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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中国每一座“旧城”都有环绕它的城墙,高矮不一的城墙在千百年里是城市防御的核心工事。它们见证了无数战火,以及永不停歇的风吹雨淋销蚀,塌了再建。当抗战爆发时,城墙还能如过去一样守护它的子民吗?
1940年4月1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奔袭淮南重镇寿县。寿县有雄伟城墙,城高近10米,厚逾6米,是御敌的金城汤池。即便日军没有重炮,只有轻便的步兵炮,淮上最坚固难攻的城墙,在现代化战争中还是撑不到1小时。
一战时期的永久工事已经是钢筋水泥。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墙多采用传统青砖叠砌,以糯米石灰调浆填灌,面对20世纪的新式火炮,千年城墙注定退出军事舞台。
但一战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推迟了淘汰城墙的速度。当欧美日本积极研制破甲弹时,中国炮兵普遍仍使用传统的“子母弹”与“开花弹”打仗,即使直接命中城墙,也只能打出凹洞、打松城砖。因此,民初军阀混战年代攻城的主要武器不是火炮,而是云梯。
比如黄埔建军东征惠州时,炮兵向惠州北门发起长达半小时的猛烈射击。炮声如雷,但射击成果只是“北门一带城垛与侧防阵地皆为我炮弹摧毁”,高大城墙巍然不动,只有部分城砖松动。炮声一停,敢死队扛起云梯,冲锋爬城墙。有些人因城砖被炮打松了,爬城的人忙中未踩稳,失足堕落城下,同时落下的砖头又将城下的人砸伤。
军队尚未得到攻城的利器,古老城墙因此继续发挥余热。
然而,长城抗战结束了城墙的千年风华。
长城抗战之初,守备长城战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一线式直接部署于长城上,日军炮兵凌厉,将千年长城击破崩毁。在罗文峪,站上长城的第143师来不及接敌,就已伤亡惨重,“我军据长城为阵,敌人炮火集中轰击,把完整之城垣炸得砖石横飞,摧残无存”。
后续参战的中央军3个师,不再使用高大长城为主抵挡线。城墙不但无法抵御日军炮兵,更局限了防御阵地的纵深。当熟悉“纵深配备”的中央军师长到长城战线时,眼中的长城只是制高点,在长城前必须广大正面占领山头,构成据点阵地带。
民国初年,蒋介石热衷拆城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军炮兵力量不足,坚固城池一旦陷入敌手就难以夺回。然而,拆城是大工程。财政困难与历史感情,使各地城墙得以苟延残喘。
但1937年全面抗战,日军炮兵的攻城,常常远距离精确击毁城墙。比如卢沟桥事变时,日军的炮弹就轻松击破宛平城墙。城墙不但挡不住日军,更是严重局限空袭时的人员疏散,拆城墙遂成为战地第一要政。只要遥见烽火,战地县政府马上拆城墙。淞沪会战结束后,受到日军威胁的浙皖一带县城首先拆城。
中国政府火速拆城墙的同时,日军却反其道而行之,积极整修城墙。中国炮兵虽有卜福斯山炮等具备攻城威力的火炮,但数量太少,一般野战部队只有82迫击炮,攻城毫无用处。因此,城墙对日军仍有高度防御价值。日军扶植的伪政权,首要军事任务不是清乡扩军,而是重修城墙。在战痕斑驳的南京,汪伪政府于1938年10月赶修城墙。因工程紧急,汪伪竟将守城殉国士兵的忠骸一并砌入墙中,直到1958年拆城墙时才被发现。
日军依靠城墙守城非常轻松。典型如1939年7月,独立第9旅反攻潮州城。担任主攻的第三营已经突入城内,但独9旅位于城外的主力,先后被日军与城墙阻挡,无法进城。长达两日的激烈巷战后,第3营全军覆没。
不能正面攻城,只好游击袭扰。1940年,各战区成立“混城队”,由军统局编练精干便衣突击队混入城市,发动暴动。混城队潜伏不易,常遭日军搜查,在潜伏阶段即已伤亡惨重。少数混城队创造战绩,比如1942年4月,第七戰区混城队于广州沙河焚毁苏记茶楼的日军俱乐部,毙敌十余人。只是混城队稍一活动,日军即以屠杀邻近无辜百姓作为报复,中方很难全面开展城市暴动。
攻城继续位居无解难题。抗战期间若能光复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县城,就是《中央日报》全国头条报喜的超大捷报。同样的城墙,对中国守军是累赘,打仗必须紧急拆城;对日军却是守城屏障,展现了军事历史辨证的复杂多变。围绕城墙的故事,也是抗日斑斑血泪的一部分。
