比例。在SCI划分的176个学科中，我国有一半学科的英文期刊仍为空白，不少新兴、交叉学科的优秀成果只能“借船出海”。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宋军坦言，我国科技期刊与世界一流期刊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对前沿问题、重大科学问题把控力不够，国际影响力较弱，论文质量、出版能力和管理水平与论文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一方面因为我国科技期刊起步较晚;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原因，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现代期刊出版集群，传播和服务能力普遍较弱。
“绝大多数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必须以购买数据库或单篇付费的方式才能获取。高额订阅费阻碍了我国公共经费资助的科研成果在国内的传播和转化。”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薛勇彪说，这里深层次的隐忧关乎国家信息安全。
面对“中国人写论文——中国人付费在国际期刊发表——中国人再花钱买电子版”的桎梏，打造一流科技期刊的中国品牌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关系我国科技创新的首发权和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中国科学：化学（英文版）》主编万立骏院士认为，确立我国的大国地位，亟须保护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打造学界公认的公正、权威、高水平的一流期刊。
“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科技‘硬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标志。”《细胞研究》主编裴钢院士说。科技期刊不仅是记录和传播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信息资源。
此外，与会者谈道，当前中国科技期刊面临着难以突破的“玻璃天花板”——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盲目崇拜国外，过度看重影响因子指标。对SCI期刊过度推崇，对期刊量化指标的关注超过了对成果本身价值的关心。这影响了国内期刊的质量提升和良性发展。
《中国科学·材料科学（英文版）》主编李亚栋院士表示，国内科技期刊与有上百年发展史的国外权威期刊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作为“百年老店”有独到的传播渠道和受众。但近年来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远超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既要树立信心，又要虚心学习国际先进的办刊经验。
截至2016年底，我國大陆179种SCI期刊中，仅有13种期刊未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借船出海”在一定历史时期加速了中国优秀论文“走出去”。但在新时代新起点，中国人需要自己办出像CNS（《细胞》《自然》《科学》）那样的顶级期刊。
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让中国优秀论文充满底气地搭乘“中国”号期刊巨轮扬帆远航？专家们谈需求提建议。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首先要培育中国科技界自身的认同感，打破‘唯SCI论’建立新的评价导向和机制，推动国内优秀中文期刊与SCI期刊同质等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副主编汤广福院士说。
裴钢表示，要对标世界一流科学研究，多发表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国内首创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这些成果将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也必将成为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打造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关键。
《植物学报（英文版）》主编刘春明、《分子细胞生物学报（英文版）》主编吴家睿等结合期刊发展的探索和经验，提出吸引国际一流学者进入编委会、加强期刊数字平台建设、创新期刊传播方式、推进科技期刊集约化发展、促进科技期刊出版业态变革等发展建议。
专家们认为，好期刊不能一味靠国家“输血”，要苦练内功自备“造血”机能，重视经营运作提升服务，形成商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良性互动。
“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基石。”朱邦芬说，诚信是学术期刊立足的根本，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做好诚信建设应成为共识。
来源|新华网
学术期刊如何跟上新媒体 应为优秀成果争取时间
国内科技界、期刊界与网络行业应该共同努力，加强类似平台的建设，把那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遴选出来，及时推送给学界。
2017年上半年，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几个月后，她收到了一封催付论文费用的电子邮件：“金额33100元人民币，你的付款已经逾期，还请尽快支付。如果一直不付款，可能会影响以后你投稿被接受的概率。”
不仅中国学者发表学术论文需要支付版面费，而且国内的图书馆还要使用大量经费购买国外电子期刊数据库。可见，将中国的刊物办好，是从“赶超”到“引领”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一等的、有希望拿大奖的工作，首先发表是硬道理，可以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在朱邦芬看来，其实有不少我国科研人员很愿意把自己优秀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他希望能够有若干种高水平中国学术期刊加大支持原创科研成果的力度，帮助那些优秀论文优先发表，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
