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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我国25个城市最低工資标准数据匹配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 本文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产能过剩；国有控股；研发投资；员工薪酬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6）007912
一、 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工资决定理论认为，劳动力价格具有成本与报酬的双重性质，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将会降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影响企业的要素投入与产出。大量文献提供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可能的渠道机制。例如，最低工资上浮不仅有利于调动低收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吸引更富有经验才干的求职者，还能通过改善身体营养状况增强工人的体力[2]，进一步推动企业生产力的提升，达到最优产能状况。其次，当市场产能过剩状况严重时，最低工资上浮会“倒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淘汰相对落后的产能[3]，并通过创新、培训等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4]。此外，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产生要素替代效应[5]，即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这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4]，推动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但最低工资上浮也可能会加重企业产能过剩。首先，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企业会减少非工资性福利[6]，加大工作强度、延长工作时间[7]，这会降低工人的体能、弱化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奉献精神，致使企业不能在最优水平生产。其次，最低工资上浮会引致市场劳动力供给增加，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8]，从而提高员工的流失风险，弱化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企业为控制成本会缩减岗位、裁减最低工资覆盖范围内的劳动者，这可能会导致工人技能互补效应的减弱，不利于企业创新与技术进步[9]。再次，最低工资制度实行后，只有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工人的保留工资时，才有可能激励那些有公平偏好的工人付出较多的努力[9]；而最低工资上浮在增加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者的道德风险，可能导致工人努力程度的降低[10]，从而降低企业的产能效益。此外，最低工资上浮会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拉动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这会引致市场生产与消费错位，企业持有大量非意愿存货，加重企业产能过剩[11]。究竟最低工资上浮缓解还是加重了企业产能过剩，现有研究并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基于既有文献的缺陷，本文试图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有贡献。首先，本文拓展了现有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从市场机制[1213]、信贷配给[14]、产业政策[15]、投资策略[16]、政府作用[1718]等角度探究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鲜有文献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规制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的角度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拓展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的劳动力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其次，当前我国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可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寻求发展新出路势在必行。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企业产能过剩发生机制的认识，还可以为企业应对产能过剩问题提供参考。二、 理论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的上浮会使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增加[1920]。通常地，企业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4]、减少非工资福利[7]等各种策略应对成本上升、利润缩减的压力。本文关心的是，最低工资会不会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成本与要素投入进而影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现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和间接证据。面对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高成本压力，一方面，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本来替代劳动力，淘汰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线[4]，从而提高企业机器运转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浮会“倒逼”企业投资更多无形资产、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21]，使企业生产不断接近最优水平。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激励企业通过培训提高员工对机器设备的熟练程度[2223]，同时促使企业加强生产的监管力度来提高工作绩效与业务效率[2425]，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此外，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企业倾向于进行规制之内的资源投资与生产，这也有助于规避因过度投资引致的产能过剩[17]。
大量文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可能缓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StiglitzSalop离职和劳动力转换模型表明[2627]，劳动者报酬上涨带来的较高收益能有效降低员工流动率和劳动力转换率。而较高的员工流动率会降低企业的凝聚力和信任度，不利于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也会影响企业产出。Akerlof and Yellen研究认为，高工资会增加工人失业的机会成本，从而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28]。Kleinknecht通过调查荷兰企业与当地的最低工资政策，发现最低工资会导致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替变慢，降低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阻碍企业创新、降低企业产出效率[29]。Bassanini和Ernst使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跨国数据，发现较低的工资增长率会降低企业的研发密度，而劳动力就业保护政策会激励企业增加在职培训[30]。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能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支出、加强职工培训，从而提升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整体素质，优化企业生产状况。Vergeer和Kleinknecht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而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企业的研发与创新。特别地，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较为敏感，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促使此类企业增加更多的资本和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进而提高产能利用率[31]。 尽管上述理论和经验证据间接表明最低工資标准上浮可能对企业产能过剩具有正向影响，但仍缺乏验证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部分研究者使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并未直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王佳菲研究发现，较低的工资水平将会延长低技术水平企业的存活时间，这会阻碍行业有序竞争，不利于缓解产能过剩[32]。韩国高等利用成本函数法分别测度了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28个行业1999—2008年的产能利用水平，认为部分企业生产能力相对市场需求过剩是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32]。同样地，韩国高和王立国利用2000—2010年我国钢铁行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对企业产能利用状况的影响，发现当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上涨时，钢铁行业产能将大幅释放；而生产成本上升会逼迫很多企业压缩生产规模，产品产量大幅回落，进一步导致产能利用程度降低[33]。李根生在对2000—2010年中国29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运用Seguino模型说明了高工资会迫使企业引进高新技术、更换机器设备、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优化企业产能状况[34]。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大体上支持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的判断。根据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过剩可能的作用机制。首先，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静态模型假定下，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面临劳动力缺失风险，企业为追求同等收益，会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用更多的机器替代劳动力进行生产，这会提高企业机器运转率，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增加了员工的保障性劳动报酬，但也增加了员工因偷懒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3536]。同时，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更富经验才干的工人，这种无形的威胁会促使企业工人加强自我学习、提高个人劳动能力，有利于优化企业生产状况。第三，部分生产效率低、竞争力弱的企业可能因无法维持生产经营而退出市场，减少产品供给[37]，这对缓解行业产能过剩也有一定作用。
