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区域经济格局中，中部地区对“三农”研究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在中部中心城市武汉，以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基础的“华中研究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拥有独具特色的实证研究风格，努力从土壤中寻找答案。10多年来，本刊一直跟他们保持着联系，曾多次面对面交流。此次回访10年前的乡镇，我们再一次带着问题叩门求教，一方面是从他们的最新调研成果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是在他们行走乡间的身影中，勾画出一幅群体性的素描。
　　带着感情与农民交朋友，怀揣情怀行走在田野上，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与视角，却又互相叠加，勾勒出一幅三农研究者的素描。在这里，有他们对农民的敬重之心，有他们对乡村土地的探索之路。
　　近30个省市的农村，30万公里路，5000户农家，这是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调研的粗略统计，他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风声雨声牛叫声声声入耳，农情村情农民情情情在心”，这正是一个“三农”研究者的真实写照。
　　研究“三农”问题，关注的是国家的事，也是最基层的事，因此不仅要心怀国家，更要脚踏泥土，努力实现“顶天立地”。多年来，他们卷起裤腿，用脚步去丈量农村；他们跋山涉水，在泥土中了解农民；他们怀揣情感，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田野知农”而非“纸上谈农”
　　来武汉的第3天，恰逢周六，记者在华中师范大学一座安静的小白楼里，见到了刚从农村调研回来的徐勇，今年正好60岁的他，说话总是面带微笑，儒雅而幽默，身上透出一种平和与亲切。
　　作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之一，2006年11月30日，他曾走进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讲解。
　　能走进中南海讲课，是徐勇30多年乡村研究的积淀，而这种积淀，来自于一个学者的冷静思考和扎实调研。徐勇认为，解决“三农”问题要“田野知农”而不是“纸上谈农”，“这就需要走进农村，真正地了解农民”。
　　“草根农民”，是徐勇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定位。他一直把农民当成朋友，和农民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看来，农民是最没有话语权的小人物，往往是“受摆布”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他们的喜怒哀乐。采访中，徐勇给记者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35年前，徐勇前往湖北秭归杨林桥镇调研全国第一个农村社区，这名大学老师感动了那里的人们。
　　杨林桥镇地处偏远山区，山高路陡，爬上山顶有腾云驾雾之感。徐勇为了真正了解当地情况，换了四次车，从小轿车换到军用吉普，之后又从拖拉机换成了摩托车，最后只能靠自己的双脚爬到了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顶。徐勇告诉《决策》：“只有到了山顶，才能理解当地人为什么要组成社区，因为太偏远了，政府管不了，只能自己组织起来，只有自己管自己。”而只有到现场去，才有现场感，才能理解，“如果我仅仅只是在家看材料，就没感觉，没感觉就没感情。”徐勇说。
　　如果说做田野调查的徐勇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农民，那么有着新农学院院长头衔的徐勇，就是一位教育者，他认为“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有文化、高素质、善管理的农民”。
　　在此理念指导下，新农学院应需而生，将大学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徐勇和他的团队进村开课讲学，培养新农民、新农民工、新农干，让他们通过自考就地上大学，因此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读得懂，用得着，上得起，留得住。徐勇曾以自行车为例打比方：大学生村官是飞鸽牌的；村官大学生是永久牌的。
　　2006年，全国范围内废除农业税，这一重大改革后的新变化，成为徐勇关注的重点。“如果税费改革后不能对现有乡村治理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税费改革的成效会大大衰减，甚至有违税费改革的初衷”，徐勇在2012年发表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强村、精乡、简县》中写道。
　　在徐勇看来，分级分类是乡村基层治理的理想状态。
　　过去的乡镇设置是按照国家统一设置的，强调统一性，自上而下来设置机构，“这种设置肯定是不适应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徐勇强调，分级就是县、乡镇、村这三级各有功能侧重，村级着重服务，镇级主要是管理加上服务，而县级则是财政统筹的地方。
　　徐勇认为：“现在我们对不同的乡镇都用一样的要求，这是不合适的。”应该怎么办？徐勇提出“分类”的思路，即把不同的乡镇分成不同的类型：若以农业为基础，就以农业产业划分为乡，国家给予财政转移支付；若以工业为基础，就以工业产业划分为镇，主要依靠自己财政来保障。“这样就使各种类型的乡镇可以在财政支出、财政保障方面达到均等化，先有财政均等化，才能做到服务均等化。”徐勇这样解释分级分类的好处。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我国实行了30多年的村民自治制度重新显示生机和活力，并在广东、广西、湖北、安徽等地先后出现了多种村民自治实现形式。“自治的内在价值，决定村民自治会不断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徐勇把这种自治的力量称为“民力”，他对《决策》分析说：“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和力量，更有民间的办法，可以靠自己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徐勇特意列举了一个今年暑假去调研寻找民间活力的案例。在四川都江堰，灾后重建的农村社区，面临着与过去分散居住时没有遇到的公共环境卫生问题，徐勇介绍说：“城市里采取的做法是收取物业费，但农民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将农民分为不同的自治单元，先收一定的费用，再将卫生工作分担给各个单元，只要达到卫生要求，就将费用返还，这就等于农民既没有交钱又享受到了服务，这靠的就是民间自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