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避世的念头本就奇怪。普通人不应想着去逃避。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会喜欢去市集、咖啡馆和百货店一类拥挤的场所。一切发明，从书写到电话乃至其他，目的都是让人们能够更紧密地联系、不断地对话。逃离一切，去过离群索居或沉默不语的生活，在过去往往会让人觉得奇怪，须加以解释。
　　在很早的那些世纪里，人们几乎根本不会萌生逃离人群的念头。那时能够迫使人们离开的只有疾病、恶徒或者当权者。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避世主义随之产生并壮大。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待在自己的农场，只想聆听班都西亚之泉的泠泠水声;维吉尔渴望在某个山间小屋过粗茶淡饭的日子。虔诚的宗教信徒也逃到没有诱惑的荒郊野外。柱上修士西门·斯泰莱特在他那根沙漠中的柱子上开心地摇摇晃晃;中世纪的爱尔兰隐士只需要白猫、星星和缤纷落叶的陪伴。很久以后，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在《天堂——港口》一诗中描述了这种避世生活之美：
　　我一直请求住在没有暴风雨袭击的地方，宁静的港湾中碧波荡漾，不受大海颠簸起伏的影响。
　　到了17世纪，在反叛者和言必称《圣经》者的推动下，避世主义变得具有宗教政治色彩。避世主义将清教徒移民带到美洲，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美国实验”的基础。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对旧世界关闭视听的愿望，就是避世主义的论调，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也是一样。
　　避世主义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风潮，而且往往表现得有些夸张。19世纪初的避世者是一位诗人，背上行囊去膜拜阿尔卑斯山的宏伟，在独处中找到自己的灵魂;把诸多债务和讨厌的人抛诸脑后，希望不会有人追过来找麻烦。到了19世纪末，避世者成了吉普赛人，蹲坐在路边的火堆旁，或者是一个流浪汉，衣衫褴褛，帽子破旧：朝九晚五的按部就班和干净整洁的郊区住宅，与他们的生活南辕北辙。多日不与任何人为伍，睡在干草堆中，在溪流中洗澡，都让这些流浪者感到惬意;正如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诗句所言： 我所求的一切，不过是头顶的苍穹和近旁的大道。
　　偶尔，他们会在酒吧交换消息，但他们往往宁愿不要知道这不堪的世界已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20世纪60年代，避世者留着长长的发辫，开着碰出凹痕的露营车，已是各处田间和森林中人们熟悉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值得严肃看待，因为它传递出爱、和平、摆脱土地而生活的讯息——然而却鲜有人投以认真的目光。另一种避世者已横空出世，其庞大的数量很快让一切黯然失色。
　　这种避世者拖着带轮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防晒霜、情色小说和在棕榈海滩悠闲度日的专用行头。他喜不自胜地整整两周时间将家庭和工作都抛到九霄云外。邮件可能在门口的垫子上堆积成山，账单可能没人支付;别人可能会帮他搞定那笔合同或某个棘手的客户，因为谁也不知道他酒店的电话号码。
　　可一旦身处自己精心选定的港湾，这位避世者就开始慌张。他急切地翻出家乡的报纸，在酒店没什么用处的电视机上搜索平日喜爱的频道，努力在外国菜单上找到熟悉的食物，在海滩上搜寻热心的同胞——总而言之，他什么也没有逃开，但他毫无办法。而手机和iPad的出现，让这种自欺欺人变得更加容易。实际上，对于出门度假的现代家庭来说，这种自欺欺人如影随形——他们对周遭的一切毫无知觉，每个人都躬身低头，查看着来自家乡的数字信息。
　　所以说，在2015年还远未到来之时，避世主义就遇到了麻烦。但它的衰落是如此缓慢，以至于看起来不可能及时挣扎反抗。2015年12月（或者前后）欧洲停止手机漫游收费，只不过是又一道掠过的阴影。
　　不过，有两件事情似乎已表明避世主义即将消亡。首先，由于我们如今的行为方式，数字追踪的扩散无可阻挡。网络购物者和社交媒体用户会留下德国人所说的“数字黏液痕迹”：这条线索可以反映出从喜好、习惯、着迷的东西，直到他们使用的牙膏和银行信用状况。此外，曾经的罪犯过往的罪行在谷歌（Google）上仍能搜到，而一个办公室聚会迷在Facebook上永远会受到嘲笑——即便她逃到设得兰群岛的茅草屋，或者巴塔哥尼亚被企鹅啄来啄去的小木屋。
　　其次，将我们与浏览器和服务提供商捆绑在一起的锁链每一次收紧和缠绕——不论是通过Facebook上的针对性广告，还是通过我们放到谷歌街景上的窗外景色图片——所激起的反抗越来越短暂，就好像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我们都是公共财产，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永久在线和待命，时刻受到观察，我们的信息时刻被收集和整理，那就随它去吧。这就是现代生活。我们接受追踪者的速度，远比抵制他们来得迅速;就如同面对女妖塞壬天罗地网般的歌声时被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显然，我们已根本不想再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