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桑比克是位于非洲大陆东南部、印度洋西海岸的一个国家,马普托是该国首都。若干年前,马普托尚是一片葡人统治之下的荒凉之野,有这么一个外来群体,他们背井离乡,从遥远的东方而来,穿越印度洋到达马普托湾,登上这块有待拓荒的土地,同时也谱写了于异国他乡艰苦、辛酸的奋斗史。他们就是莫桑比克最早的华人群体,曾经为马普托的最初开发流血流汗,曾经与马市的繁荣同步壮大发展,也曾在莫桑比克多灾多难的岁月中饱受冲击,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一起同苦共难。
　　在此群体中,华侨任南华夫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华侨家庭从最早的任父开始至今已踏入第4代,其中的悲欢是整个华侨群体沧桑兴衰的一个缩影。
　　任南华的父亲叫任锡波,是任氏家族第一位闯荡莫桑比克的开路先锋。据任南华回忆,在上世纪初,其父有兄弟多人,家庭负担较重,生活很清苦,是爷爷亲手将之送上开往南洋的轮船,希望其父能在海外闯出一番天地。后因某些原因,任锡波来到莫桑比克的首府马普托,并停留于此进行发展。
　　初到时,因人生地疏语言不通,任锡波的创业之路异常艰难,他先靠出卖自己的苦力维持生存,后依赖木工技术缓慢积累。
　　上世纪20年代,任锡波运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筹集到的第一笔资金,买下一葡人的商店,开办了一家名为HELING的五金商店。之后,他运用自己开店挣得的利润投资农业,于1936年在马普托市东北60公里处租下330公顷的土地,开办农场,任锡波的事业因之开始兴旺发达。
　　当时的马普托市设有国民党分部,本地一批有影响、有地位的华侨纷纷加入其中。现在,任南华家中仍珍藏一份早年的“委任状”,是民国12年(1923年)11月14日由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签署的“委任任锡波为罗连斯─马克市(今马普托)中国国民党分部会计科主任”一职。1935年,他与谢冠荣先生等1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在梁宇皋专员的倡导下,募集经费,成功地组建了中华小学。
　　任南华夫人梁碧娴手中,还保存着当年她的母亲和姐姐从中国来莫桑比克时,在广东办理的护照和在香港购买的船票,这对研究早期华侨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两份护照于1929年3月和4月办理完毕,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为护照签发人。护照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小硬本,而是一张大纸,正反两面分别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注明事项,有效期为12个月,配有本人一张一寸免冠黑白照片。两张船票的购买时间为1929年5月31日,出发地为香港维多利亚港,目的地港为罗连士麦埠,轮船是具有远程航运牌照的商船芝加哥号。成人票价(12岁以上者皆算成人)是190银元,12岁以下按半价95银元计算,这可谓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旧船票了。
　　据任南华夫妇回忆,当时开往西方的商船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离开香港到达南洋各地,再穿越印度洋抵达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来到非洲的纳塔尔港或马普托港,然后继续北上去往欧洲甚至美洲。总之,远程商船在世界各地主要港口往返穿梭,从香港离境,等转到马普托时需要3─4个月的时间。客人到岸,并非马上离船,需要办理通关手续,当时的马市华侨社群组建有中华会馆,经其负责人签字后即可办理;等到国民政府在此设立领事馆后,需领事签字才能有效,若领事期满回国或继任者迟迟未到,葡殖民者则视华侨为无政府国民,“凡新客到埠,须交纳40英镑的押金,并同盖10个人的手指模一同担保”。梁碧娴的母亲梁曾氏和姐姐梁丽娴到达后,就是由任锡波出面担保,并在移民局花钱“讨得人情纸(准许字)”后才办理上岸手续的。
　　任南华夫妇是任氏家族中居住在莫桑比克的第二代侨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恋爱成家、生儿育女。夫妻二人均在早年华侨集资创办的中华小学上过学,普通话就是那时学来的,但并不熟练,语速很慢,简单句和倒装句用得较多;他们在家或在华侨社群里,主要讲广东话;与白人来往时讲葡萄牙语或英语;与非洲人交谈时也能用上一些地方土语。总之,在一个多人种的国家里,您必须要学会这样一个基本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否则,社交范围很难扩大。
