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摩罗先生认为中国国民性问题是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他说：“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他认为这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1〕。他这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下水。颇有人不赞成他这些看法，我也不赞成。
中国国民性是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是国货而不是洋货。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列强没有打进来，中国还没有被逼得门户开放，西方传教士也不像后来那样多，更没有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他没有读过西方人写的书。他与友人在北京送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他的送行文章就是史上有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侯官，地名，即福州市，林则徐是福州人）。林则徐在南行的马车中细读，深受感动。可惜龚自珍未及看到林则徐从澳门带回来的西方文献就死了。他对中国人弱点的认识是自己感悟出来的，却比许多后来者还全面些深刻些：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2〕
龚自珍是说清王朝已到衰世，虽然士人和民众中也涌现出有才识有抱负的人，却受到平庸之辈的监视、排挤和打压。打压也并非就是杀头，而是以国家意识形态、制度法律和生活方式控制其精神和心灵即“戮其心”。这个过程或是三年，或是十年，或是百年。他列举六种被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杀戮的品德：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是说人们忧时忧国的忧患意识，敢恨敢爱、敢作敢为的勇气，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做人的道德底线统统被消灭，成了浑浑噩噩的驯服工具。必须使被执政者塑造出的这样一群中国人觉醒起来，国家才有希望。他认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3〕梁启超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中有“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他认为光绪年间的文化人都经过崇拜龚自珍的时期，并形容自己“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热”。梁启超接触了若干西方著作，但他的《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主要还是来自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并接续了龚自珍的思想。
国民性话题，是中国落后挨打、国人求变图强之际出现的。鸦片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不走向现代化就不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应该把国民性话题同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查，它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衍生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就是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也就是破除天朝模式世界观，认同或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总会有一个转折点，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和人物。笔者阅读所及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一、萧箑父认为“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4〕。二、郑超麟认为标志性人物是龚自珍。他说：“我们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人家发生在十四世纪，我们发生在十九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5〕三、蒋廷黻认为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是标志性人物，他1864年写给恭亲王和文祥那封主张洋务的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6〕。四、殷海光的学生张灏认为转折点是以“公车上书”开端的戊戌变法，代表人物是康、梁等人。他说：“从谭嗣同《仁学》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激进思想的源头，即把所谓‘冲决罗网’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因此我把1895年看作中国近代转型的开始。”〔7〕五、传统教科书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顺便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不够严谨，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到四年后的“五四”运动已经是“救亡压倒启蒙”，从思想启蒙向政治号召转变，依胡适极端的说法，后来的“《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汉译本”。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的特点是历史感悟非常深刻，思想超常敏锐，他的诗文堪称一代华章。他把身处的衰世征象描写得惟妙惟肖，摄魂动魄。他的改革观是：“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8〕或者统治者自己改革，或者别人起来改革，别无他途。他预言中国将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他死前即验证。他料定“山中之民有大声起”，他死后十年太平军起于广西。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有许多人热读他的诗文，梁启超才说他是晚清思想解放的功臣，后来更有许多学者和史家认为他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魏源是龚自珍的好友并且多活了十六年，他受林则徐委托把《四洲志》改编为《海国图志》五十卷，后来扩为六十卷，几年后又扩为一百卷，成为东方第一部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兵部侍郎王茂荫向朝廷力荐此书，皇帝置之不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从该书获益不少。《海国图志》最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来成为洋务派的口号。魏源眼中的“夷之长技”包括政治制度，而且是主要的，到洋务派手中只剩下船坚炮利。
