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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由各自政府推荐一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协助秘书长工作；当然视情况，非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这样做。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一
现年62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1942年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27军开进大上海以后，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的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炼砥砺了他发奋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因买不起雨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进课堂。1964年陈健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时，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的、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年华，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年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二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降!
“文革”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陈健的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1961年7月，差不多是在女性世界氛围里长大成人的姚文卿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时，面临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她的英语学得相当不错，打算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老师知道后来做姚文卿的思想工作，“阿拉伯语是个空白，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应该去填补空白……”温顺的姚文卿真的在“报考志愿”栏的空白处填上了“阿拉伯语言专业”。其实，她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那些清真饭馆门面上像蚯蚓一样的“图案”就是她将要为之献身的“阿拉伯语言”。然而，天资聪颖的姚文卿学得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不过由于外交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端庄雍容、颇有大家风范的外交部拉美司一等秘书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灿烂才华。在陈健的“大树”上，姚文卿只是甘当一片绿叶。30多年来，姚文卿一直默默地为着夫婿的事业做出贡献。“她为我做出了牺牲!”陈健重复着几乎所有大使都说过的话，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他对妻子的多少歉意和无限深情!
1971年4月，又是落花时节的暮春。陈健首先得以“解脱”，调离干校回京。随后姚文卿也调回了北京。
国际司早已不复存在，原司人马一古脑儿合并到了西欧美澳司。陈健分在该司拉美处国际组，未几，26届“联大”揭幕。陈健等人的估计是支持票比反对票略多。讵料形势比人强，几天后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两阿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陈健有幸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有关会议。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研究是否前往纽约赴会，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辜负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国际司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开始忙碌起来了。
1972年春节前夕，陈健和姚文卿双双返回沪上，喜结连理。半年后，陈健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西区67街林肯中心对面的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的20余年间，除了两度返国短暂供职国际(条法)司以外，陈健在联合国、华盛顿工作了整整12年，他从普通科员升迁到特命全权大使。国际事务是他30年外交生涯难以忘怀的主旋律，他是一位联合国事务专家。
三
当1994年深秋陈健“梅开三度”来到纽约旧地时，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了。就在陈健在联合国大施拳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纸调令，不容置疑地把他推到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台前，他成了中国外交部的“喉舌”——权威“发言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外交舞台上，外交部发言人也许是除钱其琛(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官员，每周两次主持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在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当中，外交部发言人是最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94年深秋，江泽民主席首访俄、乌、法三国。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媒体依然把热情倾注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外交部发言人生涯圈画句号的吴建民(后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等职)颀长的身影上。当时，众多的记者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端坐在旁边的一位50来岁、戴着眼镜、脸颊丰满的中国外交官——即将“入主”国际俱乐部发布厅的陈健。巴黎归来，征尘未卸，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吴建民9月17日在首都机场与即将出使卢森堡的夫人施燕华怅然握别，飞赴海牙履新。五天后——9月22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座无虚席，又是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200余位中外记者翘首以待，注视着即将在台上出现的一位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无冕之王”早已获悉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陈健将在今日首次登台“亮相”。2时25分，距离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前五分钟，陈健出现在发布厅大门口。他一反惯例，不从后台，而是从发布厅中间过道缓缓走向主席台。陈健向两旁等待多时的中外记者频频点头示意，30余年外交生涯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1996年春暮，以微笑、幽默与睿智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的陈健顺理成章地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嗣后，陈健协助主管亚洲事务的唐家璇(现任国务委员)副部长，分管多边事务。两人配合默契，为圈内人士称道。在此期间，陈健频繁穿梭于曼谷、纽约与日内瓦，参加东盟对话国有关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
1998年初夏，江泽民主席任命陈健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接过时年64岁的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日本通”徐敦信大使交给的“接力棒”，飞赴东京履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年时间，弹指一挥。2001年6月20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当前喜忧参半的中日关系。他以任上三年的观察寄语各界人士：中日关系需要珍惜。《朝日新闻》当天以《中国与日本·障碍虽有前途不悲》为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健说，“中日关系令我高兴令我忧”。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年贸易额创83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人员交流形式多样、参与广泛，去年甚至出现了一个5000人的日本交流使节团访华的壮举；两国对话与交流还扩大到安全领域乃至地区与国际多边事务协调。“但近来，在关系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先后出现严重干扰，使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恶化。”陈健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事隔50多年，日本还会批准出版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历史教科书，还会出现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则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两国人民感情呈渐趋疏远之势。这是令人堪忧的。”
从驻日大使岗位上走下来后，与联合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陈健于2001年8月再次回到了联合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高兴又回到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作为副秘书长，陈健负责联合国大会事务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为每年联合国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服务。此外，还为大会程序问题向会员国提供咨询等。在几位副秘书长中，陈健管理的人员最多，有18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
谈到自己在联合国的经历和感受时，陈健感慨万千：“过去30年，我基本上是每个年代都在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目睹了联合国的发展与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前后对比，内容不同。就联合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发展壮大的年代，其最高峰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80年代，联合国强调南北对话；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则期望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个人而言，过去我在联合国的外面，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在里面，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内外，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一
现年62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1942年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27军开进大上海以后，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的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炼砥砺了他发奋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因买不起雨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进课堂。1964年陈健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时，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的、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年华，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年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二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降!