当然，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也会加重企业产能过剩。大量文献也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加重产能过剩可能的作用机制。首先，经典的大推进模型表明，企业利润与当地消费挂钩，尽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它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加对产品的有效需求，这将引致企业盲目追加生产投入，加重产能过剩。同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加，其消费习惯可能因此改变。消费习惯对产品需求的驼峰效应可能导致生产与消费错位[38]。企业若不能正确估计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可能会持有大量非意愿存货，加重产能过剩。其次，在劳动力供需层面，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引致市场劳动力供给增加，但最低工资上浮会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9]，从而导致企业工人流失，降低产能效益。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会缩减岗位、裁减一批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劳动力供需不匹配会削弱低技能工人与高技能工人的互补效应，破坏企业信息、资源的多样性，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技术进步[10]；裁减工人又会导致一批生产设备闲置，明显降低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和产能利用率。再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导致企业减少非工资性福利[3，7]，或加大工作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产出[8]。这将弱化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奉献精神，降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企业产出。三、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来评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capacityi/operationi=a+b1hwc+τXi+ei（1）
我们将capacityi/operationi定义为产能利用率，其中，capacityi表示第i个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我们使用了问卷“产能”一节中的问题：“在2010年，如果使用所有可用资源，该企业可能的最大产出是多少？”。operationi表示第i个企业的设备运转率，我们使用了问卷“产能”一节中的问题：“在2010年，这家机构通常每周工作多少小时？”
关键解释变量hwc表示第c个城市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X表示基于企业、城市和城市—行业层面的三类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建立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39]。其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1）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职工总数的自然对数；（2）企业年龄（age），定义为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然后取其自然对数；（3）外资控股比例（foreign），定义为所有制结构中外资股份比例；（4）国有控股比例（government），定义为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股份所占比例；（5）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定义为2010年企业年度销售额除以职工总数，然后取自然对数；（6）非正式竞争（informal），定义为是否与非正规企业或未注册企业进行竞争，若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7）销售百分比（main），定义为主要产品占企业年度销售额的比例；（8）国际质量认证（certification），定义为企业是否拥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若企业拥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9）省级市场（local），若主要产品大多在本省内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0）全国市场（national），若主要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1）工作经验（experience），定义为高层管理者在本行业内的工作年限；（12）女性总经理（female），定义为若总经理为女性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3）研发费用（rd），定义为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4）外部技术许可证（licence），定义为若企业现在使用外资公司的技术许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所在的城市是否为主要的商业城市（business），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同一城市行业层面（localindustry）的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规制（regulation），定义为企业在处理政府监管要求时所花费的时间比例，为了减低度量误差、缓解双向因果关系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使用聚合在同一城市行业层面的政府规制；（2）法治质量（law），来自调查问卷中设置的问题：“法院系统是公正、公平和廉洁的”，受试的企业管理层可供选择的答案是“非常不同意”、“倾向于不同意”、“倾向于同意”和“非常同意”。根据这些答案，依序赋值为1、2、3、4。进一步地，本研究使用聚合在同一城市行业层面的法治质量。除此之外，我们还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特征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执行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为了保证研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世界银行以企业注册域名为抽样框的分层随机抽样来确定被调查企业。受试对象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这次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2848个，其中国有独资企业148个，占总样本比例的52%，其余为非国有独资企业。这些企业均匀分布在参与调查的25个城市、26个行业领域，充分考虑地区、行业和企业差异。因此，这次调查所确定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删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最后得到可用的样本数为1519个。关键变量信息缺失致使大量样本丢失，这有可能会破坏原始调查过程中抽样的科学性，从而影响到有效样本的整体代表性，为此，我们将总体样本和有效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其他主要信息在这两组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样本的大量丢失并不会对抽样的科学性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来源于我们手工整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库，具体地，我们通过浏览各级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统计公报、官方报纸等多种方式查找，搜集了2009年25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将25个城市2009年的最低工资数据与世界银行提供的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和加工整理，以便于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并且计算了聚合在行业性质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表1报告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其中列（1）至列（3）报告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的影响。从列（1）可知，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将降低28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和列（3）分别加入企业个体特征、城市行业和城市特征变量，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将降低3%左右，系数变大，并且更加显著。表1中列（4）至列（6）报告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设备运转率的影响，从列（1）可知，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设备运转率将降低62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5）和列（6）分别加入企业个体特征、城市行业和城市特征变量，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设备运转率将下降65%左右，系数变大，且更加显著。上述结果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将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样本期内正值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时期，面对最低工资上浮带来的高成本约束，理性的企业主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通过裁掉一批工资较高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加大劳动强度、减少福利[8]，或以机器生产替代劳动力生产、淘汰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线等方式获取生存机会[4]。前者将导致工人的体能下降，对企业的归属感下降，对工人的生产能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后者受工人使用机器的熟练程度影响，也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以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会显著降低。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比较符合预期。企业规模的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将提高07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将提高062%，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这要求企业具备较强的外部资金筹措能力。通常而言，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具备更强的外部资金筹措能力。在1%的水平上，企业年龄对潜在最大产能的积极影响比较显著；在10%的水平上，企业年龄对设备运转率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对于企业而言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年龄越大的企业通常具备丰富的市场经验，能够比较准确地预估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地规避产能过剩；而劣势在于年龄越大的企业通常更加容易受到原有技术轨迹的约束，并倾向于恪守固有惯例，维持产出状况。在10%的水平上，我们并未发现外商控股比例（foreign）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积極影响；不过国有控股比例（government）越高，企业产能利用率越低，具体地，国有控股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分别降低006%和007%。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需要优先承担政策性任务，完成政府部门下达的政治目标，包括解决本地就业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这显然会导致企业产能效益不佳[39]。企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对数（productivity）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将分别提高014%和06%，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较多地参与非正式竞争（informal）的企业，为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会更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设备运转率、获取更大产能；总经理为女性（female）的企业，其产能利用率要低于总经理为男性的企业。