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纪念《古典文学知识》出版200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古典文学知识》从1986年创刊，大概说，三十年，二百期，走过了平凡而又非凡的岁月。说它平凡，那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编辑一篇一篇编辑出来的，是出版社一期一期出版出来的，那些都是默默无闻的事情，再平凡不过了；说它非凡，三十多年，不论什么条件，不论碰到什么困难，不论人事更替，世事沧桑，出版社都能始终如一，坚持做这一件事情，200期了，实属不平凡。所以，必须为出版社点赞，为《古典文学知识》点赞，为三十多年来一代一代默默无闻辛勤劳动的编辑点赞！三十余年200期如一日，坚持方向，坚守专业，经年累月的平凡中凸显了坚定的信念和精神，平凡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值得大大的点赞。我作为创始人、创刊人之一，曾经陪伴《古典文学知识》走过了初期的整整12年，深知其中的甘苦。所以，当小青社长让我为《古典文学知识》出版200期写一篇文章时，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了王安石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坦率地说，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凤凰出版社）是不具备条件创办这样一份刊物的。江苏古籍出版社是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基础之上，于1984年独立成社的，在古籍出版领域是一个新兵，在学术界尤其是古籍出版界可以说默默无闻。实际上，当时除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老字号古籍出版社，地方古籍出版社也都是新建社，都是新兵，但有几家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比如巴蜀书社、岳麓书社、齐鲁书社等。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建社伊始，学术资源、作者资源都很匮乏，自身的编辑资源也很匮乏。我是1985年1月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出版社的，工作证上的编号是5号，也就是说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第5名编辑。那时出版社的全体员工，包括领导班子成员、编务室、办公室、印制室、财务室等在内，大约也就是二十人，我记得我是出版社的第21名员工。人家一个杂志要一二十个人呢，你一个出版社才这么多人。我听说《文史知识》的编辑就有十来号人。再说文学编辑室，当时江苏古籍出版社称为第一编辑室，连室主任在内才4个人，室主任是学古文字出身的，还有3人就是我们刚刚研究生毕业分配过来的新手。不但编辑力量远远不够，财力也严重不足。出版社建社伊始，到处需要用钱；办一个杂志更需要用钱；而且，古籍出版自身就是赔钱的行当，办古典文学类的杂志，可能永远赚不了钱的。但是，我们几个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办杂志的热情很高，不断地建言献策，鼓动领导办一份专业性的杂志。必须说，我们碰到了有事业心的、有远见的、有决断力的领导，他们都十分支持这样一个想法。这里首先要提到古籍社首任社长高纪言同志，当时他已经年过六十，肩负着创建一个出版社的重任，事业心特别强，特别支持创建这样一份刊物。他不但首先支持这样一个创意，积极地为创建工作开疆辟土，解决了创刊初期的很多大问题，出版社内更是一路绿灯。还必须提到当时的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江苏省出版总社社长（相当于今天的出版集团董事长）蒋迪安同志，他十分支持古籍社创办《古典文学知识》，百忙之中亲自听取汇报，创刊初期每期必看，不断提出改进意见。重要的是，蒋局长一锤定音，有效地解决了古籍社办刊的刊号问题、编制问题、经费问题等等，让我们一线具体干活的编辑特别有奔头。还有当时的副总编辑薛正兴同志，他是古文字学专家，不同专业，但也非常支持创办《古典文学知识》，他后来当了社长更是给了《古典文学知识》不遗余力的支持。可以说，正是这些良好的机缘和环境，《古典文学知识》投入了那个伟大的时代，顺应了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学术事业迎来的春天，顺应了“书荒”时期广大学子求知若渴嗷嗷待哺的愿望，顺应了广大的专业工作者亟需的展现成果、普及知识、交流心得的平台的期待，应运而生了。