“文革”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陈健的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1961年7月，差不多是在女性世界氛围里长大成人的姚文卿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时，面临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她的英语学得相当不错，打算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老师知道后来做姚文卿的思想工作，“阿拉伯语是个空白，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应该去填补空白……”温顺的姚文卿真的在“报考志愿”栏的空白处填上了“阿拉伯语言专业”。其实，她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那些清真饭馆门面上像蚯蚓一样的“图案”就是她将要为之献身的“阿拉伯语言”。然而，天资聪颖的姚文卿学得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不过由于外交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端庄雍容、颇有大家风范的外交部拉美司一等秘书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灿烂才华。在陈健的“大树”上，姚文卿只是甘当一片绿叶。30多年来，姚文卿一直默默地为着夫婿的事业做出贡献。“她为我做出了牺牲!”陈健重复着几乎所有大使都说过的话，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他对妻子的多少歉意和无限深情!
1971年4月，又是落花时节的暮春。陈健首先得以“解脱”，调离干校回京。随后姚文卿也调回了北京。
国际司早已不复存在，原司人马一古脑儿合并到了西欧美澳司。陈健分在该司拉美处国际组，未几，26届“联大”揭幕。陈健等人的估计是支持票比反对票略多。讵料形势比人强，几天后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两阿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陈健有幸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有关会议。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研究是否前往纽约赴会，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辜负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国际司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开始忙碌起来了。
1972年春节前夕，陈健和姚文卿双双返回沪上，喜结连理。半年后，陈健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西区67街林肯中心对面的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的20余年间，除了两度返国短暂供职国际(条法)司以外，陈健在联合国、华盛顿工作了整整12年，他从普通科员升迁到特命全权大使。国际事务是他30年外交生涯难以忘怀的主旋律，他是一位联合国事务专家。
三
当1994年深秋陈健“梅开三度”来到纽约旧地时，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了。就在陈健在联合国大施拳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纸调令，不容置疑地把他推到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台前，他成了中国外交部的“喉舌”——权威“发言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外交舞台上，外交部发言人也许是除钱其琛(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官员，每周两次主持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在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当中，外交部发言人是最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94年深秋，江泽民主席首访俄、乌、法三国。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媒体依然把热情倾注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外交部发言人生涯圈画句号的吴建民(后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等职)颀长的身影上。当时，众多的记者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端坐在旁边的一位50来岁、戴着眼镜、脸颊丰满的中国外交官——即将“入主”国际俱乐部发布厅的陈健。巴黎归来，征尘未卸，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吴建民9月17日在首都机场与即将出使卢森堡的夫人施燕华怅然握别，飞赴海牙履新。五天后——9月22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座无虚席，又是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200余位中外记者翘首以待，注视着即将在台上出现的一位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无冕之王”早已获悉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陈健将在今日首次登台“亮相”。2时25分，距离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前五分钟，陈健出现在发布厅大门口。他一反惯例，不从后台，而是从发布厅中间过道缓缓走向主席台。陈健向两旁等待多时的中外记者频频点头示意，30余年外交生涯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1996年春暮，以微笑、幽默与睿智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的陈健顺理成章地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嗣后，陈健协助主管亚洲事务的唐家璇(现任国务委员)副部长，分管多边事务。两人配合默契，为圈内人士称道。在此期间，陈健频繁穿梭于曼谷、纽约与日内瓦，参加东盟对话国有关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
1998年初夏，江泽民主席任命陈健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接过时年64岁的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日本通”徐敦信大使交给的“接力棒”，飞赴东京履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年时间，弹指一挥。2001年6月20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当前喜忧参半的中日关系。他以任上三年的观察寄语各界人士：中日关系需要珍惜。《朝日新闻》当天以《中国与日本·障碍虽有前途不悲》为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健说，“中日关系令我高兴令我忧”。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年贸易额创83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人员交流形式多样、参与广泛，去年甚至出现了一个5000人的日本交流使节团访华的壮举；两国对话与交流还扩大到安全领域乃至地区与国际多边事务协调。“但近来，在关系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先后出现严重干扰，使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恶化。”陈健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事隔50多年，日本还会批准出版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历史教科书，还会出现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则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两国人民感情呈渐趋疏远之势。这是令人堪忧的。”
从驻日大使岗位上走下来后，与联合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陈健于2001年8月再次回到了联合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高兴又回到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作为副秘书长，陈健负责联合国大会事务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为每年联合国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服务。此外，还为大会程序问题向会员国提供咨询等。在几位副秘书长中，陈健管理的人员最多，有18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
谈到自己在联合国的经历和感受时，陈健感慨万千：“过去30年，我基本上是每个年代都在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目睹了联合国的发展与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前后对比，内容不同。就联合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发展壮大的年代，其最高峰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80年代，联合国强调南北对话；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则期望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个人而言，过去我在联合国的外面，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在里面，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内外，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