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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梁生宝现象说开去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农民形象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曾经出现过梁生宝现象，这种现象导源于现实生活，而名之于文人笔下。虽然“现实生活”与“文人笔下”存在着距离，然而它们的质的规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时代精神和领袖意志的产物。
我们今天认识他们，实际上是在认识一个时代，一个领袖意志的召唤下由作家和农民共同完成的时代（虽然梁生宝们无意识主宰一个时代，然而他们身上却浓缩着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便是：衣食足、风俗纯，既有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又有新时代亢奋昂扬的沸腾。它延续了历史，又与历史有着明显的不同。生活与斯的是一代新人，一代依据领袖的理想而铸造出来的新民。他们较多地摆脱了传统农民意识中的劣等因子，而从领袖那感应到了乐观、勇敢和开拓精神。这是一种横向孕育（而非纵向继承），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农民素质的新铸造。他们构成了一个“家族”，其共同特征便是勇于进取、大公无私、富有感召力。他们分别影响着一批人，然后共同影响着一个时代。
为了更好地阐述梁生宝现象的精神内涵，我们这里摘引两句话略加解释。
其一，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
其二，我是梁三老汉他儿。
第一句话虽然出自柳青之口，而实际上反映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民作家和进步农民的共同心愿，是他们面对生活而制定的创作原则和生活准则。虽然身份不同，然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置身于党的教育之中，并从中寻找处世方法和感悟前进的动力（在这里，作家和“人物”趋于同步。只不过一个在塑造他人——即形象，一个在塑造自身）。这是梁生宝家族的一个根本性支柱，也是梁生宝家族诞生的根源。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足以把握梁生宝现象的全部精神内涵，只有加上梁生宝的那句具有本真意味的话语才能够全面：“我是梁三老汉他儿”——这句充满自谦意味的话语，其朴实意义就是：梁生宝仍是实实在在的农民的后代，整个身心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汇集着农民的优势和劣势。
由此演而推之，梁生宝现象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和“党的儿子”的有机融合。作为农民的后代，梁生宝仍继承了中国劳动农民的传统美德，质朴、纯厚、吃苦耐劳；作为党的儿子，又使他们较多地放弃了农民意识中落后的一面，改信天命为信领袖，由重直感到重理性，相信科学，学习逻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是历史转折时期农民精神的大闪光，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农民意识和２０世纪人类先进意识的契合。这种契合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具有极大的自持力的传统意识在这里失去了主角地位，而一任外来进步意识的嫁接和洗礼。
由于秉承了２０世纪新生的文化素质，梁生宝家族在当代农民群体中显得特别耀眼和富有生机。一个外乡的宝娃（即梁生宝）之所以敢于向几千年来的贫穷和“蛤蟆滩”能人们挑战并使他们惊服；一个内忧外困的“近瞅子”之所以勇于在别人纷纷退社的情况下捍卫自己的农业社并取得最终胜利；一个年轻貌美的寡妇申玉枝之所以敢于顶住旧的习惯势力和党内个别人的报复行为而组织互助组并扩而为社；一个贤淑文弱习惯了做“好女人”的少妇吴淑兰之所以敢于默默率领合作社艰苦奋斗夺走“红旗”成为全乡人的楷模……其奥妙全在这里。他们身上普遍蕴藏着三种可贵能量，这些能量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被当代农民当作“路标”加以尊崇。首先，他们有着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领导者的心理素质。他们身上既存在着老辈农民传统的美德，又秉承着当代领袖的精神光辉（两者媾合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和热情）；其次，他们有着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再次，他们的共同富裕的主张代表了农民命运中的潜在愿望，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几千年来饱受困苦侵扰的中国农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从而摆脱身上的重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他们靠拢。——所有这些能量都是梁生宝家族能够胜利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梁生宝精神的威力所在。
二、领袖精神激唤起的振作与缺乏文化引发的偏斜
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代表着领袖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心态的强烈辐射下，成千上万的农民振作起来了。他们甩掉了头上的“破毡帽”，一改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疲沓的自卑（内向），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自然面前，傲视着这头曾经桀骜不驯的“魔鬼”。