参与研发的企业比未参与研发的企业在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上分别高出014%和386%；拥有外部技术许可（license）的企业的设备运转率会显著提高；在主要商业城市（business）的企业，其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将比不在主要商业城市的企业分别高出245%和439%，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商业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可以为企业营造更高更加公平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需求更加旺盛，从而激励企业通过创新、结构升级等方式改善产出状况。在1%的水平上，政府规制（regulation）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政府规制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企业治理机制，具体表现为对企业的行政要求、创业限制、额外支付、许可限制等形式。面对政府规制，企业倾向于进行规制之内的资源投资与生产，相应调整企业战略和资源配置，投资膨胀、扩张冲动等短期行为将被抑制[40]，这能有效缓解因投资过热导致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政府规制将引致企业的寻租行为，这种行为导致企业生产无效率[41]，会进一步降低产能利用率。法治质量（law）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企业的设备运转率会提高343%，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如国际质量认证（certification）、销售百分比（main）、省级市场（local）、全国市场（national）、工作经验（experience）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并不显著。 （二）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
1.企业贿赂
贿赂（bribe）可能会调节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Sapienza提出，在封闭式经济体内，政府掌控着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信息与资源[42]。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企业为获得有利的生产、发展条件会通过贿赂行为来获取政策性资源[43]。此外，面对强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会有强烈动机通过行贿等方式寻求政治庇护，或者通过贿赂获得资源的占有权、政策倾斜，从而削弱政府管制的执行力度[44]。当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企业为规避劳动力政策的管制、缓解高成本压力，很可能会实施贿赂来获得市场特权，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度会随贿款的增加而减弱，从而削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企业非正式支付的寻租行为会挤占企业对研发项目的投资、压制企业的创新精神，不利于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提高产能利用率[45]。表2的第（1）列报告了行贿成本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交互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行贿成本会显著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并且，行贿成本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交互项系数为00327，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随着行贿成本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边际负效应在逐渐弱化。
2.国有控股比例
国有控股比例（government）越高的企业通常与地方政府有更加紧密的天然联系[46]。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与薪酬水平受市场因素与国家规制政策的双重影响[47]，对于规制强度的变化更加敏感，因而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水平也相对更高。其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工作更具稳定性
的工资水平也相对更高[20，48]。当员工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时，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工资水平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工资溢出效应，而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成本效应相对较小[5]。这显然会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消极影响。表2的第（2）列报告了国有控股比例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交互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国有控股比例会显著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并且，国有控股比例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交互项系数为00012，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随着国有控股比例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边际负效应在逐渐弱化。
（三）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前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了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多种机制，但限于数据，我们仅验证其中三种重要机制：员工薪资（lnsalary）、研发支出（lnrd）和员工培训（lntraining）员工薪资具体定义为企业总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绩效、红利和社会保险支出等除以企业职工总数，然后取自然对数；研发支出定义为，企业内部研发支出总额/职工总数，然后取自然对数；员工培训是指，企业是否对职工开展了正式的培训项目，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为了有效检验和识别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技术。之所以使用这一分析技术是因为它能提供总体模型检验和独立参数估计的结果，从而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估计建模过程中的中介、间接效应以及其他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39]。
基于此，本研究使用路径分析技术中的极大似然法估计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的路径系数在估计的过程中，通过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来获得最优的竞争模型。，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的结果可知，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为03119，由此可见，结构方程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数据。从单条路径系数来看，最低工资标准对员工薪资（β=02395，p<001）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员工培训（β=-007，p>01）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即最低工资标准上浮抬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挤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地，員工薪资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β=-00665，p<001）和设备运转率（β=-02767，p<001）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员工薪资增加会压缩企业利润，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会缩减相关职位、裁减一批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55]，而裁减工人又会导致一批生产设备闲置，降低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和产能利用率。此外，员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提高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资（β=-04541，p<005）。而研发投资对潜在最大产能（β=-00107，p<010）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设备运转率（β=-00015，p>010）的消极影响不显著。员工培训对设备运转率（β=00099，p>010）的消极影响不显著。此外，培训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消极影响（β=-5664，p<010）。
由表3和图1可知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IE=-00181，p<001）。这一负向间接效应来自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潜在最大产能的三条作用机制分别产生的效应总和。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员工薪资→潜在最大产能（hw→lnsalary→capacity），这条作用机制所产生的负向间接效应是最大的。并且，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设备运转率也具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IE=-00663，p<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了检验。
1.反向因果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研究结果仍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然而，会不会存在企业产能利用率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而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产生偏误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对于辖区内单个企业而言是一个特定的外生事件，其效果必然会影响到辖区内特定的企业行为。但是，从相反的途径来看，辖区内单个企业如果要影响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这会存在较大的实现难度和较高的交易成本。换言之，最低工资标准能够影响到辖区内微观层面的企业产能状况，但相反的影响机制可能并不存在。 2.遗漏变量
