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高等教育改革一直为国人所热议，但并非所有人都已认识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成败，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转变既有大学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与借鉴。
　　 19世纪英国人纽曼既是著名神学家、罗马教皇本笃十六破例亲自册封的“真福”，也是杰出教育家。他不但出任过大学校长，而且作为19世纪自由教育倡导者，提出一套至今未曾被人小觑的大学理念，集中见诸其代表作《大学的理念》。一如英国当代学者克尔所言：“纽曼以后，所有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著都是他的演讲和论文的脚注。”
　　 考虑到纽曼人生轨迹的转变，《大学的理念》可谓纽曼“叛教”的产物。我们知道，纽曼出生在伦敦一个圣公会信徒家庭，早在14岁时便立志终身为宗教服务，所以，纽曼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选择了担任圣公会神职。在此期间纽曼所经历的生命危机把他引入了“自我批判性的反思时期”，其结果是他联袂约翰·基布尔等牛津人发起并领导了探索英国国教会独立之道的牛津运动，倡议恢复圣公会早期传统，严守纪律，恪遵教义，维护圣事及教会礼仪。
　　 虽然纽曼的中间派立场遭到了一些人的诟病，但他却于其间越来越为罗马天主教所吸引，最终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叛教”不仅导致了他华丽转身为天主教神父和枢机，而且促成了他受邀担任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校长。1852年5月-6月间，纽曼发表了5次旨在宣传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演讲;后来，他又基于自己的办学体会，撰写和刊印了多篇文章界定和阐释自己的办学理念。1873年，这些论文和演讲结集出版，于是便有了《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理念》之所以能够“在高等教育哲学领域的所有著作中”影响最为持久，是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19世纪英国和爱尔兰的社会情势，比如源自工业革命的宗教危机，得知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建立是为了阻止英国政府控制爱尔兰教育，另一方面有效地启发我们关于“大学何为”和“大学为何”的思考。
　　 比如，就大学的定位而言，纽曼指出：“大学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以其名声而赢得年轻人的仰慕，以其美景而点燃中年人的温情，以其悠久的联盟而加深老人对母校的怀念。这是智慧之源地，世界之灯塔，信仰的执掌者，新生代的母校。”所以，大学的目标“一方面是理性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与推广，而非进步。”大学是传播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是大学的本质所在。
　　 大学具有特殊性，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应屈就于任何事物，包括教会;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国家、种族、阶层的区别。这就是纽曼理想的大学。鉴于人的本质即人的理性，大学教育即培养人的理性，纽曼坚持大学不同于学术机构，更反对大学进行职业教育。在纽曼看来，知识越来越具体、细化，就已然不成其为知识，而在此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也将被机械化，目光也就必然变得短浅，所以，大学必须倡导自由教育——“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和理智发展为目标。
　　 《大学的理念》还论述了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学生的学习等。所以，《大学的理念》通常被视为第一本系统、全面、综合论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无论纽曼的校长身份还是他的办学目标，悉数频遭质疑，难获认可，所以，纽曼的大学愿景并未有效地为这所大学打开局面，以致他最终不得不以辞职而黯然收场。远离大学纷争之后，纽曼从制度层面反思了其治校历程中的困顿，强调了以制度来保障校长权力对于大学治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大学创办与转型的关键时期;理念如果不能落实为具体且有效的制度，再好的大学理念也只能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
　　 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宣布“大学正在慢慢死亡”的今天，社会情势相较于纽曼时代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纽曼的教训对当代大学治理无疑依旧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大学始终是特定环境与现实中的大学;作为大学校长，无论其是否具备丰富的思想与理念，如果他缺乏对现实局限的理解，如果他不懂与环境打交道的艺术，他就很难为大学掌舵，遑论引领时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