创刊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的资源问题，也即稿源问题。这样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普及读物，必须要有一大批专家学者长期的、定期的撰稿，是大专家写小文章。而且，期刊一旦出版，必须连轴转，发稿日期，每月都是确定的，必须要有充沛的、定期的稿源作支撑，误期、“开天窗”那可是大事故。那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建社才一二年，我们还是刚入行的新手，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借用外脑，聘请外编。我们成功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以刘世德先生为主，石昌渝、尹恭弘、胡小伟、陶文鹏、韦凤娟等九位专家，以他们为主组成了编辑班底。刘世德先生与高纪言社长组成双主编，其他专家担任特邀编辑（后来改为编委会）。编委会首先决定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定期或不定期开会，商量决定刊物的栏目设置、组稿思路和重点作者重点文章；编委会成员实行栏目负责制，每人负责一二个栏目的组稿、审稿，分别汇总到出版社编辑部责任编辑的手上，由责任编辑最后统稿、合成一期期稿件。这个办法，很好地解决了杂志创办初期的稿源问题、稿源的档次问题、稿源的质量问题。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凝聚力、专业化很强的编委会，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熟悉学术界的行情，他们自己就是专家学者，与学术界与专家学者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他们及时掌握学术界动态，联系作者、组织稿件比我们这些刚刚入行的年轻人更有号召力、影响力，组稿效果非常好。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灵活高效的编辑团队，围绕着既定的办刊宗旨和思路，根据栏目要求，大家职责明确，分工负责，很快团结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主动积极地为杂志建言献策，撰写稿件。这些特邀编辑自己的科研任务也很重，组稿、编刊是分外之事，但他们像分内事一样认真负责，每期稿件都是按时组织到位。有时候计划中的稿件不能按时到稿，而发稿时间又不能延误，他们常常自己动手，夜以继日赶写稿件，以保证期刊按时发稿。这也是一个友好合作、充满快乐的大家庭，组稿、编辑当中难免碰到困难、问题，尤其是北京、南京编辑工作的衔接，那时候电话不普及，一个出版社也就两三部电话，没有传真、Email这些先进通讯工具，完全靠写信、邮寄来通联，很不方便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跟不上杂志的编辑出版节奏。尤其是随着刊物影响不断扩大，业务量成倍增加，全国各地的稿件、信件纷至沓来，编委会与编辑部的沟通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友好地协商，愉快地解决。他们的睿智、友善和通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的合作，也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很好的朋友。刘世德先生年岁较长，总是一副长者的笑容，和善地对待我这个晚辈。其他几位则像大哥大姐一样帮助我关心我爱护我。那时候到北京出差，常常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几位的家里我几乎都去过。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吃肯德基，就是韦凤娟大姐请我的，在前门的一家肯德基店，那时候感觉很开了一把洋荤。陶文鹏兄对《古典文学知识》非常钟爱，多年来一直坚持给《古典文学知识》撰稿，应该是写稿最多的专家了。后来我们因为《文学遗产》的六年合作，接触更多了，我总是不能忘怀于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神。尹恭弘兄是我们江苏镇江人吧，他那间地处朝内大街背后的大杂院的小居室，我去过不止一次，在文学所办完事情，常常到他那里吃面条。能夠融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幸运。 我们把通俗地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培养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提高读者欣赏古典文学的水平，作为刊物的办刊宗旨和主要任务。根据这一定位，在栏目设置上给予了充分的安排。一些别具特色、深受欢迎的栏目一期期推送了出来，比如“我与古典文学”“学者列传”“治学门径”“怎样读”“文学史话”“文苑人物”“名作欣赏”等，这些栏目及其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与古典文学”栏目，设置的目的就是邀请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家，来谈谈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古典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回头翻翻前三年，就发表了丁玲、刘白羽、苏叔阳、刘心武、马少波、戴敦邦、新凤霞、徐玉兰、资华筠、姜昆、蒋大为、袁阔成等人谈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这些术业有成的作家、艺术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修习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拉近了古典文学与一般读者的距离，吸引并激发了广大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再比如“治学门径”，就是邀请古典文学界卓有成就的大家，来谈治学的路数。