本文的基准模型中虽然添加了包括企业个体特征、城市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但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依然可能存在。尽管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相对于微观企业行为是外生的[20]，但当地方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将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一并考虑时，最小二乘法的估计量很可能是有偏的。事实上，地方政府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通常会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规模和职工的薪资水平[20]。因此，因果关系的识别还需要进一步排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规模和薪资水平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潜在影响。通常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产业集聚程度和区位情况越具有更大的优势，更能吸引本地企业的创立与外来企业的发展，这有助于筛选城市中生产能力高的企业，淘汰生产能力较差的企业，推动企业不断调整生产结构、优化产能状况[49]，本文用城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pgdp）来刻画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业规模越大，劳动力卖方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这会迫使劳动力不断提高劳动技能以强化就业能力。而这有利于企业招募更多更富技能的员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利用城市就业人口总数的自然对数（employee）来衡量城市就业规模。而职工平均薪资水平会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一般而言，职工的平均薪资水平会抬高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的标准，在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从而给企业产能利用率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利用城市职工平均薪资水的自然对数（salary）来衡量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规模和职工平均薪资水平这三个重要遗漏变量之后，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仍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3.因果关系中的时间顺序问题
通常在非实验研究中，因果关系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在时间上具有顺序性，否则会因同时性引致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数据来自2009—2011年，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发生在2009年。由此可以推断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因果关系中的时间顺序性，不存在严重的同时性问题。然而，我们仍担心的是企业成立的时间将是引起同时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09年之后成立的企业通常是根据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制定企业的工资标准，这些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变化带来的影响，故本研究剔除那些2009年之后成立的企业，然后在加入遗漏变量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与基准回归的结果无显著差异。
4.分样本回归
我们分别按照企业规模和企业类型对总体样本进行了重新回归。首先，我们将总体样本按企业规模分为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三个子样本根据调查问卷的设置，我们将员工人员≥5并且≤19的企业定义为小型企业；将员工人数≥20并且≤99的企业定义为中型企业；将员工人数≥100的企业定义为大型企业。，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10%的水平上，对于三种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对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都显著；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小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更加明显。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大规模企业会因追求规模经济而不断追加生产，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这会挤占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50]，不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在我国，小规模企业生产和交易数量规模小，劳动力数量少，初始资本主要来自个人积累及借款，外部融资能力较差，资本增值受限，经营方式不稳定且风险大[51]。与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投入、市场竞争、技术研发、风险分担、融资渠道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生产投入也更缺乏保障。当最低工资标准上浮时，小规模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陡增，产能利用率也因生产紧缩而下降更快。
同時，我们将总体样本按企业类型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根据调查问卷的设置，我们用2010年企业劳动力年工资总额除以机器年租金总额，然后取自然对数，并将自然对数>0的企业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将自然对数<0的企业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都很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更明显。对此，我们的解释是，现实中，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并不是简单地用同样的资本替代劳动力，而是采用更具先进技术水平的机器来替代劳动力，即通过技术发明或新技术提升竞争力。起初，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且价格较低，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需求不强。但现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企业为保证竞争力不得不增加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更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52]，对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也更敏感，因而产能利用率变化更明显。对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更高技术含量的资本意味着更强的竞争力。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促使资本密集型企业加快技术研发以提高竞争力，从而缓解产能过剩。
5.指标替代回归
我们使用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的指标来替代原有数据中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指标，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与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回归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说明本文的计量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6.分位数回归
为更全面地反映数据信息，我们使用1/4分位数、中位数、3/4分位数对计量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1/4分位数、中位数、3/4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不过，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和较高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对它们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较大限于篇幅，所有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都未列示出来。。五、 结论与建议 当前，中国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长效机制，不仅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中国谋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任务之一。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25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数据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具体地，随着行贿成本和国有控股比例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边际负效应会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在强烈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引致的高成本压力会使企业寻求庇护的动机更加强烈。为此，企业会主动实施贿赂以获得政策倾斜、削弱政府管制力度[44]，也借此削弱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虽然法治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但企业生产经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干预。此外，与非国有企业职工相比，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相对更高，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带来的成本效应也相对较小[5]。由此说明，政府的过多干预可能会弱化劳动力政策对缓解产能过剩的效应。因此，要有效抑制我国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利用市场供需调节商品生产流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内涵。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如果要利用劳动法规激励企业进行生产结构调整，达成缓解产能过剩的目标，必须了解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效应以及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并致力于完善相關政策。其次，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要重视因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产能过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效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也是当前制度改革的方向。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保证企业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此外，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市场建设。一方面，要完善惩治贪污贿赂法律制度，加大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惩罚和预防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市场特权的管制，弱化行贿等寻租行为对企业的打击。最后，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研究结果显示，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极作用更为显著。而现实中，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低，也是我国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要实现有效缓解产能过剩，企业必须调整生产要素投入，通过技术研发和结构调整不断提高产能利用效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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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校对： 李再扬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产能过剩；国有控股；研发投资；员工薪酬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6）007912
