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WTO至今，中国政府曾分别在加入的第一年、第五年和第十年之際举办过正式的纪念活动。每一次，不但外界关心，中国政府自己也会反思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新成员，中国对WTO活动的参与是否已同老成员一样娴熟、自如。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衡量很多方面，比如国家的法治化和市场化程度、在WTO的地位和作用、专业队伍的整体素质、企业和消费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前后方协调配合的效果等等。每个方面又进一步包含许多需具体考察的要素，可举的例子可包括外交官的语言和谈判能力、秘书处中该国籍职员的比例及级别等。就这些标准而言，中国与所谓“五方”中的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等其他四个老成员相比均还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但可喜的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在发展、进步和成长。前不久结束的第四次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便是明显的例证。
6月12日和14日，WTO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率国内多个部门的官员、驻WTO大使易小准率前方十几位外交官参加了这次审议。作为为数不多见证过全部四次审议的国人之一，记者亲身感受到，起码在贸易政策审议这一领域，中国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愈加成熟了。这反映在国内各部门及前后方的配合、会议材料的翔实程度、代表团团长发言的质量、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与外方的互动、代表团的精神面貌与自信程度等各个方面。下面就择审议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加以说明。
贸易政策审议一般分两个环节，第一天为开幕会议，由被审议成员和其他成员做一般性陈述，第二天为闭幕会议，由被审议成员和其他成员进行互动，并由主席进行总结。此次审议第一天，中国代表团的两位领导均在主席台而非代表席就座，这是四次审议中的第一次，体现了自信，也彰显了大国凤范。WTO总干事拉米亲自出席了开幕会议，并一直听完上午的会议，主管贸易政策审议的副总干事则出席了闭幕会议。相比起来，第一次审议时拉米虽也在第一天到场但仅稍作寒暄并未逗留，而第三次审议时他仅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足见秘书处对中国审议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参加审议的其他成员绝大多数派大使出席，其中42个成员发言，美欧日还专门派首都官员来日内瓦，这显示了成员国的重视。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适时对拉米和副总干事致意，这看起来很微小的细节，透视出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成熟度。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本次审议的讨论引导人是丹麦驻WTO大使史蒂芬·施密特，而就在审议前两天，丹麦刚刚在欧洲杯足球赛的小组赛中战胜了宿敌荷兰，中国在感谢丹麦大使担任引导人时也不忘就此恭喜丹麦，令全场听来自然、亲切，也立刻为审议增加了几分轻松的气氛。
但无论怎样，以上片段均偏重形式方面，审视一成员在贸易政策审议中的成熟度，更有说服力之处应体现在内容方面，这其中又首属对其他成员问题的答复。贸易政策审议最具挑战性之处便是被审议成员要在会议召开前，以WTO的三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之一书面回答其他成员在规定时限内针对其宏观经济和贸易体制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的每次审议均创造了收到问题数量的新最，第一次便超过了1000个，第三次超过了1600个，此次甚至超过了1700个，而每次都有80%左右的问题需要在审议会议开始前提交答复。前两次审议，中国疲于应付，也只能回答全部问题的60%—70%，第三次审议已基本上回答了90%，而此次审议则超出要求，答完了全部问题。在关贸总协定和WTO历史上，这一表现使任何其他成员都望尘莫及。且不说巴西、印度、日本均不曾做到这一点，美欧即便偶尔能够做到，其答题总数也无法与中国相比。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个加入WTO仅十年出头且母语并非WTO工作语言的发展中成员，中国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然而自豪之余，中国也需要深入地进行反思。尽管中国在三周左右时间里回答了1700多个问题，令所有WTO成员刮目相看，但审议中也还是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针对中国提供的1700多个答复，美欧日在审议期间提交了100多个追加问题。对于这一部分中的绝大多数问题，中国按WTO规则采取了暂不评论、一个月后再答复的做法。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是中国的权利。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这些问题集中针对的是中国具体贸易措施的WTO合规性可能存在欠缺的方面，比如补贴政策的合法性和与贸易相关的法规透明度问题等。这些问题，一来长期存在，二来牵涉多个部门，超出了主管贸易工作的商务部的职权范围，但虽经国务院多次统一部署，依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往小了说，会让人对中国的行政效率产生质疑，往大了说，则会让人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感到忧虑担心，让其他WTO成员对中国履行承诺的决心感到忧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从最高层做起，虚心正视这些问题，主动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只想享受权利，不想承担义务，那就表明中国自己都还没有实心实意地要做完整的WTO成员，又怎么能对其他成员和外界抱有奢望呢？