这是梁生宝家族的精神基础。基于这种基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农民们干出了前所未有的业绩。以其短暂然而令人振奋的辉煌闪耀着屹立于２０世纪的文明史，浓缩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主体。当新式的农民甩掉了头上的“破毡帽”，驱散了身上的卑微，他们变得勇敢、振奋、红光满面、精神爽朗。这里很难找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愚顽消极和“这年头世道变了，儿子打老子”的自暴自弃，有的是抛弃陈规陋习，敢于积极进取的信心和豪气。当梁生宝的一伙人马在一片幸灾乐祸和善意劝阻声中毅然开进终南山的时候；当王金生排除阻力率众秋收、开渠的时候；当刘雨生克制住离婚的痛苦重整合作社旗鼓的时候；当四儿们顶住逆流决定改山改人的时候；当李双双扯断几千年的封建羁绊而毅然走出家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梁生宝们面对自然和传统惰性的勇气和自信力。这是梁生宝家族的根本精神状态，它体现着这一代人崭新的文化素养。如果说他们的父辈乃至祖辈们生活于“前喻文化”的氛围中的话，那么他们则是“并喻文化”圈中的公民。“前喻文化”存在于闭锁的自然经济社会或野蛮时代，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稳定的、毫无意义的自认感和有关生活的每一个已知方面的普遍公正感”。上行下效，唯古是从，不思变革是其每个成员的突出心理素质。他固执而虔诚地向晚辈传授长辈给他的生活准则（与生产准则），而晚辈也同样固执而虔诚地全盘接受，然后再以同样的程式传给他的子孙。“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个新生代的未来”，而晚辈也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这是一种异常稳固的文化递接程式。梁生宝们不愿意接受老子的创业之道和混世法则，他们要过另一种日子。那是一种敢于疑问、敢于创造、富有个性的生活。他们更多地接受“并喻文化”的孕育。这种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全体社会成员以目前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这里，“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他们向领袖学习，向同辈学习，重视科学，注重理性，敢于向陈规和传统挑战。科学和理性是梁生宝家族的基本心理素质。他们鄙弃长辈们跟着经验走的做法，也不理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而是秉着现代文明的光辉，在理想和科学的指导下大胆搏击，显示了新型农民的胆识和气魄。这种胆识和气魄突兀在我国千百年农民意识发展史上，作为农民精神的最高峰而被定格。毋庸置疑，它也同样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锲入当代农民的血肉之中，成为当代农民显形或隐形的楷模。
然而，当我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当代农民的振作的时候，一个令人难堪的悖论推到了我们面前：梁生宝在以大无畏的气度和绝对的自信面对自然的时候，也同样显示了他们对于自然的浅薄和幼稚；在以极大的勇气与知识否定祖先的“前喻文化”的时候，又在不自觉中走向了新的“前渝文化”。这种“前喻文化”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把领袖的思想教条化、定型化，以至于不问具体情况，不管客观规律而一味唯上是“跟”，形成了一支愚顽的“跟跟”队伍（《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缺乏文化现实的必然结果。它像一条无形而结实的绳索紧紧捆系着中国农民，束缚着他们彻底解放。同时也缠绕着我国当代农民作家（成了他们的一个“情结”），令他们每每在欣喜若狂于农村经济腾飞和农民精神面貌剧变的时候，对农民文化的偏低报以一丝沉重的苦笑，他们深知农民们要想彻底摆脱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跟上时代文明的步伐，非得提高文化素质不可。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没有直面这一现实，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对解决问题艰巨性的认识和为了张扬“新世界、新的人物”而对生活采取了投机取巧的方式：过分渲染农民们的新生质，回避他们身上的文化缺陷。这是一种理智的压抑，然而这种自觉的压抑并未能完全抹杀作家的忧虑，那些新式农民由于缺乏文化而暴露出来的狭隘和保守还总时不时从他们笔中蹦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生活于特定时候氛围的特殊性格实体。
梁生宝本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柳青一生中费了最大的心血而铸造的形象，在没有塑造这个形象之前，作者既用即成的理念去培养他的原型——王家斌，在创造过程中又用一些理想的成分附着在人物身上，以期塑造一个完美的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新式农民典型。然而生宝身上固有的缺陷还总是躲过作者的理性审查，时不时迸发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缺陷就是面对文化的自卑和由此而来的偏斜。这一点可以从他与徐改霞的爱情悲剧中得到证明。徐改霞很爱他，他也很爱改霞。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没有成功，这不能不归罪于梁生宝的自卑和偏斜。尽管作者一再为他开脱，强调他忙，顾不上谈恋爱，然而这仅仅是表象，深层的原因却是时时浮现在生宝头脑中的阴影：她有文化，迟早不是俺的人！这种深层的对于文化的自卑被作者用一种坚硬而又堂皇的外壳紧裹着，令人难以辨识。作者有意识给梁生宝寻找逃遁的机会，让他以忙为借口逃避爱的追逐。由此看出，由于缺乏文化而带给农民的偏执惯性多么顽固而持久。对于“文化人”的自卑意识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它告诉人们，克服文化自卑的使命是艰巨的！
