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地震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爱心与责任感，以及围绕逼捐和天价帐篷的争论，让所有人都相信，一个透明、完善和可信赖的中国慈善事业，将以多灾多难的2008年为元年
让我们再次相信爱
5月12日，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无数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数个生命走向终点，原本生机盎然的城镇，瞬间满目疮痍。
但是，在巨大的灾害面前，中国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从食品到药物，从急救血浆到帐篷，无数的救灾物资迅速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几乎是一瞬之间，中国人走入了“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像爱自己一样爱陌生人”的大同社会。
5月12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救灾工作组，赶赴四川地震灾区，同时公布紧急救灾热线和专用账号，并开通网上捐款和短信捐款的服务。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慈善运动，几乎是在地震的噩耗传来那一刻起，就在这个曾被认为缺少慈善和感恩传统的国度，席卷了所有人的心。
四川红十字会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说：“这次慈善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捐助数目之多，均史无前例。全民慈善的力量就像泉水一样涌来。”
为此付出的有年耄老人，也有2岁哑哑学语的孩童，有鼎鼎大名的首富，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上述负责人感慨地说：“以前是我们求别人，这次变成别人求我们。”
5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500余名各界名人、明星参加的名为《爱的奉献》的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中，共为灾区募得15.14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宣传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
除了捐钱捐物，全国各地的献血车前也排起了长龙，血库一再饱和。北京血液中心宣传部负责人对《商务周刊》介绍说：“5月13—22日，全北京市共有13894人鲜血，鲜血量达20881单位，每单位200毫升。预约献血的个人有45294人，企事业单位590家。5月13日一天，鲜血量达6230单位，与以前比增加了2倍。”
大爱无疆
一个个中国人的力量，迅速为抗震救灾筑起了强大的后盾。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工友们自发组织捐款活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河南籍工人，把工作大半年的所得全部捐给了灾区。而就在前几天他的孩子在电话中恳求道：“爸爸，我的鞋都破了，能给我买双新的吗？”
36岁的袁安惠是贵阳市开阳县龙水乡龙江村的一名普通农妇，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她到市场上卖掉了４只羊，换来的1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地震灾区。1000元对袁安惠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她辛辛苦苦忙碌大半年的纯收入。她说：“想到被压在废墟里的生死不明的孩子们，看到母亲为挽救子女生命声嘶力竭的呼喊，看到战士们布满血迹的双手拼命地扒石块救人，我的心都要碎了。”
北京市云景东里居委会收到两位老人送来的捐款及致灾区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为向灾区人民表爱心，我们这两天捡了100多个饮料瓶，卖了15.12元钱，请你们转交给汶川灾区人民。”
5月16日，湖北省长江大学的学生彭莹，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义卖，最后所得800元钱全部捐给了四川灾区。彭莹告诉《商务周刊》，看到电视上播放四川地震的画面，她特别想贡献一份力量，可是由于家庭困难，拿不出钱来。据记者了解，她平时每天的生活费用只有4元钱。
在陕西，一位下岗工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走进了献血车，他说：“我下岗了没有太多钱，就给那些受难的伤员贡献一点血吧。”
这次全民捐款，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不被关注的弱势群体，甚至包括许多同样需要社会救助的人。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却也力所能及。
5月16日下午，广州越秀区华乐街支援抗震救灾募捐活动现场，一名身患残疾、无法直立行走的乞讨者，两度捐款倾尽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只是路过。当他说出“我要捐款”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将硬币一个一个放进箱子后，又抬头向工作人员说了句“我还有钱”，便从衣兜里掏出一些纸币往箱子里塞。粗略算了一下，大约有三四十块。这位残疾人是从露天电视得知灾情后赶来捐款的。两天后，他又再次来捐款。把身上的近10元零钱全部投入捐款箱。他表示，自己虽然患有小儿麻痹症，但也想为四川灾区出一分力。
