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与人类依依惜别，当新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圆满落幕，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再一次响起，世界又开启了大国阵营重组、经济一体重塑、市场格局重构的新的里程；中国则开始步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创新、空间布局完善、改革继续深化、社会文化进步、制度多元优化的第十二个发展的五年。
　　回眸已经过去的十年，当人们历数世界发展的家珍的时候，一个不争的现实令人瞩目：人口的50%以上已进入城市，经济的80%以上产于城市，贸易的90%以上聚于城市，人类正在打造一个日益繁荣的城市世界。
　　城市左右着人类世界的进步，既有引领、也有制约。作为引领，城市是现代经济、科技、文化的文明标志；作为制约，城市也带来了交通的拥挤、空气的污染、环境的恶化。因此，人类未来的发展，既要关注城市的引领，也要破解城市的制约。
　　世界城市是如此，中国城市也不例外。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当高速发展中的城市化接近50%、当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当城市群由沿海为主逐步向中西部拓展、当经济增速排序由东中西渐变为中西东、当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再非理性廉价、当资源配置很难凭借行政命令实施倾斜，人们将更加关注中国城市如何在多元重组与科学调整中的理性跨越。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十二五”国家战略的核心理念。
　　从2011到2015的新中国第十二个发展的五年，中国城市作为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核心主题就是调整。
　　一是城市总量的适应。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农业现代化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城市化的需要，城市总量将要有新的增长，特别是县级市、镇级市的培育，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近、就地转移。
　　二是支柱城市的培育。适应国家发展的重点领衔与区域均衡并重的需要，除了少数现有直辖市以外，应通过培育更多的“新直辖市”、“准直辖市”、“类直辖市”，形成国家层面的多级经济战略支撑网络。在中国近当代发展史上，直辖市最多时曾达到14个，如今仅为4个，其中三个在东部，一个在中西部。从国家东中西发展战略出发，从直辖市在国家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审视，适当增加东南部、东北部、中部、西南部以及西北部的直辖、准直辖、类直辖市的数量，不仅必须，而且完全可能。
　　三是城市直辖中的梯度替代。由于直辖、准直辖、类直辖的城市，一般将归属中央直接管理，因此，国家和地方在相关城市直辖之前，应共同为其所在地区培育对应的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被直辖城市的新的地方支撑城市，从而形成更多直辖与地方新替代城市对各地方发展的双重支撑。新直辖城市和替代型地方支柱城市，将使我国短期内在城市总量不可能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实现城市布局、实力、辐射面的相对均衡化，从而促进国家东中西发展的总体均衡化。
　　四是城市的非同质化与群的联动。在一定区域内，要消除相邻城市非理性的同质化竞争，在国家战略指导下实现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错位竞合，形成城市群视野下的多元互补、一体联动、降本增效。
　　五是城市内在结构的调整。要站在区域高度扬长避短，不盲目与邻竞拼；要以适合、适度、适应的理念，开展城市布局、明确城市定位、控制城市规模、建构经济框架、把握发展速度、提升运营效益。
　　2011年将是中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城市新一轮结构性调整的起始之年。作为城市领袖，需要完善的也许是长远的发展战略；作为城市工作者，亟待破解的也许是错综复杂的应对策略；而作为中国城市学界的学术媒体，我们更关注城市演进的热点、焦点和难点，诸如：十二五视野下的城市区域布局与战略转型、现代城市公共灾害的常态管理与突发应对、老龄化时代城市社会的结构优化与制度保障、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观念更新与制度设计、民生本位的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转型中城市管理的体制完善与机制优化……
　　时代的年轮将依然刻画不止，文明的脚步将始终铿锵有力；进步的仍将进步，繁荣的还将繁荣。我们期待城市继续扮演人类文明引领者的角色，我们相信城市会给渴望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圆满与美好；我们倡导“为了人民管城市”、为了市民治市场，我们厚望管理变为服务、治理成为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