仅创刊的前三年，就邀请到王季思、程千帆、聂石樵、曹道衡、金开诚、敏泽、陈贻焮、何满子、罗宗强等一二十位先生，为青年读者指点迷津。还有“怎样读”栏目，陆续发表了唐圭璋、钱仲联、钱南扬、胡国瑞、王运熙、周振甫、金开诚、曹道衡、邓绍基等著名专家学者的文章，就他们所专长的治学领域，谈怎么样研读古典文学。这些文章，不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来看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由此，《古典文学知识》迅速扩大了在学术界、读书界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很快立住了脚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从出版的角度看，当年创办《古典文学知识》是一件很有远见的事情。江苏古籍出版社因为创办《古典文学知识》而在出版界、读书界、学术界迅速崛起，影响日渐扩大。因为我们与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的良好合作，牵出了与《文学遗产》的合作；由此，江苏古籍出版社迅速融入了学术界，与广大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很多专家学者从《古典文学知识》的作者变成了出版社的作者，有的已经成为终身作者了，三十多年来坚持为《古典文学知识》撰稿。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有条件争取到了一些高端的出版资源，有优势酝酿策划了一批优质的选题。我在多个场合讲到，没有刘世德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的一批专家学者，就没有《古典文学知识》的成功创办，没有《古典文学知識》的良好基础，就没有江苏古籍出版社与《文学遗产》合作的缘分，也就没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来的一批批优质项目的出版。
就编辑工作而言，我要说，编刊物是一份很锻炼人的活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的编辑每年的发稿量也就是60万字，编辑考核也是以此为依据。那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年发稿60万字，一般是一至三种书稿，经过一二三审之后，进入排版环节。那时候都是铅排，要靠排字工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排出来，然后转入一二三校；校样上校改容易，下厂改样很费事，工人要把错别字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把改正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填进去，特别费工费时。这样三校下来，半年时间没有了。核红付印之后，首先要在出版社排队，经常会碰到各种因素而不能及时付印的；真正进入印厂付印了，还得排工期，赶上忙季还得躺几个月。所以一般情况下，书稿从到责任编辑手上开始编辑到出书，一个流程下来走上二三年时间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是个新编辑，也就意味着忙上二三年还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编刊物就不一样了，刊物的编辑流程就非常快，每一期的发稿时间是确定的，因为每一期的出版时间是确定的，到时点必须出刊交邮局向全国邮发，读者到点也在等着。误了那个时点，邮局就可以不接受，或者罚款，那就是事故。所以，刊物的一二三审时间、一二三校时间，都是精确到某月某日的，一天都不能延误，节奏非常快。这就对编辑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创刊，当年带有试刊性质，出了9期，每期10万字，也就是90万字；第二年开始定为双月刊，每期12万字，每年72万字。也就是说每年七八十万字是当年发稿当年见书的，整体节奏比图书快了二三倍。当年，出版社只能拿出我一个人担任《古典文学知识》的责任编辑，也就是说，两年15期一百六七十万字的工作量，责任编辑就是我一个人。我1985年1月入社，经过短期专业培训就赶上了《古典文学知识》创刊，这种快节奏高效率，对一个年轻编辑而言，压力非常大，但十分锻炼人。可以说我的编辑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后来我在出版社、集团走上了管理岗位，有机会我就会跟年轻人说，编期刊一年，相当于编书三年，很锻炼人。当然，很锻炼人不仅仅是指工作节奏工作量，编辑期刊还必须善于与作者打交道，善于与读者打交道，善于与发行单位打交道，甚至还要善于与印厂工人打交道（紧张的时候我们编辑必须下到工厂排字车间，与工人一起改样，即改即付型），如此等等，对编辑都是很好的历练。所以说，我的编辑生涯始于《古典文学知识》，我是伴随着《古典文学知识》的成长而成长的，是《古典文学知识》锻炼了我培养了我。我从《古典文学知识》的普通编辑，到副主编，从出版社的总编辑助理、副总编，到总编辑，整整陪伴它12年。即便后来到了集团做管理工作，专业荒疏了，但《古典文学知识》是我每期必翻的刊物之一。看到杂志一期期正常出版，闻到那熟悉的墨香，感到特别欣慰。看到上面熟悉的作者名字，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
真心希望《古典文学知识》再办30年，再出200期。