(余怡玉荐自《凤凰周刊》)
军火禁运延续城墙功用
1940年4月1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奔袭淮南重镇寿县。寿县有雄伟城墙,城高近10米,厚逾6米,是御敌的金城汤池。即便日军没有重炮,只有轻便的步兵炮,淮上最坚固难攻的城墙,在现代化战争中还是撑不到1小时。
一战时期的永久工事已经是钢筋水泥。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墙多采用传统青砖叠砌,以糯米石灰调浆填灌,面对20世纪的新式火炮,千年城墙注定退出军事舞台。
但一战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推迟了淘汰城墙的速度。当欧美日本积极研制破甲弹时,中国炮兵普遍仍使用传统的“子母弹”与“开花弹”打仗,即使直接命中城墙,也只能打出凹洞、打松城砖。因此,民初军阀混战年代攻城的主要武器不是火炮,而是云梯。
比如黄埔建军东征惠州时,炮兵向惠州北门发起长达半小时的猛烈射击。炮声如雷,但射击成果只是“北门一带城垛与侧防阵地皆为我炮弹摧毁”,高大城墙巍然不动,只有部分城砖松动。炮声一停,敢死队扛起云梯,冲锋爬城墙。有些人因城砖被炮打松了,爬城的人忙中未踩稳,失足堕落城下,同时落下的砖头又将城下的人砸伤。
军队尚未得到攻城的利器,古老城墙因此继续发挥余热。
长城抗战证明城墙无用
然而,长城抗战结束了城墙的千年风华。
长城抗战之初,守备长城战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一线式直接部署于长城上,日军炮兵凌厉,将千年长城击破崩毁。在罗文峪,站上长城的第143师来不及接敌,就已伤亡惨重,“我军据长城为阵,敌人炮火集中轰击,把完整之城垣炸得砖石横飞,摧残无存”。
后续参战的中央军3个师,不再使用高大长城为主抵挡线。城墙不但无法抵御日军炮兵,更局限了防御阵地的纵深。当熟悉“纵深配备”的中央军师长到长城战线时,眼中的长城只是制高点,在长城前必须广大正面占领山头,构成据点阵地带。
民国初年,蒋介石热衷拆城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军炮兵力量不足,坚固城池一旦陷入敌手就难以夺回。然而,拆城是大工程。财政困难与历史感情,使各地城墙得以苟延残喘。
但1937年全面抗战,日军炮兵的攻城,常常远距离精确击毁城墙。比如卢沟桥事变时,日军的炮弹就轻松击破宛平城墙。城墙不但挡不住日军,更是严重局限空袭时的人员疏散,拆城墙遂成为战地第一要政。只要遥见烽火,战地县政府马上拆城墙。淞沪会战结束后,受到日军威胁的浙皖一带县城首先拆城。
日寇却积极修城墙
中国政府火速拆城墙的同时,日军却反其道而行之,积极整修城墙。中国炮兵虽有卜福斯山炮等具备攻城威力的火炮,但数量太少,一般野战部队只有82迫击炮,攻城毫无用处。因此,城墙对日军仍有高度防御价值。日军扶植的伪政权,首要军事任务不是清乡扩军,而是重修城墙。在战痕斑驳的南京,汪伪政府于1938年10月赶修城墙。因工程紧急,汪伪竟将守城殉国士兵的忠骸一并砌入墙中,直到1958年拆城墙时才被发现。
日军依靠城墙守城非常轻松。典型如1939年7月,独立第9旅反攻潮州城。担任主攻的第三营已经突入城内,但独9旅位于城外的主力,先后被日军与城墙阻挡,无法进城。长达两日的激烈巷战后,第3营全军覆没。
不能正面攻城,只好游击袭扰。1940年,各战区成立“混城队”,由军统局编练精干便衣突击队混入城市,发动暴动。混城队潜伏不易,常遭日军搜查,在潜伏阶段即已伤亡惨重。少数混城队创造战绩,比如1942年4月,第七戰区混城队于广州沙河焚毁苏记茶楼的日军俱乐部,毙敌十余人。只是混城队稍一活动,日军即以屠杀邻近无辜百姓作为报复,中方很难全面开展城市暴动。
攻城继续位居无解难题。抗战期间若能光复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县城,就是《中央日报》全国头条报喜的超大捷报。同样的城墙,对中国守军是累赘,打仗必须紧急拆城;对日军却是守城屏障,展现了军事历史辨证的复杂多变。围绕城墙的故事,也是抗日斑斑血泪的一部分。
(余怡玉荐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