东莞石龙镇一个义卖捐款点，一位老乞丐把身上所有的80元钱全部捐给灾区。当记者追问他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向社会讨了这么多年，也该向国家捐点了。”
南京市东新南路募捐点，一名约60岁的老人来到了募捐点，他衣衫褴褛，手中还拿着一个讨饭碗。老人端着碗，在宣传牌前止步，看了一会，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5元钱，放进募捐箱，喃喃一句，“为灾区人民……”
本以为这就是捐款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谁料下午3点，老人再一次出现，这次，他掏出了100元，塞进了募捐箱。工作人员都很吃惊，赶紧拉住老人问情况，老人才解释，“我上午就想多捐一点，但钱太零碎了……”老人身上全是讨来的一毛两毛还有一些硬币，不好意思拿出来，特地到银行将全部零钱兑换出一张一百元。临走时老人又说了一句：“我准备再讨满100元，还要兑成整钱，捐给灾区。”
105元，对富人而言不足一顿晚餐，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少看两场电影，但对这位老人来说，却是除了身体之外的所有家当。在灾难面前，中国人看到了超越社会身份的平等的共同责任。
除了无数平平凡凡的国人，一向被传闻涂抹的明星们也利用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为这次慈善洪流推波助澜。
作为四川大地震之后首位飞赴灾区一线赈灾慰问的世界巨星，成龙希望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帮助他人”。他说：“赈灾和重建家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愿意把对灾区建设的慈善事务一直坚持到底。” 深入灾区前，成龙、杨受成公益慈善基金已经捐出了1000万元人民币。
王菲在2005年12月于广州唱完“菲比寻常”巡演后一直不曾公开露脸演唱。5月18日，她现身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义演现场，与陈奕迅、杨乃文等合唱《但愿人长久》。同时，李亚鹏、王菲的嫣然基金紧急拨款500万元救助灾区儿童，他们又以个人名义捐款100万元支援灾区人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秘书长王汝鹏说，明星的慈善举动带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也让慈善事业更广泛地被传播，最重要的意义，是被大众认知和参与。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建宏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表示，该台很多主持人都将自己的当月工资收入全部献出。“这是一个社会、国家、民族进步的表现，在灾难面前，有慈善心、公益心、爱心的人越来越多了。”他说，“这是一场令人无比沉痛的天灾。然而，纵然天地无情，但人间却始终拥有温暖真心。”
更让人感动的是，在赈灾义演中，现今87岁高龄的秦怡捐出了几乎全部积蓄的20万元，这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华绝代的明星，如今的每月退休金只不过2000多元钱，家里还有个重病的儿子和一个90多岁的姐姐需要她照顾，平时连出租车都舍不得坐。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如何面对和看待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政府和民众都缺乏准备。从网上不断出现的逼捐言论可以看出，慈善目前更多的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一些对分配不公平感到愤慨的网友，很自然的将视线转向富人们的捐款数额。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鸿星尔克集团副总裁、执行董事吴荣照对《商务周刊》这样定位企业在这次全民慈善活动中应有的角色。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他捐献了600万元现金和物资用于灾区救助及灾后重建。
作为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了双亲的孤儿，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祥青夫妇捐款1亿元，为灾区建造“震不垮的学校”。
有的企业老总则直接进入灾区投入抢救。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亲自率领60台工程机械奔赴四川抗震抢险，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灾区，成为自发参与救灾的首支民间队伍。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陈光标正在武汉开董事会，他立刻把董事会改成抗震救灾部署会，从江苏、安徽等地的公司项目中紧急调度60台大型机械开往灾区。在北川，他全身都是血浆，累得走不动了。208具死尸，是与他一起参与现场救援的下属统计出来的。而这之前，陈光标还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为灾区捐款650万元。