（作者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原总经理）
《古典文学知识》从1986年创刊，大概说，三十年，二百期，走过了平凡而又非凡的岁月。说它平凡，那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编辑一篇一篇编辑出来的，是出版社一期一期出版出来的，那些都是默默无闻的事情，再平凡不过了；说它非凡，三十多年，不论什么条件，不论碰到什么困难，不论人事更替，世事沧桑，出版社都能始终如一，坚持做这一件事情，200期了，实属不平凡。所以，必须为出版社点赞，为《古典文学知识》点赞，为三十多年来一代一代默默无闻辛勤劳动的编辑点赞！三十余年200期如一日，坚持方向，坚守专业，经年累月的平凡中凸显了坚定的信念和精神，平凡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值得大大的点赞。我作为创始人、创刊人之一，曾经陪伴《古典文学知识》走过了初期的整整12年，深知其中的甘苦。所以，当小青社长让我为《古典文学知识》出版200期写一篇文章时，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了王安石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坦率地说，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凤凰出版社）是不具备条件创办这样一份刊物的。江苏古籍出版社是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基础之上，于1984年独立成社的，在古籍出版领域是一个新兵，在学术界尤其是古籍出版界可以说默默无闻。实际上，当时除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老字号古籍出版社，地方古籍出版社也都是新建社，都是新兵，但有几家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比如巴蜀书社、岳麓书社、齐鲁书社等。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建社伊始，学术资源、作者资源都很匮乏，自身的编辑资源也很匮乏。我是1985年1月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出版社的，工作证上的编号是5号，也就是说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第5名编辑。那时出版社的全体员工，包括领导班子成员、编务室、办公室、印制室、财务室等在内，大约也就是二十人，我记得我是出版社的第21名员工。人家一个杂志要一二十个人呢，你一个出版社才这么多人。我听说《文史知识》的编辑就有十来号人。再说文学编辑室，当时江苏古籍出版社称为第一编辑室，连室主任在内才4个人，室主任是学古文字出身的，还有3人就是我们刚刚研究生毕业分配过来的新手。不但编辑力量远远不够，财力也严重不足。出版社建社伊始，到处需要用钱；办一个杂志更需要用钱；而且，古籍出版自身就是赔钱的行当，办古典文学类的杂志，可能永远赚不了钱的。但是，我们几个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办杂志的热情很高，不断地建言献策，鼓动领导办一份专业性的杂志。必须说，我们碰到了有事业心的、有远见的、有决断力的领导，他们都十分支持这样一个想法。这里首先要提到古籍社首任社长高纪言同志，当时他已经年过六十，肩负着创建一个出版社的重任，事业心特别强，特别支持创建这样一份刊物。他不但首先支持这样一个创意，积极地为创建工作开疆辟土，解决了创刊初期的很多大问题，出版社内更是一路绿灯。还必须提到当时的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江苏省出版总社社长（相当于今天的出版集团董事长）蒋迪安同志，他十分支持古籍社创办《古典文学知识》，百忙之中亲自听取汇报，创刊初期每期必看，不断提出改进意见。重要的是，蒋局长一锤定音，有效地解决了古籍社办刊的刊号问题、编制问题、经费问题等等，让我们一线具体干活的编辑特别有奔头。还有当时的副总编辑薛正兴同志，他是古文字学专家，不同专业，但也非常支持创办《古典文学知识》，他后来当了社长更是给了《古典文学知识》不遗余力的支持。可以说，正是这些良好的机缘和环境，《古典文学知识》投入了那个伟大的时代，顺应了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学术事业迎来的春天，顺应了“书荒”时期广大学子求知若渴嗷嗷待哺的愿望，顺应了广大的专业工作者亟需的展现成果、普及知识、交流心得的平台的期待，应运而生了。
创刊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的资源问题，也即稿源问题。这样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普及读物，必须要有一大批专家学者长期的、定期的撰稿，是大专家写小文章。而且，期刊一旦出版，必须连轴转，发稿日期，每月都是确定的，必须要有充沛的、定期的稿源作支撑，误期、“开天窗”那可是大事故。那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建社才一二年，我们还是刚入行的新手，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借用外脑，聘请外编。我们成功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以刘世德先生为主，石昌渝、尹恭弘、胡小伟、陶文鹏、韦凤娟等九位专家，以他们为主组成了编辑班底。