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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苗苗，中国电影女演员，原名黄禾。父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母亲曾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的主要演员。受家庭及周囤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她从小就对表演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1976年，苗苗首次在影片《牛角石》中扮演角色。1989年她在影片《豆蔻年华》中扮演女主角姚小禾，并因此获得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此外，苗苗还在《亲亲我，老师》、《燃烧的雪花》等影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因出色的表演荣获多项大奖。
大院里的小苗苗
我是在北影大院里长大的。因为我父亲是1941年的老八路，他是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跟部队一起来到了这座城市。进京以后。那会儿好像什么都是要军管似的，就是需要派部队的人去代表管理某个单位。我父亲就是去了北影厂。当时他们好像有4个人吧，其中还有谢铁俪老师。当时他们其实很不愿意离开部队，像我爸爸那会儿在部队担任连长，他非常喜欢部队生活。派他们到地方来他们都觉得自己特失落，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为什么部队不要我们了?就那会儿曾经一度那样想过，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但要去。而且还要转变想法，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部队派咱们到地方是因为我们善于做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有这种协调能力，所以才把实现军民一家的任务交给我们。
我出生之前，一直在妈妈的肚子里演戏，真的。妈妈叫孙焕香。是河北梆子剧团的主演。妈妈告诉我：怀我的时候一天也没歇，一直在台上演戏，到我在她肚子里7个月时，她晚上演戏，回家时路上有个坑，不深，妈妈走不好一闪。肚子疼。然后早产了，生下了我。
我出生时不到2公斤重，小的可怜，爸爸很喜欢男孩子，给我起个名字叫黄禾，但对我的到来一样充满了父爱，后来又给我起了个乳名叫“苗苗”，希望小苗苗长成大树，我几乎是在爸爸的胸口上长大的。妈妈休完产假，又回剧团唱戏去了。直到我10岁前妈妈一直在外地唱戏。我爸爸就是“妈妈”。
我小时候秃子头上长的大大的眼睛，全院的人都喜欢我，我刚学会走路，拿着个小粉碗，谁家吃好的时候用筷子敲敲碗，我听见响声，马上过去。于是我碗里有了好吃的。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后来我有了弟弟。妈妈还在河北唱戏，我5岁就带弟弟了。看到人家门口有葡萄架，结了紫紫的、甜甜的葡萄。我决心也种一棵葡萄树。于是就拿了人家几个枝叶，和弟弟种在我家门前，结果，成了“坏孩子”，被爸爸教育了又教育。
爸爸后来也去了五七干校，早上走，晚上回来，我估计着爸爸该回来了，就带着弟弟在大桥下等爸爸，那种焦急的心情，一辈子也忘不了。眼睁睁地瞅着、瞅着……终于有北影厂的一个叔叔回来了，我马上问：看见我爸了吗?……连问十几个人，终于后头才是我爸爸。
再往后，爸爸下放还要住在干校，我被送到了河北姥姥家，我带着弟弟，天天挑猪菜，一边捡菜一边玩，脸晒得黑黑的。我爬树爬的很快，姥姥家有枣树，枣还青着，我就吃上枣了。从下面吃到树顶。到枣儿熟了时，一棵甜枣树上的枣已所剩无几，我自己喂鸡。鸡下一个蛋，我拿一个，每拿一个蛋，就高兴得很。不过，蛋都要攒起来。不能随便吃的。等到爸爸接我回北京上学时。我满口的河北土话，一张口同学们都笑我。没几天，我也会说北京话了。唱歌、眺舞，很快就成了学校的文娱骨干。
我小时候长的白白的，而且还毛绒绒的。看着特可爱，所以，北影大院里的人就一直在说我该去演戏，但是爸爸就老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说你知识越多将来你表现得更多，过早成为童星可能会影响你的发展。我特别尊重父亲的意见，一直没有答应大人们的话。1976年，我九岁的时候，第一次上了荧幕。那个电影就是石一夫导演的《牛角石》，我和蔡明是片子里的两个小孩，蔡明演我姐姐，我演妹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是大泪包，就是特别会哭。在那个戏里，我和蔡明从小吃集体奶水长大的，因为没爹没娘，那会儿要分产到户，像我们这样的入分产到户，那我们俩肯定就完蛋了嘛，所以一说这个，导演要求我们俩就特可怜，我就哭，陈立中老师是特别老的一个老演员，老演老太太，她在那说台词我就哭了，她说十遍，蔡明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我就一直在那儿哭，导演最后气坏了，后来蔡明说：“导演这样吧，我搂着她，你就照她吧，我背身吧。