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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环球时报》最近列出2016年世界关注的四大悬念，即：谁会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中国经济是否将触底回升？IS武装能否被剿灭？南海面临哪些新挑战？各国和世界著名的媒体都在罗列2016年应该集中解决的难题。《华尔街日报》预测了2016年可能发生的12件事，其中包括：民粹主义上升；IS垮台；全球就解决能源问题达成一致；中美进一步合作；大宗商品价格继续波动等。这些罗列和铺陈并不是难事，还可以列出更多世界需要关注并努力解决的问题。当前世界不缺少问题和难题，缺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主意，更缺少以全球利益为重的基本共识。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将引领经济新常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经济发展新理念。然而，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的世界在新的一年里充满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蜗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地缘政治升温，大国竞争加剧，不少国家举行大选；恐怖主义四处肆虐，难民潮滚滚而来，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当今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各国经济相互高度依存，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好比一条大船，唯有同舟共济，结成命运共同体，才可能破解各种难题，在历史的长河上破浪前行。
世界经济危机四伏
展望2016年，世界经济总需求继续下滑，没有走出普遍低迷的谷底，有可能出现新的危机，特别是金融风险的积聚令人担忧。据“共同预测”机构估测，全球经济2016年增长2.8%，仅比2015年的2.6%高0.2%。其中，除美国、英国估计分别增长2.5%和2.35%以外，发达国家经济都呈现疲软状态，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将增长1.7%和1.2%；美元走强掀起资金“回流潮”，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
从大的方面看，2016年世界经济需要格外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因为强势美元以及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债务危机将继续困扰欧元区国家，同时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尼、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货币贬值情况堪忧，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并传导给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主要大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不断。2009年以来，这些国家央行制造了12万亿低价美元。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由此急剧膨胀，增幅达57万亿美元。近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7.4%跌到2015年的3.8%。全球贸易明显萎缩，世界经济处于新衰退边缘。
国际清算银行（BIS）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增长太乏力、金融风险太吓人。”英国《卫报》称，不知道经济大崩溃何时来临，但知道信贷膨胀，增长、贸易和价格下滑以及海量资金四处流动，这显然是生产要素严重错配。
二是由于世界经济颓势难以根本扭转，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走低，尤其是原油价格在每桶30多美元低位徘徊，给世界经济增添了复杂的风险。依靠能源出口的国家不仅偿债能力进一步削弱，财政状况将持续恶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巴西和俄罗斯2015年GDP分别负增长3.5%和3.8%，预计2016年将继续负增长，虽然幅度有可能缩小。
三是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缺乏稳定增长的预期，投资和贸易都会继续萎缩。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美联储加息结果难料；欧元区需求疲软、失业率高企难以改观，可能触发新的危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并有可能“传染”其他国家，引发系统性危机。
地缘政治挑战增加
新的一年，地缘政治挑战较前突出、尖锐。目前不少地区冲突不断，乱象纷呈，大国博弈将更趋激烈复杂，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而且，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大选年政治将成倍放大世界任何角落的地缘政治矛盾，小冲突也可能酿成大悲剧。放眼世界，可以看到：
一是乌克兰危机继续发酵，冲突没有停息迹象，呈僵持状态。欧洲安全何去何从，美俄关系和俄欧关系如何演变，都是未知数。美俄欧三方都需要深入思考，如果继续逆向而行，矛盾就会激化。
二是中东乱局看不见止乱企稳的“曙光”。沙特与伊朗作为该地区逊尼和什叶派领头羊断绝外交关系，巴林、苏丹随后也与伊断交，地区紧张局势升温，代理人战争将随之更趋激烈。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不仅没有减少地区矛盾，反而使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戒心加重，双方剑拔弩张，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伊斯兰国组织”（IS）为代表的恐怖极端势力虽遭打击，在伊拉克境内失去一些地方，但没有任何退缩迹象，全球反恐形势日趋严峻，世界各地发生恐怖袭击的阴影在扩大。
三是在亚洲特别是南海，美国“亚太再平衡”持续发力，在“误闯”中国的岛礁以后，很可能进一步秀肌肉、炫耀武力；而日本在美国支持下，派军舰巡逻南海如箭在弦上；菲律宾则不管其大选结果如何，都会把宝押在国际法庭裁决南海争端上。南海局势将持续紧张、升温。
地缘政治的尖锐化、复杂化势必反过来作用于世界经济，影响经济复苏和增长。
全球治理方式转变
全球治理和国际新规则制定的挑战与大国博弈相纠缠，将进入实质性较量阶段。
