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人，1971年出生，土家族，却没有古长阳人的遗风，只有山的特性，海拔1650毫米，典型的江南人，据说英俊，可惜不是才子，要不然身边肯定会有一大群美女。嗜烟，在孤寂中干着写作的营生。高中毕业后，曾于文学院进修，后来苦读了个成人大学，虚戴过几顶作协会员的帽子，偶尔也自称作家。
　　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当一个学者，很长时间在研究学术的东西，包括美学、马克思和考古，甚至想当一个哲学家，像一个生活的疯子。无奈生活艰辛，别人说不能想方设法让自己生活得好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好作家，似乎真是如此，好作家大都名利双收。写了大约十年诗歌，差点出了本诗集，勉强混了个准诗人的名分，倒是渐渐看明白，生活比写作更有意义也更现实。
　　五年前，他在内地跑龙套似的变换着种种生存状态，名片拿出来五花八门：学生，农民，工人，教师，记者，私营业主，经理人等一切可能的行当；2001年南下广东，一边勤勉工作，一边继续写点文字。身在浮华都市，亲身感受或看到一些底层世相，使他感到某种难以摆脱的碰撞和疼痛。
　　这种疼痛经常来自对家乡的怀想。那里的人，那里的悸动，那里的尴尬，那里的欣喜，他们都真实而又恍惚地在那个男人睡梦中发呆的时候跃上心头。就像一颗种子，在那里生根、发芽，长大，逐渐移到另一座城市。他和他们悬浮在城市的天空，居无定所，忽隐忽没。他们的乡村，正在透支一种虚空。一批在城市混不下去者回到乡下，又一批年轻者前赴后继。当初留在家乡的往往是那些优秀的青年，因为他们在家乡日子过得还算红火，但是他们与回到家乡的那批被城市抛弃的混不下去的人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力却反而“落伍”了贫穷了，这类似于一个玩笑而让他伤感。由此，他想得更多更远。
　　更早的时候，那个男人就开始了习作。1988年，在《宜昌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时评，后来陆续在全国报刊散发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70余万字，多次获得各级文学奖项。著有诗集《我是大山人》、学术理论《所指与美》和短篇小说集《巴王村深圳各一只眼睛》。近年来还涉足研究品牌战略，有数十篇论文散见专业报刊，近期其战略研究长篇论文《谁能领军未来的中国女装》被《服装销售与市场》头版推出，获得过中国品牌建设优秀经理人称号。
　　与学术有关的时候，那个男人有点一本正经；创作的时候，那个男人有点胡闹，喜欢自作主张搬弄自己的想法。上个世纪90年代，他曾广泛接触过欧美文学的融合与碰撞，又目睹了中国具有先锋精神和探索性质的青年作家群的创新，对于文学，往往有些自以为是，对于曾经专业学过的技巧，经常不屑一顾。他喜欢在进行着把生活中许多不相关的东西暴力地扯到一起，在临时设定的关系中以才情加以推演。基于生活的不关联性，纷繁复杂的事物通过暴力被扯到一起，形成某种关系后进入小说满足艺术的真实，他就在努力营构这样的坐标，还原生活的真实，把真理寓于简单性故事之中，寓于生活的多样性和纷乱性的“存在”，在事象和学理之间，舍弃逻辑，寻找张力。因此他的写作经常杂乱不堪，甚至让人一头雾水，而他对别人读不懂他作品完全不当回事——不顾地放大非线性的主题叙事，刻意地缩小所谓的线性历史叙述，有时候除了一个充满了暗示和象征的场，不直接给读者任何东西，依靠读者把自己的阅历和这个场联系起来寻求暗示和联想，他不认为这是诗的专利。因为他认为小说的读者不再是完全大众的所有读者，而是有一定修养和阅读嗜好的群体。
　　无可否认，时尚对那个男人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时尚，他不再简单地把文学二分为通俗和高雅。当流行文学的字眼出现在他脑海时，常要刻意感受时尚气息的他，在阅读所谓严肃文学的时候，总想知道究竟什么是流行文学，它的特色和流行究竟是怎样的富有视觉冲击力和新的感动。多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化，文学被很多人弄得太过沉重，常常无以摆脱那一重深厚的背景，譬如一介小民，经常在个人幸福和国家大事不发生冲突时，潜藏或甚至忽略了这种背景。事实上是，他们就是文学的真正读者，在百姓中传播的文学，大约就是流行文学吧。
　　十年前，诗人刘不朽这样评价他的诗歌：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他的青春岁月一直是在逆境中度过，为家为口，尚在小康道上苦力挣扎，为诗为文，也尚未进入“穷而后工”的理想境界。
　　十年后的今天，作家彭名燕这样看待他的小说：他那种斯文男人的小说暴力倾向也很有特色，尝试着自己的方向，期望以对生活的排列组合来产生新的意义。或者说，他喜欢把隐喻置于写作背景，通过所谓的事象来实现暴力的隐喻。
　　现在，他努力工作，干着企宣部经理、工会副主席、内刊主编的行当，那个曾经刻意想成为这家那家的男人，如今只想实实在在地生活了，只在业余的晚上，才安静地写点东西。
　　那个男人就是我，现在表面上不那么疯了，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中心思想，平常没什么言语，谈判的时候，真他妈的像个经理。
　　
　　责 编：鄢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