一、 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工资决定理论认为，劳动力价格具有成本与报酬的双重性质，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将会降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影响企业的要素投入与产出。大量文献提供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可能的渠道机制。例如，最低工资上浮不仅有利于调动低收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吸引更富有经验才干的求职者，还能通过改善身体营养状况增强工人的体力[2]，进一步推动企业生产力的提升，达到最优产能状况。其次，当市场产能过剩状况严重时，最低工资上浮会“倒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淘汰相对落后的产能[3]，并通过创新、培训等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4]。此外，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产生要素替代效应[5]，即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这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4]，推动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但最低工资上浮也可能会加重企业产能过剩。首先，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企业会减少非工资性福利[6]，加大工作强度、延长工作时间[7]，这会降低工人的体能、弱化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奉献精神，致使企业不能在最优水平生产。其次，最低工资上浮会引致市场劳动力供给增加，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8]，从而提高员工的流失风险，弱化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企业为控制成本会缩减岗位、裁减最低工资覆盖范围内的劳动者，这可能会导致工人技能互补效应的减弱，不利于企业创新与技术进步[9]。再次，最低工资制度实行后，只有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工人的保留工资时，才有可能激励那些有公平偏好的工人付出较多的努力[9]；而最低工资上浮在增加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者的道德风险，可能导致工人努力程度的降低[10]，从而降低企业的产能效益。此外，最低工资上浮会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拉动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这会引致市场生产与消费错位，企业持有大量非意愿存货，加重企业产能过剩[11]。究竟最低工资上浮缓解还是加重了企业产能过剩，现有研究并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基于既有文献的缺陷，本文试图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有贡献。首先，本文拓展了现有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从市场机制[1213]、信贷配给[14]、产业政策[15]、投资策略[16]、政府作用[1718]等角度探究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鲜有文献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规制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的角度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拓展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的劳动力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其次，当前我国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可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寻求发展新出路势在必行。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企业产能过剩发生机制的认识，还可以为企业应对产能过剩问题提供参考。二、 理论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的上浮会使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增加[1920]。通常地，企业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4]、减少非工资福利[7]等各种策略应对成本上升、利润缩减的压力。本文关心的是，最低工资会不会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成本与要素投入进而影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现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和间接证据。面对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高成本压力，一方面，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本来替代劳动力，淘汰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线[4]，从而提高企业机器运转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浮会“倒逼”企业投资更多无形资产、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21]，使企业生产不断接近最优水平。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激励企业通过培训提高员工对机器设备的熟练程度[2223]，同时促使企业加强生产的监管力度来提高工作绩效与业务效率[2425]，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此外，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企业倾向于进行规制之内的资源投资与生产，这也有助于规避因过度投资引致的产能过剩[17]。
大量文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可能缓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StiglitzSalop离职和劳动力转换模型表明[2627]，劳动者报酬上涨带来的较高收益能有效降低员工流动率和劳动力转换率。而较高的员工流动率会降低企业的凝聚力和信任度，不利于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也会影响企业产出。Akerlof and Yellen研究认为，高工资会增加工人失业的机会成本，从而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28]。Kleinknecht通过调查荷兰企业与当地的最低工资政策，发现最低工资会导致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替变慢，降低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阻碍企业创新、降低企业产出效率[29]。Bassanini和Ernst使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跨国数据，发现较低的工资增长率会降低企业的研发密度，而劳动力就业保护政策会激励企业增加在职培训[30]。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能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支出、加强职工培训，从而提升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整体素质，优化企业生产状况。Vergeer和Kleinknecht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而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企业的研发与创新。特别地，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较为敏感，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促使此类企业增加更多的资本和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进而提高产能利用率[31]。 尽管上述理论和经验证据间接表明最低工資标准上浮可能对企业产能过剩具有正向影响，但仍缺乏验证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部分研究者使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并未直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王佳菲研究发现，较低的工资水平将会延长低技术水平企业的存活时间，这会阻碍行业有序竞争，不利于缓解产能过剩[32]。韩国高等利用成本函数法分别测度了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28个行业1999—2008年的产能利用水平，认为部分企业生产能力相对市场需求过剩是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32]。同样地，韩国高和王立国利用2000—2010年我国钢铁行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对企业产能利用状况的影响，发现当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上涨时，钢铁行业产能将大幅释放；而生产成本上升会逼迫很多企业压缩生产规模，产品产量大幅回落，进一步导致产能利用程度降低[33]。李根生在对2000—2010年中国29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运用Seguino模型说明了高工资会迫使企业引进高新技术、更换机器设备、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优化企业产能状况[34]。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大体上支持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的判断。根据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过剩可能的作用机制。首先，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静态模型假定下，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面临劳动力缺失风险，企业为追求同等收益，会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用更多的机器替代劳动力进行生产，这会提高企业机器运转率，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增加了员工的保障性劳动报酬，但也增加了员工因偷懒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3536]。同时，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更富经验才干的工人，这种无形的威胁会促使企业工人加强自我学习、提高个人劳动能力，有利于优化企业生产状况。第三，部分生产效率低、竞争力弱的企业可能因无法维持生产经营而退出市场，减少产品供给[37]，这对缓解行业产能过剩也有一定作用。