刘世德先生与高纪言社长组成双主编，其他专家担任特邀编辑（后来改为编委会）。编委会首先决定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定期或不定期开会，商量决定刊物的栏目设置、组稿思路和重点作者重点文章；编委会成员实行栏目负责制，每人负责一二个栏目的组稿、审稿，分别汇总到出版社编辑部责任编辑的手上，由责任编辑最后统稿、合成一期期稿件。这个办法，很好地解决了杂志创办初期的稿源问题、稿源的档次问题、稿源的质量问题。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凝聚力、专业化很强的编委会，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熟悉学术界的行情，他们自己就是专家学者，与学术界与专家学者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他们及时掌握学术界动态，联系作者、组织稿件比我们这些刚刚入行的年轻人更有号召力、影响力，组稿效果非常好。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灵活高效的编辑团队，围绕着既定的办刊宗旨和思路，根据栏目要求，大家职责明确，分工负责，很快团结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主动积极地为杂志建言献策，撰写稿件。这些特邀编辑自己的科研任务也很重，组稿、编刊是分外之事，但他们像分内事一样认真负责，每期稿件都是按时组织到位。有时候计划中的稿件不能按时到稿，而发稿时间又不能延误，他们常常自己动手，夜以继日赶写稿件，以保证期刊按时发稿。这也是一个友好合作、充满快乐的大家庭，组稿、编辑当中难免碰到困难、问题，尤其是北京、南京编辑工作的衔接，那时候电话不普及，一个出版社也就两三部电话，没有传真、Email这些先进通讯工具，完全靠写信、邮寄来通联，很不方便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跟不上杂志的编辑出版节奏。尤其是随着刊物影响不断扩大，业务量成倍增加，全国各地的稿件、信件纷至沓来，编委会与编辑部的沟通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友好地协商，愉快地解决。他们的睿智、友善和通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的合作，也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很好的朋友。刘世德先生年岁较长，总是一副长者的笑容，和善地对待我这个晚辈。其他几位则像大哥大姐一样帮助我关心我爱护我。那时候到北京出差，常常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几位的家里我几乎都去过。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吃肯德基，就是韦凤娟大姐请我的，在前门的一家肯德基店，那时候感觉很开了一把洋荤。陶文鹏兄对《古典文学知识》非常钟爱，多年来一直坚持给《古典文学知识》撰稿，应该是写稿最多的专家了。后来我们因为《文学遗产》的六年合作，接触更多了，我总是不能忘怀于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神。尹恭弘兄是我们江苏镇江人吧，他那间地处朝内大街背后的大杂院的小居室，我去过不止一次，在文学所办完事情，常常到他那里吃面条。能夠融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幸运。 我们把通俗地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培养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提高读者欣赏古典文学的水平，作为刊物的办刊宗旨和主要任务。根据这一定位，在栏目设置上给予了充分的安排。一些别具特色、深受欢迎的栏目一期期推送了出来，比如“我与古典文学”“学者列传”“治学门径”“怎样读”“文学史话”“文苑人物”“名作欣赏”等，这些栏目及其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与古典文学”栏目，设置的目的就是邀请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家，来谈谈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古典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回头翻翻前三年，就发表了丁玲、刘白羽、苏叔阳、刘心武、马少波、戴敦邦、新凤霞、徐玉兰、资华筠、姜昆、蒋大为、袁阔成等人谈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这些术业有成的作家、艺术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修习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拉近了古典文学与一般读者的距离，吸引并激发了广大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再比如“治学门径”，就是邀请古典文学界卓有成就的大家，来谈治学的路数。仅创刊的前三年，就邀请到王季思、程千帆、聂石樵、曹道衡、金开诚、敏泽、陈贻焮、何满子、罗宗强等一二十位先生，为青年读者指点迷津。