李鸿章认识到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很有见地，也是想图强救国，但洋务派没有思想启蒙意识，从思想上说是从龚自珍和魏源的后退。龚自珍和魏源没有看到洋务派的举措，后来一批面向西方的人，不论出身官宦、买办还是寒士，既支持和参与洋务活动又在思想上批评洋务派，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马建忠、王韬、薛福成、容闳、郑观应等。他们认为洋务派的致命伤是舍本逐末，仅学习人家的船坚炮利，不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见物不见人。龚自珍、魏源这一派人都是既见物更见人的。龚自珍主张个性解放，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说：“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谓之贫。”〔9〕冯桂芬认为，中国不如英、法、美、俄诸国，不是我们物产不丰富，是人不如彼。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英国两年认真学习西方文化，是最早关注希腊文明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关注培根经验主义的中国人。马建忠懂英文、法文，是郭嵩焘出使时的翻译，中国第一部文法著作就是他写的《马氏文通》。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是继郭嵩焘之后的驻外公使。他不仅能够学习西方，而且有乃父遗风，是认真顽强办事的高手。薛福成也是驻外大臣，到英国不久就十分推崇英国安民、养民、教民的治国之道，提出伸民气、保民生、牖民智、养民耻、阜民财。王韬1874年1月5日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第一家政论性报纸，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政论作家。我国汉时已有邸报，那是进出朝廷、衙门、官家的诏令奏章一类的文抄，与普通百姓无缘，根本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报刊。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更是呼应了龚自珍的衰世说。容闳博士是1854年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建议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人。他说：“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0〕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在1872—1875年内分四批共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国留学，十五年后分批回国，这也是洋务派的重要举措。每年只派出三十人在当时也不容易，人们不愿意去“夷狄之邦”。留学如此，驻外大使亦然，郭嵩焘出使英、法时“廷臣皆视此为大辱”，王闿运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派幼童赴美留学受到各方面攻击，攻击者就是怕这些留学生“囿于异学”中了洋鬼子的毒，仅实行九年，半途而废。只有两人大学毕业，约六十人在大学肄业，其余为中学生，他们撤回中国后，政府竟视同囚犯，派兵押解。尽管这样，他们中也涌现一批人才，如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梁敦彦、唐绍仪、蔡廷翰等。
魏源这一派人是最早面向西方认同资本主义文明的人，也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和见识的人，他们的影响却很有限，与后来的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比拟。不是这些人不优秀，是执政者不行。魏源等人一直受到颟顸愚昧当局的攻击、笑骂、排挤、打压。郭嵩焘回国后即出局，只能闭门著书，郁闷而终。他出使时的日记有许多真知灼见，一百多年后才被整理出版。曾纪泽差不多是被周围的昏庸腐败气死的。容闳因支持变法，支持唐常才起义，被通缉而逃往美国。
从容闳的“少年新中国”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再到陈独秀提倡民主与科学，阐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强调《吾人最后之觉悟》，都是要改变中国人愚昧无知软弱落后的精神面貌，提高国民素质，使暮气沉沉的中国变为英气勃发的中国。这是中国近代最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诉求，是正确的文化思路，当时的中国还有更先进的思想文化吗？国粹还是义理，道统还是圣教，是倭仁、徐桐还是叶德辉、宾凤阳？理学名臣倭仁是反对洋务派的重镇，他的学生、大学士徐桐是反对康梁派的先锋，说什么“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叶德辉攻击梁启超之学是“东西教宗无界”、“内外彼我无界”、“上下无界”，就是严守“华夷之辨”和上下尊卑之序。宾凤阳对梁启超的新说大为恐慌，他说：“方今康、梁所用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11〕当时还是产生了两个史上鲜见的新东西，一个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是义和团。
义和团在北京设立总团时，徐桐赠以一联：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12〕。
义和团的大师兄和二师兄可没有这个水平，大学士毕竟是大学士。如果说张之洞是洋务派的理论家，徐桐就是义和团的“理论家”，他这一联把当局心目中的义和团精神和盘托出。慈禧镇压了百日维新，又经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向各国同时宣战。前者是扼杀国内生机，后者是绝望挣扎，都是反对学习西方，反现代化的。结果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逃到西安。