现在，已经有一些可以自由发表学术文章的网站，成为科技论文的首发平台。10多年前，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就是在收集论文预印本的网站arXiv发表了研究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引发学界关注。201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上线运营，为我国科技期刊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缺乏审核制度，一些学术水平不高甚至有违科学常识的文章也有可能混杂在这个开放平台中，而优秀的学术成果则有可能被埋没其中。朱邦芬提醒，国内科技界、期刊界与网络行业应该共同努力，加强类似平台的建设，把那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遴选出来，及时推送给学界。
一些学术期刊看准了新媒体阵地，开始进行媒体融合的尝试。2017年11月7日，《财政科学》杂志编辑部主办的“学习十九大精神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次日，杂志的微信公众号就刊发了此次研讨会的专家观点综述。接下来的几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郭庆旺等专家的发言内容经过编辑加工后，陆续在这个公众号上发表。 “当微信公众号全文刊发以后，我们把七篇专家文章统一放到中国知网进行网络首发。2017年11月25日，这些文章又刊发在《财政科学》第11期纸质版上。”《财政科学》杂志副主编邢丽认为，这个由新媒体、互联网、纸媒构成的传播链条，实现了将一个学术话题“反复置顶”的效果，能够促使相关学术研究持续发酵。
微信公众号首发、学术期刊网站数字出版、纸质出版，这种立体的期刊出版形式，不仅丰富了学术论文的传播手段，而且让那些学者在学术成果“首发权”的竞争中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2016年1月12日16点38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采用优先数字出版形式，在学术期刊网站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撰写的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将胡鞍钢和同事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第一时间呈现给学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纸质版杂志，经过印刷、运输等环节，两个月后才能与读者见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篇论文已经被下载三万多次，被300多篇论文引用。同样是优先数字出版，2017年10月31日8点24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文率先在学术期刊网站上线，比纸质版提前4个月。在短短40天时间里，论文下载量近两万次。除了论文本身的重要性，网络首发是其能够实现快速传播的必要条件。
如何判断一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按当下流行的做法，人们一般会看这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而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是，两年内，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分子”是引用次数，“分母”是文章数量，比值越大则说明影响力越大。于是，有些期刊一方面减少刊发文章的数量，一方面约请权威学者撰写热点文章来增加引用率，甚至有的期刊要求作者尽量多引用该期刊的论文，或者与其他期刊约定互相引用，手段多种多样，都是为了缩小“分母”、做大“分子”，从而提高“影响因子”。
“一种学术期刊如果一年只发表几十篇文章，即使影响因子再高，总体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朱邦芬认为，中国科技期刊不仅要追求影响因子，而且也要追求总的被引用次数和被引用的半衰期，如果能够通过多个指标综合评价，制定我们自己的科技期刊评價标准，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
“一篇研究《说文解字》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很可能没有一篇研究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文章高，但不等于它一定水平低、质量差。你的刊物发政治、经济、法律研究可以是第一，我的刊物发《说文解字》也可以是第一。你发‘一带一路’可以是第一，我发契丹文化研究也可以是第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针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重跃说，学术期刊的视角应该从关注文章转载情况、关注影响因子，转向关注学术，“那些影响因子不高，但是有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的期刊，坚持了学术标准，保护了学科结构，它们的贡献总有一天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尊敬”。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王明亮表示，为了适应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发展的新趋势，学术期刊网站有责任搭建一个更为公开、规范的学术评议平台，提供更为完善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数据与工具，使中国学者的创新性科研成果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
来源|光明日报
朱邦芬院士 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支撑一流科学研究
一流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我国的科研评价，不仅对科学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也与我国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紧密相关。
近年来中国科技水平进步明显，有的领域在国际上正进入第一方阵。一流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一流期刊之所以成为一流，是因为发表了一流科研成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最有原创性的成果往往违反大家的共识，很可能不容易通过同行评审发表在国际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而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发表的时效性是第一位的，先发表是硬道理。中国的一流科技期刊，优先发表中国学者具有引领性和原创性的成果，支持中国一流人才的科学研究，既能提升期刊影响力，又能为科技发展做出贡献。所以，现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是非常必要的，是摆在我们面前光荣的使命。
