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春的《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为读者展现了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历程。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作者重走浙大西迁路的种种感悟。作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李杭春在当下重走浙大西征路，历史的感悟与现实的思考有机交融在一起；下卷主要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探究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浙大的西征始末、竺可桢掌浙大的历程、死于浙大迁徙路上的名师、竺可桢日记中的浙大学子。
　　抗战时期的浙大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浙大历经千难万险万里迁徙（杭州—天目山禅源寺—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遵义）依然屹立不倒、不屈服于日寇的骨气，还体现在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浙大依然培养了李政道、谷超豪、腾维藻等杰出的人才。因此，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抗战时期的浙大为何如此成功？读完此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重视：
　　一、庐山谈话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采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庐山谈话会。竺可桢、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名流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会。在这次会议上，政府高层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以下几个共识：第一、战争发生，大学不停办。第二、战时教育即常态教育。第三、党派势力退出大学校园。
　　这三点，以后世眼光来看，至关重要。1937年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主张将青年学生训练成士兵，补充兵员，由此出发，主张大学停办或者大学为战争服务，并进一步主张学化学的去造炸药，学物理的去做枪炮等等。这种战时教育的思维，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功利教育。为此，浙大竺可桢、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等人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以上主张，这些意见影响了蒋介石，最终两者达成共识。这三点共识，奠定了抗战时期的大学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阴差阳错形成的导师制与书院制。书院制，是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创办，很大程度上参考的就是古代的书院制。抗战时期，浙大西迁，迁移的地方在古代都是书院，例如江西泰和的大原书院。不特如此，竺可桢还特聘了国学大师马一浮来此任教。这样，师生之间，每日都有长时间的接触，这样的从游之乐，是身居都市的学生所未曾经历的。这种建立在书院制度上的导师制，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对此，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三、游学与旅行。人们在谈教育时，多习惯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实在蕴含至理。抗战时期的学生，跟随学校迁徙万里，自是倍尝艰辛，有时候甚至还有性命之忧。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万里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视野，让青年人充分领会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也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行万里”的教育，也是固守在城市的大学中的学生所不能领略的。在这方面，既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九叶派”诗人的穆旦就是最好的例证。倘使穆旦没有经历万里迁徙，他很难写出“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这样的诗句。
　　四、士绅阶层的大力支持。抗战时期，几乎每所大学在选择迁徙地时，都要考虑当地士绅的因素。当地的士绅，绝大多数都非常热情地接纳了大学。同济大学计划迁到李庄时，当地的开明士绅罗南陔表示欢迎，并发出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具体到浙大，也有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1939年，面对日寇的节节进攻，浙大教授李絜非来到浙江丽水寻找合适的办学地，他看中了一处中西合璧的宅邸——曾家大屋。屋子的主人，是当地士绅曾水清。得知李絜非的意图后，他说：“先生真的看上这栋楼了？那就借给你们吧！想借几年，就借几年。”可以说，抗战时期，那些受过古典教育的士绅阶层，明是非，具远见。在他们看来，教育，乃是国家的命脉，乃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因此，这些人都张开怀抱接纳了颠沛流离的大学师生。抗战时期的大学，正是有了这些士绅阶层，才会弦歌不辍，书声琅琅。
　　五、竺可桢的个人魅力。抗战时期的浙大之所以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竺可桢的个人魅力。具体而言，在浙大任上，竺可桢在关心师生、捍卫学术自由、聘请名师这三个方面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说关心师生。在竺可桢执掌浙大的13年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浙大师生的故事。记录背后，自然是关心。浙大西迁中，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病故，为纪念她，竺可桢捐款设立了“侠魂奖学金”，帮助了王爱云等家境贫寒的学子。此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详细记载了浙大名师在抗战时期的生离死别，不论是数学家章用，還是文史天才张荫麟，抑或是“不要钱，不怕死”的心理学家黄翼，他们的死亡，都让竺可桢伤心欲绝，一一记载在日记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费巩，莫名其妙“被失踪”，竺可桢依然念念不忘，即便不做校长了，依然让有关部门彻查此事。此外，作者李杭春通过竺可桢日记，还勾勒出了西迁途中浙大亡故师生名单，有64人之多，既有校警、校医，又有借读生、学校会计等，由此可见竺可桢对全校师生的关心。
　　其次，再说学术自由。1936年，竺可桢在担任浙大校长之前，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有约定：“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费巩在当时是知名的“左”倾教授，但竺可桢照样聘用。针对学生在浙大校园中的政治活动，竺可桢不尽同意。他说：“希望学生应埋头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一律退出”，“学生在校，尽可以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可以说，温文尔雅的科学家竺可桢在捍卫学术自由方面，是毫不退让的。有了学术自由，浙大才会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
　　第三，在聘请名师方面，竺可桢也不遗余力。执掌浙大初期，竺可桢就认为“振兴浙大的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为此，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竺可桢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讲学，邀请李约瑟做学术演讲，聘请马一浮给浙大学生讲国学，邀约丰子恺来给浙大学生讲艺术史。正因如此，抗战时期的浙大，既有“左”倾学者费巩，又有国学大师马一浮，还有“学衡派”主将梅光迪。竺可桢的这一做法，恰恰是继承了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做法，实践了梅贻琦的那句名言：“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可以说，正是有了以上诸多因素，才造就了抗战时期浙大的辉煌。这也是此书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发。
　　（摘自2018年7月30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