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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中国1985—201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金融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10-07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平稳增长，人们的总体收入逐步攀升，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鉴于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性，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可分解为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四个部分，但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城乡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2013年4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有将近一半来自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①。据测算，1978年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仅为2.57：1，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0：1。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剧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单个居民的消费投资决策，在宏观层面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以及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因此，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在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上，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并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但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农村以及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程度日益加深。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因此，探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农村金融发展的情况，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首次提出并解释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呈倒U型，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1]。Aghion和Bolton（1997）认为，初始资本的积累过程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但在后期将逐渐减小差距[2]。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将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形态。Iyigun和Owen（2004）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据，也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3]。国内方面，刘敏楼（2006）、万文全（2006）、应枢廷（2010）、李琳（2013）等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4-6]。乔海曙（2009）、胡宗义（2010）则从金融集聚理论的角度运用Kendallτ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方法，从中国的县域金融截面进一步论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7-8]。
（二）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正效应论
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Galor和 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通过构造理论模型，表明在金融市场完善的前提下，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即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9-10]。Clark、Xu和Zou（2003）采用1960—1995全球9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非倒U型，金融发展总是对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积极作用[11]。还有一部分学者如Dollar和Kraay（2002），Arestis和Caner（2004），Jeanneney和Kopdar（2005），Barr（2005）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12-14]。国内学者如姚耀军（2005）、葛娟（2010）、应枢廷（2010）、夏传文（2010）、王修华（2011）、高晶（2012）等也都得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15-18]。
（三）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负效应论
金融发展的负效应论认为，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并不能使金融服务向贫困人群和中小企业延伸，信贷服务反而常常针对富人和具有某种政治联系的企业，并使其相对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利用1978—1998年的各省数据对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李萍（2011）利用西部十个省区1978—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由于金融不断发展而日益拉大[20]。此外，翟立宏（2009）、叶志强（2011）、张晓（2012）、孙君（2012）等学者运用面板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都得出金融发展规模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21-24]。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发现现阶段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关系的探讨这一主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学者通过各种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纵观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从整体金融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容易忽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后，分别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考察
（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现状
1.农村金融规模在绝对数量上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2011年6月，央行为了摸清民间融资现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针对6300多家民间融资的资金融出方和资金融入方进行了专项调查，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为3.38万亿元。反映出我国近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规模逐渐扩大①。从正规金融的相关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在1985—2012年的二十多年间分别增长了19倍和22倍。其中农村地区的存款一直呈增加趋势，并且增长率越来越快，而贷款总额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上升的速度明显低于农村地区的存款（见图1）。截止到2012年年末，我国共组建了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1927家，农村商业银行337家，农村合作银行147家，村镇银行876家，进一步拓宽和引导各类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服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2.农村金融相对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基本处于稳定阶段
国际上常用金融相关比率（Interrelations Ratio，FIR）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即在某一时点上现存的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为了方便计算，常用金融资产总额与一国的GDP之比来计算。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体现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因此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时，本文以上述表达式为基础，将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余额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额窄的衡量指标，同时选取农村地区生产总值（RGDP，等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加上乡镇企业增加值），定义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ural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RGDP）为农村存贷款之和与RGDP之比，即RFIR=（RD+RC）/RGDP（其中RFIR为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D为农村存款总和，RC为农村贷款总和）。由图2可知，该比率从1985年的32%提高到2012年的110%，农村金融资产相对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并且在2003升至最高点，这表明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是逐渐加深的，国家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开始重视，金融的支农力度不断增强。2003—2012年，这一比值基本上位于100%以上，浮动较小，表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已经稳定，但整体上仍然显露出萎缩发展的迹象。
（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现状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供给来源多是农户在银行中的储蓄，通过银行或者信用社转化为贷款流入资金市场，但往往只有小部分金融资源转化为农村贷款并投放到农村自身经济的生产中。对于农村金融效率，本文着重考察农村信用社对储蓄的转化能力，即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本文选取农村存贷款比率（SLR）来衡量农村金融转化效率，SLR=RC/RD（其中RC为农村贷款总和，RD为农村存款总和）。我国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即农村历年存贷款比率情况见表1。
存贷款比率越高，说明农村信用社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越强，金融机构在农村内部对金融资源的转化越有效率。相反，存贷款比率越低，说明农村金融资源流失越严重，资源转化效率越低。由图3可知，农村资源的转化效率从1985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在1993年升至最高点，达到1.04，这一结果和中国农村金融的现实发展轨迹是吻合的。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模式引入国内，期望通过发展小额信贷来寻找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突破口。但1993年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不顺畅，农村金融的转化比率逐步降低，反映出我国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失。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状况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和方法较多，常见的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贫困指数、恩格尔系数等。国内学者多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比值越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文中也沿用这一指标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考虑了城乡价格水平的因素，使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对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平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其中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于1985年增长了7倍多，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倍多。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震荡的“N”型曲线中波动上升，90年代后期开始上升趋势尤为明显（见图4），具体可以将变动趋势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3年，为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因为在1984年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城市工业化建设起飞，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二阶段，1994—1997年，为快速下降时期，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着重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受新个税法案及相关福利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政府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举措，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大幅下降；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为缓慢上升时期，城乡收入差距逐步上升，在2009年跃至最高点。