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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革命使世界整体格局发生变化，清王朝和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两国政府在此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政策，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比较英清两国政府对“人才”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对国家造成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工业革命 人才政策 英国政府 清朝政府
工业革命呼唤了现代先进文明的到来，处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清王朝却实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改变了彼此在世界的位置。封建时代是以东方文明为主的时代，尤其中国占着很大的位置，为什么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的逆转呢？
一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工业革命以瓦特（1736－1819）发明万能蒸气机作为标志。英国的对外战争，市场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多，而国内限制工业品加工最主要的就是动力问题，瓦特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用很短的时间改良了蒸汽机。机器的发明必须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基础。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即是生产、技术、科学，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没有规律可循。瓦特没有重走这条弯路，在改良蒸气机之前它研究了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瓦特为什么走向了从科学到生产实践的道路，他的这一套理论从何而来？我们研究他之前的一个世纪会发现，近代科学已经产生。而在多位科学巨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就是牛顿，他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
艾萨克·牛顿爵士，FRS（Sir Isaac Newton，1643年－1727年），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论证了太阳中心说的谬论，告诉人们自然界存在规律，而且能够被认识，使人们不再迷信上帝，开始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为“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１］这一时期，英国实验科学研究促使天文学、地理学、力学、数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自然科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为工业革命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可能的条件。牛顿在国内得到了很高的礼遇，1689年，他当选为国会中的大学代表，1705年他被安妮女王封为贵族，他还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任职二十四年，生活非常富裕。他逝世后，英国政府也表达了对他的尊重，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人民群众、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表达着钦佩之情。
1765年瓦特成功地改良了蒸气机，正式得益于前期的这些科学的产生。晚年的瓦特，生活非常富裕，他的财富来源不是开办工厂制造蒸汽机，而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专利最早产生于16世纪，最初申请的人并不多，由于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国家对专利的保护，激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自18世纪以来专利申请才普遍起来，变得重要了。专利权实际就是保护发明者，奖励发明创造，让发明者能从中得到实惠。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新发明层出不穷，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蒸汽机启动了英国，但它毕竟只是一种生产力，那么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更好地使它发挥作用，给英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呢？亚当·斯密适应了这一历史的需要。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经过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776年发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英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但仍然受到封建残余势力的限制。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冲破封建残余势力及大地主阶级通过政府新颁布的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令和过了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时代要求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适应了这些要求。斯密这样认为，凡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无一不心怀“自利的打算”，［２］即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是人类的本性，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盖由此而生发。“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须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３］。既然如此，那么每个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就应任其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即经济自由放任。“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任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４］又，“良好经营，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得到普遍的确立”。［５］与此相应，他指出，社会本身也就应是“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６］。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完全自由地各行其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利益得以不断地增进。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模式，使英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霸主。斯密在英国也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当时英国首相皮特经常向他请教问题，自谦为学生。
牛顿、瓦特和斯密这些人为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可谓说起到了航标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他们，英国才首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并称霸于世界。而他们这些“人才”所探索的领域和以前的时代大有不同，是科学技术、经济等新兴领域。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他们得益于他们的成果并使其生活富足，而且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得到国家的尊重。当然这些为英国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等等，之所以能在英国这样的土壤中生存发芽，和英国的政府有很大的关系。英国是君主立宪整体，议会有相当的权利，这种政治制度起到了不同于以往专制制度的作用，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总之，这一政体确立后，许多关于交通﹑科技发明﹑新技术的应用等，都通过法案的形式使其发展起来，这些也成为工业革命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
英国政府重视人才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开始工业革命，需要更大的市场和原材料，其海外贸易随之日益扩张。英国的商人向往中国的富有，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四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资的洋商日益增多，不时与华人发生争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乾隆在南巡时还看到大清国的许多货物卖给了洋人，而且这些洋人大多还带着武器，这使他忧虑国家的安危。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颁布一道圣旨，下令沿海各省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各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即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