但是另一些企业和富人受到了指责，前者包括那些因为需要向总部请示而慢了一拍的跨国公司，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原本社会形象良好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人民币200万元，立即在网上引起非议，很多网友要求万科捐出更多善款。但王石5月15日在博客中回应说：“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200万是合适的。”王石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这篇回应更加激起众怒，原本认为“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的王石在博客里公布了万科的赈灾行动：万科组成的抢险工程机械队在都江堰灾区日夜奋战；万科捐献的药品和救援物资由万科组织的车辆运送到绵竹灾区；万科组成的特别搜救队在特别偏远的孤点寻救生命；万科的专家组已经完成对成都万科小区居民住宅的安全鉴定，转入对市区的建筑鉴定；万科正在夜以继日研究四川震区民居的重建方案……但万科的重建计划又被指为“发国难财，蒙蔽全国网民”。21日，王石本人通过媒体致歉，指出自己不应争辩，转移救灾焦点。
公允地讲，仅仅用捐款多少来衡量道德水准肯定是不公平的，由这场全民参与的慈善运动始，不仅仅考验的是中国人对于多样化行善方式的心理接受能力，更需要被关注的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运作能力。
公开、透明、有效应该是慈善机构运作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慈善机构大都由行政主导，官本位色彩浓厚。比如这次赈灾中，政府和有关机构只是公布了若干接受捐赠款物的信息，但无私捐款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所捐款物的具体去向和开支明细，即慈善事业的“最后一公里”。
当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万元帐篷”的麻烦之时，民政部门一次次地向公众做出保证，救灾捐赠资金将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所有接收到的善款、捐赠物资一定会用于这次抗震救灾，并欢迎公众监督。
5月25日，国家审计署也宣布已组织了300人的力量，在北京、四川、陕西、甘肃等主要地区对赈灾资金和物资进行审计。审计署社保司司长王中信介绍说，此次审计范围从捐赠方开始，到接收方、保管方、最后到赈灾资金和物资的发放、使用，审计工作贯穿整个过程。除部分审计人员赴灾区之外，还有审计人员已经开始对财政部、民政部、红十字会和各个基金会、商务部、外交部等展开赈灾资金和物资的审计。
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是王石真正的知音，他们今年年初就相约夏天到哈佛大学专门研习如何利用商业力量和管理办法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已经联系好到美国一些基金会学习。即使地产商和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在中国社会公众心目中仍缺少信任，但所有人都同意，一个透明、完善和可信赖的中国慈善事业，将以多灾多难的2008年为元年。
让我们再次相信爱
5月12日，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无数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数个生命走向终点，原本生机盎然的城镇，瞬间满目疮痍。
但是，在巨大的灾害面前，中国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从食品到药物，从急救血浆到帐篷，无数的救灾物资迅速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几乎是一瞬之间，中国人走入了“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像爱自己一样爱陌生人”的大同社会。
5月12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救灾工作组，赶赴四川地震灾区，同时公布紧急救灾热线和专用账号，并开通网上捐款和短信捐款的服务。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慈善运动，几乎是在地震的噩耗传来那一刻起，就在这个曾被认为缺少慈善和感恩传统的国度，席卷了所有人的心。
四川红十字会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说：“这次慈善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捐助数目之多，均史无前例。全民慈善的力量就像泉水一样涌来。”
为此付出的有年耄老人，也有2岁哑哑学语的孩童，有鼎鼎大名的首富，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上述负责人感慨地说：“以前是我们求别人，这次变成别人求我们。”
5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500余名各界名人、明星参加的名为《爱的奉献》的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中，共为灾区募得15.14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宣传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
除了捐钱捐物，全国各地的献血车前也排起了长龙，血库一再饱和。北京血液中心宣传部负责人对《商务周刊》介绍说：“5月13—22日，全北京市共有13894人鲜血，鲜血量达20881单位，每单位200毫升。预约献血的个人有45294人，企事业单位590家。5月13日一天，鲜血量达6230单位，与以前比增加了2倍。”
大爱无疆
