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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沈苏儒 贾宗谊 钱雨润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爱泼斯坦
刚刚度过90岁生日的爱泼斯坦——中国人民尊敬和热爱的老朋友离开了我们。
去年4月，本刊推出了一组重点话题《致意，与我们共同走过的外国朋友们!》，让读者认识了几位与中国人民一道，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的外国朋友。同期，开始对爱泼斯坦先生的回忆录《见证中国》进行连载，受到了业内读者的关注。
我们现将《见证中国》一书中最为精彩的新中国建设章节分两次奉上，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阅读愿望。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像是个闯入者的感觉。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视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她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不管经济措施如何精明，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的。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亲切、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现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请我们协助创办一份英文杂志，她给它命名为“ChinaReconstructs”(《中国建设》)。宋庆龄委托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负责筹办工作。陈不久就带我们去见她和周恩来总理、周的夫人邓颖超。我们同他们不仅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的计划，还谈论了在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包括他们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代，他们对斯诺的处境深表关切。
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论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一起度过于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到紫禁城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
前面谈了我们和中国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
在北京的早期岁月里，我仍穿着在美国穿的衣服，系着领带，而我的中国同事则清一色地穿着蓝色棉中山装，这是一种外表上没有地位或财富标志的制服，人们穿着它常常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为他们服务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宽松，不管你怎样活动都很舒适；四个上衣口袋足以装下你要随身携带的东西；穿着它什么场合都合适——出席晚会或观看演出也不必换衣服，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来说，我巴不得尽快换穿中山装。
最重要的是，艰苦朴素已经真正变成人们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邱茉莉和我后来领养的几个中国孩子都不喜欢穿新买的衣服。有一次，我们给我们的小男孩买了一条新裤子，他却说：“你们不能给它缝上一两块补丁吗?这裤子看上去不够艰苦朴素。”
伙食费相当充足，饭菜也做得不错。主要负责干部的伙食花样多一些，对此谁都没有意见。但当他们从公共食堂转移到用屏风分隔的小饭厅后，批评就出现了——他们是否太脱离群众了?只管自己说话而不跟大家谈谈心?谈公事在办公室里照样可以谈嘛，为什么要单独吃饭，不跟群众随便交换意见呢?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它跟西方“大国”政府没有正常的外交接触，因为后者不承认这个新生的国家。但人民之间的友谊生动地体现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上。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就跟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之后不久，又跟新独立的印度及北欧一些中立国家很快建立了正常关系。
十几年后，中国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交换了大使。只有美国，在中国革命胜利后23年，即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才承认了这一现实，并于1979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这已整整过去了30年。在等待中，输家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新关系也开始了。
总之，新中国的精力正在日益显现，尽管在重建和复兴过程中面临着困难，尽管西方——特别是美国——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苏联的领地和工具。然而，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掩盖世人的耳目，人们都能看到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光明前景——这是一种激发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激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年轻时曾热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写这“这是天堂，沐浴着朝气和曙光；青春、美丽的乐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朋友来说，1949～1956年这段时期，大体上就是如此。总之，这一阶段无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时期。
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是，1952年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建成了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把该省的主要经济中心重庆跟省会成都连接了起来。同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长江上从来不曾有过一座桥梁，虽然美国工程公司曾为旧中国政府绘制过蓝图。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在苏联的技 术援助下，中国才成功地建成了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我曾爬上还未全部合拢的钢架，对它进行现场采访。1957年，邱茉莉参加了盛大的铁路桥和公路桥通车典礼。
在这段早期岁月里，中国只能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东欧集团得到外援。这些援助包括兴建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它们几乎都是旧中国时期完全空白的部门。这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宣布“15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主要指钢的总产量而言。
在社会改革方面，第一阶段的关键进程是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几亿中国农民耕种；不仅分给了男子，也分给了过去从来无权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妇女。与此同时，在家庭关系方面，颁布了《婚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基本平等。在总的经济领域，土改为逐步向农业合作化过渡奠定了基础，也确保在以后逐步实现城市工业国有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占当时全国人口90％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赖以赢得内战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最新发展。走完了这一步，城市及其工厂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