你就让她脸这样，我实在哭不出来呀。”一场戏拍下来，从试拍到实拍。只要导演使个眼色。我就放声大哭，鼻涕眼泪齐下，哭得昏天黑地。一点也不掺假。导演对我这个“群众角色”极其满意，声称我是“最佳配角”。我这个毛病可是出名了，现在我开着车听电台里的广播故事会，还能哭个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正感动着呢，碰上红绿灯，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忽然有路人敲我车窗。我不认识他，有些警惕，那人就使劲地让我放下车窗来，然后人家说：“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没有啊，您怎么?后来才明白，人家是看见我满脸是泪，觉得很诧异才上前询问的。
那会儿我九岁，演的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我长的显小吧，所以我演的角色永远比我自己小，正好是一个寒假，我和蔡明两个戏也不多，就去演了一次，给大家印象都特深刻，然后来找得就更多了，但是我一直也尊重我父亲。而且我自己也想，其实我小时候也会有梦想，我觉得早晚我会是银幕里头的人，我会是那里头的人。
与荧屏的频繁亲近
以后又陆陆续续拍了一些儿童戏，像《萤火》演学生班长顾筠筠了，《预备警官》演得是警察，还有一部是《马可·波罗》，那是我刚刚高考完，我在北影厂玩的时候意大利导演碰见了我。然后他觉得我长得特别中国，他说我就是一张典型的中国脸，然后让我演一个12岁的贴身侍女，都要讲英文的。那会儿也正好是利用一个假期，在承德和北京故宫拍的，我觉得都跟玩儿似的，觉得特好玩儿。导演在片场找不到中国小演员了就找苗苗，因为我的名字特好记。
我爸爸总说我的脸太那个了，要让我学点真本事，演戏可以当副业，我觉得我父亲对我是很负责任的。其实我也考过艺术类的院校，那会儿他们都觉得我长得太显小，没有出路。你想你长得个挺高，上台就只能演一个小孩儿，别人都没你高，当时主考老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闲我太高了。我也特别伤心。还有一个学校是嫌我心脏先天有点不好，就是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们说你演话剧的话，万一太激动了怎么办?所以我那会儿特伤心，但是总觉得爸爸说的还是对的，最后就学了录像编辑，后来我做过录像、做过场记、做过剪辑、副导演、导演、制片，这些我全都做过。
这种又表演又剪辑的经历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对于我而言， 剪片子的强度是太大了，要是电视剧的话就得一天剪辑出一集，那会儿的设备不像现在，他们都叫我电脑，只要看过的素材我就能记住在哪个盘上，他们场记都不用跟着。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很好玩儿，也有发挥的余地。比如说你可以提合理化建议，你可以跟他说，这最后一集的一场戏你如果调到前面可能效果会更好些，就这样，我就逐渐参与上创作，这种创作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很开心。可演戏就相对比较被动，演下来常常是萝卜青菜挑你一通，但我从心里还是喜欢演戏。1988年就演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戏——电视剧《师魂》，当时是电视台的一个人推荐我，我原来也属于经常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类型，所以有的导演就是逆反心理，觉得你是被推荐来的。他就很排斥你，认为你是有后台那种的。他就说：“你推荐可以，我戏里有三个女生呢，我要选，不见得她就非得演那一号。”当时担任男一号的李保田老师是第一次演电视剧，演我们的班主任，他也参加挑选，一屋子有20来个小女孩，每个人拿到同样的剧本，同一场戏，当时就是谁准备好了谁就可以说，我看完了以后就决定第一个演。我上去了，一个人演三个人的角色，从12岁演到18岁，从我演完了。导演再看谁都不顺眼了，最后就用我了。我就觉得我是用实力争取到的吧，所以很坦然也挺自豪的。其实一开始挺苦恼的，因为听别人议论，她是中央台推荐的，但是后来我(用实力)证明了我自己。也就没有人说了。
我的“豆蔻年华”
《豆蔻年华》是我的成名作，当时导演徐耿老师在全国找遍了演’员，也没有找到适合戏中女主角儿的演员，最后到中央台看了《师魂》这个戏然后就选中了。当时《师魂》还没播出呢，还在剪辑阶段。徐耿老师看完了立刻打电话，然后去我们家送剧本，后来我跟他要求说：我能看看剧本再演吗?他挺不理解的，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荧幕电影，而且这个角色跟我演的那个一模一样，他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就是想看看剧本再决定，他觉得我特执著。后来说：那好吧，我明天等你电话。看完剧本没等明天我就打电话，我说导演我不想那个角色，我想演里面那个农村的小孩。他那个故事是五个小孩儿，其中女一号名字曹咪咪，他想让我演那个，我看中了姚小禾，是第二个名字。