一个个中国人的力量，迅速为抗震救灾筑起了强大的后盾。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工友们自发组织捐款活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河南籍工人，把工作大半年的所得全部捐给了灾区。而就在前几天他的孩子在电话中恳求道：“爸爸，我的鞋都破了，能给我买双新的吗？”
36岁的袁安惠是贵阳市开阳县龙水乡龙江村的一名普通农妇，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她到市场上卖掉了４只羊，换来的1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地震灾区。1000元对袁安惠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她辛辛苦苦忙碌大半年的纯收入。她说：“想到被压在废墟里的生死不明的孩子们，看到母亲为挽救子女生命声嘶力竭的呼喊，看到战士们布满血迹的双手拼命地扒石块救人，我的心都要碎了。”
北京市云景东里居委会收到两位老人送来的捐款及致灾区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为向灾区人民表爱心，我们这两天捡了100多个饮料瓶，卖了15.12元钱，请你们转交给汶川灾区人民。”
5月16日，湖北省长江大学的学生彭莹，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义卖，最后所得800元钱全部捐给了四川灾区。彭莹告诉《商务周刊》，看到电视上播放四川地震的画面，她特别想贡献一份力量，可是由于家庭困难，拿不出钱来。据记者了解，她平时每天的生活费用只有4元钱。
在陕西，一位下岗工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走进了献血车，他说：“我下岗了没有太多钱，就给那些受难的伤员贡献一点血吧。”
这次全民捐款，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不被关注的弱势群体，甚至包括许多同样需要社会救助的人。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却也力所能及。
5月16日下午，广州越秀区华乐街支援抗震救灾募捐活动现场，一名身患残疾、无法直立行走的乞讨者，两度捐款倾尽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只是路过。当他说出“我要捐款”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将硬币一个一个放进箱子后，又抬头向工作人员说了句“我还有钱”，便从衣兜里掏出一些纸币往箱子里塞。粗略算了一下，大约有三四十块。这位残疾人是从露天电视得知灾情后赶来捐款的。两天后，他又再次来捐款。把身上的近10元零钱全部投入捐款箱。他表示，自己虽然患有小儿麻痹症，但也想为四川灾区出一分力。
东莞石龙镇一个义卖捐款点，一位老乞丐把身上所有的80元钱全部捐给灾区。当记者追问他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向社会讨了这么多年，也该向国家捐点了。”
南京市东新南路募捐点，一名约60岁的老人来到了募捐点，他衣衫褴褛，手中还拿着一个讨饭碗。老人端着碗，在宣传牌前止步，看了一会，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5元钱，放进募捐箱，喃喃一句，“为灾区人民……”
本以为这就是捐款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谁料下午3点，老人再一次出现，这次，他掏出了100元，塞进了募捐箱。工作人员都很吃惊，赶紧拉住老人问情况，老人才解释，“我上午就想多捐一点，但钱太零碎了……”老人身上全是讨来的一毛两毛还有一些硬币，不好意思拿出来，特地到银行将全部零钱兑换出一张一百元。临走时老人又说了一句：“我准备再讨满100元，还要兑成整钱，捐给灾区。”
105元，对富人而言不足一顿晚餐，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少看两场电影，但对这位老人来说，却是除了身体之外的所有家当。在灾难面前，中国人看到了超越社会身份的平等的共同责任。
除了无数平平凡凡的国人，一向被传闻涂抹的明星们也利用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为这次慈善洪流推波助澜。
作为四川大地震之后首位飞赴灾区一线赈灾慰问的世界巨星，成龙希望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帮助他人”。他说：“赈灾和重建家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愿意把对灾区建设的慈善事务一直坚持到底。” 深入灾区前，成龙、杨受成公益慈善基金已经捐出了1000万元人民币。
王菲在2005年12月于广州唱完“菲比寻常”巡演后一直不曾公开露脸演唱。5月18日，她现身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义演现场，与陈奕迅、杨乃文等合唱《但愿人长久》。同时，李亚鹏、王菲的嫣然基金紧急拨款500万元救助灾区儿童，他们又以个人名义捐款100万元支援灾区人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秘书长王汝鹏说，明星的慈善举动带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也让慈善事业更广泛地被传播，最重要的意义，是被大众认知和参与。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建宏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表示，该台很多主持人都将自己的当月工资收入全部献出。“这是一个社会、国家、民族进步的表现，在灾难面前，有慈善心、公益心、爱心的人越来越多了。”他说，“这是一场令人无比沉痛的天灾。然而，纵然天地无情，但人间却始终拥有温暖真心。”
