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维稳”的“权力本位”色彩浓于“百姓本位”，是事后型被动式维稳，而“权利维稳”则是“百姓本位”的价值观，折射出来的是“以民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社会稳则天下安，天下安则百业兴。能否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固和老百姓的幸福与尊严。为此，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据媒体报道， 2012年中国仅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开支就高达7017.63亿元。尽管如此，群体性事件还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基层干群关系依然比较紧张，甚至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權力维稳”，弊端丛生
　　近年来，尽管各地维稳方式各异，但实质基本相同，即采取“权力维稳”的方式。也就是用公民赋予的用于服务公民的强制性支配力量来维持社会稳定。“权力维稳”的典型特征就是政府部门从“权力”稳定出发，运用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司法权），采取非对等的“方式”来强制维持社会稳定。毋庸置疑，社会不稳不利于社会发展，但关键在于影响稳定的根源是否找准，维稳的方式是否运用恰当，维稳的效果是否达到。以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权力维稳”，其弊端显而易见。从维稳的目的来看，“权力维稳”的“权力本位”色彩浓于“百姓本位”，政府官员通常是把维护自己的“乌纱帽”作为其维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维稳的方式来看，通常是事后型被动式维稳，主要采取武力压制和“花钱买平安”两种方式；从维稳的方法来看，主要采取截访、拘留、罚款、劳教、连坐、送精神病院等“强硬手段”和陪访、金钱收买、欺骗拖延等“怀柔手段”；从维稳的成本来看，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一旦因权力压制超过一定限度而爆发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时其民心成本和经济成本更会急剧增加；从维稳的效果来看，“权力维稳”虽然“立竿见影”，但不可持续，容易陷入“越维稳越不稳，越不稳投入越高”的怪圈；从维稳的实质来看，“权力维稳”是一种权宜型事后式维稳，看似“解决”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则回避矛盾、压制矛盾，维护“权力”的表面的暂时稳定。
　　“权利维稳”，以民为本
　　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唯有筑牢“权利”这个基础，方能实现“权力”的稳固。既然如此，不妨用“权利维稳”的方式来解决，即以维护和实现公民合法权益的方式来维持稳定。这种维稳方式的优势在于：从维稳的目的来看，“权利维稳”是“百姓本位”的价值观，即将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作为维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源头上根本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维稳的方式来看，其通常是事前型主动式维稳，主要采取沟通疏导和民主协商两大方式；从维稳的方法看，主要采取经常走村串户、民意调查、阳光信访、民主恳谈等方法；从维稳的成本来看，因“权利维稳”多数情况是在矛盾还处于萌芽状态就通过沟通疏导、民主协商及时予以化解，可有效避免设置过多的“维稳办”、“维稳中心”等机构人员，更不必“花钱买平安”，成本远低于“权力维稳”；从维稳的效果看，“权利维稳”在民主协商中化解纠纷，社会风险小，爆发更大矛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维稳的实质来看，“权利维稳”是以化解矛盾以达到政治稳固和社会稳定。
　　“权利维稳”折射的是“以民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其指导下，地方政府将会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稳定压倒一切”真正转化成为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的本真意义上的维稳。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效果却相差千里。
　　（作者为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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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观点集结
　　现代社会的稳定主要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存在庞大中产阶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中产阶层过小的产物。社会不能产生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现代社会的稳定主要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存在庞大的中产阶层，而全面小康社会本质上讲就是要有庞大的中产阶层。 中国离全面小康社会还比较遥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改革的缓慢，缺少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培育出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脱离贫穷，市场经济可以创造中产阶层，但市场不存在保护中产阶层的机制。中国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进入，而是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很多社会服务都需要政府大量投入，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但这些领域却在中国成为暴富领域，任何一个社会，这几个领域都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培育中产阶层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劳动工资，二次分配需要改善，但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很容易走上杀富济贫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是一次分配中最重要的手段。现在的状况是，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发展的优势，但如不能实现转型，则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亚洲四小龙每10年产业升级一次，中国大陆则没有。中国下一步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要区分开来，社会领域改革不是分蛋糕，而是为经济领域创造条件。培育中产阶层就要继续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要保护社会，只有这样才有希望保持繁荣稳定，发展出可持续的自主性社会秩序。
　　首次提出城乡人均居民收入翻一番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个提法是有进步的。我们党最早提的是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后来我们党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这一次我们党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的后面，又进一步突出强调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可见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肯定是要在再分配方面加大力度。最高领导层首次把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列入十八大报告中，具有深刻意义。过去我们提的都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二番等，但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GDP翻一番的同时居民收入可能不能够保证翻一番。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时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时要保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要求更高，这是十八大报告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切好蛋糕”比“做好蛋糕”更重要。一般说来，做好蛋糕与切好蛋糕同等重要，但是，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当收入分配水平比较低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的时候，做好蛋糕比切好蛋糕显得更加重要；反之，切好蛋糕比做好蛋糕显得更加重要。
　　把“法治保障”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中来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向春玲：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把“法治保障”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中来。这可以看出我国在社会管理这个问题上依法治国的决心，在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上正在积极往前推进。此外，报告强调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例如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和管理；引进市场机制参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鼓励社会办医，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等。报告也强调了社会管理的重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而针对当前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报告中提到要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