改造国民性不是根治人性之恶，把小人都变成君子，人人可以为尧舜。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改造国民性在实践层面上就是开发民智，就是办学校，创报刊，组学会，建团体，使大众从无文化到有文化，从少常识到多常识，从不明事理到懂得事理，从信息闭塞到信息流通，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参与社会活动。国民性是统治者倡导的思想文化长期熏陶形成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在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这个大染缸里染出来的，要改造国民性，更要改造执政者。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在康有为七次上书皇帝及戊戌诸先贤的努力下，改变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朝皇帝，却没能改变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老佛爷，变法维新一百零三天即夭折。但是经庚子之乱和辛丑惨败，国人更加焦虑，改革呼声四起，从市井到庙堂，从士人到皇族，从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多有定宪法开国会的强烈诉求，二十一省请愿团在京成立速开国会同志会，慈禧不想变也得变。她镇压了戊戌变法又继承了戊戌变法，她主导的十年新政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各方面都超过了戊戌新政。在宪政方面先出台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给了皇帝很大权力。武昌炮响又出台一个《重大信条十九条》，就文本而言称得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型的宪法大纲，对皇帝之权和皇族参政有很大限制，提高了国会的权力。清王朝已病入膏肓，这一剂良药用得太晚，终于一命呜呼。
清末民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开办了多少新式学校，创办了多少近代报刊，出现了多少学会，组建了多少社团，都是划时代的。有的社团已具政党性质如孙中山的同盟会和梁启超的政闻社等，有的是维权性质如商会、农会。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经济理论被陆续译介过来，文学方面林译小说更是一纸风行。去日本留学的人数之多，世界留学史上仅见，新术语、新名词不断出现，议论国家大事已成风气，新说纷起，禁不胜禁。以报刊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为著名，其巨大的影响力是中国报刊史上的奇迹。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想压都压不住，是一番百家争鸣的景象，民营经济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然而中国还有两个要命的老传统。一个是皇帝，这是不准改造也不能更换的最高权力。一个是山大王，拥兵以逞，意图霸业，想成为不准改造不能更换的新皇帝。流风所及就是政权专制、武人骄横，君主立宪不可能，民主共和也不可能。皇帝没了就是军阀混战。作古的柏杨有“窝里斗”之说，此之谓欤？世界性的极“左”思潮更是一个重大因素，但它对中国影响这样大也有我们文化上的原因。国民性的弱点，不仅黎民百姓身上有，执政者和知识精英身上也有，起的负面作用也更大。
有一派人的见解至今已有一百年，即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不宜实行民主制度。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坚持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不动摇，国民素质永远也提高不了。二百年前美国庄园主家中的黑人奴隶是什么素质？有多少文化？刚一宣布解放黑奴时一些人不愿意被解放，他们担心没有了主人谁管他们的吃穿住。当时有许多白人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到南方黑人聚居区，因为有仇视黑人的三Ｋ党，政府还派军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这些白人大学生向黑人讲解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告诉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填写选票。正因为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这样一些尊重民意的民选的又是可以更换的最高执政者，他们推行民主，保护人权，坚持废奴，才会有政府的积极引导，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制度保障，黑人的整体素质才会很快提高。仅我们知道的黑人学者、黑人议员、黑人明星在美国已有许多，白宫里也有黑人高官，今天又有了黑人总统奥巴马。世界上的多数改革都是逼出来的，都是被动的，美国废除奴隶制则是执政者自我改革成功的范例，为此富人放弃了许多既得利益，因为拥有的奴隶曾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之一。
国民性是文化生成的，国民性问题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世界几大文明形成初期，差异不会很大，文化相对主义有道理，中国也确实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变化，甚至激变，会产生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文明冲突论也有道理。顾准认为中国文明有两次重大变化。他生前还未接触到轴心时代和轴心文明有巨大长远影响这样的理论，却在研究希腊史和中国史中悟出了相似的见解。他认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关键，西周是中国文明的关键。“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13〕。演变的结果，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从百家争鸣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经济上从封建从分权走上绝对君权、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造成两千多年历史的循环停滞。本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又极力拒斥资本主义文明，一下子被甩到后边，这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源。顾准说：“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超越一切历史事件的最大事件。”〔14〕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技术的和经济的崭新形态，更是一种法权体系。我们传统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但你还没有经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如同小学刚毕业就要上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某种程度的补课。