2015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參与全球治理，并开始主动进取的典型年份。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比例上升到第三位，占近8%，维和经费则超过10%，居第二位。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深化。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得到包括欧洲大国在内的许多沿线国家的欢迎。人民币正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接纳进入其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方案也终于得以实现。这些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同步，2016年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016年，中国将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而当前正是G20从全球治理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低迷，各国都在探索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发展合作模式的重要关口。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都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从中华文明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找到有别于西方长期推崇的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新发展模式，拉动世界经济的再次全面增长。
关于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过三点，一是世界经济虽已基本脱离危机，但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展不顺，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三是国际社会缺乏同舟共济精神，G20作为世界经济协调的主要机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难度大，作用有限。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勇于面对自己的责任，“达而兼济天下”，希望把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其他国家，愿意与他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习近平主席在2015土耳其峰会上宣布，2016年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发展思路与中共五中全会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分契合。可以看出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新理念与全球治理和新发展模式的互动明显，中国已经开始发挥全球治理的引领作用。
G20成员占全球GDP总量80%，囊括全球主要大国，说世界政治、经济前途掌握在G20手中并不过分。然而，全球治理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和正确处理，尤其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近年中美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来看，中美就全球治理的大方向取得共识，并就解决全球性挑战进行尽可能多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两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 2016年美国需要力避总统大选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而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恰恰可以增加相互信任，消除疑虑，同时造福世界。
2016年中美可以在全球治理的三个方面做出成绩，以显示“双火车头”的带动作用：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创新、协调发展的大方向；合作解决G20“议而不決、决而不行”执行力缺位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协调“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继续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以适应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将引领经济新常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经济发展新理念。然而，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的世界在新的一年里充满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蜗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地缘政治升温，大国竞争加剧，不少国家举行大选；恐怖主义四处肆虐，难民潮滚滚而来，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当今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各国经济相互高度依存，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好比一条大船，唯有同舟共济，结成命运共同体，才可能破解各种难题，在历史的长河上破浪前行。
世界经济危机四伏
展望2016年，世界经济总需求继续下滑，没有走出普遍低迷的谷底，有可能出现新的危机，特别是金融风险的积聚令人担忧。据“共同预测”机构估测，全球经济2016年增长2.8%，仅比2015年的2.6%高0.2%。其中，除美国、英国估计分别增长2.5%和2.35%以外，发达国家经济都呈现疲软状态，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将增长1.7%和1.2%；美元走强掀起资金“回流潮”，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
从大的方面看，2016年世界经济需要格外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因为强势美元以及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债务危机将继续困扰欧元区国家，同时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尼、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货币贬值情况堪忧，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并传导给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主要大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不断。2009年以来，这些国家央行制造了12万亿低价美元。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由此急剧膨胀，增幅达57万亿美元。近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7.4%跌到2015年的3.8%。全球贸易明显萎缩，世界经济处于新衰退边缘。
国际清算银行（BIS）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增长太乏力、金融风险太吓人。”英国《卫报》称，不知道经济大崩溃何时来临，但知道信贷膨胀，增长、贸易和价格下滑以及海量资金四处流动，这显然是生产要素严重错配。
