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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动力是人的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当“价值”转为“财富”，“劳动价值论”自然导致“要素贡献论”。这时“要素所有权”构成了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最终依据；个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有“劳动收入”、“要素收入”和“机遇收入”三种转变，利润也被分解为“社会收入”、“参与收入”和“创造收入”三种形式，劳动收入应有消耗成本和创造收入两部分构成，“创造收入”的形成提供了“利润分享说”的理论根据；社会要剥夺的恰恰是“超经济收入”。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 要素贡献论； 个人经济收入
[中图分类号] F0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0-0016-02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顺利实现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就迫切需要解决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如何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持下形成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而这里的核心应是一个如何挖掘体制中的动力源泉问题，其结论只能是关于人的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问题。
1．无论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人”，还是作为一个“根本目的”的“人”，都必须通过并获得激励去实现个人的经济价值。在今天，更可以用发挥先进的生产力、启用先进的文化，从而确保社会主义——人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即可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加以强调。
传统的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其全部逻辑演绎的前提。所谓“经济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受追逐财富的欲望的推动，二是有限理性。据此可以认为，经济科学主要的学科范畴，“经济人”这个抽象完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经济人的活动完全决定于其追逐财富的欲望。
2．当马克思继承了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才科学地论证出社会财富主要来源于人类劳动的过程。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贡献是：第一，区分与联系了在“概念”上的“价值”和“财富”；第二，区分与联系了在“决定”上的劳动过程和要素贡献过程。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强调人类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伟大作用，那么就可以这样说，第一，在财富创造中，在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里，除了纯粹自然力，如阳光、空气等外，一切生产所需要的其它物质条件，如资本、开发的土地、机器设备等，也都是人类以往劳动的产物，即经济学上所讲的“物化劳动”。第二，一切财富（除纯自然力外）都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劳动，而不是从根本上脱离劳动就能产生的。一切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都只有与劳动相结合，才能形成财富本身。
3．如果确认了经济学的主体向度，就同时确定人这个主体的现实真正感。马克思不仅说明：“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而且强调当社会财富的创造愈来愈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时，就愈体现出科学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伟大作用。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了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这样看来，劳动的收入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实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
由于存在了一个“要素财富论”（即财富是广义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一个“要素贡献论”（即按各自要素的贡献来获得要素的收益）。这也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最终理论依据。这个最终的理论依据具有普遍性、一般性。
4．总结起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收入可分为三种形态。第一，劳动收入形态：包括体力劳动收入、脑力劳动收入，尤其是脑力劳动中科技、管理等的收入；第二，要素收入形态（本来劳动力也可以作为一种要素出现，只不过这里的要素仅仅指除劳动力以外其它一切生产性要素）：包括土地收入（地租）、资本收入（利息）、资源等收入。第三，机遇收入形态：包括中奖收入、彩票收入，甚至遗产收入等。第二、三种收入形态都不属于劳动收入形态，第二种形态是参与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第三种形态虽然不构成任何生产性要素，但对于社会却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有利于公益事业。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承认“要素贡献论”，依据“要素所有权”对财富的分配，最终还是要肯定从斯密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它不是说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工人就只能分得较少的产品。不是按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作根据的。如果要素的所有者不是凭劳动而是凭储蓄参与社会生产，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应是要素的折旧以及补偿消费中机会成本的利息。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劳动及其各种形式（脑力、体力、技术、管理等）。不仅肯定人的劳动对财富的供给作用，而且更加肯定人的劳动对财富的需求作用，即从使用价值及其稀缺性去保证劳动者的支付能力。
同样，既然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与劳力，既然广义的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那么，当物质资本不仅获得补偿，而且参与利润的分配时，也必须让人力资本参与利润的分配，而决不仅仅是成本中的支出。这样，从“价值共创说”到“利润分享说”才标志着劳动价值理论的彻底完成。
