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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感谢三位专家来参加今天的座谈会。
中国人还没有进入农历虎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由希腊开始发生了,并使欧元步步走低。《世界知识》从今年第5期开始,不断刊登有关欧债危机的文章,这是因为危机在蔓延扩大,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威胁有时会让人很是揪心,比如,是否会引发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
多年来,我们在编辑有关欧洲的稿件时时常会感到是在“隔着一层纱”看欧洲,有扑朔迷离之感。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我们对欧洲人和欧洲问题的理解上有一定困难和偏差。就这次欧债危机和欧元大跌而言,很多文章都谈到了其发生的原因——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欧元区加入标准的过于宽松、《稳定与增长公约》没有被严格执行,等等。但似乎也给人一种感觉:一些明摆着是“陷阱”、绝对不能那么做的事情,欧洲人却真的那么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欧洲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否也有难言之隐?
1997年时任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来华访问时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去了现场。当时欧元正被全球热议。我问普罗迪欧洲准备怎样来化解欧元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他情绪略有激动地说:你们为什么总是盯着欧元的问题不放?要知道,我们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欧洲能早一天联合起来,就不会打仗。我本是问了一个有关货币的问题,但这位后来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却给了我如此一个回答。当时我就觉得欧洲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我们是不同的。今天请到的几位专家都有在欧洲工作生活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欧洲,读懂欧洲。
这次的欧债危机,大体上涉及三方面的问题——“浪漫”的欧洲、纠结的欧洲、瘦身的欧洲。讲“浪漫”的欧洲,准确说应该是享乐的欧洲,南欧几个国家最具代表性。“浪漫”的希腊是欧债危机的起始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这几个南欧国家是重灾区,可谓“风从南方来,祸由南欧起”。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怎么成了今天这副样子?说到纠结的欧洲,这是理解欧洲的关键所在,也许正是在诸多方面的纠结才导致了欧洲今天如此之局面。请几位专家给我们讲讲欧洲人到底在哪些方面纠结着。至于瘦身的欧洲,就是想谈一下目前欧洲国家紧缩财政开支的影响以及欧洲的未来。
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看同一个问题,欧洲的问题可能被夸大了
廖先旺:我是从事媒体工作的。由于文化、制度背景差异,西方媒体的常态就是在维护相关利益的前提下“披露”和“揭短”,媒体整天都在找问题、找毛病,谁上台都会有媒体找他的毛病。太平盛世时找问题,危机时期更要找问题,而相关法律体系也赋予并保证媒体合法完成这一社会职能。他们的媒体没有“讲面子”、“打人不打脸”之类的顾忌,而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问题时更是扮演着一种预警体系的角色。所以,我们在看西方媒体的热点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
在他们媒体看来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没什么大不了的。希腊债务危机、欧元问题也是这样,尽管政客和媒体整天讨论、争论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经济比重或者实际情况来说,并非一个太大的问题,对欧洲人现实生活影响也不大。已经积累的社会财富不会流失殆尽,他们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社会政治法律体系依旧。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和上世纪50年代的“煤钢联营”。从那时开始,各种危机、争吵从未断过,很多次的首脑会议都险些开不成,但欧洲联合不还是在一点一点地前进吗?因为欧盟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政治组织,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带有试验性的地区联盟,别看它又有“外长”又有“总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往往是,大家觉得欧洲联合应该前进的时候就前进一步,应该后退的时候就后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而在进与退之间,还有由和平与更大整体利益揭示的无数个可能选择。看欧洲问题要注意它的历史连续性,不要截一段历史中的问题来推论全部过程,更不要仅依赖专爱揭短的西方媒体披露的问题来看欧盟的发展前景。说来有趣,如果将这些揭短的问题报道集合在一起,欧共体(欧盟)早已死过好几回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同样,我们的媒体在转述或借用他人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习惯是“坏事传万里,好事不用提”。
从另一方面来说,欧盟内部虽然争论激烈,但在涉及对外问题时他们往往会一致对外,如在中国西藏问题上、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问题上等,都是如此。即使有时成员国私下说起来似有不同看法,但也可能这种不同角色分工并不妨碍更好地保持对外一致的立场。
欧盟之父让
中国人还没有进入农历虎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由希腊开始发生了,并使欧元步步走低。《世界知识》从今年第5期开始,不断刊登有关欧债危机的文章,这是因为危机在蔓延扩大,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威胁有时会让人很是揪心,比如,是否会引发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
多年来,我们在编辑有关欧洲的稿件时时常会感到是在“隔着一层纱”看欧洲,有扑朔迷离之感。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我们对欧洲人和欧洲问题的理解上有一定困难和偏差。就这次欧债危机和欧元大跌而言,很多文章都谈到了其发生的原因——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欧元区加入标准的过于宽松、《稳定与增长公约》没有被严格执行,等等。但似乎也给人一种感觉:一些明摆着是“陷阱”、绝对不能那么做的事情,欧洲人却真的那么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欧洲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否也有难言之隐?