（参考文献本刊略）
（责任编辑关燕云）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农民形象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曾经出现过梁生宝现象，这种现象导源于现实生活，而名之于文人笔下。虽然“现实生活”与“文人笔下”存在着距离，然而它们的质的规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时代精神和领袖意志的产物。
我们今天认识他们，实际上是在认识一个时代，一个领袖意志的召唤下由作家和农民共同完成的时代（虽然梁生宝们无意识主宰一个时代，然而他们身上却浓缩着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便是：衣食足、风俗纯，既有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又有新时代亢奋昂扬的沸腾。它延续了历史，又与历史有着明显的不同。生活与斯的是一代新人，一代依据领袖的理想而铸造出来的新民。他们较多地摆脱了传统农民意识中的劣等因子，而从领袖那感应到了乐观、勇敢和开拓精神。这是一种横向孕育（而非纵向继承），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农民素质的新铸造。他们构成了一个“家族”，其共同特征便是勇于进取、大公无私、富有感召力。他们分别影响着一批人，然后共同影响着一个时代。
为了更好地阐述梁生宝现象的精神内涵，我们这里摘引两句话略加解释。
其一，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
其二，我是梁三老汉他儿。
第一句话虽然出自柳青之口，而实际上反映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民作家和进步农民的共同心愿，是他们面对生活而制定的创作原则和生活准则。虽然身份不同，然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置身于党的教育之中，并从中寻找处世方法和感悟前进的动力（在这里，作家和“人物”趋于同步。只不过一个在塑造他人——即形象，一个在塑造自身）。这是梁生宝家族的一个根本性支柱，也是梁生宝家族诞生的根源。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足以把握梁生宝现象的全部精神内涵，只有加上梁生宝的那句具有本真意味的话语才能够全面：“我是梁三老汉他儿”——这句充满自谦意味的话语，其朴实意义就是：梁生宝仍是实实在在的农民的后代，整个身心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汇集着农民的优势和劣势。
由此演而推之，梁生宝现象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和“党的儿子”的有机融合。作为农民的后代，梁生宝仍继承了中国劳动农民的传统美德，质朴、纯厚、吃苦耐劳；作为党的儿子，又使他们较多地放弃了农民意识中落后的一面，改信天命为信领袖，由重直感到重理性，相信科学，学习逻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是历史转折时期农民精神的大闪光，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农民意识和２０世纪人类先进意识的契合。这种契合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具有极大的自持力的传统意识在这里失去了主角地位，而一任外来进步意识的嫁接和洗礼。
由于秉承了２０世纪新生的文化素质，梁生宝家族在当代农民群体中显得特别耀眼和富有生机。一个外乡的宝娃（即梁生宝）之所以敢于向几千年来的贫穷和“蛤蟆滩”能人们挑战并使他们惊服；一个内忧外困的“近瞅子”之所以勇于在别人纷纷退社的情况下捍卫自己的农业社并取得最终胜利；一个年轻貌美的寡妇申玉枝之所以敢于顶住旧的习惯势力和党内个别人的报复行为而组织互助组并扩而为社；一个贤淑文弱习惯了做“好女人”的少妇吴淑兰之所以敢于默默率领合作社艰苦奋斗夺走“红旗”成为全乡人的楷模……其奥妙全在这里。他们身上普遍蕴藏着三种可贵能量，这些能量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被当代农民当作“路标”加以尊崇。首先，他们有着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领导者的心理素质。他们身上既存在着老辈农民传统的美德，又秉承着当代领袖的精神光辉（两者媾合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和热情）；其次，他们有着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再次，他们的共同富裕的主张代表了农民命运中的潜在愿望，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几千年来饱受困苦侵扰的中国农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从而摆脱身上的重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他们靠拢。——所有这些能量都是梁生宝家族能够胜利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梁生宝精神的威力所在。
二、领袖精神激唤起的振作与缺乏文化引发的偏斜
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代表着领袖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心态的强烈辐射下，成千上万的农民振作起来了。他们甩掉了头上的“破毡帽”，一改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疲沓的自卑（内向），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自然面前，傲视着这头曾经桀骜不驯的“魔鬼”。