如果说“价值共创说”的核心思想是在于论证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经济合理性的话，那么“利润分享税”的核心思想却从理论上突破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这一传统的原始的经典结论。或者说，如果我们依然承认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那么它的构成也已经不再仅仅属于“补偿”的“成本”了。因为在这里，作为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M=M1（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收入）+M2（以利息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参与收入）+M3（以奖金为主要形式的劳动者的创造收入）。于是，劳动者的直接收入即劳动收入形态的内容，也就由“V”（劳动消耗补偿的成本）+“M3”（创造收入）两大部分组成了“创造收入”的形成提供了“利润分享说”的理论根据。它不是在再分配中实现，而是在初次分配中实现。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反对的、要剥夺的是一切非法收入，即“超经济收入”。这里也有三种形态：其一，经济上的剥削收入；其二，经济上的特权收入；其三，直接的贪污、受贿、盗窃等经济犯罪收入。
既然资本作为物化劳动，同样有一个得以实现的问题，既然资本收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那么剥削就只能限定在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超出资本收益和经营收益以上的超经济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利润”确定为经济性的收入，即资本、经营的风险收入，那么“剥削”只能属于“超经济收入”的一种。
经济上的剥削收入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资本、经营的风险收入之外的“加价”形式；第二种是在工资之内的“减价”形式。
如果把“剥削”确定为“超经济收入”，那么，主要特点就是“不等价交换”。在这里，应该强调说明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当然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但是，说到底，追求效率也就是追求公平。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了效率，也就没有了财富的创造。在传统体制下，由于追求所谓的结果平等，所以导致了普遍贫穷。显然这种状态决不是我们追求的，只有蛋糕做大，才有了分配的基础与条件；第二，如果追求结果平等，那么在实际上就损害了优秀贡献者的利益，这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第三，结果不平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利益的差别形成了动力的源泉。传统的“大锅饭”分配制度是导致经济无效率的基础条件与前提。据此，可以得出：其一，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阶段，个人收入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其二，制定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政策非常重要；其三，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两点：一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给真正难以生存的人以供应；二是反对腐败，使人们基本上认同高收入的人收入来源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我们讲的公平有三个要点：第一，起点规则平等；第二，按贡献获酬；第三，社会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可以说，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公平和效率构不成一对矛盾。
任何平等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组织不周密，措施不健全，也不在于素质不合适，而在于人类自由竞争的本性与市场经济的特性。
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对国家、对社会依赖性的亚文化。我们在过去习惯于经受社会弊端的折磨，现在却经受对付它的手段的折磨。这句经典的话语表明两者的差别在于：在过去那时候，社会弊端随财富的增长而日渐消失，而我们所引入的对付手段正开始威胁到这一维系一切未来进步的财富增长的继续。所以，要消除体制性障碍，不仅必须调整政府的社会职能，还要改革实施的政策。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7页。
（本文作者：深圳大学港澳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林 娜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 要素贡献论； 个人经济收入
[中图分类号] F0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0-0016-02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顺利实现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就迫切需要解决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如何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持下形成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而这里的核心应是一个如何挖掘体制中的动力源泉问题，其结论只能是关于人的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问题。
1．无论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人”，还是作为一个“根本目的”的“人”，都必须通过并获得激励去实现个人的经济价值。在今天，更可以用发挥先进的生产力、启用先进的文化，从而确保社会主义——人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即可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加以强调。
传统的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其全部逻辑演绎的前提。所谓“经济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受追逐财富的欲望的推动，二是有限理性。据此可以认为，经济科学主要的学科范畴，“经济人”这个抽象完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经济人的活动完全决定于其追逐财富的欲望。
2．当马克思继承了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才科学地论证出社会财富主要来源于人类劳动的过程。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贡献是：第一，区分与联系了在“概念”上的“价值”和“财富”；第二，区分与联系了在“决定”上的劳动过程和要素贡献过程。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强调人类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伟大作用，那么就可以这样说，第一，在财富创造中，在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里，除了纯粹自然力，如阳光、空气等外，一切生产所需要的其它物质条件，如资本、开发的土地、机器设备等，也都是人类以往劳动的产物，即经济学上所讲的“物化劳动”。第二，一切财富（除纯自然力外）都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劳动，而不是从根本上脱离劳动就能产生的。一切非直接劳动的生产要素都只有与劳动相结合，才能形成财富本身。
3．如果确认了经济学的主体向度，就同时确定人这个主体的现实真正感。马克思不仅说明：“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而且强调当社会财富的创造愈来愈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时，就愈体现出科学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伟大作用。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了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这样看来，劳动的收入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实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