就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在文化领域里也开展了多次群众运动。1951年，发动了对一部广泛放映并深受好评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三年以后，开展了一场对伟大的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讨论。
这些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事情，邱茉莉和我都能理解、支持和参加的反腐败运动不同，我们没有予以密切关注和参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能流利地讲、读中文，不能理解所有有关的文章和论点。但是我们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创建了新中国，所以党怎么说我们都接受。
我们返回中国的时候，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持续打了两年。
在朝鲜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中国军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把美国军队推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无疑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又一个恢复中国人民自尊的最伟大的胜利。
1953年7月27日，我以记者身份来到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在没有战胜的情况下在停火协定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惟一的一次。我以美国进步刊物《国民卫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记者团。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方面在宣传战线上也遭到了惨败，因为新闻官员们向记者发布假消息或实行新闻封锁，而中朝方面却及时提供被证明是准确的事实。这主要应归功于两位特派战地记者：伦敦《工人日报》的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英国《每日快报》的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常常冒着战火，到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确立的停战区内的“中立地带”，与敌方阵营的记者接触，逐步赢得了后者的尊敬。开始对方不大愿意跟他们交往，后来相互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中国记者从未提供过假消息，连垂头丧气的美国发言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未加掩饰的事实。
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新闻史上的一种罕见的艺术。
译／钱雨润
四访西藏
我在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次访问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访问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
按照我参观访问的顺序，下面是给我深刻印象的一些变化：首先是西藏同全中国的交通联系。
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时而爬上海拔5000米高的陡峭山口，时而进入深深的峡谷——这是中国和整个亚洲几条大河的发祥地：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澜沧江到了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变成了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流到印度则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
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的航线。
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在西藏境内旅游，仍然是靠陆路。在老西藏，连大车道都没有，更不用说汽车路了。惟一有轮子的东西是祈祷用的、制作精美的铜轮车，它是用手转动的，或者用流速较快的河水冲动的。车上有许多经文，每转动一次，便等于是为朝拜者提供背诵许多经文的记录。在以后的年代里，建设了几条大型公路，三条通向中国各地，一条通向加德满都。路面、路基和通过能力都不断改善。在西藏境内，几乎所有的县都已有公路相连。
运货汽车结伴而行，每个车队有几十辆卡车，它们在“世界屋脊”上吃力地爬行着。汽车的发动机还不如人的心脏和肺，连四五千米的高度都不能适应。但是，西藏的研究机构不仅在为人类研究一种适应高原条件的药物，而且也在设法使发动机在世界缺氧的屋脊上能够“比较畅快地呼吸”。
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援助一直是多方面的。西藏的行政开支大部分是由国库拨款的。西藏的税收只占全国内地省份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中央政府对远距离援藏物资进行补贴，使其在西藏的价格同原产地的价格持平。内地到西藏进行科研的人员和西藏到中国内地各大专院校学习的学生，他们的费用都是由中央政府负担的。给西藏的大部分工业设备是无偿调拨的，农业机械则是低价供应的。但是，西藏农牧民生产的产品收购价格则比其他地区的同样产品提高好几倍。
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在拉萨上空飘扬。新修建的几条公路在拉萨汇合。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和第一座世俗小学已经建立。
1955年10月1日，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庆典上，我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广场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画像。他们两人都 曾保证遵守1951年协议。我请求他们在我的请帖上签字，首先递给班禅喇嘛。“我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从我手中抢过去，第一个签字。就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上，他都要占上风。
1951年，我会见过许多西藏人，并同他们交谈过。他们现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领导干部。他们原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可以这么说，西藏的干部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当20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长征经过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时，他们参加了红军。他们在部队里受到了教育，参加了抗日和解放战争。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参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工作。
第二代藏族干部是在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驻西藏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过，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