当前，我国的科研评价，不仅对科学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也与我国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紧密相关。以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定一位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不是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和方式。如果评价体系不改变，对真正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和期刊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怎么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一是要少评价，不要评那么多的奖，不要搞那么多头衔（完全可以合并“同类项”），评价过多过滥，评委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阅读代表性论文，只能看看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被引用多少次;二是要缓评价，把时间尺度放长一些，不要太匆忙地对一些成果下结论。
基础研究类、科技应用类、科普类期刊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使命，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和要求。基础研究类期刊，不能只看影响因子，还要看总引用频次和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和关注程度，长期而言，还要看它在推动科学重大突破上起了什么作用;科技应用类期刊，就要看所发表的文章如何推动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的科技应用期刊更要看在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在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准上面所起的作用;科普类期刊要看对青少年热爱科学、树立科学观、崇尚科学精神发挥了什么作用。各类期刊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促使科技期刊得到良性的发展。
长远来看，科技期刊出版完全可以盈利，不需要长期靠政府来投钱。一开始可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扶上马帮一把，后面就靠自身良性发展。只要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编辑队伍、主编、出版商和出版平台、科学传播媒体，就可能使我们的科学出版业更上一个台阶。我国目前科技期刊大多“刊自为战”，没有大的出版平台。中国物理学会曾经设想把中国物理学会下属的几个刊物整合起来，像美国物理学会一样，但是几本期刊隶属不同的单位，而且又有历史原因，整合起来很困难，这样期刊影响力扩大空间就比较有限。这方面需要政策给予引导、协调，需要扩大的空间。 我国的科普期刊，目前大多自負盈亏。许多很著名的期刊，比如我小时候就爱看的《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等，现在有的还不错，有的日子就很艰难。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们越来越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我们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在科普方面起的作用正越来越大。期刊一个月出一本纸质版的影响，跟公众号每天更新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科学普及，平台很重要。因而，我们的科普科技期刊怎么能够跟互联网结合起来，跟微信平台结合，切切实实地帮助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培育科学精神？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促使科普期刊跟网络平台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科普期刊可以提供好的内容，平台有好的传播手段。这里面有些困难，包括人力资源、平台建设的启动经费，特别是高水准出版家的培养等等。我们需要设定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科普期刊和科普网络平台的良性发展。
中国商业利用信息技术很成功，像淘宝、京东等。有没有可能我们科技论文发表也有一个类似的平台，也就是研究人员直接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实，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物理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发布在一个叫arXiv的平台上。很多人文章写好后首先在arXiv上发布，发布以后可以收到各种各样的评论，可以不断修改，最后被某一个期刊接受发表，还有的干脆就仅在网上发表。像几年以前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他最后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文章就只发表在arXiv上，没有向期刊投稿，但是这没有影响他的这项工作被大家高度评价。所以，我们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新的思路是，建立起这么一个网络平台。
我们科学家、科技人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自主发布论文，可以随时发布随时修改，别人可以随时评论。如果以后再在某个期刊上发表了，还可以再附注一个已经在那儿发表了的信息;也可以干脆不在期刊发表，就放在这个平台上。
但是，这样的平台还需要我们花很大力气去创建，最关键的一个难题是学术评价。比如说，怎样让大量文章中的好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又如，肯定会有很多错误的文章在上面发布，良莠不齐的问题怎么解决？我想，也许可以把平台发布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库建设等结合起来，做到既保护创新、便利发布，又能有区分度，再加强评论和推荐。也许中国期刊界、网络界和科技界合作，可以创造出科技出版的新模式和新平台，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出版真正做大做强，引领世界。
来源“科技工作者之家”科界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