这是梁生宝家族的精神基础。基于这种基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农民们干出了前所未有的业绩。以其短暂然而令人振奋的辉煌闪耀着屹立于２０世纪的文明史，浓缩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主体。当新式的农民甩掉了头上的“破毡帽”，驱散了身上的卑微，他们变得勇敢、振奋、红光满面、精神爽朗。这里很难找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愚顽消极和“这年头世道变了，儿子打老子”的自暴自弃，有的是抛弃陈规陋习，敢于积极进取的信心和豪气。当梁生宝的一伙人马在一片幸灾乐祸和善意劝阻声中毅然开进终南山的时候；当王金生排除阻力率众秋收、开渠的时候；当刘雨生克制住离婚的痛苦重整合作社旗鼓的时候；当四儿们顶住逆流决定改山改人的时候；当李双双扯断几千年的封建羁绊而毅然走出家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梁生宝们面对自然和传统惰性的勇气和自信力。这是梁生宝家族的根本精神状态，它体现着这一代人崭新的文化素养。如果说他们的父辈乃至祖辈们生活于“前喻文化”的氛围中的话，那么他们则是“并喻文化”圈中的公民。“前喻文化”存在于闭锁的自然经济社会或野蛮时代，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稳定的、毫无意义的自认感和有关生活的每一个已知方面的普遍公正感”。上行下效，唯古是从，不思变革是其每个成员的突出心理素质。他固执而虔诚地向晚辈传授长辈给他的生活准则（与生产准则），而晚辈也同样固执而虔诚地全盘接受，然后再以同样的程式传给他的子孙。“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个新生代的未来”，而晚辈也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这是一种异常稳固的文化递接程式。梁生宝们不愿意接受老子的创业之道和混世法则，他们要过另一种日子。那是一种敢于疑问、敢于创造、富有个性的生活。他们更多地接受“并喻文化”的孕育。这种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全体社会成员以目前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这里，“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他们向领袖学习，向同辈学习，重视科学，注重理性，敢于向陈规和传统挑战。科学和理性是梁生宝家族的基本心理素质。他们鄙弃长辈们跟着经验走的做法，也不理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而是秉着现代文明的光辉，在理想和科学的指导下大胆搏击，显示了新型农民的胆识和气魄。这种胆识和气魄突兀在我国千百年农民意识发展史上，作为农民精神的最高峰而被定格。毋庸置疑，它也同样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锲入当代农民的血肉之中，成为当代农民显形或隐形的楷模。
然而，当我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当代农民的振作的时候，一个令人难堪的悖论推到了我们面前：梁生宝在以大无畏的气度和绝对的自信面对自然的时候，也同样显示了他们对于自然的浅薄和幼稚；在以极大的勇气与知识否定祖先的“前喻文化”的时候，又在不自觉中走向了新的“前渝文化”。这种“前喻文化”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把领袖的思想教条化、定型化，以至于不问具体情况，不管客观规律而一味唯上是“跟”，形成了一支愚顽的“跟跟”队伍（《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缺乏文化现实的必然结果。它像一条无形而结实的绳索紧紧捆系着中国农民，束缚着他们彻底解放。同时也缠绕着我国当代农民作家（成了他们的一个“情结”），令他们每每在欣喜若狂于农村经济腾飞和农民精神面貌剧变的时候，对农民文化的偏低报以一丝沉重的苦笑，他们深知农民们要想彻底摆脱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跟上时代文明的步伐，非得提高文化素质不可。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没有直面这一现实，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对解决问题艰巨性的认识和为了张扬“新世界、新的人物”而对生活采取了投机取巧的方式：过分渲染农民们的新生质，回避他们身上的文化缺陷。这是一种理智的压抑，然而这种自觉的压抑并未能完全抹杀作家的忧虑，那些新式农民由于缺乏文化而暴露出来的狭隘和保守还总时不时从他们笔中蹦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生活于特定时候氛围的特殊性格实体。
梁生宝本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柳青一生中费了最大的心血而铸造的形象，在没有塑造这个形象之前，作者既用即成的理念去培养他的原型——王家斌，在创造过程中又用一些理想的成分附着在人物身上，以期塑造一个完美的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新式农民典型。然而生宝身上固有的缺陷还总是躲过作者的理性审查，时不时迸发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缺陷就是面对文化的自卑和由此而来的偏斜。这一点可以从他与徐改霞的爱情悲剧中得到证明。徐改霞很爱他，他也很爱改霞。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没有成功，这不能不归罪于梁生宝的自卑和偏斜。尽管作者一再为他开脱，强调他忙，顾不上谈恋爱，然而这仅仅是表象，深层的原因却是时时浮现在生宝头脑中的阴影：她有文化，迟早不是俺的人！这种深层的对于文化的自卑被作者用一种坚硬而又堂皇的外壳紧裹着，令人难以辨识。作者有意识给梁生宝寻找逃遁的机会，让他以忙为借口逃避爱的追逐。由此看出，由于缺乏文化而带给农民的偏执惯性多么顽固而持久。对于“文化人”的自卑意识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它告诉人们，克服文化自卑的使命是艰巨的！
（参考文献本刊略）
（责任编辑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