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农奴主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成长起来的。
乡镇级以上的藏族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36000人，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在西藏地区的合格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人。在西藏地区6000所小学的教师中，大约90％是藏族人，在1370名中学教师中，1／3以上是藏族人；在各类技术人员中，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类型的人才中，藏族人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1965年我第二次访问时，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拉萨。布达拉宫仍然雄伟地屹立在那里，灿烂辉煌。在拉萨，建成了许多新的、有着藏族风格的建筑物，如自治区政府大楼、拥有1200个座位的人民文化宫。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院和剧院。在这些文化设施里，坐满了不久以前还住在牲畜棚里的男男女女。附近，有一家国营百货公司，里面摆着各色商品，从针头线脑到晶体管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应有尽有。
拉萨现在已有几公里长的新的柏油马路，两旁有电灯照明，地下铺设了排水管道。航空站也是崭新的。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人们可以坐上在济南和上海专门为高原生产的、带有暖气和氧气设备的公共汽车去旅游了。
根据向我们提供的数字，自从解放以来，特别是自从民主改革以来，拉萨修建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和戏院的总面积为这个城市建城1300年以来建筑总面积的十倍之多。在民主改革以前的拉萨，只有达赖喇嘛和少数贵族住所有电，而且还很不稳定。到1965年，即民主改革六年以后，这个城市十分之九的家庭有了电灯，有些家庭还用电做饭。1976年，当我第三次访问的时候，西藏有了几个中型水电站，供城市使用。
西藏丰富的古代语言也是如此。在旧西藏，95％的人是文盲。今天，学龄儿童用自己的语言学习读和写。法律规定，公告之类的东西必须是双语的，藏语在前，汉语在后。西藏地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西藏的第一所大学也问世了。西藏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有许多文化宝藏有待开发。西藏本土本来应是世界藏学研究的中心，但过去多少年来，藏学研究却主要是在外国的学术界中进行的。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把那些过去运往国外的珍本典籍的原件或影印件，物归原主，还给西藏。
这并不是说，不鼓励藏族人学习中国多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汉语，因为他们若不懂汉语，就无法同中国的其他民族自由地沟通、交流，无法到内地各省份接受更好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除汉语外，现在西藏的中学和大学还增加了英语课程，使他们有了一个进行国际交流的渠道。
1985年，我已经看到人们开始使用藏语电脑。现在，藏语电脑使用得更加广泛了。
译／贾宗谊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
在“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有一段时期我是实际上的“头头”，领导小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智利、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籍的外国专家。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始终对我们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译／沈苏儒
注：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定价：48．00元
联系电话：010-68998733
责编：朱 静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爱泼斯坦
刚刚度过90岁生日的爱泼斯坦——中国人民尊敬和热爱的老朋友离开了我们。
去年4月，本刊推出了一组重点话题《致意，与我们共同走过的外国朋友们!》，让读者认识了几位与中国人民一道，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的外国朋友。同期，开始对爱泼斯坦先生的回忆录《见证中国》进行连载，受到了业内读者的关注。
我们现将《见证中国》一书中最为精彩的新中国建设章节分两次奉上，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阅读愿望。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像是个闯入者的感觉。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视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她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不管经济措施如何精明，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的。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亲切、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现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请我们协助创办一份英文杂志，她给它命名为“ChinaReconstructs”(《中国建设》)。宋庆龄委托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负责筹办工作。陈不久就带我们去见她和周恩来总理、周的夫人邓颖超。我们同他们不仅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的计划，还谈论了在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包括他们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代，他们对斯诺的处境深表关切。
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论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一起度过于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到紫禁城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
前面谈了我们和中国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
在北京的早期岁月里，我仍穿着在美国穿的衣服，系着领带，而我的中国同事则清一色地穿着蓝色棉中山装，这是一种外表上没有地位或财富标志的制服，人们穿着它常常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为他们服务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宽松，不管你怎样活动都很舒适；四个上衣口袋足以装下你要随身携带的东西；穿着它什么场合都合适——出席晚会或观看演出也不必换衣服，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来说，我巴不得尽快换穿中山装。
最重要的是，艰苦朴素已经真正变成人们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邱茉莉和我后来领养的几个中国孩子都不喜欢穿新买的衣服。有一次，我们给我们的小男孩买了一条新裤子，他却说：“你们不能给它缝上一两块补丁吗?这裤子看上去不够艰苦朴素。”
伙食费相当充足，饭菜也做得不错。主要负责干部的伙食花样多一些，对此谁都没有意见。但当他们从公共食堂转移到用屏风分隔的小饭厅后，批评就出现了——他们是否太脱离群众了?只管自己说话而不跟大家谈谈心?谈公事在办公室里照样可以谈嘛，为什么要单独吃饭，不跟群众随便交换意见呢?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它跟西方“大国”政府没有正常的外交接触，因为后者不承认这个新生的国家。但人民之间的友谊生动地体现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上。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就跟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之后不久，又跟新独立的印度及北欧一些中立国家很快建立了正常关系。