当然，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也会加重企业产能过剩。大量文献也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加重产能过剩可能的作用机制。首先，经典的大推进模型表明，企业利润与当地消费挂钩，尽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它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加对产品的有效需求，这将引致企业盲目追加生产投入，加重产能过剩。同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加，其消费习惯可能因此改变。消费习惯对产品需求的驼峰效应可能导致生产与消费错位[38]。企业若不能正确估计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可能会持有大量非意愿存货，加重产能过剩。其次，在劳动力供需层面，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引致市场劳动力供给增加，但最低工资上浮会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9]，从而导致企业工人流失，降低产能效益。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会缩减岗位、裁减一批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劳动力供需不匹配会削弱低技能工人与高技能工人的互补效应，破坏企业信息、资源的多样性，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技术进步[10]；裁减工人又会导致一批生产设备闲置，明显降低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和产能利用率。再次，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导致企业减少非工资性福利[3，7]，或加大工作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产出[8]。这将弱化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奉献精神，降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企业产出。三、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来评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capacityi/operationi=a+b1hwc+τXi+ei（1）
我们将capacityi/operationi定义为产能利用率，其中，capacityi表示第i个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我们使用了问卷“产能”一节中的问题：“在2010年，如果使用所有可用资源，该企业可能的最大产出是多少？”。operationi表示第i个企业的设备运转率，我们使用了问卷“产能”一节中的问题：“在2010年，这家机构通常每周工作多少小时？”
关键解释变量hwc表示第c个城市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X表示基于企业、城市和城市—行业层面的三类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建立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39]。其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1）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职工总数的自然对数；（2）企业年龄（age），定义为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然后取其自然对数；（3）外资控股比例（foreign），定义为所有制结构中外资股份比例；（4）国有控股比例（government），定义为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股份所占比例；（5）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定义为2010年企业年度销售额除以职工总数，然后取自然对数；（6）非正式竞争（informal），定义为是否与非正规企业或未注册企业进行竞争，若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7）销售百分比（main），定义为主要产品占企业年度销售额的比例；（8）国际质量认证（certification），定义为企业是否拥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若企业拥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9）省级市场（local），若主要产品大多在本省内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0）全国市场（national），若主要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1）工作经验（experience），定义为高层管理者在本行业内的工作年限；（12）女性总经理（female），定义为若总经理为女性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3）研发费用（rd），定义为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14）外部技术许可证（licence），定义为若企业现在使用外资公司的技术许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所在的城市是否为主要的商业城市（business），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同一城市行业层面（localindustry）的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规制（regulation），定义为企业在处理政府监管要求时所花费的时间比例，为了减低度量误差、缓解双向因果关系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使用聚合在同一城市行业层面的政府规制；（2）法治质量（law），来自调查问卷中设置的问题：“法院系统是公正、公平和廉洁的”，受试的企业管理层可供选择的答案是“非常不同意”、“倾向于不同意”、“倾向于同意”和“非常同意”。根据这些答案，依序赋值为1、2、3、4。进一步地，本研究使用聚合在同一城市行业层面的法治质量。除此之外，我们还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特征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执行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为了保证研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世界银行以企业注册域名为抽样框的分层随机抽样来确定被调查企业。受试对象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这次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2848个，其中国有独资企业148个，占总样本比例的52%，其余为非国有独资企业。这些企业均匀分布在参与调查的25个城市、26个行业领域，充分考虑地区、行业和企业差异。因此，这次调查所确定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删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最后得到可用的样本数为1519个。关键变量信息缺失致使大量样本丢失，这有可能会破坏原始调查过程中抽样的科学性，从而影响到有效样本的整体代表性，为此，我们将总体样本和有效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其他主要信息在这两组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样本的大量丢失并不会对抽样的科学性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来源于我们手工整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库，具体地，我们通过浏览各级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统计公报、官方报纸等多种方式查找，搜集了2009年25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将25个城市2009年的最低工资数据与世界银行提供的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和加工整理，以便于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并且计算了聚合在行业性质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表1报告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其中列（1）至列（3）报告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的影响。从列（1）可知，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将降低28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和列（3）分别加入企业个体特征、城市行业和城市特征变量，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将降低3%左右，系数变大，并且更加显著。表1中列（4）至列（6）报告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设备运转率的影响，从列（1）可知，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设备运转率将降低62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5）和列（6）分别加入企业个体特征、城市行业和城市特征变量，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企业设备运转率将下降65%左右，系数变大，且更加显著。上述结果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将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样本期内正值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时期，面对最低工资上浮带来的高成本约束，理性的企业主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通过裁掉一批工资较高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加大劳动强度、减少福利[8]，或以机器生产替代劳动力生产、淘汰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线等方式获取生存机会[4]。前者将导致工人的体能下降，对企业的归属感下降，对工人的生产能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后者受工人使用机器的熟练程度影响，也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以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会显著降低。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比较符合预期。企业规模的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将提高07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将提高062%，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这要求企业具备较强的外部资金筹措能力。通常而言，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具备更强的外部资金筹措能力。在1%的水平上，企业年龄对潜在最大产能的积极影响比较显著；在10%的水平上，企业年龄对设备运转率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对于企业而言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年龄越大的企业通常具备丰富的市场经验，能够比较准确地预估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地规避产能过剩；而劣势在于年龄越大的企业通常更加容易受到原有技术轨迹的约束，并倾向于恪守固有惯例，维持产出状况。在10%的水平上，我们并未发现外商控股比例（foreign）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积極影响；不过国有控股比例（government）越高，企业产能利用率越低，具体地，国有控股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分别降低006%和007%。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需要优先承担政策性任务，完成政府部门下达的政治目标，包括解决本地就业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这显然会导致企业产能效益不佳[39]。企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对数（productivity）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将分别提高014%和06%，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较多地参与非正式竞争（informal）的企业，为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会更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设备运转率、获取更大产能；总经理为女性（female）的企业，其产能利用率要低于总经理为男性的企业。