他特别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呀。多好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演第一，你要演第二?我说我认为这戏核在姚小禾身上，另一个原因是戏里的孩子都是城里的只有她一个是农村的。首先从形象上就比较突出，再一个我觉得她不出场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姚小禾干嘛，我认为戏核在她那儿，另一个我不想再重复很多，我没有太多时间，本身也不是说17、18岁，已经20出头儿了，我不想老重复同样的角色。有的人后来跟我说你这不是抢戏吗?我认为就是因为在那个北影院里长大的，而且父亲母亲他们都是曾经从事这个职业，我一般有剧本的时候很尊重他们的，也让他们看：另一个就是我看了他们很多的剧本，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人物肯定能出彩。导演说这样吧，同意你可以，但是我没说让你演，你要来试戏，你要是演那个角色你不用试戏，这个你必须要试戏。我说：试戏就试戏吧。导演说还有一个命令。你再给我找两个你认为可以演曹咪咪的角色，我还真给他找了俩，北京的俩学生，都喜欢演戏，也特别有天分。然后我们三个人大年初三就奔到了南京，到了南京我就扮上试戏，导演们看了就没话可说。他们当初跟我说这角色确实也定了，定为上海的一个小女孩。结果后来我跟她见面了。我和她说：真的很对不起，但是我认为演戏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将来肯定也有人会打倒我，比我更合适，那我就出去。这次虽然事先定了你，但是现在我是best one，我是最好的了，那没有办法，不可以那种讲情面的。最后我确实也很开心，也是我自己努力争取到了这个角色，而且事实这个片子上就是如我所料。
在拍摄中还有一个细节，服装设计师让我换服装，说这是一个青春亮丽的片子，给我准备了18套衣服。我认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考上来的。离城市很远很远。要坐汽车轮船，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这儿，那我那些衣服都哪儿来的呀?我觉得我混熟了以后。同学送我两件有可能。我们家再准备一件。我觉得有三套足矣。所以那部戏几乎二分之一的片长里我强烈要求穿了一件格格带拉链儿的适合我农村身份的衣服。大家对那件衣服印象都很深刻。我觉得角色不是用衣服取胜的，你得根据你的角色来配衣服，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所有我演的戏都去体验生活，当时我们到南京的学校去体验生活，没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学生还生气了呢，说我们不信任他们，特别愤怒，因为我们两个是装出从北京转学到南京的，在课堂上还故意回答不上来问题，听听老师怎么批评我们。特逗。当然那些学生真的是特别好。最后他们理解了，不把我们当演员了，而是看做她们的同学。
我认为演员粗略的分有两种吧，一种说就是天赋。天生就是演员的料，他不用去体验，他就能演得很好，据我所知有很多这样的演员。真的，他不用体验生活。但是可能有男一种，就是体验以后对他帮助很大，我认为我可能比较适合后者，就是体验生活然后因为我爸爸老告诉我真听真看真感觉，这是他告诉我的法宝，我也就一直用这个法宝，真听真看真感觉，真的是受益匪浅。
影片的成功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变化。我当时是连着两部戏都非常成功，一个是《豆蔻年华》，一个是电视剧叫《亲亲我，老师》，我演的苗苗老师。《豆蔻年华》出来后，我被“百花奖”提名最佳女主角，当时百花奖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提名奖，而且还排出来谁第一、第二、第三，我当时是排第三，包括大众电影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说你是名至实归的第一，因为有很多孩子们给我们写信，有一个孩子信中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是五个人凑得这本大众电影，能不能算我们五票?他们的话让我感动至今。影片成功后。江泽民主席还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于蓝阿姨、陈锦俶老师都去了。
难忘且温馨的记忆