闭关政策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暂且不论它是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此时的英国随着蒸气机的推广，加速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至全民都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再也没有“闲人”的影子。而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实施后，政府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产生危机感，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去了解其他国家的状况，只是在自己的王朝里固步自封，严守祖宗之法不变。清政府采取了和英国完全相反的做法，蔑视科学技术、禁锢思想、加强集权，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由此，清政府对待科学的态度，可想而知。在清朝这样一个崇尚“之乎者也”的王朝，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装填可连续发射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也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虽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清王朝不重视科技发明，更不用说重视人才了，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封闭的清朝还在进行一些“文字游戏”，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例如：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孔庙以扬其孝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为布政使及大理寺卿时，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并要求将其从祀孔子庙。在封建社会里，死者如何处置是皇帝的权力，尹嘉铨竟然直接向皇帝请乞，干预了皇帝的权力。乾隆大怒，指责其“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也”，“此而不严行治罪，何以张国宪而惩将来”。［７］又，尹且自号“古稀老人”，恰巧乾隆帝也写过一篇文章名曰“古稀说”，已颁行天下，尹氏竟敢窃用皇帝之语，言辞僭妄，正好被抓住把柄，遂兴大狱，使之成为朝廷打击好名习气的牺牲品。乾隆认为严惩尹嘉铨“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８］将其诛杀。英国为了工业的发展，政府实施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使全民动员投入到生产中，而清政府却还在为“思想僭越”大动干戈，培养顺民。就此而论，两国的发展可想而知。
当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时候，清王朝的统治者却在加强自己的权力，唯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国家；当英国在重视人才，认识到人才重要性，礼遇人才的时候，清王朝却在为几个字、几句话打压知识分子。现代文明是知识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于以往的文明。诚然，乾隆皇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从大清的安危来考虑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政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鄙视其他的国家，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根本没考察其他国家的情况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盲目地闭关，割裂了与世界的联系。可想而知带来了什么后果，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越来越强大，尤其经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已经是世界上一流的国家，而中国还在自己的世界里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逐渐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大的趋势，不会改变的，中国也必然被包容进来。所以，几十年后清王朝与世界的接轨只能采用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了。“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人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现代文明是科技知识的竞争，英国政府能够高瞻远瞩顺应时代的发展，重视科技，礼遇发明人，掀起了全民崇尚发明创造之风，推动了英国科技发展。而清政府也重视人才，只是没有适应世界大的发展形式，重视的还是陈旧腐朽的思想，反而压制新的科技力量的发展，使这些人的命运悲惨。
当然，现代化之初，我们盲目地关闭国门，导致了我们落后于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吸取了教训，打开了国门，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是开放政策，是不是外国的一切都值得学习呢？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C].第116页.
[2][4][5][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4页，303页，140页，91页.
[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
[7]《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二七.
[8]《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作者系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2005级研究生）
关键词：工业革命 人才政策 英国政府 清朝政府
工业革命呼唤了现代先进文明的到来，处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清王朝却实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改变了彼此在世界的位置。封建时代是以东方文明为主的时代，尤其中国占着很大的位置，为什么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的逆转呢？
一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工业革命以瓦特（1736－1819）发明万能蒸气机作为标志。英国的对外战争，市场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多，而国内限制工业品加工最主要的就是动力问题，瓦特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用很短的时间改良了蒸汽机。机器的发明必须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基础。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即是生产、技术、科学，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没有规律可循。瓦特没有重走这条弯路，在改良蒸气机之前它研究了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瓦特为什么走向了从科学到生产实践的道路，他的这一套理论从何而来？我们研究他之前的一个世纪会发现，近代科学已经产生。而在多位科学巨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就是牛顿，他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
艾萨克·牛顿爵士，FRS（Sir Isaac Newton，1643年－1727年），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论证了太阳中心说的谬论，告诉人们自然界存在规律，而且能够被认识，使人们不再迷信上帝，开始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为“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１］这一时期，英国实验科学研究促使天文学、地理学、力学、数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自然科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为工业革命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可能的条件。牛顿在国内得到了很高的礼遇，1689年，他当选为国会中的大学代表，1705年他被安妮女王封为贵族，他还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任职二十四年，生活非常富裕。他逝世后，英国政府也表达了对他的尊重，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人民群众、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表达着钦佩之情。
1765年瓦特成功地改良了蒸气机，正式得益于前期的这些科学的产生。晚年的瓦特，生活非常富裕，他的财富来源不是开办工厂制造蒸汽机，而是被广泛转让的高效能蒸汽机的发明专利。专利最早产生于16世纪，最初申请的人并不多，由于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国家对专利的保护，激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自18世纪以来专利申请才普遍起来，变得重要了。专利权实际就是保护发明者，奖励发明创造，让发明者能从中得到实惠。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新发明层出不穷，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蒸汽机启动了英国，但它毕竟只是一种生产力，那么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更好地使它发挥作用，给英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呢？亚当·斯密适应了这一历史的需要。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经过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776年发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英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但仍然受到封建残余势力的限制。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冲破封建残余势力及大地主阶级通过政府新颁布的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令和过了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时代要求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适应了这些要求。