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宅门》有一个细节，人们未必留意，那就是少年白景琦的父亲让他好好练字，他抬出自己的老师季先生，季先生说字是为了“用”的，不是为了“看”的。言外之意，就是字不用写得像字帖似的，一句话把父亲的嘴堵住了。也就是说，他用自己的精神之父，战胜了自己的生身之父。
　　亲不过父母。父亲也可以指导自己的子女在精神上成人，但能让子女完全信服的往往不多。人们常常是在儿童时觉得自己的父亲什么都对，很了不起，甚至很伟大，可到少年、青年时又觉得父亲落伍或者什么都不对。而这个时期恰好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期，精神成长就需要精神之父，而这位“精神之父”往往是“生身之父”难以胜任的。他也许是位道德文章俱佳的老师，也许是某领域声望非凡的人物，也可能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领袖等。有些人与精神之父可能常常相见，也可能只在书本上相识，但这并不耽误心理上的亲近。
　　谁都知道蔡锷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将领，也都知道他与小凤仙那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很多人未必知道他的生身之父，却知道他的精神之父——梁启超。1898年，农家出身的孩子蔡锷，步行到长沙，考入梁启超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梁启超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出逃日本，蔡锷也受牵连，考学处处碰壁。梁启超从日本写信，让他去日本，他响应精神之父的呼唤。在日期间，他先后以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文，观点当然与老师的一致或接近。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的心思暴露无遗，头一天，为之活动的“筹安会”成立，第二天，蔡锷就从北京专程赶到天津梁启超家中密商对策。当年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商议反袁计划。袁世凯下台后，他不顾重病在身，为梁启超的《盾鼻集》写序。
　　这是武人，文人亦如此。许多人终身服膺鲁迅，以鲁迅的抗争精神与身处的黑暗世界作战，萧军、胡风、巴金、柯灵，可以说都是鲁迅的精神之子。北大教授钱理群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投入到鲁迅研究中。他在《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写道：“‘文革’的时候，开完批判大会，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一是示威：你批我，我照样活着，活得更痛快……然后就回到房间里，那时候是单人房，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实在写不出就抄书，抄鲁迅的著作。”钱先生出生时，鲁迅已逝世3年，所谓相遇也只能是精神上的相遇。鲁迅成了他受压抑时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精神不倒的偶像，他挨过批判马上饱餐一顿的做法，几乎能让人看到鲁迅主张的“堑壕战”的战法。
　　当然，很多人是把政治领袖当作精神之父，政治领袖对别人的这一做法也半推半就。这在“文革”时尤为突出，许多人的名字就叫“向东”或是“卫东”。那时，黑云压城，许多家庭风雨飘摇，许多为人父者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那时，他们多么需要家庭的温暖，多么需要子女的理解，可子女们却往往真心诚意地相信父亲错了。许多人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也有许多人主动与父亲划清界限。因为他们相信，伟大的领袖不会错，父亲反对他或不照他的办，那就是父亲错。我反对，这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是接受真理。
　　这时，人们往往以精神之父的是非为是非，以精神之父的观念为观念。精神之父的思想控制了他们的思想，从而使他们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这时，生身之父的行为与精神之父的主张冲突，他们就会服从精神之父而背弃生身之父。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大梦已醒，可依然有很多人继续陶醉在梦中。
　　精神之父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一个人品位的高低。一个崇拜希特勒的人和一个崇拜华盛顿的人能同日而语吗？许多人终身被低品位的精神之父牵引，失去了向更高阶梯攀登的意愿，降低了本来可以达到的高度，这是叫人扼腕痛惜的事情。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