更让人感动的是，在赈灾义演中，现今87岁高龄的秦怡捐出了几乎全部积蓄的20万元，这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华绝代的明星，如今的每月退休金只不过2000多元钱，家里还有个重病的儿子和一个90多岁的姐姐需要她照顾，平时连出租车都舍不得坐。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如何面对和看待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政府和民众都缺乏准备。从网上不断出现的逼捐言论可以看出，慈善目前更多的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一些对分配不公平感到愤慨的网友，很自然的将视线转向富人们的捐款数额。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鸿星尔克集团副总裁、执行董事吴荣照对《商务周刊》这样定位企业在这次全民慈善活动中应有的角色。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他捐献了600万元现金和物资用于灾区救助及灾后重建。
作为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了双亲的孤儿，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祥青夫妇捐款1亿元，为灾区建造“震不垮的学校”。
有的企业老总则直接进入灾区投入抢救。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亲自率领60台工程机械奔赴四川抗震抢险，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灾区，成为自发参与救灾的首支民间队伍。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陈光标正在武汉开董事会，他立刻把董事会改成抗震救灾部署会，从江苏、安徽等地的公司项目中紧急调度60台大型机械开往灾区。在北川，他全身都是血浆，累得走不动了。208具死尸，是与他一起参与现场救援的下属统计出来的。而这之前，陈光标还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为灾区捐款650万元。
但是另一些企业和富人受到了指责，前者包括那些因为需要向总部请示而慢了一拍的跨国公司，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原本社会形象良好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人民币200万元，立即在网上引起非议，很多网友要求万科捐出更多善款。但王石5月15日在博客中回应说：“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200万是合适的。”王石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这篇回应更加激起众怒，原本认为“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的王石在博客里公布了万科的赈灾行动：万科组成的抢险工程机械队在都江堰灾区日夜奋战；万科捐献的药品和救援物资由万科组织的车辆运送到绵竹灾区；万科组成的特别搜救队在特别偏远的孤点寻救生命；万科的专家组已经完成对成都万科小区居民住宅的安全鉴定，转入对市区的建筑鉴定；万科正在夜以继日研究四川震区民居的重建方案……但万科的重建计划又被指为“发国难财，蒙蔽全国网民”。21日，王石本人通过媒体致歉，指出自己不应争辩，转移救灾焦点。
公允地讲，仅仅用捐款多少来衡量道德水准肯定是不公平的，由这场全民参与的慈善运动始，不仅仅考验的是中国人对于多样化行善方式的心理接受能力，更需要被关注的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运作能力。
公开、透明、有效应该是慈善机构运作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慈善机构大都由行政主导，官本位色彩浓厚。比如这次赈灾中，政府和有关机构只是公布了若干接受捐赠款物的信息，但无私捐款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所捐款物的具体去向和开支明细，即慈善事业的“最后一公里”。
当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万元帐篷”的麻烦之时，民政部门一次次地向公众做出保证，救灾捐赠资金将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所有接收到的善款、捐赠物资一定会用于这次抗震救灾，并欢迎公众监督。
5月25日，国家审计署也宣布已组织了300人的力量，在北京、四川、陕西、甘肃等主要地区对赈灾资金和物资进行审计。审计署社保司司长王中信介绍说，此次审计范围从捐赠方开始，到接收方、保管方、最后到赈灾资金和物资的发放、使用，审计工作贯穿整个过程。除部分审计人员赴灾区之外，还有审计人员已经开始对财政部、民政部、红十字会和各个基金会、商务部、外交部等展开赈灾资金和物资的审计。
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是王石真正的知音，他们今年年初就相约夏天到哈佛大学专门研习如何利用商业力量和管理办法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已经联系好到美国一些基金会学习。即使地产商和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在中国社会公众心目中仍缺少信任，但所有人都同意，一个透明、完善和可信赖的中国慈善事业，将以多灾多难的2008年为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