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文化流亡者的世纪，亦是知识分子思考观念与行动，过往与当下，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间的思想田地。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话，那么另一种表述也应值得铭记：一切历史，都是历史书写者与历史著作合力构建的人类记忆共同体。毋庸置疑，这种由历史编撰传承而下的观念历程，所折射的不仅有着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寻求进步与自我解放的乐观期许，同时也在曲折过程中展现历史进程独有的断裂、反讽，以及悲剧性色彩，这恰如一句名言所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正是以研究西方史学编纂、思想史而闻名学界的德裔美国历史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研究近代德国历史主义思想兴衰而得出的历史感悟。伊格尔斯的洞见因其深刻，曾得到广泛共鸣，饱受赞誉；却也因其见解犀利，批判彻底，引发美欧史学界的诸多质疑和争辩。历经数十年学术沉淀后，伊格尔斯的论断愈来愈闪烁着思想者的睿智与洞见，并被视作一种思想史批评的典范。2017年11月26日，伊格尔斯教授在家人的陪伴下溘然长逝，享年92岁，走完了一位学者、一位行动派知识分子平凡而又充满故事的人生旅途。
　　失去了“家园”
　　1926年，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海默出生于魏玛德国一个殷实的中产阶层犹太家庭，祖父曾是一家小银行的老板，父亲则在大公司当学徒，“一战”结束后在汉堡创办了自己的金属制品企业。与所有父辈一样，他希望伊格尔斯海默能够子承父业，但是后者对犹太身份的敏感和对彼时德国排犹主义的抗拒心理，使得他与父母的关系十分紧张。年幼而早熟的伊格尔斯海默是一名激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让他的父母惧怕不已，盖因此时的德国已笼罩在纳粹执政的阴影下，父亲强迫他留在家中，甚至不惜拳脚相加，这给叛逆不羁的伊格尔斯海默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1938年，随着纳粹迫害犹太人行动不断升级和对被剥夺生命权的无限恐惧，全家变卖在德国的所有资产，想尽办法拿到赴美签证，投奔在美国熟悉而又陌生的犹太亲属。他们抵达纽约曼哈顿伊始，便遭遇第一个有关身份认同的困境：为了融入当地德国移民社区，掩饰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被建议修改姓氏，犹太风格的“伊格尔斯海默”改成伊格尔斯。尽管伊格尔斯对此忿忿不平，他的父母则完全接受。后来有熟悉德语的美国友人开玩笑说，伊格尔斯被逐出德国后不仅失去了故乡，而且也失去了“家园”，因为在德语中，“海默”（-heimer）这个后缀就是“家园”的意思。
　　和所有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一样，青年伊格尔斯在思想上与行动上都有敏锐的观察，以及对弱者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由于经济危机，伊格尔斯的父母决定离开纽约前往南方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定居工作，这让伊格尔斯真切地目睹了美国丑陋的种族隔离制度，让离开欧洲不久，脑海中仍旧留有水晶之夜噩梦的伊格尔斯深感震惊。他觉得自己既是一个流落异乡、没有根基的欧洲犹太人，也是一位找寻到有着相似悲惨命运的被歧视群体中的一分子。这种因被压迫而产生的共情与怜悯，是伊格尔斯学术观念中所倡导的世界主义的直接来源。
　　1944年伊格尔斯从里士满学院毕业后，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经济上的胁迫，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芝加哥结识了终身伴侣威尔玛，后者是流亡中的德裔犹太女青年，两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结婚生子。
　　对文明创伤的思想诊断
　　尽管数十年后伊格尔斯在自传中坦言，芝加哥大学的生活氛围和人际关系令他和威尔玛非常失望，但所接受的跨学科训练和高强度的学术写作，奠定了他日后的学术发力点。伊格尔斯认为，罗伯特·哈钦斯治理下的芝大教育理念和世界观与价值观无疑是精英的、反讽的和质疑民主的，对此他不能接受。但伊格尔斯同样认为，这种西方传统中的精英视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需要通过深刻的批判来展现他们的思想价值。
　　1950年伊格尔斯携全家来到南方阿肯色州小石城，接受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学校——费兰德·史密斯学院的教职聘任。作为犹太人和有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伊格尔斯在这里并没有感到格格不入，而是非常愉悦地与黑人学生们融合交流。伊格尔斯也重新拾起他在汉堡时就喜好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积极参加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各项维护黑人权利的抗争性活动。