成名于这些儿童电影，其中也得归功于我这张娃娃脸，很多人都很妒忌我这张娃娃脸，我的同学说我不许说跟他们是一届的，只能说是一个学校的。那会儿我记得全国搞的一个测评，他们选最喜欢的影视歌演员，我是第一名，齐秦是第二名，我都想象不出来。这种名人效益也带来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那会儿哪儿都不能去，吃饭时也总有入围拢过来，然后你上街，那会儿还都是坐公共汽车的，你捂得再严实，然后有人会悄悄到你跟前，很友善地说：“苗苗老师，我知道是您。”我说我这样是不是有些吓人，他说：“没有，没有，我就说您累瘦了，您一定要注意身体。”这时你都会特别感动。我还曾经被学生 “救活”过三次。我在一个戏里演海关关长的女儿，被歹徒给弄死了，旁观的学生们知道了就说：苗苗老师不能死。最后只能改剧本，活了，到睁开眼睛了，但是按照剧情的要求不可以改成我活的，最后没办法了，还是改到进了手术室睁着眼睛，至于死活你们自己定吧。我真的是很感动。观众居然给了我生命。还有在汕头拍戏时学生们找我签名。孩子们说苗苗老师拍完戏很累，先让苗苗老师洗完澡吧，完了之后再给他们签字，有的学生拿出一个本子让我签，说是这一本我们班分回去，孩子们的善良和执着真的让我无言以对。那时候我还常常收到许多孩子的来信，因为数量太多了。我就把来信先挑拣，城里的比如说上海、北京、广州的，我会抽着回，但是只要是农村县城的孩子来信我都会一一回复，因为我认为，就是因为我演的那个姚小禾使他们走出了大山，所以他们每一个愿望我认为都是持久性的，他们会以你为榜样楷模，然后他们会那样一直走，这种时候你要鼓励他们。据我所知是有不少孩子就是因为我从事了幼教行业，都当苗苗老师去了。那会儿中央台报道的一个息弱视症的小孩，他每天最多只能看10分钟电视。而且他必须离的很近才能看见，所以他很艰难的。当时我演的电视剧一天晚上播两集。他就全部看完，看完以后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然后他父母问他：为什么要哭啊?他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家回。为什么苗苗老师没有家回呀?’把她接我们家来吧!就是电视台找我。一定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你知道吗?那个小孩特别感动，他妈妈说平时看一会他自己就要求不看了，因为时间长了他眼睛会疼，可是就是你们这片子，他坚持看下来。我也觉得你塑造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我感动，我欣慰。
在这期间，我还成为了海淀政选委员。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也包括去少管所做帮助教育。我妈挺害怕这些少年恶性犯罪的，但是他们当中有的是属于过失杀人。在和我接触过的孩子中，有通过和我的交流，自己努力改造提早出来的。但是在此处，我也不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我去看那些孩子，他看你的眼神都是那样的，但是也慢慢地试着跟你交流。
我的幼稚心得
作为一名戏中的演员，我觉得演员是这样的，给你一个戏，你自己要掌握的好，我没跟你说你给我戏，我只是在认真地演，而且我不会像别人，比如说咱俩拍戏的时候，镜头在哪儿我就想着我看哪儿吧。这样我的镜头就会多一点。我从来都不这样想。导演是干什么的?你认为需要给我戏的时候你会给我一大镜头的，你没必要这样考虑镜头，如果我总是看着镜头，那不别扭吗?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到了真正需要的时候。谁也不会糟践自己的戏，因为导演是创作者嘛，他可能会给你的，根本用不着谁去要求怎样做：还一个就是化妆老师化完妆，有的演员还在补补这儿描描那儿，这有必要吗?我认为需要的时候化妆师会给我化成那样的，只不过这次你演的是普通人，你不需要去那样的。
我们拍的那个《血色清晨》，就连汪洋老厂长都没有看出来是我们演员剧团的人演的，那是李少红要求我们去体验生活，我的戏里有个镜头就是井台儿上盛着满满水的大桶抬起来走3分钟，我岂是挑水的人，为了这个镜头，我们就到了左权县呆了俩星期，每天要求我吃胖，山西那种大碗，满满的杂合粥，连吃三碗，我每天玩命吃啊然后挑水，挑半桶扭啊扭啊他们就乐我，到第10天的时候，不许洗脸，脸上都是皴，硬是挑着那桶水6里地一口气不歇，就跟没事儿似的回家了。导演李少红来接我们的时候就特别感动，15天了，小小的孩子就练成了这样，而且脸上都是她理想中的，我们不洗脸啊，然后我们特灿烂，特高兴。
另外，在生活中我觉得我也是比较低调的，我觉得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认为自己相对宽裕。我就会做一些相应的事情，比如你说300块钱可以扶助一个孩子，我有钱就去捐助，钱多点我就多捐一点儿，钱少就少捐一点，力所能及吧。我喜欢小孩，我认为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做的我就做。这个东西在我考虑当中是很简单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些行为归结为是我这颗心并没有随着生理年龄的增加而长大，还是保持在儿童的那种状态。在我影片成功的时候，确实生活中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觉得特别不方便，比如说我也是人。我也有喜怒哀乐，再比如说人家永远是第一次见到我，我上街，我任何一个行为都会有人看到，当然没有现在媒体那么厉害地指指点点你，但是他总归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可是我今天可能身体不适，或者说我有某个问题没想透，可能我不干了，那人家就会说：怎么这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他可能这一辈子就见我一回，但这一下他又觉得特别失落。
