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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山之问”道出了中国也面临着世界性发展难题，即不公平的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中国破解世界性不公平发展难题的中国式制度自信和探索创新，而且体现出了中国的治理特色和治理优势。这既是中国对“福山之问”的正面回应，也是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转型之策。
【关键词】“福山之问” 共享理念 治理优势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书中提出，“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这个“福山之问”，道出了中国也面临着世界性发展难题，即不公平的发展。对此，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型发展理念。可以说，推进共享发展，既是中国对“福山之问”的正面回应，也是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转型之策，还体现了中国的制度自信和治理优势。
政治焦虑：能否共享发展
实际上，“福山之问”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能否“继续促进发展”的挑战与期待，也是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所面临公平发展（即共享发展）危机的普遍性“政治焦虑”。
福山一方面强调，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平等的承认”，而且，正是这一观念“定义了现代世界”。这即是说，现代民主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了自决机会，以承认相互的尊严和权利为基础，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
但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却出现了若干形式的病状，导致了福山的“政治焦虑”。其中，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未能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不能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存在许多的治理失误。譬如，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在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欧洲福利国家出现滞涨；美国人抱怨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如此等等。不难看出，这种“政治焦虑”，实际上，就是对能否共享发展的焦虑，即是一种“平等焦虑”。
正因为如此，福山才设计出了由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这三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现代国家模式，并且，将追求良好政治经济制度和全体公民获得同等尊重的理想国家，称之为“走向丹麦”。在这里，法治和民主问责能够使强大政府获得民众的认同，在于其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即“平等的承认”或公平正义。
制度自信：坚持共享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为了着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决定了中国不仅要从分配领域，更能够从所有制层面，根本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谋求共享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实际上，不论是福山还是皮凯蒂，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难以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解决不平等和推进共享发展的有效良方。
共享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因此，坚持共享发展，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从共享与发展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看，这表现为我国在走出共享不发展的传统社会基础上，经过共享不发展、非共享发展的历程，走到了现在的共享发展新阶段。
为了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我国已经作出了有效的制度安排。从共享的对象内容来看，共享发展的制度安排，涵盖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促进教育公平、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各方面。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将为我国实现共享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治理优势：推进共享发展
“福山之问”之所以提出，在于福山以自己心目中的西方为模特儿，根据美国发展的需要，设计出了由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这三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现代国家模式或者政治发展模型。并且，以此来衡量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治理得失。
实际上，如果现代国家建构或者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平等承认”为价值，追求共享的发展，那么，福山的现代国家模式或者政治发展模型的设计及其强大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三要素选择，就不一定找准了西方国家治理失误的病症，其提出的对策方案也不一定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反倒是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对于现代国家的公平治理和共享发展，进行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对策性研究。譬如，针对传统福利国家政府责任理论的困境和保守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的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新社会民主主义等学者，倡导兼容性新福利国家制度机制和超越性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政府主导的多元合作治理的政治实现途径方案。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福利国家的福利公平是一种结果公平，实行政府再分配的权责机制，由此而导致了福利国家危机。对此，他们不像保守自由主义者“把国家当敌人”，而是诉诸市场的调控作用，只不过主张通过新福利国家的“合作治理体系”共担福利责任，以推进社会权利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协调发展（即复合平等）。
如果以这种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作为衡量中国治理得失的参照物，那么，“福山之问”和福山对中国的担忧，就成为多余。因为，为了推进国家的公平治理和共享发展，我国在理论对策和制度设计上，都已经构建出了中国特色的全民共建共享的国家—社会治理机制，而且，体现出了中国的治理特色和治理优势，即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通过公平执政、政府善政、市场调控、民主协商、依法治国、完善制度、权利保障、民生建设、精准扶贫和预期引导等方式，推进共享基本民生、共享发展机会和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编/申唯佳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福山之问” 共享理念 治理优势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书中提出，“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这个“福山之问”，道出了中国也面临着世界性发展难题，即不公平的发展。对此，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型发展理念。可以说，推进共享发展，既是中国对“福山之问”的正面回应，也是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转型之策，还体现了中国的制度自信和治理优势。
政治焦虑：能否共享发展
实际上，“福山之问”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能否“继续促进发展”的挑战与期待，也是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所面临公平发展（即共享发展）危机的普遍性“政治焦虑”。
福山一方面强调，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平等的承认”，而且，正是这一观念“定义了现代世界”。这即是说，现代民主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了自决机会，以承认相互的尊严和权利为基础，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
但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却出现了若干形式的病状，导致了福山的“政治焦虑”。其中，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未能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不能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存在许多的治理失误。譬如，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在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欧洲福利国家出现滞涨；美国人抱怨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如此等等。不难看出，这种“政治焦虑”，实际上，就是对能否共享发展的焦虑，即是一种“平等焦虑”。
正因为如此，福山才设计出了由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这三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现代国家模式，并且，将追求良好政治经济制度和全体公民获得同等尊重的理想国家，称之为“走向丹麦”。在这里，法治和民主问责能够使强大政府获得民众的认同，在于其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即“平等的承认”或公平正义。
制度自信：坚持共享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为了着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决定了中国不仅要从分配领域，更能够从所有制层面，根本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谋求共享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实际上，不论是福山还是皮凯蒂，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难以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解决不平等和推进共享发展的有效良方。
共享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因此，坚持共享发展，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从共享与发展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看，这表现为我国在走出共享不发展的传统社会基础上，经过共享不发展、非共享发展的历程，走到了现在的共享发展新阶段。
为了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我国已经作出了有效的制度安排。从共享的对象内容来看，共享发展的制度安排，涵盖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促进教育公平、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各方面。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将为我国实现共享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治理优势：推进共享发展
“福山之问”之所以提出，在于福山以自己心目中的西方为模特儿，根据美国发展的需要，设计出了由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这三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现代国家模式或者政治发展模型。并且，以此来衡量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治理得失。
实际上，如果现代国家建构或者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平等承认”为价值，追求共享的发展，那么，福山的现代国家模式或者政治发展模型的设计及其强大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三要素选择，就不一定找准了西方国家治理失误的病症，其提出的对策方案也不一定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反倒是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对于现代国家的公平治理和共享发展，进行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对策性研究。譬如，针对传统福利国家政府责任理论的困境和保守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的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新社会民主主义等学者，倡导兼容性新福利国家制度机制和超越性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政府主导的多元合作治理的政治实现途径方案。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福利国家的福利公平是一种结果公平，实行政府再分配的权责机制，由此而导致了福利国家危机。对此，他们不像保守自由主义者“把国家当敌人”，而是诉诸市场的调控作用，只不过主张通过新福利国家的“合作治理体系”共担福利责任，以推进社会权利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协调发展（即复合平等）。
如果以这种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作为衡量中国治理得失的参照物，那么，“福山之问”和福山对中国的担忧，就成为多余。因为，为了推进国家的公平治理和共享发展，我国在理论对策和制度设计上，都已经构建出了中国特色的全民共建共享的国家—社会治理机制，而且，体现出了中国的治理特色和治理优势，即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通过公平执政、政府善政、市场调控、民主协商、依法治国、完善制度、权利保障、民生建设、精准扶贫和预期引导等方式，推进共享基本民生、共享发展机会和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编/申唯佳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