不同的文化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先进与否的问题呢？大概还是有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多少能证明其文化可能较先进，反之就不够先进。建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多少能证明其文化可能较先进，反之就不够先进。
国民性问题是个跨世纪话题。从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七十年，有三个观念还盘踞在一些国人头脑中，成了他们的某种情结。第一是天朝模式世界观。诸如夸饰太平盛世，炫耀中国经验，渴望四方来贺，羞羞答答表示建构世界新秩序。国人希望生逢盛世，也想多有些中国经验，更不反对举办奥运，可是建构世界新秩序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理念。如果否认普世价值，拿什么去建构世界新秩序？是过去的世界革命，还是今天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或是老子哲学？晚清的一些达官贵人排斥西方文明至少是真诚的，他们确实鄙视“夷狄之邦”。今天的一些大人先生们排斥西方文明，多半是官腔，是重复集体话语，他们个人很可能向往西方和信赖西方，才把家人移居海外，才把大宗资金存入外国银行。第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对康、梁，压制变法。他的《劝学篇》得到慈禧赏识，颁行各省。1900年纽约出版英文本，改题目为《中国的唯一希望》。他的思想并非完全守旧，他说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也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名句中的经典，抓住了中国人世界观的精髓。第三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爱国爱土，这都没问题。如果你已经豪情满怀地宣布“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旦人家也对中国说不，对中国不高兴，你又马上义愤填膺，群起攻之，出现了今天的网络暴力。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又有人扬言帝国主义又到了腐朽的垂死的阶段。我还清楚记得，中国媒体第一次报道“9.11”事件，某省报通栏黑体大标题竟然是《美国出大事了》，比报头上《ＸＸ日报》稍小一点点，幸灾乐祸。人家出事才高兴，人家出大事特高兴，还是盼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这样褊狭的心胸不配谈什么建构世界新秩序。这三个情结都属于国民性。
注释：
〔1〕《“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书屋》2008年第10期。
〔2〕〔3〕〔8〕《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31、6页。
〔4〕转引自《读书》2008年第12期，许苏民文。
〔5〕郑超麟著：《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5页。
〔6〕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7〕《张灏教授访谈录》，《书屋》2008年第10期。
〔9〕〔10〕转引自谌震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求真书屋2007年版，第140、153页。
〔11〕〔12〕转引自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69、213页。
〔13〕《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14〕《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中国国民性是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是国货而不是洋货。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列强没有打进来，中国还没有被逼得门户开放，西方传教士也不像后来那样多，更没有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他没有读过西方人写的书。他与友人在北京送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他的送行文章就是史上有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侯官，地名，即福州市，林则徐是福州人）。林则徐在南行的马车中细读，深受感动。可惜龚自珍未及看到林则徐从澳门带回来的西方文献就死了。他对中国人弱点的认识是自己感悟出来的，却比许多后来者还全面些深刻些：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2〕
龚自珍是说清王朝已到衰世，虽然士人和民众中也涌现出有才识有抱负的人，却受到平庸之辈的监视、排挤和打压。打压也并非就是杀头，而是以国家意识形态、制度法律和生活方式控制其精神和心灵即“戮其心”。这个过程或是三年，或是十年，或是百年。他列举六种被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杀戮的品德：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是说人们忧时忧国的忧患意识，敢恨敢爱、敢作敢为的勇气，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做人的道德底线统统被消灭，成了浑浑噩噩的驯服工具。必须使被执政者塑造出的这样一群中国人觉醒起来，国家才有希望。他认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3〕梁启超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中有“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他认为光绪年间的文化人都经过崇拜龚自珍的时期，并形容自己“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热”。梁启超接触了若干西方著作，但他的《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主要还是来自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并接续了龚自珍的思想。