苗苗，中国电影女演员，原名黄禾。父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母亲曾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的主要演员。受家庭及周囤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她从小就对表演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1976年，苗苗首次在影片《牛角石》中扮演角色。1989年她在影片《豆蔻年华》中扮演女主角姚小禾，并因此获得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此外，苗苗还在《亲亲我，老师》、《燃烧的雪花》等影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因出色的表演荣获多项大奖。
大院里的小苗苗
我是在北影大院里长大的。因为我父亲是1941年的老八路，他是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跟部队一起来到了这座城市。进京以后。那会儿好像什么都是要军管似的，就是需要派部队的人去代表管理某个单位。我父亲就是去了北影厂。当时他们好像有4个人吧，其中还有谢铁俪老师。当时他们其实很不愿意离开部队，像我爸爸那会儿在部队担任连长，他非常喜欢部队生活。派他们到地方来他们都觉得自己特失落，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为什么部队不要我们了?就那会儿曾经一度那样想过，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但要去。而且还要转变想法，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部队派咱们到地方是因为我们善于做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有这种协调能力，所以才把实现军民一家的任务交给我们。
我出生之前，一直在妈妈的肚子里演戏，真的。妈妈叫孙焕香。是河北梆子剧团的主演。妈妈告诉我：怀我的时候一天也没歇，一直在台上演戏，到我在她肚子里7个月时，她晚上演戏，回家时路上有个坑，不深，妈妈走不好一闪。肚子疼。然后早产了，生下了我。
我出生时不到2公斤重，小的可怜，爸爸很喜欢男孩子，给我起个名字叫黄禾，但对我的到来一样充满了父爱，后来又给我起了个乳名叫“苗苗”，希望小苗苗长成大树，我几乎是在爸爸的胸口上长大的。妈妈休完产假，又回剧团唱戏去了。直到我10岁前妈妈一直在外地唱戏。我爸爸就是“妈妈”。
我小时候秃子头上长的大大的眼睛，全院的人都喜欢我，我刚学会走路，拿着个小粉碗，谁家吃好的时候用筷子敲敲碗，我听见响声，马上过去。于是我碗里有了好吃的。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后来我有了弟弟。妈妈还在河北唱戏，我5岁就带弟弟了。看到人家门口有葡萄架，结了紫紫的、甜甜的葡萄。我决心也种一棵葡萄树。于是就拿了人家几个枝叶，和弟弟种在我家门前，结果，成了“坏孩子”，被爸爸教育了又教育。
爸爸后来也去了五七干校，早上走，晚上回来，我估计着爸爸该回来了，就带着弟弟在大桥下等爸爸，那种焦急的心情，一辈子也忘不了。眼睁睁地瞅着、瞅着……终于有北影厂的一个叔叔回来了，我马上问：看见我爸了吗?……连问十几个人，终于后头才是我爸爸。
再往后，爸爸下放还要住在干校，我被送到了河北姥姥家，我带着弟弟，天天挑猪菜，一边捡菜一边玩，脸晒得黑黑的。我爬树爬的很快，姥姥家有枣树，枣还青着，我就吃上枣了。从下面吃到树顶。到枣儿熟了时，一棵甜枣树上的枣已所剩无几，我自己喂鸡。鸡下一个蛋，我拿一个，每拿一个蛋，就高兴得很。不过，蛋都要攒起来。不能随便吃的。等到爸爸接我回北京上学时。我满口的河北土话，一张口同学们都笑我。没几天，我也会说北京话了。唱歌、眺舞，很快就成了学校的文娱骨干。
我小时候长的白白的，而且还毛绒绒的。看着特可爱，所以，北影大院里的人就一直在说我该去演戏，但是爸爸就老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说你知识越多将来你表现得更多，过早成为童星可能会影响你的发展。我特别尊重父亲的意见，一直没有答应大人们的话。1976年，我九岁的时候，第一次上了荧幕。那个电影就是石一夫导演的《牛角石》，我和蔡明是片子里的两个小孩，蔡明演我姐姐，我演妹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是大泪包，就是特别会哭。在那个戏里，我和蔡明从小吃集体奶水长大的，因为没爹没娘，那会儿要分产到户，像我们这样的入分产到户，那我们俩肯定就完蛋了嘛，所以一说这个，导演要求我们俩就特可怜，我就哭，陈立中老师是特别老的一个老演员，老演老太太，她在那说台词我就哭了，她说十遍，蔡明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我就一直在那儿哭，导演最后气坏了，后来蔡明说：“导演这样吧，我搂着她，你就照她吧，我背身吧。你就让她脸这样，我实在哭不出来呀。”一场戏拍下来，从试拍到实拍。只要导演使个眼色。我就放声大哭，鼻涕眼泪齐下，哭得昏天黑地。一点也不掺假。导演对我这个“群众角色”极其满意，声称我是“最佳配角”。我这个毛病可是出名了，现在我开着车听电台里的广播故事会，还能哭个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正感动着呢，碰上红绿灯，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忽然有路人敲我车窗。我不认识他，有些警惕，那人就使劲地让我放下车窗来，然后人家说：“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没有啊，您怎么?后来才明白，人家是看见我满脸是泪，觉得很诧异才上前询问的。