　　伊格尔斯与参与民权运动的黑人律师、教师和学生代表一道，为破除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后来伊格尔斯又前往新奥尔良的狄拉德大学执教，为推进当地的黑人民权运动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1962年，伊格尔斯作为新奥尔良唯一的白人代表受邀参加肯尼迪总统民权事务委员会的座谈，这令他倍感骄傲。他始终记得新奥尔良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对他的风趣介绍：“伊格尔斯先生原本就是一位黑人，他只是因为偶然的遭遇而拥有了白皮肤。”
　　伊格尔斯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走上快车道，声誉渐隆。1965年他被新建立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所延揽，希望伊格尔斯能够承担该校历史学科有关欧洲思想史和德国史研究的教学科研任务。早在1960年，他接受美国哲学研究会的资助重返欧洲，从事西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他遍访欧洲知名历史学者和思想家们，其中就有以赛亚·柏林、卡尔·波普尔、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等人，并熟悉了解欧洲历史学的最新进展。伊格尔斯也借此次机会，与联邦德国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建立了联系。随着伊格尔斯正式加盟布法罗，他以娴熟的学术组织能力和宽阔的学术视野，逐渐把布法罗分校打造成北美研究德国问题、西方史学史和欧洲思想史的重镇。他日后还积极创立国际史学史委员会，定期邀请两德的历史学家交流研讨，培养博士生。
　　1968年，伊格尔斯最为重要的作品《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出版。该书是作者对自己拥有的德国-犹太身份的一次思想史回溯，也是对于造成近代世界、欧洲、乃至德国自身巨大文明创伤的一次思想诊断，更是对拥有光荣历史科学传统的德意志历史学及其编纂历史的一次有力批判。
　　正如作者自己所谈到的，该书绝非对德国经典历史作品和历史学家的泛泛叙述，抑或是评头论足；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带有鲜明自主性意识，对于德国历史科学发展背后的世界观及其附庸的政治价值观的全面深刻批判。在伊格尔斯看来，德国学术传统中的历史学，一方面标榜自己秉持的科学性，一方面又顽固地张扬纯属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又通过神话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神话而赋予其正当性。这种扭曲的思想形态，即是伊格尔斯眼中德国历史主义的本来面貌。
　　与本书的英文版相比，该书德语版自1971年在德国出版后立刻引起巨大的学术涟漪。书中涉及的人物在当时的学术界依然非常活跃，这就引起了诸多学者与伊格尔斯展开激烈的学术辩论，甚至有当事人就某一问题向伊格尔斯发出律师函，指出该书内容的谬误并要求停止出版发行。事实上，该书引起的争议也颇为恰当地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对于德国学术界的塑造和惯性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该书的思想史经典地位也日益牢固。
　　20世纪80年代，伊格尔斯迎来其学术生涯的黄金年代，曾出任布法罗分校历史学系主任，受邀到世界各地讲授世界历史和西方史学史专题。他亦多次受邀来到中国高校讲学，对推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和理论研究贡献良多。1997年他从布法罗分校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对包括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等对历史学带来冲击的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2007年他与华裔学者王晴佳教授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中译本见北大出版社2011年版）是他晚年最后一次学术上的创新之举。该书以全球视野，统筹并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书写和传统，放置在与西方史学相一致的维度上进行比较和叙述。伊格尔斯在接受访谈时曾认为，他眼中理想的史学史作品，应该容纳和体现不同民族与国家间的历史叙事，如果实现大范围的整合或许有难度，那么至少这种尝试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伊格尔斯教授的一生，或许如下话语是颇为贴切的：伊格尔斯先生原本就是一位热心肠的知识分子，他只是因为偶然的遭遇而成为了历史学家。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