国民性话题，是中国落后挨打、国人求变图强之际出现的。鸦片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不走向现代化就不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应该把国民性话题同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查，它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衍生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就是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也就是破除天朝模式世界观，认同或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总会有一个转折点，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和人物。笔者阅读所及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一、萧箑父认为“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4〕。二、郑超麟认为标志性人物是龚自珍。他说：“我们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人家发生在十四世纪，我们发生在十九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5〕三、蒋廷黻认为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是标志性人物，他1864年写给恭亲王和文祥那封主张洋务的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6〕。四、殷海光的学生张灏认为转折点是以“公车上书”开端的戊戌变法，代表人物是康、梁等人。他说：“从谭嗣同《仁学》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激进思想的源头，即把所谓‘冲决罗网’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因此我把1895年看作中国近代转型的开始。”〔7〕五、传统教科书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顺便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不够严谨，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到四年后的“五四”运动已经是“救亡压倒启蒙”，从思想启蒙向政治号召转变，依胡适极端的说法，后来的“《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汉译本”。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的特点是历史感悟非常深刻，思想超常敏锐，他的诗文堪称一代华章。他把身处的衰世征象描写得惟妙惟肖，摄魂动魄。他的改革观是：“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8〕或者统治者自己改革，或者别人起来改革，别无他途。他预言中国将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他死前即验证。他料定“山中之民有大声起”，他死后十年太平军起于广西。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有许多人热读他的诗文，梁启超才说他是晚清思想解放的功臣，后来更有许多学者和史家认为他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魏源是龚自珍的好友并且多活了十六年，他受林则徐委托把《四洲志》改编为《海国图志》五十卷，后来扩为六十卷，几年后又扩为一百卷，成为东方第一部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兵部侍郎王茂荫向朝廷力荐此书，皇帝置之不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从该书获益不少。《海国图志》最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来成为洋务派的口号。魏源眼中的“夷之长技”包括政治制度，而且是主要的，到洋务派手中只剩下船坚炮利。
李鸿章认识到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很有见地，也是想图强救国，但洋务派没有思想启蒙意识，从思想上说是从龚自珍和魏源的后退。龚自珍和魏源没有看到洋务派的举措，后来一批面向西方的人，不论出身官宦、买办还是寒士，既支持和参与洋务活动又在思想上批评洋务派，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马建忠、王韬、薛福成、容闳、郑观应等。他们认为洋务派的致命伤是舍本逐末，仅学习人家的船坚炮利，不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见物不见人。龚自珍、魏源这一派人都是既见物更见人的。龚自珍主张个性解放，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说：“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谓之贫。”〔9〕冯桂芬认为，中国不如英、法、美、俄诸国，不是我们物产不丰富，是人不如彼。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英国两年认真学习西方文化，是最早关注希腊文明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关注培根经验主义的中国人。马建忠懂英文、法文，是郭嵩焘出使时的翻译，中国第一部文法著作就是他写的《马氏文通》。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是继郭嵩焘之后的驻外公使。他不仅能够学习西方，而且有乃父遗风，是认真顽强办事的高手。薛福成也是驻外大臣，到英国不久就十分推崇英国安民、养民、教民的治国之道，提出伸民气、保民生、牖民智、养民耻、阜民财。王韬1874年1月5日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第一家政论性报纸，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政论作家。我国汉时已有邸报，那是进出朝廷、衙门、官家的诏令奏章一类的文抄，与普通百姓无缘，根本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报刊。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更是呼应了龚自珍的衰世说。容闳博士是1854年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建议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人。他说：“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0〕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在1872—1875年内分四批共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国留学，十五年后分批回国，这也是洋务派的重要举措。每年只派出三十人在当时也不容易，人们不愿意去“夷狄之邦”。留学如此，驻外大使亦然，郭嵩焘出使英、法时“廷臣皆视此为大辱”，王闿运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派幼童赴美留学受到各方面攻击，攻击者就是怕这些留学生“囿于异学”中了洋鬼子的毒，仅实行九年，半途而废。只有两人大学毕业，约六十人在大学肄业，其余为中学生，他们撤回中国后，政府竟视同囚犯，派兵押解。尽管这样，他们中也涌现一批人才，如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梁敦彦、唐绍仪、蔡廷翰等。