那会儿我九岁，演的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我长的显小吧，所以我演的角色永远比我自己小，正好是一个寒假，我和蔡明两个戏也不多，就去演了一次，给大家印象都特深刻，然后来找得就更多了，但是我一直也尊重我父亲。而且我自己也想，其实我小时候也会有梦想，我觉得早晚我会是银幕里头的人，我会是那里头的人。
与荧屏的频繁亲近
以后又陆陆续续拍了一些儿童戏，像《萤火》演学生班长顾筠筠了，《预备警官》演得是警察，还有一部是《马可·波罗》，那是我刚刚高考完，我在北影厂玩的时候意大利导演碰见了我。然后他觉得我长得特别中国，他说我就是一张典型的中国脸，然后让我演一个12岁的贴身侍女，都要讲英文的。那会儿也正好是利用一个假期，在承德和北京故宫拍的，我觉得都跟玩儿似的，觉得特好玩儿。导演在片场找不到中国小演员了就找苗苗，因为我的名字特好记。
我爸爸总说我的脸太那个了，要让我学点真本事，演戏可以当副业，我觉得我父亲对我是很负责任的。其实我也考过艺术类的院校，那会儿他们都觉得我长得太显小，没有出路。你想你长得个挺高，上台就只能演一个小孩儿，别人都没你高，当时主考老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闲我太高了。我也特别伤心。还有一个学校是嫌我心脏先天有点不好，就是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们说你演话剧的话，万一太激动了怎么办?所以我那会儿特伤心，但是总觉得爸爸说的还是对的，最后就学了录像编辑，后来我做过录像、做过场记、做过剪辑、副导演、导演、制片，这些我全都做过。
这种又表演又剪辑的经历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对于我而言， 剪片子的强度是太大了，要是电视剧的话就得一天剪辑出一集，那会儿的设备不像现在，他们都叫我电脑，只要看过的素材我就能记住在哪个盘上，他们场记都不用跟着。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很好玩儿，也有发挥的余地。比如说你可以提合理化建议，你可以跟他说，这最后一集的一场戏你如果调到前面可能效果会更好些，就这样，我就逐渐参与上创作，这种创作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很开心。可演戏就相对比较被动，演下来常常是萝卜青菜挑你一通，但我从心里还是喜欢演戏。1988年就演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戏——电视剧《师魂》，当时是电视台的一个人推荐我，我原来也属于经常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类型，所以有的导演就是逆反心理，觉得你是被推荐来的。他就很排斥你，认为你是有后台那种的。他就说：“你推荐可以，我戏里有三个女生呢，我要选，不见得她就非得演那一号。”当时担任男一号的李保田老师是第一次演电视剧，演我们的班主任，他也参加挑选，一屋子有20来个小女孩，每个人拿到同样的剧本，同一场戏，当时就是谁准备好了谁就可以说，我看完了以后就决定第一个演。我上去了，一个人演三个人的角色，从12岁演到18岁，从我演完了。导演再看谁都不顺眼了，最后就用我了。我就觉得我是用实力争取到的吧，所以很坦然也挺自豪的。其实一开始挺苦恼的，因为听别人议论，她是中央台推荐的，但是后来我(用实力)证明了我自己。也就没有人说了。
我的“豆蔻年华”
《豆蔻年华》是我的成名作，当时导演徐耿老师在全国找遍了演’员，也没有找到适合戏中女主角儿的演员，最后到中央台看了《师魂》这个戏然后就选中了。当时《师魂》还没播出呢，还在剪辑阶段。徐耿老师看完了立刻打电话，然后去我们家送剧本，后来我跟他要求说：我能看看剧本再演吗?他挺不理解的，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荧幕电影，而且这个角色跟我演的那个一模一样，他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就是想看看剧本再决定，他觉得我特执著。后来说：那好吧，我明天等你电话。看完剧本没等明天我就打电话，我说导演我不想那个角色，我想演里面那个农村的小孩。他那个故事是五个小孩儿，其中女一号名字曹咪咪，他想让我演那个，我看中了姚小禾，是第二个名字。他特别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呀。