其次，美国在审议中指责中国自2006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出现倒退，并积极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对此，中国的回应是WTO文件中找不到“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与贸易政策审议无关，也与WTO规则无关，因此，中国不予接受。同时，中国也着重介绍了近年来一些新的开放举措，以证明中国的改革步伐并未停顿。从应对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答复无疑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但从国家自身长远发展而言，是否有必要主动反思下一步改革的步骤、包括国有企业的政策呢？审议讨论引导人、丹麦大使史蒂芬·施密特在评论时采取了一个在记者看来非常聪明的做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不怕慢，就怕站”。这句话可以作两种解释。表面上，从积极的一面看，这可以理解为肯定中国的改革稳步向前，但听话听音，从消极的一面看，恐怕还有隐含的一层意思，即近年来中国改革的速度已有所放慢。不论引导人的原意如何，正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6月12日和14日，WTO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率国内多个部门的官员、驻WTO大使易小准率前方十几位外交官参加了这次审议。作为为数不多见证过全部四次审议的国人之一，记者亲身感受到，起码在贸易政策审议这一领域，中国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愈加成熟了。这反映在国内各部门及前后方的配合、会议材料的翔实程度、代表团团长发言的质量、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与外方的互动、代表团的精神面貌与自信程度等各个方面。下面就择审议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加以说明。
贸易政策审议一般分两个环节，第一天为开幕会议，由被审议成员和其他成员做一般性陈述，第二天为闭幕会议，由被审议成员和其他成员进行互动，并由主席进行总结。此次审议第一天，中国代表团的两位领导均在主席台而非代表席就座，这是四次审议中的第一次，体现了自信，也彰显了大国凤范。WTO总干事拉米亲自出席了开幕会议，并一直听完上午的会议，主管贸易政策审议的副总干事则出席了闭幕会议。相比起来，第一次审议时拉米虽也在第一天到场但仅稍作寒暄并未逗留，而第三次审议时他仅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足见秘书处对中国审议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参加审议的其他成员绝大多数派大使出席，其中42个成员发言，美欧日还专门派首都官员来日内瓦，这显示了成员国的重视。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适时对拉米和副总干事致意，这看起来很微小的细节，透视出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成熟度。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本次审议的讨论引导人是丹麦驻WTO大使史蒂芬·施密特，而就在审议前两天，丹麦刚刚在欧洲杯足球赛的小组赛中战胜了宿敌荷兰，中国在感谢丹麦大使担任引导人时也不忘就此恭喜丹麦，令全场听来自然、亲切，也立刻为审议增加了几分轻松的气氛。
但无论怎样，以上片段均偏重形式方面，审视一成员在贸易政策审议中的成熟度，更有说服力之处应体现在内容方面，这其中又首属对其他成员问题的答复。贸易政策审议最具挑战性之处便是被审议成员要在会议召开前，以WTO的三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之一书面回答其他成员在规定时限内针对其宏观经济和贸易体制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的每次审议均创造了收到问题数量的新最，第一次便超过了1000个，第三次超过了1600个，此次甚至超过了1700个，而每次都有80%左右的问题需要在审议会议开始前提交答复。前两次审议，中国疲于应付，也只能回答全部问题的60%—70%，第三次审议已基本上回答了90%，而此次审议则超出要求，答完了全部问题。在关贸总协定和WTO历史上，这一表现使任何其他成员都望尘莫及。且不说巴西、印度、日本均不曾做到这一点，美欧即便偶尔能够做到，其答题总数也无法与中国相比。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个加入WTO仅十年出头且母语并非WTO工作语言的发展中成员，中国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然而自豪之余，中国也需要深入地进行反思。尽管中国在三周左右时间里回答了1700多个问题，令所有WTO成员刮目相看，但审议中也还是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针对中国提供的1700多个答复，美欧日在审议期间提交了100多个追加问题。对于这一部分中的绝大多数问题，中国按WTO规则采取了暂不评论、一个月后再答复的做法。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是中国的权利。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这些问题集中针对的是中国具体贸易措施的WTO合规性可能存在欠缺的方面，比如补贴政策的合法性和与贸易相关的法规透明度问题等。这些问题，一来长期存在，二来牵涉多个部门，超出了主管贸易工作的商务部的职权范围，但虽经国务院多次统一部署，依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往小了说，会让人对中国的行政效率产生质疑，往大了说，则会让人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感到忧虑担心，让其他WTO成员对中国履行承诺的决心感到忧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从最高层做起，虚心正视这些问题，主动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只想享受权利，不想承担义务，那就表明中国自己都还没有实心实意地要做完整的WTO成员，又怎么能对其他成员和外界抱有奢望呢？
其次，美国在审议中指责中国自2006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出现倒退，并积极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对此，中国的回应是WTO文件中找不到“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与贸易政策审议无关，也与WTO规则无关，因此，中国不予接受。同时，中国也着重介绍了近年来一些新的开放举措，以证明中国的改革步伐并未停顿。从应对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答复无疑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但从国家自身长远发展而言，是否有必要主动反思下一步改革的步骤、包括国有企业的政策呢？审议讨论引导人、丹麦大使史蒂芬·施密特在评论时采取了一个在记者看来非常聪明的做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不怕慢，就怕站”。这句话可以作两种解释。表面上，从积极的一面看，这可以理解为肯定中国的改革稳步向前，但听话听音，从消极的一面看，恐怕还有隐含的一层意思，即近年来中国改革的速度已有所放慢。不论引导人的原意如何，正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