上涨一方面是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城市化的集中效应得到加强，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后，政府再次聚焦“三农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才开始缓慢下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选取中国1985—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城市化水平和城乡就业差异指标建立如下模型：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10-07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平稳增长，人们的总体收入逐步攀升，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鉴于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性，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可分解为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四个部分，但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城乡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2013年4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有将近一半来自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①。据测算，1978年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仅为2.57：1，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0：1。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剧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单个居民的消费投资决策，在宏观层面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以及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因此，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在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上，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并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但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农村以及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程度日益加深。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因此，探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农村金融发展的情况，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首次提出并解释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呈倒U型，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1]。Aghion和Bolton（1997）认为，初始资本的积累过程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但在后期将逐渐减小差距[2]。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将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形态。Iyigun和Owen（2004）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据，也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3]。国内方面，刘敏楼（2006）、万文全（2006）、应枢廷（2010）、李琳（2013）等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4-6]。乔海曙（2009）、胡宗义（2010）则从金融集聚理论的角度运用Kendallτ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方法，从中国的县域金融截面进一步论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7-8]。
（二）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正效应论
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Galor和 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通过构造理论模型，表明在金融市场完善的前提下，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即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9-10]。Clark、Xu和Zou（2003）采用1960—1995全球9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非倒U型，金融发展总是对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积极作用[11]。还有一部分学者如Dollar和Kraay（2002），Arestis和Caner（2004），Jeanneney和Kopdar（2005），Barr（2005）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12-14]。国内学者如姚耀军（2005）、葛娟（2010）、应枢廷（2010）、夏传文（2010）、王修华（2011）、高晶（2012）等也都得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15-18]。
（三）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负效应论
金融发展的负效应论认为，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并不能使金融服务向贫困人群和中小企业延伸，信贷服务反而常常针对富人和具有某种政治联系的企业，并使其相对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利用1978—1998年的各省数据对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李萍（2011）利用西部十个省区1978—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由于金融不断发展而日益拉大[20]。此外，翟立宏（2009）、叶志强（2011）、张晓（2012）、孙君（2012）等学者运用面板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都得出金融发展规模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21-24]。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发现现阶段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关系的探讨这一主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学者通过各种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纵观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从整体金融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容易忽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后，分别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考察
（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现状
1.农村金融规模在绝对数量上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2011年6月，央行为了摸清民间融资现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针对6300多家民间融资的资金融出方和资金融入方进行了专项调查，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为3.38万亿元。反映出我国近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规模逐渐扩大①。从正规金融的相关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在1985—2012年的二十多年间分别增长了19倍和22倍。其中农村地区的存款一直呈增加趋势，并且增长率越来越快，而贷款总额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上升的速度明显低于农村地区的存款（见图1）。截止到2012年年末，我国共组建了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1927家，农村商业银行337家，农村合作银行147家，村镇银行876家，进一步拓宽和引导各类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服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2.农村金融相对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基本处于稳定阶段
国际上常用金融相关比率（Interrelations Ratio，FIR）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即在某一时点上现存的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为了方便计算，常用金融资产总额与一国的GDP之比来计算。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体现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因此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时，本文以上述表达式为基础，将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余额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额窄的衡量指标，同时选取农村地区生产总值（RGDP，等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加上乡镇企业增加值），定义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ural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RGDP）为农村存贷款之和与RGDP之比，即RFIR=（RD+RC）/RGDP（其中RFIR为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D为农村存款总和，RC为农村贷款总和）。由图2可知，该比率从1985年的32%提高到2012年的110%，农村金融资产相对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并且在2003升至最高点，这表明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是逐渐加深的，国家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开始重视，金融的支农力度不断增强。2003—2012年，这一比值基本上位于100%以上，浮动较小，表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已经稳定，但整体上仍然显露出萎缩发展的迹象。
（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现状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供给来源多是农户在银行中的储蓄，通过银行或者信用社转化为贷款流入资金市场，但往往只有小部分金融资源转化为农村贷款并投放到农村自身经济的生产中。对于农村金融效率，本文着重考察农村信用社对储蓄的转化能力，即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本文选取农村存贷款比率（SLR）来衡量农村金融转化效率，SLR=RC/RD（其中RC为农村贷款总和，RD为农村存款总和）。我国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即农村历年存贷款比率情况见表1。
存贷款比率越高，说明农村信用社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越强，金融机构在农村内部对金融资源的转化越有效率。相反，存贷款比率越低，说明农村金融资源流失越严重，资源转化效率越低。由图3可知，农村资源的转化效率从1985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在1993年升至最高点，达到1.04，这一结果和中国农村金融的现实发展轨迹是吻合的。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模式引入国内，期望通过发展小额信贷来寻找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突破口。但1993年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不顺畅，农村金融的转化比率逐步降低，反映出我国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失。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状况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和方法较多，常见的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贫困指数、恩格尔系数等。国内学者多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比值越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文中也沿用这一指标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考虑了城乡价格水平的因素，使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对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平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其中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于1985年增长了7倍多，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倍多。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震荡的“N”型曲线中波动上升，90年代后期开始上升趋势尤为明显（见图4），具体可以将变动趋势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3年，为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因为在1984年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城市工业化建设起飞，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二阶段，1994—1997年，为快速下降时期，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着重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受新个税法案及相关福利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政府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举措，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大幅下降；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为缓慢上升时期，城乡收入差距逐步上升，在2009年跃至最高点。上涨一方面是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城市化的集中效应得到加强，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后，政府再次聚焦“三农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才开始缓慢下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选取中国1985—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城市化水平和城乡就业差异指标建立如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