斯密这样认为，凡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无一不心怀“自利的打算”，［２］即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是人类的本性，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盖由此而生发。“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须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３］。既然如此，那么每个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就应任其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即经济自由放任。“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任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４］又，“良好经营，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得到普遍的确立”。［５］与此相应，他指出，社会本身也就应是“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６］。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完全自由地各行其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利益得以不断地增进。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模式，使英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霸主。斯密在英国也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当时英国首相皮特经常向他请教问题，自谦为学生。
牛顿、瓦特和斯密这些人为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可谓说起到了航标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他们，英国才首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并称霸于世界。而他们这些“人才”所探索的领域和以前的时代大有不同，是科学技术、经济等新兴领域。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他们得益于他们的成果并使其生活富足，而且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得到国家的尊重。当然这些为英国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等等，之所以能在英国这样的土壤中生存发芽，和英国的政府有很大的关系。英国是君主立宪整体，议会有相当的权利，这种政治制度起到了不同于以往专制制度的作用，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总之，这一政体确立后，许多关于交通﹑科技发明﹑新技术的应用等，都通过法案的形式使其发展起来，这些也成为工业革命中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
英国政府重视人才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开始工业革命，需要更大的市场和原材料，其海外贸易随之日益扩张。英国的商人向往中国的富有，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四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资的洋商日益增多，不时与华人发生争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乾隆在南巡时还看到大清国的许多货物卖给了洋人，而且这些洋人大多还带着武器，这使他忧虑国家的安危。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颁布一道圣旨，下令沿海各省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各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即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
闭关政策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暂且不论它是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此时的英国随着蒸气机的推广，加速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至全民都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再也没有“闲人”的影子。而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实施后，政府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产生危机感，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去了解其他国家的状况，只是在自己的王朝里固步自封，严守祖宗之法不变。清政府采取了和英国完全相反的做法，蔑视科学技术、禁锢思想、加强集权，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由此，清政府对待科学的态度，可想而知。在清朝这样一个崇尚“之乎者也”的王朝，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装填可连续发射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也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虽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清王朝不重视科技发明，更不用说重视人才了，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封闭的清朝还在进行一些“文字游戏”，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例如：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孔庙以扬其孝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为布政使及大理寺卿时，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并要求将其从祀孔子庙。在封建社会里，死者如何处置是皇帝的权力，尹嘉铨竟然直接向皇帝请乞，干预了皇帝的权力。乾隆大怒，指责其“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也”，“此而不严行治罪，何以张国宪而惩将来”。［７］又，尹且自号“古稀老人”，恰巧乾隆帝也写过一篇文章名曰“古稀说”，已颁行天下，尹氏竟敢窃用皇帝之语，言辞僭妄，正好被抓住把柄，遂兴大狱，使之成为朝廷打击好名习气的牺牲品。乾隆认为严惩尹嘉铨“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８］将其诛杀。英国为了工业的发展，政府实施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使全民动员投入到生产中，而清政府却还在为“思想僭越”大动干戈，培养顺民。就此而论，两国的发展可想而知。
当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时候，清王朝的统治者却在加强自己的权力，唯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国家；当英国在重视人才，认识到人才重要性，礼遇人才的时候，清王朝却在为几个字、几句话打压知识分子。现代文明是知识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于以往的文明。诚然，乾隆皇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从大清的安危来考虑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政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鄙视其他的国家，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根本没考察其他国家的情况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盲目地闭关，割裂了与世界的联系。可想而知带来了什么后果，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越来越强大，尤其经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已经是世界上一流的国家，而中国还在自己的世界里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逐渐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大的趋势，不会改变的，中国也必然被包容进来。所以，几十年后清王朝与世界的接轨只能采用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了。“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人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现代文明是科技知识的竞争，英国政府能够高瞻远瞩顺应时代的发展，重视科技，礼遇发明人，掀起了全民崇尚发明创造之风，推动了英国科技发展。而清政府也重视人才，只是没有适应世界大的发展形式，重视的还是陈旧腐朽的思想，反而压制新的科技力量的发展，使这些人的命运悲惨。
当然，现代化之初，我们盲目地关闭国门，导致了我们落后于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吸取了教训，打开了国门，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是开放政策，是不是外国的一切都值得学习呢？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C].第116页.
[2][4][5][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4页，303页，140页，91页.
[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
[7]《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二七.
[8]《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作者系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2005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