魏源这一派人是最早面向西方认同资本主义文明的人，也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和见识的人，他们的影响却很有限，与后来的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比拟。不是这些人不优秀，是执政者不行。魏源等人一直受到颟顸愚昧当局的攻击、笑骂、排挤、打压。郭嵩焘回国后即出局，只能闭门著书，郁闷而终。他出使时的日记有许多真知灼见，一百多年后才被整理出版。曾纪泽差不多是被周围的昏庸腐败气死的。容闳因支持变法，支持唐常才起义，被通缉而逃往美国。
从容闳的“少年新中国”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再到陈独秀提倡民主与科学，阐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强调《吾人最后之觉悟》，都是要改变中国人愚昧无知软弱落后的精神面貌，提高国民素质，使暮气沉沉的中国变为英气勃发的中国。这是中国近代最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诉求，是正确的文化思路，当时的中国还有更先进的思想文化吗？国粹还是义理，道统还是圣教，是倭仁、徐桐还是叶德辉、宾凤阳？理学名臣倭仁是反对洋务派的重镇，他的学生、大学士徐桐是反对康梁派的先锋，说什么“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叶德辉攻击梁启超之学是“东西教宗无界”、“内外彼我无界”、“上下无界”，就是严守“华夷之辨”和上下尊卑之序。宾凤阳对梁启超的新说大为恐慌，他说：“方今康、梁所用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11〕当时还是产生了两个史上鲜见的新东西，一个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是义和团。
义和团在北京设立总团时，徐桐赠以一联：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12〕。
义和团的大师兄和二师兄可没有这个水平，大学士毕竟是大学士。如果说张之洞是洋务派的理论家，徐桐就是义和团的“理论家”，他这一联把当局心目中的义和团精神和盘托出。慈禧镇压了百日维新，又经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向各国同时宣战。前者是扼杀国内生机，后者是绝望挣扎，都是反对学习西方，反现代化的。结果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逃到西安。
改造国民性不是根治人性之恶，把小人都变成君子，人人可以为尧舜。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改造国民性在实践层面上就是开发民智，就是办学校，创报刊，组学会，建团体，使大众从无文化到有文化，从少常识到多常识，从不明事理到懂得事理，从信息闭塞到信息流通，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参与社会活动。国民性是统治者倡导的思想文化长期熏陶形成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在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这个大染缸里染出来的，要改造国民性，更要改造执政者。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在康有为七次上书皇帝及戊戌诸先贤的努力下，改变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朝皇帝，却没能改变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老佛爷，变法维新一百零三天即夭折。但是经庚子之乱和辛丑惨败，国人更加焦虑，改革呼声四起，从市井到庙堂，从士人到皇族，从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多有定宪法开国会的强烈诉求，二十一省请愿团在京成立速开国会同志会，慈禧不想变也得变。她镇压了戊戌变法又继承了戊戌变法，她主导的十年新政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各方面都超过了戊戌新政。在宪政方面先出台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给了皇帝很大权力。武昌炮响又出台一个《重大信条十九条》，就文本而言称得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型的宪法大纲，对皇帝之权和皇族参政有很大限制，提高了国会的权力。清王朝已病入膏肓，这一剂良药用得太晚，终于一命呜呼。
清末民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开办了多少新式学校，创办了多少近代报刊，出现了多少学会，组建了多少社团，都是划时代的。有的社团已具政党性质如孙中山的同盟会和梁启超的政闻社等，有的是维权性质如商会、农会。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经济理论被陆续译介过来，文学方面林译小说更是一纸风行。去日本留学的人数之多，世界留学史上仅见，新术语、新名词不断出现，议论国家大事已成风气，新说纷起，禁不胜禁。以报刊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为著名，其巨大的影响力是中国报刊史上的奇迹。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想压都压不住，是一番百家争鸣的景象，民营经济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然而中国还有两个要命的老传统。一个是皇帝，这是不准改造也不能更换的最高权力。一个是山大王，拥兵以逞，意图霸业，想成为不准改造不能更换的新皇帝。流风所及就是政权专制、武人骄横，君主立宪不可能，民主共和也不可能。皇帝没了就是军阀混战。作古的柏杨有“窝里斗”之说，此之谓欤？世界性的极“左”思潮更是一个重大因素，但它对中国影响这样大也有我们文化上的原因。国民性的弱点，不仅黎民百姓身上有，执政者和知识精英身上也有，起的负面作用也更大。