二是由于世界经济颓势难以根本扭转，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走低，尤其是原油价格在每桶30多美元低位徘徊，给世界经济增添了复杂的风险。依靠能源出口的国家不仅偿债能力进一步削弱，财政状况将持续恶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巴西和俄罗斯2015年GDP分别负增长3.5%和3.8%，预计2016年将继续负增长，虽然幅度有可能缩小。
三是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缺乏稳定增长的预期，投资和贸易都会继续萎缩。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美联储加息结果难料；欧元区需求疲软、失业率高企难以改观，可能触发新的危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并有可能“传染”其他国家，引发系统性危机。
地缘政治挑战增加
新的一年，地缘政治挑战较前突出、尖锐。目前不少地区冲突不断，乱象纷呈，大国博弈将更趋激烈复杂，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而且，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大选年政治将成倍放大世界任何角落的地缘政治矛盾，小冲突也可能酿成大悲剧。放眼世界，可以看到：
一是乌克兰危机继续发酵，冲突没有停息迹象，呈僵持状态。欧洲安全何去何从，美俄关系和俄欧关系如何演变，都是未知数。美俄欧三方都需要深入思考，如果继续逆向而行，矛盾就会激化。
二是中东乱局看不见止乱企稳的“曙光”。沙特与伊朗作为该地区逊尼和什叶派领头羊断绝外交关系，巴林、苏丹随后也与伊断交，地区紧张局势升温，代理人战争将随之更趋激烈。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不仅没有减少地区矛盾，反而使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戒心加重，双方剑拔弩张，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伊斯兰国组织”（IS）为代表的恐怖极端势力虽遭打击，在伊拉克境内失去一些地方，但没有任何退缩迹象，全球反恐形势日趋严峻，世界各地发生恐怖袭击的阴影在扩大。
三是在亚洲特别是南海，美国“亚太再平衡”持续发力，在“误闯”中国的岛礁以后，很可能进一步秀肌肉、炫耀武力；而日本在美国支持下，派军舰巡逻南海如箭在弦上；菲律宾则不管其大选结果如何，都会把宝押在国际法庭裁决南海争端上。南海局势将持续紧张、升温。
地缘政治的尖锐化、复杂化势必反过来作用于世界经济，影响经济复苏和增长。
全球治理方式转变
全球治理和国际新规则制定的挑战与大国博弈相纠缠，将进入实质性较量阶段。
2015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參与全球治理，并开始主动进取的典型年份。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比例上升到第三位，占近8%，维和经费则超过10%，居第二位。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深化。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得到包括欧洲大国在内的许多沿线国家的欢迎。人民币正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接纳进入其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方案也终于得以实现。这些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同步，2016年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016年，中国将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而当前正是G20从全球治理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低迷，各国都在探索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发展合作模式的重要关口。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都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从中华文明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找到有别于西方长期推崇的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新发展模式，拉动世界经济的再次全面增长。
关于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过三点，一是世界经济虽已基本脱离危机，但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展不顺，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三是国际社会缺乏同舟共济精神，G20作为世界经济协调的主要机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难度大，作用有限。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勇于面对自己的责任，“达而兼济天下”，希望把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其他国家，愿意与他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习近平主席在2015土耳其峰会上宣布，2016年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发展思路与中共五中全会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分契合。可以看出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新理念与全球治理和新发展模式的互动明显，中国已经开始发挥全球治理的引领作用。
G20成员占全球GDP总量80%，囊括全球主要大国，说世界政治、经济前途掌握在G20手中并不过分。然而，全球治理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和正确处理，尤其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近年中美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来看，中美就全球治理的大方向取得共识，并就解决全球性挑战进行尽可能多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两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 2016年美国需要力避总统大选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而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恰恰可以增加相互信任，消除疑虑，同时造福世界。
2016年中美可以在全球治理的三个方面做出成绩，以显示“双火车头”的带动作用：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创新、协调发展的大方向；合作解决G20“议而不決、决而不行”执行力缺位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协调“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继续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以适应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