多好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演第一，你要演第二?我说我认为这戏核在姚小禾身上，另一个原因是戏里的孩子都是城里的只有她一个是农村的。首先从形象上就比较突出，再一个我觉得她不出场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姚小禾干嘛，我认为戏核在她那儿，另一个我不想再重复很多，我没有太多时间，本身也不是说17、18岁，已经20出头儿了，我不想老重复同样的角色。有的人后来跟我说你这不是抢戏吗?我认为就是因为在那个北影院里长大的，而且父亲母亲他们都是曾经从事这个职业，我一般有剧本的时候很尊重他们的，也让他们看：另一个就是我看了他们很多的剧本，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人物肯定能出彩。导演说这样吧，同意你可以，但是我没说让你演，你要来试戏，你要是演那个角色你不用试戏，这个你必须要试戏。我说：试戏就试戏吧。导演说还有一个命令。你再给我找两个你认为可以演曹咪咪的角色，我还真给他找了俩，北京的俩学生，都喜欢演戏，也特别有天分。然后我们三个人大年初三就奔到了南京，到了南京我就扮上试戏，导演们看了就没话可说。他们当初跟我说这角色确实也定了，定为上海的一个小女孩。结果后来我跟她见面了。我和她说：真的很对不起，但是我认为演戏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将来肯定也有人会打倒我，比我更合适，那我就出去。这次虽然事先定了你，但是现在我是best one，我是最好的了，那没有办法，不可以那种讲情面的。最后我确实也很开心，也是我自己努力争取到了这个角色，而且事实这个片子上就是如我所料。
在拍摄中还有一个细节，服装设计师让我换服装，说这是一个青春亮丽的片子，给我准备了18套衣服。我认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考上来的。离城市很远很远。要坐汽车轮船，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这儿，那我那些衣服都哪儿来的呀?我觉得我混熟了以后。同学送我两件有可能。我们家再准备一件。我觉得有三套足矣。所以那部戏几乎二分之一的片长里我强烈要求穿了一件格格带拉链儿的适合我农村身份的衣服。大家对那件衣服印象都很深刻。我觉得角色不是用衣服取胜的，你得根据你的角色来配衣服，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所有我演的戏都去体验生活，当时我们到南京的学校去体验生活，没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学生还生气了呢，说我们不信任他们，特别愤怒，因为我们两个是装出从北京转学到南京的，在课堂上还故意回答不上来问题，听听老师怎么批评我们。特逗。当然那些学生真的是特别好。最后他们理解了，不把我们当演员了，而是看做她们的同学。
我认为演员粗略的分有两种吧，一种说就是天赋。天生就是演员的料，他不用去体验，他就能演得很好，据我所知有很多这样的演员。真的，他不用体验生活。但是可能有男一种，就是体验以后对他帮助很大，我认为我可能比较适合后者，就是体验生活然后因为我爸爸老告诉我真听真看真感觉，这是他告诉我的法宝，我也就一直用这个法宝，真听真看真感觉，真的是受益匪浅。
影片的成功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变化。我当时是连着两部戏都非常成功，一个是《豆蔻年华》，一个是电视剧叫《亲亲我，老师》，我演的苗苗老师。《豆蔻年华》出来后，我被“百花奖”提名最佳女主角，当时百花奖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提名奖，而且还排出来谁第一、第二、第三，我当时是排第三，包括大众电影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说你是名至实归的第一，因为有很多孩子们给我们写信，有一个孩子信中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是五个人凑得这本大众电影，能不能算我们五票?他们的话让我感动至今。影片成功后。江泽民主席还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于蓝阿姨、陈锦俶老师都去了。
难忘且温馨的记忆
成名于这些儿童电影，其中也得归功于我这张娃娃脸，很多人都很妒忌我这张娃娃脸，我的同学说我不许说跟他们是一届的，只能说是一个学校的。那会儿我记得全国搞的一个测评，他们选最喜欢的影视歌演员，我是第一名，齐秦是第二名，我都想象不出来。这种名人效益也带来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那会儿哪儿都不能去，吃饭时也总有入围拢过来，然后你上街，那会儿还都是坐公共汽车的，你捂得再严实，然后有人会悄悄到你跟前，很友善地说：“苗苗老师，我知道是您。”我说我这样是不是有些吓人，他说：“没有，没有，我就说您累瘦了，您一定要注意身体。”这时你都会特别感动。我还曾经被学生 “救活”过三次。我在一个戏里演海关关长的女儿，被歹徒给弄死了，旁观的学生们知道了就说：苗苗老师不能死。