参与研发的企业比未参与研发的企业在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上分别高出014%和386%；拥有外部技术许可（license）的企业的设备运转率会显著提高；在主要商业城市（business）的企业，其潜在最大产能和设备运转率将比不在主要商业城市的企业分别高出245%和439%，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商业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可以为企业营造更高更加公平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需求更加旺盛，从而激励企业通过创新、结构升级等方式改善产出状况。在1%的水平上，政府规制（regulation）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政府规制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企业治理机制，具体表现为对企业的行政要求、创业限制、额外支付、许可限制等形式。面对政府规制，企业倾向于进行规制之内的资源投资与生产，相应调整企业战略和资源配置，投资膨胀、扩张冲动等短期行为将被抑制[40]，这能有效缓解因投资过热导致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政府规制将引致企业的寻租行为，这种行为导致企业生产无效率[41]，会进一步降低产能利用率。法治质量（law）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企业的设备运转率会提高343%，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如国际质量认证（certification）、销售百分比（main）、省级市场（local）、全国市场（national）、工作经验（experience）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并不显著。 （二）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
1.企业贿赂
贿赂（bribe）可能会调节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Sapienza提出，在封闭式经济体内，政府掌控着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信息与资源[42]。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企业为获得有利的生产、发展条件会通过贿赂行为来获取政策性资源[43]。此外，面对强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会有强烈动机通过行贿等方式寻求政治庇护，或者通过贿赂获得资源的占有权、政策倾斜，从而削弱政府管制的执行力度[44]。当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企业为规避劳动力政策的管制、缓解高成本压力，很可能会实施贿赂来获得市场特权，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度会随贿款的增加而减弱，从而削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企业非正式支付的寻租行为会挤占企业对研发项目的投资、压制企业的创新精神，不利于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提高产能利用率[45]。表2的第（1）列报告了行贿成本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交互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行贿成本会显著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并且，行贿成本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交互项系数为00327，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随着行贿成本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边际负效应在逐渐弱化。
2.国有控股比例
国有控股比例（government）越高的企业通常与地方政府有更加紧密的天然联系[46]。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与薪酬水平受市场因素与国家规制政策的双重影响[47]，对于规制强度的变化更加敏感，因而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水平也相对更高。其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工作更具稳定性
的工资水平也相对更高[20，48]。当员工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时，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工资水平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工资溢出效应，而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成本效应相对较小[5]。这显然会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消极影响。表2的第（2）列报告了国有控股比例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交互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国有控股比例会显著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并且，国有控股比例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交互项系数为00012，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随着国有控股比例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边际负效应在逐渐弱化。
（三）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前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了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多种机制，但限于数据，我们仅验证其中三种重要机制：员工薪资（lnsalary）、研发支出（lnrd）和员工培训（lntraining）员工薪资具体定义为企业总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绩效、红利和社会保险支出等除以企业职工总数，然后取自然对数；研发支出定义为，企业内部研发支出总额/职工总数，然后取自然对数；员工培训是指，企业是否对职工开展了正式的培训项目，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为了有效检验和识别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技术。之所以使用这一分析技术是因为它能提供总体模型检验和独立参数估计的结果，从而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估计建模过程中的中介、间接效应以及其他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39]。
基于此，本研究使用路径分析技术中的极大似然法估计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的路径系数在估计的过程中，通过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来获得最优的竞争模型。，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的结果可知，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为03119，由此可见，结构方程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数据。从单条路径系数来看，最低工资标准对员工薪资（β=02395，p<001）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员工培训（β=-007，p>01）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即最低工资标准上浮抬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挤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地，員工薪资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β=-00665，p<001）和设备运转率（β=-02767，p<001）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员工薪资增加会压缩企业利润，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会缩减相关职位、裁减一批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55]，而裁减工人又会导致一批生产设备闲置，降低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和产能利用率。此外，员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提高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资（β=-04541，p<005）。而研发投资对潜在最大产能（β=-00107，p<010）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设备运转率（β=-00015，p>010）的消极影响不显著。员工培训对设备运转率（β=00099，p>010）的消极影响不显著。此外，培训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消极影响（β=-5664，p<010）。
由表3和图1可知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潜在最大产能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IE=-00181，p<001）。这一负向间接效应来自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潜在最大产能的三条作用机制分别产生的效应总和。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员工薪资→潜在最大产能（hw→lnsalary→capacity），这条作用机制所产生的负向间接效应是最大的。并且，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设备运转率也具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IE=-00663，p<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了检验。
1.反向因果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研究结果仍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然而，会不会存在企业产能利用率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而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产生偏误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对于辖区内单个企业而言是一个特定的外生事件，其效果必然会影响到辖区内特定的企业行为。但是，从相反的途径来看，辖区内单个企业如果要影响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这会存在较大的实现难度和较高的交易成本。换言之，最低工资标准能够影响到辖区内微观层面的企业产能状况，但相反的影响机制可能并不存在。 2.遗漏变量