十几年后，中国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交换了大使。只有美国，在中国革命胜利后23年，即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才承认了这一现实，并于1979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这已整整过去了30年。在等待中，输家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新关系也开始了。
总之，新中国的精力正在日益显现，尽管在重建和复兴过程中面临着困难，尽管西方——特别是美国——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苏联的领地和工具。然而，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掩盖世人的耳目，人们都能看到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光明前景——这是一种激发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激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年轻时曾热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写这“这是天堂，沐浴着朝气和曙光；青春、美丽的乐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朋友来说，1949～1956年这段时期，大体上就是如此。总之，这一阶段无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时期。
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是，1952年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建成了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把该省的主要经济中心重庆跟省会成都连接了起来。同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长江上从来不曾有过一座桥梁，虽然美国工程公司曾为旧中国政府绘制过蓝图。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在苏联的技 术援助下，中国才成功地建成了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我曾爬上还未全部合拢的钢架，对它进行现场采访。1957年，邱茉莉参加了盛大的铁路桥和公路桥通车典礼。
在这段早期岁月里，中国只能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东欧集团得到外援。这些援助包括兴建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它们几乎都是旧中国时期完全空白的部门。这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宣布“15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主要指钢的总产量而言。
在社会改革方面，第一阶段的关键进程是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几亿中国农民耕种；不仅分给了男子，也分给了过去从来无权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妇女。与此同时，在家庭关系方面，颁布了《婚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基本平等。在总的经济领域，土改为逐步向农业合作化过渡奠定了基础，也确保在以后逐步实现城市工业国有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占当时全国人口90％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赖以赢得内战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最新发展。走完了这一步，城市及其工厂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
就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在文化领域里也开展了多次群众运动。1951年，发动了对一部广泛放映并深受好评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三年以后，开展了一场对伟大的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讨论。
这些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事情，邱茉莉和我都能理解、支持和参加的反腐败运动不同，我们没有予以密切关注和参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能流利地讲、读中文，不能理解所有有关的文章和论点。但是我们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创建了新中国，所以党怎么说我们都接受。
我们返回中国的时候，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持续打了两年。
在朝鲜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中国军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把美国军队推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无疑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又一个恢复中国人民自尊的最伟大的胜利。
1953年7月27日，我以记者身份来到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在没有战胜的情况下在停火协定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惟一的一次。我以美国进步刊物《国民卫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记者团。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方面在宣传战线上也遭到了惨败，因为新闻官员们向记者发布假消息或实行新闻封锁，而中朝方面却及时提供被证明是准确的事实。这主要应归功于两位特派战地记者：伦敦《工人日报》的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英国《每日快报》的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常常冒着战火，到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确立的停战区内的“中立地带”，与敌方阵营的记者接触，逐步赢得了后者的尊敬。开始对方不大愿意跟他们交往，后来相互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中国记者从未提供过假消息，连垂头丧气的美国发言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未加掩饰的事实。
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新闻史上的一种罕见的艺术。
译／钱雨润
四访西藏
我在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次访问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访问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
按照我参观访问的顺序，下面是给我深刻印象的一些变化：首先是西藏同全中国的交通联系。
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时而爬上海拔5000米高的陡峭山口，时而进入深深的峡谷——这是中国和整个亚洲几条大河的发祥地：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澜沧江到了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变成了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流到印度则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