还有“怎样读”栏目，陆续发表了唐圭璋、钱仲联、钱南扬、胡国瑞、王运熙、周振甫、金开诚、曹道衡、邓绍基等著名专家学者的文章，就他们所专长的治学领域，谈怎么样研读古典文学。这些文章，不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来看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由此，《古典文学知识》迅速扩大了在学术界、读书界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很快立住了脚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从出版的角度看，当年创办《古典文学知识》是一件很有远见的事情。江苏古籍出版社因为创办《古典文学知识》而在出版界、读书界、学术界迅速崛起，影响日渐扩大。因为我们与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的良好合作，牵出了与《文学遗产》的合作；由此，江苏古籍出版社迅速融入了学术界，与广大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很多专家学者从《古典文学知识》的作者变成了出版社的作者，有的已经成为终身作者了，三十多年来坚持为《古典文学知识》撰稿。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有条件争取到了一些高端的出版资源，有优势酝酿策划了一批优质的选题。我在多个场合讲到，没有刘世德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的一批专家学者，就没有《古典文学知识》的成功创办，没有《古典文学知識》的良好基础，就没有江苏古籍出版社与《文学遗产》合作的缘分，也就没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来的一批批优质项目的出版。
就编辑工作而言，我要说，编刊物是一份很锻炼人的活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的编辑每年的发稿量也就是60万字，编辑考核也是以此为依据。那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年发稿60万字，一般是一至三种书稿，经过一二三审之后，进入排版环节。那时候都是铅排，要靠排字工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排出来，然后转入一二三校；校样上校改容易，下厂改样很费事，工人要把错别字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把改正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填进去，特别费工费时。这样三校下来，半年时间没有了。核红付印之后，首先要在出版社排队，经常会碰到各种因素而不能及时付印的；真正进入印厂付印了，还得排工期，赶上忙季还得躺几个月。所以一般情况下，书稿从到责任编辑手上开始编辑到出书，一个流程下来走上二三年时间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是个新编辑，也就意味着忙上二三年还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编刊物就不一样了，刊物的编辑流程就非常快，每一期的发稿时间是确定的，因为每一期的出版时间是确定的，到时点必须出刊交邮局向全国邮发，读者到点也在等着。误了那个时点，邮局就可以不接受，或者罚款，那就是事故。所以，刊物的一二三审时间、一二三校时间，都是精确到某月某日的，一天都不能延误，节奏非常快。这就对编辑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创刊，当年带有试刊性质，出了9期，每期10万字，也就是90万字；第二年开始定为双月刊，每期12万字，每年72万字。也就是说每年七八十万字是当年发稿当年见书的，整体节奏比图书快了二三倍。当年，出版社只能拿出我一个人担任《古典文学知识》的责任编辑，也就是说，两年15期一百六七十万字的工作量，责任编辑就是我一个人。我1985年1月入社，经过短期专业培训就赶上了《古典文学知识》创刊，这种快节奏高效率，对一个年轻编辑而言，压力非常大，但十分锻炼人。可以说我的编辑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后来我在出版社、集团走上了管理岗位，有机会我就会跟年轻人说，编期刊一年，相当于编书三年，很锻炼人。当然，很锻炼人不仅仅是指工作节奏工作量，编辑期刊还必须善于与作者打交道，善于与读者打交道，善于与发行单位打交道，甚至还要善于与印厂工人打交道（紧张的时候我们编辑必须下到工厂排字车间，与工人一起改样，即改即付型），如此等等，对编辑都是很好的历练。所以说，我的编辑生涯始于《古典文学知识》，我是伴随着《古典文学知识》的成长而成长的，是《古典文学知识》锻炼了我培养了我。我从《古典文学知识》的普通编辑，到副主编，从出版社的总编辑助理、副总编，到总编辑，整整陪伴它12年。即便后来到了集团做管理工作，专业荒疏了，但《古典文学知识》是我每期必翻的刊物之一。看到杂志一期期正常出版，闻到那熟悉的墨香，感到特别欣慰。看到上面熟悉的作者名字，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
真心希望《古典文学知识》再办30年，再出200期。
（作者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