本文的基准模型中虽然添加了包括企业个体特征、城市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但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依然可能存在。尽管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相对于微观企业行为是外生的[20]，但当地方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将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一并考虑时，最小二乘法的估计量很可能是有偏的。事实上，地方政府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通常会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规模和职工的薪资水平[20]。因此，因果关系的识别还需要进一步排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规模和薪资水平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潜在影响。通常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产业集聚程度和区位情况越具有更大的优势，更能吸引本地企业的创立与外来企业的发展，这有助于筛选城市中生产能力高的企业，淘汰生产能力较差的企业，推动企业不断调整生产结构、优化产能状况[49]，本文用城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pgdp）来刻画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业规模越大，劳动力卖方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这会迫使劳动力不断提高劳动技能以强化就业能力。而这有利于企业招募更多更富技能的员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利用城市就业人口总数的自然对数（employee）来衡量城市就业规模。而职工平均薪资水平会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一般而言，职工的平均薪资水平会抬高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的标准，在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从而给企业产能利用率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利用城市职工平均薪资水的自然对数（salary）来衡量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规模和职工平均薪资水平这三个重要遗漏变量之后，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仍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3.因果关系中的时间顺序问题
通常在非实验研究中，因果关系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在时间上具有顺序性，否则会因同时性引致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数据来自2009—2011年，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发生在2009年。由此可以推断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因果关系中的时间顺序性，不存在严重的同时性问题。然而，我们仍担心的是企业成立的时间将是引起同时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09年之后成立的企业通常是根据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制定企业的工资标准，这些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变化带来的影响，故本研究剔除那些2009年之后成立的企业，然后在加入遗漏变量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与基准回归的结果无显著差异。
4.分样本回归
我们分别按照企业规模和企业类型对总体样本进行了重新回归。首先，我们将总体样本按企业规模分为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三个子样本根据调查问卷的设置，我们将员工人员≥5并且≤19的企业定义为小型企业；将员工人数≥20并且≤99的企业定义为中型企业；将员工人数≥100的企业定义为大型企业。，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10%的水平上，对于三种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对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都显著；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小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更加明显。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大规模企业会因追求规模经济而不断追加生产，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这会挤占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50]，不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在我国，小规模企业生产和交易数量规模小，劳动力数量少，初始资本主要来自个人积累及借款，外部融资能力较差，资本增值受限，经营方式不稳定且风险大[51]。与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投入、市场竞争、技术研发、风险分担、融资渠道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生产投入也更缺乏保障。当最低工资标准上浮时，小规模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陡增，产能利用率也因生产紧缩而下降更快。
同時，我们将总体样本按企业类型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根据调查问卷的设置，我们用2010年企业劳动力年工资总额除以机器年租金总额，然后取自然对数，并将自然对数>0的企业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将自然对数<0的企业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都很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更明显。对此，我们的解释是，现实中，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并不是简单地用同样的资本替代劳动力，而是采用更具先进技术水平的机器来替代劳动力，即通过技术发明或新技术提升竞争力。起初，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且价格较低，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需求不强。但现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企业为保证竞争力不得不增加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更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52]，对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也更敏感，因而产能利用率变化更明显。对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更高技术含量的资本意味着更强的竞争力。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促使资本密集型企业加快技术研发以提高竞争力，从而缓解产能过剩。
5.指标替代回归
我们使用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的指标来替代原有数据中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指标，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与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回归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说明本文的计量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6.分位数回归
为更全面地反映数据信息，我们使用1/4分位数、中位数、3/4分位数对计量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1/4分位数、中位数、3/4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不过，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和较高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对它们产能利用率的消极影响较大限于篇幅，所有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都未列示出来。。五、 结论与建议 当前，中国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长效机制，不仅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中国谋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任务之一。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25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数据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具体地，随着行贿成本和国有控股比例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边际负效应会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在强烈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引致的高成本压力会使企业寻求庇护的动机更加强烈。为此，企业会主动实施贿赂以获得政策倾斜、削弱政府管制力度[44]，也借此削弱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虽然法治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但企业生产经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干预。此外，与非国有企业职工相比，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相对更高，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带来的成本效应也相对较小[5]。由此说明，政府的过多干预可能会弱化劳动力政策对缓解产能过剩的效应。因此，要有效抑制我国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利用市场供需调节商品生产流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内涵。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如果要利用劳动法规激励企业进行生产结构调整，达成缓解产能过剩的目标，必须了解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效应以及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并致力于完善相關政策。其次，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要重视因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产能过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效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也是当前制度改革的方向。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保证企业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此外，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市场建设。一方面，要完善惩治贪污贿赂法律制度，加大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惩罚和预防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市场特权的管制，弱化行贿等寻租行为对企业的打击。最后，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研究结果显示，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极作用更为显著。而现实中，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低，也是我国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要实现有效缓解产能过剩，企业必须调整生产要素投入，通过技术研发和结构调整不断提高产能利用效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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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校对： 李再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