　　如果说以任父为代表的第一代华侨在马普托艰难扎根、创下基业,那么以任南华为代表的第二代华侨的任务则是在父辈的基础上将事业做强做大。据任南华回忆说,他们家族事业的鼎盛时期是莫桑比克独立战争的前期。那时,他的五金商店生意红红火火,收入颇丰,夫妻俩每周在工作日开店营业,周末关店后则去郊外的农场度假,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他们的农场位于因科马蒂河畔,一面靠山,山上常有泉水汇成溪流流下。为防止在旱季时发生旱灾,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灌溉,任南华指挥工人在农场打出一眼井,这口井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仍天天出水,井水非常清澈。这样,他的农场做到了供应充足,而且是井水、河水、泉水“三水”不缺。另外,农场的土质特别棒,经过数万年的腐殖作用,非常肥沃,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例如,其它地方种植香蕉,一年半才能收获,而他的香蕉园仅8个月即可割蕉,且果香蜜甜。
　　在独立战争前,他的香蕉园每天产出的香蕉多达50吨,而且从未对其施过任何肥料。农场除了种植大宗香蕉外,还种有土豆、包心菜、番茄、洋葱头等蔬菜;种有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养有鸡、猪、牛等家畜。土豆的收成是每种下1公斤“豆”可收获20公斤成品,水稻的情况是一年可收割三季。“这里的自然气候真好,如果善经营的话,农场可是个聚宝盆啊!”多年后的今天,当任氏夫妇对我谈起莫桑比克的土地时,仍唏嘘称奇。
　　独立前期,任氏夫妇的生活水准已处于殖民时代的贵族阶层,两人活跃在马普托市社交圈里,结交了一大批达官贵人。他们的农场建有一栋高大的农舍,当地官员及一些外交使团人员是农舍的常客,周末时,任南华便与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白人朋友来此打猎。那时,这里是一个野生动物麋集的地方,农场下面的因科马蒂河生活着成群的河马和鳄鱼。他们每周打1─2只河马,每只河马重1000─2000公斤,然后分给农场雇佣的多名黑人工人,用来解决他们的口粮问题。每次打200─300只羚羊,斑马、野牛经常打,还打过莫桑比克特有的羚羊Pala─Pala。至今在马普托市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一楼有一条大鳄鱼的标本,长达5米左右,这就是任南华的杰作,那时他一枪击毙了这条鳄鱼。当然,他们打猎是有执照的,仅任南华1人就有10多杆来复式步枪,这些枪在莫桑比克独立后全部上交。
　　农场下面的因科马蒂河中有一个荒岛,约有荒地1500公顷,任南华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从殖民政府那儿获得此岛的开发权和使用权。这样,任南华除了商店的店主和农场的庄园主外,又增添了一般人难以得到的称谓——岛主。
　　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任南华租用的土地被政府宣布收归为国有,然后重新进行再分配。根据“耕者优先”原则,他得到了这块330公顷土地的使用权,成为农场真正的主人。然而,随后长达16年的持久内战,给莫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因主要消费国南非与莫桑比克已处于敌对国状态,大宗香蕉在内的农产品不再出口,农场因之而荒芜;国际货运曾是莫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也因内战影响,运量和收入直线下降;再加上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并不成功,工厂瘫痪、市场萧条等负面影响使莫桑比克的经济濒临崩溃,许多家庭每天连一顿饭都难以得到保证。
　　在莫桑比克内战期间,绝大多数的华人华侨举家迁往葡萄牙或美洲的巴西,只有几百名收入有限的侨民最终留了下来。因难以割弃祖传的家业,任南华夫妇坚持没走,并在马市艰苦守业。农场和孤岛中已被开发的土地逐渐废弃,商店也因百业凋零而冷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为辛酸的人生历程。在经历独立战争、财产充公和长期内战的直接冲击下,莫桑比克华侨的事业从此风光不再,直至现在仍是小打小闹,难成气候。
　　莫桑比克结束内战后,国家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但社会问题却日趋严重,侨居在此的外籍人种,无论是西方的白人,还是东方的亚洲人,被偷被抢已成家常便饭。有几次,任南华夫妇厌倦了这种疲于防备却仍连连被盗的生活,去了葡萄牙,但每次住了月余,禁不住又返回莫桑比克:“莫桑比克是不好,但我们生于此长于此,社交圈也在这里,虽然难尽人意,但离开莫桑比克,就好像失了根,我们也只能‘拿根鸡毛当令箭’了”。
　　任南华夫妇的几个儿女,长大成家后均移民去了葡萄牙,那儿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远比非洲好,也更利于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每当思念儿女子孙时,电话以及从欧洲寄来的一盒盒生活音像带成为夫妇俩最佳的慰藉。在我采访任氏夫妇时,这个家族中第一代的创业和第二代的守业是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但涉及第三、四代时,虽时间充足,夫妇俩仍很少谈论,这与莫桑比克华侨群体的情况大致雷同。我除了知道华侨的子女大多移往他国,从马普托人的视野消失外,再无详情,似乎莫桑比克百年来华侨的历史,快到了终结。
　　目前,任南华的儿子已从欧洲返回,与老两口生活在一起,毕竟任南华夫妇年事已高,需有人照顾。同时,任南华也在联系南非和中国大陆的投资商,准备将农场转租他人,然后颐养天年。对于将来新的生活,是随儿女去欧洲安度晚年还是仍逗留在莫桑比克，任南华打算等租掉农场后再作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