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的航线。
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在西藏境内旅游，仍然是靠陆路。在老西藏，连大车道都没有，更不用说汽车路了。惟一有轮子的东西是祈祷用的、制作精美的铜轮车，它是用手转动的，或者用流速较快的河水冲动的。车上有许多经文，每转动一次，便等于是为朝拜者提供背诵许多经文的记录。在以后的年代里，建设了几条大型公路，三条通向中国各地，一条通向加德满都。路面、路基和通过能力都不断改善。在西藏境内，几乎所有的县都已有公路相连。
运货汽车结伴而行，每个车队有几十辆卡车，它们在“世界屋脊”上吃力地爬行着。汽车的发动机还不如人的心脏和肺，连四五千米的高度都不能适应。但是，西藏的研究机构不仅在为人类研究一种适应高原条件的药物，而且也在设法使发动机在世界缺氧的屋脊上能够“比较畅快地呼吸”。
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援助一直是多方面的。西藏的行政开支大部分是由国库拨款的。西藏的税收只占全国内地省份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中央政府对远距离援藏物资进行补贴，使其在西藏的价格同原产地的价格持平。内地到西藏进行科研的人员和西藏到中国内地各大专院校学习的学生，他们的费用都是由中央政府负担的。给西藏的大部分工业设备是无偿调拨的，农业机械则是低价供应的。但是，西藏农牧民生产的产品收购价格则比其他地区的同样产品提高好几倍。
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在拉萨上空飘扬。新修建的几条公路在拉萨汇合。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和第一座世俗小学已经建立。
1955年10月1日，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庆典上，我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广场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画像。他们两人都 曾保证遵守1951年协议。我请求他们在我的请帖上签字，首先递给班禅喇嘛。“我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从我手中抢过去，第一个签字。就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上，他都要占上风。
1951年，我会见过许多西藏人，并同他们交谈过。他们现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领导干部。他们原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可以这么说，西藏的干部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当20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长征经过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时，他们参加了红军。他们在部队里受到了教育，参加了抗日和解放战争。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参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工作。
第二代藏族干部是在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驻西藏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过，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
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农奴主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成长起来的。
乡镇级以上的藏族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36000人，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在西藏地区的合格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人。在西藏地区6000所小学的教师中，大约90％是藏族人，在1370名中学教师中，1／3以上是藏族人；在各类技术人员中，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类型的人才中，藏族人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1965年我第二次访问时，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拉萨。布达拉宫仍然雄伟地屹立在那里，灿烂辉煌。在拉萨，建成了许多新的、有着藏族风格的建筑物，如自治区政府大楼、拥有1200个座位的人民文化宫。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院和剧院。在这些文化设施里，坐满了不久以前还住在牲畜棚里的男男女女。附近，有一家国营百货公司，里面摆着各色商品，从针头线脑到晶体管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应有尽有。
拉萨现在已有几公里长的新的柏油马路，两旁有电灯照明，地下铺设了排水管道。航空站也是崭新的。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人们可以坐上在济南和上海专门为高原生产的、带有暖气和氧气设备的公共汽车去旅游了。
根据向我们提供的数字，自从解放以来，特别是自从民主改革以来，拉萨修建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和戏院的总面积为这个城市建城1300年以来建筑总面积的十倍之多。在民主改革以前的拉萨，只有达赖喇嘛和少数贵族住所有电，而且还很不稳定。到1965年，即民主改革六年以后，这个城市十分之九的家庭有了电灯，有些家庭还用电做饭。1976年，当我第三次访问的时候，西藏有了几个中型水电站，供城市使用。
西藏丰富的古代语言也是如此。在旧西藏，95％的人是文盲。今天，学龄儿童用自己的语言学习读和写。法律规定，公告之类的东西必须是双语的，藏语在前，汉语在后。西藏地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西藏的第一所大学也问世了。西藏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有许多文化宝藏有待开发。西藏本土本来应是世界藏学研究的中心，但过去多少年来，藏学研究却主要是在外国的学术界中进行的。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把那些过去运往国外的珍本典籍的原件或影印件，物归原主，还给西藏。
这并不是说，不鼓励藏族人学习中国多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汉语，因为他们若不懂汉语，就无法同中国的其他民族自由地沟通、交流，无法到内地各省份接受更好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除汉语外，现在西藏的中学和大学还增加了英语课程，使他们有了一个进行国际交流的渠道。
1985年，我已经看到人们开始使用藏语电脑。现在，藏语电脑使用得更加广泛了。
译／贾宗谊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
在“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有一段时期我是实际上的“头头”，领导小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智利、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籍的外国专家。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始终对我们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译／沈苏儒
注：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定价：48．00元
联系电话：010-6899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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