最后只能改剧本，活了，到睁开眼睛了，但是按照剧情的要求不可以改成我活的，最后没办法了，还是改到进了手术室睁着眼睛，至于死活你们自己定吧。我真的是很感动。观众居然给了我生命。还有在汕头拍戏时学生们找我签名。孩子们说苗苗老师拍完戏很累，先让苗苗老师洗完澡吧，完了之后再给他们签字，有的学生拿出一个本子让我签，说是这一本我们班分回去，孩子们的善良和执着真的让我无言以对。那时候我还常常收到许多孩子的来信，因为数量太多了。我就把来信先挑拣，城里的比如说上海、北京、广州的，我会抽着回，但是只要是农村县城的孩子来信我都会一一回复，因为我认为，就是因为我演的那个姚小禾使他们走出了大山，所以他们每一个愿望我认为都是持久性的，他们会以你为榜样楷模，然后他们会那样一直走，这种时候你要鼓励他们。据我所知是有不少孩子就是因为我从事了幼教行业，都当苗苗老师去了。那会儿中央台报道的一个息弱视症的小孩，他每天最多只能看10分钟电视。而且他必须离的很近才能看见，所以他很艰难的。当时我演的电视剧一天晚上播两集。他就全部看完，看完以后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然后他父母问他：为什么要哭啊?他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家回。为什么苗苗老师没有家回呀?’把她接我们家来吧!就是电视台找我。一定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你知道吗?那个小孩特别感动，他妈妈说平时看一会他自己就要求不看了，因为时间长了他眼睛会疼，可是就是你们这片子，他坚持看下来。我也觉得你塑造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我感动，我欣慰。
在这期间，我还成为了海淀政选委员。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也包括去少管所做帮助教育。我妈挺害怕这些少年恶性犯罪的，但是他们当中有的是属于过失杀人。在和我接触过的孩子中，有通过和我的交流，自己努力改造提早出来的。但是在此处，我也不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我去看那些孩子，他看你的眼神都是那样的，但是也慢慢地试着跟你交流。
我的幼稚心得
作为一名戏中的演员，我觉得演员是这样的，给你一个戏，你自己要掌握的好，我没跟你说你给我戏，我只是在认真地演，而且我不会像别人，比如说咱俩拍戏的时候，镜头在哪儿我就想着我看哪儿吧。这样我的镜头就会多一点。我从来都不这样想。导演是干什么的?你认为需要给我戏的时候你会给我一大镜头的，你没必要这样考虑镜头，如果我总是看着镜头，那不别扭吗?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到了真正需要的时候。谁也不会糟践自己的戏，因为导演是创作者嘛，他可能会给你的，根本用不着谁去要求怎样做：还一个就是化妆老师化完妆，有的演员还在补补这儿描描那儿，这有必要吗?我认为需要的时候化妆师会给我化成那样的，只不过这次你演的是普通人，你不需要去那样的。
我们拍的那个《血色清晨》，就连汪洋老厂长都没有看出来是我们演员剧团的人演的，那是李少红要求我们去体验生活，我的戏里有个镜头就是井台儿上盛着满满水的大桶抬起来走3分钟，我岂是挑水的人，为了这个镜头，我们就到了左权县呆了俩星期，每天要求我吃胖，山西那种大碗，满满的杂合粥，连吃三碗，我每天玩命吃啊然后挑水，挑半桶扭啊扭啊他们就乐我，到第10天的时候，不许洗脸，脸上都是皴，硬是挑着那桶水6里地一口气不歇，就跟没事儿似的回家了。导演李少红来接我们的时候就特别感动，15天了，小小的孩子就练成了这样，而且脸上都是她理想中的，我们不洗脸啊，然后我们特灿烂，特高兴。
另外，在生活中我觉得我也是比较低调的，我觉得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认为自己相对宽裕。我就会做一些相应的事情，比如你说300块钱可以扶助一个孩子，我有钱就去捐助，钱多点我就多捐一点儿，钱少就少捐一点，力所能及吧。我喜欢小孩，我认为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做的我就做。这个东西在我考虑当中是很简单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些行为归结为是我这颗心并没有随着生理年龄的增加而长大，还是保持在儿童的那种状态。在我影片成功的时候，确实生活中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觉得特别不方便，比如说我也是人。我也有喜怒哀乐，再比如说人家永远是第一次见到我，我上街，我任何一个行为都会有人看到，当然没有现在媒体那么厉害地指指点点你，但是他总归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可是我今天可能身体不适，或者说我有某个问题没想透，可能我不干了，那人家就会说：怎么这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他可能这一辈子就见我一回，但这一下他又觉得特别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