有一派人的见解至今已有一百年，即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不宜实行民主制度。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坚持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不动摇，国民素质永远也提高不了。二百年前美国庄园主家中的黑人奴隶是什么素质？有多少文化？刚一宣布解放黑奴时一些人不愿意被解放，他们担心没有了主人谁管他们的吃穿住。当时有许多白人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到南方黑人聚居区，因为有仇视黑人的三Ｋ党，政府还派军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这些白人大学生向黑人讲解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告诉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填写选票。正因为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这样一些尊重民意的民选的又是可以更换的最高执政者，他们推行民主，保护人权，坚持废奴，才会有政府的积极引导，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制度保障，黑人的整体素质才会很快提高。仅我们知道的黑人学者、黑人议员、黑人明星在美国已有许多，白宫里也有黑人高官，今天又有了黑人总统奥巴马。世界上的多数改革都是逼出来的，都是被动的，美国废除奴隶制则是执政者自我改革成功的范例，为此富人放弃了许多既得利益，因为拥有的奴隶曾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之一。
国民性是文化生成的，国民性问题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世界几大文明形成初期，差异不会很大，文化相对主义有道理，中国也确实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变化，甚至激变，会产生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文明冲突论也有道理。顾准认为中国文明有两次重大变化。他生前还未接触到轴心时代和轴心文明有巨大长远影响这样的理论，却在研究希腊史和中国史中悟出了相似的见解。他认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关键，西周是中国文明的关键。“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13〕。演变的结果，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从百家争鸣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经济上从封建从分权走上绝对君权、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造成两千多年历史的循环停滞。本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又极力拒斥资本主义文明，一下子被甩到后边，这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源。顾准说：“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超越一切历史事件的最大事件。”〔14〕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技术的和经济的崭新形态，更是一种法权体系。我们传统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但你还没有经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如同小学刚毕业就要上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某种程度的补课。
不同的文化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先进与否的问题呢？大概还是有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多少能证明其文化可能较先进，反之就不够先进。建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多少能证明其文化可能较先进，反之就不够先进。
国民性问题是个跨世纪话题。从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七十年，有三个观念还盘踞在一些国人头脑中，成了他们的某种情结。第一是天朝模式世界观。诸如夸饰太平盛世，炫耀中国经验，渴望四方来贺，羞羞答答表示建构世界新秩序。国人希望生逢盛世，也想多有些中国经验，更不反对举办奥运，可是建构世界新秩序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理念。如果否认普世价值，拿什么去建构世界新秩序？是过去的世界革命，还是今天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或是老子哲学？晚清的一些达官贵人排斥西方文明至少是真诚的，他们确实鄙视“夷狄之邦”。今天的一些大人先生们排斥西方文明，多半是官腔，是重复集体话语，他们个人很可能向往西方和信赖西方，才把家人移居海外，才把大宗资金存入外国银行。第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对康、梁，压制变法。他的《劝学篇》得到慈禧赏识，颁行各省。1900年纽约出版英文本，改题目为《中国的唯一希望》。他的思想并非完全守旧，他说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也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名句中的经典，抓住了中国人世界观的精髓。第三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爱国爱土，这都没问题。如果你已经豪情满怀地宣布“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旦人家也对中国说不，对中国不高兴，你又马上义愤填膺，群起攻之，出现了今天的网络暴力。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又有人扬言帝国主义又到了腐朽的垂死的阶段。我还清楚记得，中国媒体第一次报道“9.11”事件，某省报通栏黑体大标题竟然是《美国出大事了》，比报头上《ＸＸ日报》稍小一点点，幸灾乐祸。人家出事才高兴，人家出大事特高兴，还是盼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这样褊狭的心胸不配谈什么建构世界新秩序。这三个情结都属于国民性。
注释：
〔1〕《“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书屋》2008年第10期。
〔2〕〔3〕〔8〕《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31、6页。
〔4〕转引自《读书》2008年第12期，许苏民文。
〔5〕郑超麟著：《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5页。
〔6〕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7〕《张灏教授访谈录》，《书屋》2008年第10期。
〔9〕〔10〕转引自谌震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求真书屋2007年版，第140、153页。
〔11〕〔12〕转引自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69、213页。
〔13〕《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14〕《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