由于存在了一个“要素财富论”（即财富是广义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一个“要素贡献论”（即按各自要素的贡献来获得要素的收益）。这也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最终理论依据。这个最终的理论依据具有普遍性、一般性。
4．总结起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收入可分为三种形态。第一，劳动收入形态：包括体力劳动收入、脑力劳动收入，尤其是脑力劳动中科技、管理等的收入；第二，要素收入形态（本来劳动力也可以作为一种要素出现，只不过这里的要素仅仅指除劳动力以外其它一切生产性要素）：包括土地收入（地租）、资本收入（利息）、资源等收入。第三，机遇收入形态：包括中奖收入、彩票收入，甚至遗产收入等。第二、三种收入形态都不属于劳动收入形态，第二种形态是参与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第三种形态虽然不构成任何生产性要素，但对于社会却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有利于公益事业。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承认“要素贡献论”，依据“要素所有权”对财富的分配，最终还是要肯定从斯密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它不是说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工人就只能分得较少的产品。不是按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作根据的。如果要素的所有者不是凭劳动而是凭储蓄参与社会生产，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应是要素的折旧以及补偿消费中机会成本的利息。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劳动及其各种形式（脑力、体力、技术、管理等）。不仅肯定人的劳动对财富的供给作用，而且更加肯定人的劳动对财富的需求作用，即从使用价值及其稀缺性去保证劳动者的支付能力。
同样，既然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与劳力，既然广义的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那么，当物质资本不仅获得补偿，而且参与利润的分配时，也必须让人力资本参与利润的分配，而决不仅仅是成本中的支出。这样，从“价值共创说”到“利润分享说”才标志着劳动价值理论的彻底完成。
如果说“价值共创说”的核心思想是在于论证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经济合理性的话，那么“利润分享税”的核心思想却从理论上突破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这一传统的原始的经典结论。或者说，如果我们依然承认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那么它的构成也已经不再仅仅属于“补偿”的“成本”了。因为在这里，作为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M=M1（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收入）+M2（以利息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参与收入）+M3（以奖金为主要形式的劳动者的创造收入）。于是，劳动者的直接收入即劳动收入形态的内容，也就由“V”（劳动消耗补偿的成本）+“M3”（创造收入）两大部分组成了“创造收入”的形成提供了“利润分享说”的理论根据。它不是在再分配中实现，而是在初次分配中实现。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反对的、要剥夺的是一切非法收入，即“超经济收入”。这里也有三种形态：其一，经济上的剥削收入；其二，经济上的特权收入；其三，直接的贪污、受贿、盗窃等经济犯罪收入。
既然资本作为物化劳动，同样有一个得以实现的问题，既然资本收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那么剥削就只能限定在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超出资本收益和经营收益以上的超经济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利润”确定为经济性的收入，即资本、经营的风险收入，那么“剥削”只能属于“超经济收入”的一种。
经济上的剥削收入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资本、经营的风险收入之外的“加价”形式；第二种是在工资之内的“减价”形式。
如果把“剥削”确定为“超经济收入”，那么，主要特点就是“不等价交换”。在这里，应该强调说明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当然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但是，说到底，追求效率也就是追求公平。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了效率，也就没有了财富的创造。在传统体制下，由于追求所谓的结果平等，所以导致了普遍贫穷。显然这种状态决不是我们追求的，只有蛋糕做大，才有了分配的基础与条件；第二，如果追求结果平等，那么在实际上就损害了优秀贡献者的利益，这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第三，结果不平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利益的差别形成了动力的源泉。传统的“大锅饭”分配制度是导致经济无效率的基础条件与前提。据此，可以得出：其一，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阶段，个人收入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其二，制定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政策非常重要；其三，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两点：一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给真正难以生存的人以供应；二是反对腐败，使人们基本上认同高收入的人收入来源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我们讲的公平有三个要点：第一，起点规则平等；第二，按贡献获酬；第三，社会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可以说，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公平和效率构不成一对矛盾。
任何平等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组织不周密，措施不健全，也不在于素质不合适，而在于人类自由竞争的本性与市场经济的特性。
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对国家、对社会依赖性的亚文化。我们在过去习惯于经受社会弊端的折磨，现在却经受对付它的手段的折磨。这句经典的话语表明两者的差别在于：在过去那时候，社会弊端随财富的增长而日渐消失，而我们所引入的对付手段正开始威胁到这一维系一切未来进步的财富增长的继续。所以，要消除体制性障碍，不仅必须调整政府的社会职能，还要改革实施的政策。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7页。
（本文作者：深圳大学港澳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林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