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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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不仅有知识学层面,亦有人生观层面。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并不是单向度的移植,而是衍生出许多新质。本文运用“以对象为方法”的理念,考察周作人如何利用蔼理斯的学说解决1920年代所面临的难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蔼理斯“道德艺术化”的学说与周作人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的思路相契合,生成了“科学道德化”的新启蒙路径;二、当文学与革命、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成为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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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不仅有知识学层面,亦有人生观层面。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并不是单向度的移植,而是衍生出许多新质。本文运用“以对象为方法”的理念,考察周作人如何利用蔼理斯的学说解决1920年代所面临的难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蔼理斯“道德艺术化”的学说与周作人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的思路相契合,生成了“科学道德化”的新启蒙路径;二、当文学与革命、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成为1920年代周作人思想体系中异常冲突的概念,蔼理斯“生活即艺术”和“个性的文学”冲释了这种拮抗作用,帮助他确立了文学的内在价值;三、蔼理斯的“耽溺“”净观”拆解了与传统“礼”的对立,为周作人提供了构建新的主体存在方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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