1997年时任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来华访问时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去了现场。当时欧元正被全球热议。我问普罗迪欧洲准备怎样来化解欧元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他情绪略有激动地说:你们为什么总是盯着欧元的问题不放?要知道,我们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欧洲能早一天联合起来,就不会打仗。我本是问了一个有关货币的问题,但这位后来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却给了我如此一个回答。当时我就觉得欧洲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我们是不同的。今天请到的几位专家都有在欧洲工作生活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欧洲,读懂欧洲。
这次的欧债危机,大体上涉及三方面的问题——“浪漫”的欧洲、纠结的欧洲、瘦身的欧洲。讲“浪漫”的欧洲,准确说应该是享乐的欧洲,南欧几个国家最具代表性。“浪漫”的希腊是欧债危机的起始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这几个南欧国家是重灾区,可谓“风从南方来,祸由南欧起”。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怎么成了今天这副样子?说到纠结的欧洲,这是理解欧洲的关键所在,也许正是在诸多方面的纠结才导致了欧洲今天如此之局面。请几位专家给我们讲讲欧洲人到底在哪些方面纠结着。至于瘦身的欧洲,就是想谈一下目前欧洲国家紧缩财政开支的影响以及欧洲的未来。
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看同一个问题,欧洲的问题可能被夸大了
廖先旺:我是从事媒体工作的。由于文化、制度背景差异,西方媒体的常态就是在维护相关利益的前提下“披露”和“揭短”,媒体整天都在找问题、找毛病,谁上台都会有媒体找他的毛病。太平盛世时找问题,危机时期更要找问题,而相关法律体系也赋予并保证媒体合法完成这一社会职能。他们的媒体没有“讲面子”、“打人不打脸”之类的顾忌,而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问题时更是扮演着一种预警体系的角色。所以,我们在看西方媒体的热点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
在他们媒体看来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没什么大不了的。希腊债务危机、欧元问题也是这样,尽管政客和媒体整天讨论、争论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经济比重或者实际情况来说,并非一个太大的问题,对欧洲人现实生活影响也不大。已经积累的社会财富不会流失殆尽,他们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社会政治法律体系依旧。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和上世纪50年代的“煤钢联营”。从那时开始,各种危机、争吵从未断过,很多次的首脑会议都险些开不成,但欧洲联合不还是在一点一点地前进吗?因为欧盟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政治组织,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带有试验性的地区联盟,别看它又有“外长”又有“总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往往是,大家觉得欧洲联合应该前进的时候就前进一步,应该后退的时候就后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而在进与退之间,还有由和平与更大整体利益揭示的无数个可能选择。看欧洲问题要注意它的历史连续性,不要截一段历史中的问题来推论全部过程,更不要仅依赖专爱揭短的西方媒体披露的问题来看欧盟的发展前景。说来有趣,如果将这些揭短的问题报道集合在一起,欧共体(欧盟)早已死过好几回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同样,我们的媒体在转述或借用他人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习惯是“坏事传万里,好事不用提”。
从另一方面来说,欧盟内部虽然争论激烈,但在涉及对外问题时他们往往会一致对外,如在中国西藏问题上、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问题上等,都是如此。即使有时成员国私下说起来似有不同看法,但也可能这种不同角色分工并不妨碍更好地保持对外一致的立场。
欧盟之父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