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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以为傅拉都不懂中文，
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傅拉都以最快速度
通知了周恩来，并将王炳南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
从1939年到1941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一批批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英国等国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
直到抗战胜利后离开中国，这群被称为“西班牙医生”的外国大夫，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员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患难！
援华大夫为何被统称为“西班牙医生”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弗朗哥法西斯军人集团向共和政府发起攻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为保卫共和而战。战争结束后，“国际纵队”很多成员撤退到法国，法国政府考虑与西班牙的关系，将他们软禁在地中海岸边的圣西普里安与戈尔斯集中营。
此后，法国政府同意国际纵队成员离开法国。不过，不少志愿者的祖国却不愿接受曾为“共产主义”战斗过的人，这让他们去留徘徊。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抗战。
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去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四批前往中国。在救援会安排下，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
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周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情欢迎。记者们搞不清这些外国大夫的国籍，因为他们来中国之前，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就把这些参加了东西两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医生，称为“西班牙医生”，事实上他们中没一个是西班牙人（编者注：之后三批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中，大部分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宋庆龄请他们吃中国饭
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有关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国际志愿者。宋庆龄设宴款待大家。对那个夜晚，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多年后也没有忘记，他在《起来》一书中记述：“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请吃中国饭。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与她身上四射出的热力，使我们有一种真实感受。她的谈话，充满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明显表示出怀疑与批评。”富华德回忆道：宴请结束时，启程时间也快到了。宋庆龄请大家合唱一支《国际歌》，作为“我们这个美好晚上的结束”。沉默许久后，国际医疗队队员们开始了合唱，这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大家第一次一起唱歌。宋庆龄自始至终细心倾听。
抗日战场来了“华佗——傅拉都”
在“保盟”的安排下，医疗队一行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经柳州、南宁，于10月16日抵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早与中国共產党有过联络，医疗队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医疗队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抗日根据地。医疗队不断地表达：来中国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据地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根据地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1940年夏，傅拉都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解放区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前往那里比较困难。周恩来向傅拉都等人解释，只要是与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哪里都是抗日。这样，医疗队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重要骨干，率领医疗人员，辗转于华中、华南和西南的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抗日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
不过，国际援华医疗队始终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援华医疗队队员们还经常借办公事的机会，争取去八路军办事处，探望朋友、共叙情谊，并将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将这种做法叫作缴纳“特殊形式的党费”。
傅拉都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来华后，很快便能听懂中国话，不久便能简单地交流。有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以为傅拉都不懂中文，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当时王炳南正在嘉陵江南岸以秘密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傅拉都以最快速度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请傅拉都帮忙，用救护总队的车赶去搭载王炳南，将他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周恩来立即委任王炳南为上校秘书。在国共合作期间，王炳南有了公开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也无可奈何。
傅拉都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董必武有一次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他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与中国神医同名是非常光荣的事。
为适应当地环境，“西班牙医生”们都各自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们被派往湖北和两广前线，每一个医生都被任命为红十字队队长，下面配备一个不太熟练的专职医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中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他们的薪金一般是120元至200元，这与国外医生的优厚待遇简直无法相比。
当时，由于翻译人手短缺，学习汉语主要还是要靠医生们自己，“西班牙大夫”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中国话，打破了语言的隔阂，慢慢地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甚至可以唱中国歌、听京戏，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大夫还与中国姑娘张荪芬结了婚。起初，大夫们改吃中国食物相当困难。尤其是拿筷子，这门技术不比学医疗技术简单多少。好在时间长了，他们便爱上了中国菜。他们的住宿条件也很恶劣，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老鼠到处乱窜，有时甚至咬伤人的耳朵。工作环境极其简陋。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医疗器械奇缺，他们就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便学中医、用中草药治病。尽管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执著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此后的6年中，数万中国战士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
（责编/兰嘉娜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不止白求恩，还有一群“西班牙医生”》，佚名/文，《档案春秋》2019年8月）
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傅拉都以最快速度
通知了周恩来，并将王炳南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
从1939年到1941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一批批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英国等国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
直到抗战胜利后离开中国，这群被称为“西班牙医生”的外国大夫，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员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患难！
援华大夫为何被统称为“西班牙医生”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弗朗哥法西斯军人集团向共和政府发起攻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为保卫共和而战。战争结束后，“国际纵队”很多成员撤退到法国，法国政府考虑与西班牙的关系，将他们软禁在地中海岸边的圣西普里安与戈尔斯集中营。
此后，法国政府同意国际纵队成员离开法国。不过，不少志愿者的祖国却不愿接受曾为“共产主义”战斗过的人，这让他们去留徘徊。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抗战。
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去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四批前往中国。在救援会安排下，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
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周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情欢迎。记者们搞不清这些外国大夫的国籍，因为他们来中国之前，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就把这些参加了东西两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医生，称为“西班牙医生”，事实上他们中没一个是西班牙人（编者注：之后三批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中，大部分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宋庆龄请他们吃中国饭
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有关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国际志愿者。宋庆龄设宴款待大家。对那个夜晚，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多年后也没有忘记，他在《起来》一书中记述：“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请吃中国饭。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与她身上四射出的热力，使我们有一种真实感受。她的谈话，充满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明显表示出怀疑与批评。”富华德回忆道：宴请结束时，启程时间也快到了。宋庆龄请大家合唱一支《国际歌》，作为“我们这个美好晚上的结束”。沉默许久后，国际医疗队队员们开始了合唱，这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大家第一次一起唱歌。宋庆龄自始至终细心倾听。
抗日战场来了“华佗——傅拉都”
在“保盟”的安排下，医疗队一行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经柳州、南宁，于10月16日抵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早与中国共產党有过联络，医疗队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医疗队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抗日根据地。医疗队不断地表达：来中国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据地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根据地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1940年夏，傅拉都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解放区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前往那里比较困难。周恩来向傅拉都等人解释，只要是与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哪里都是抗日。这样，医疗队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重要骨干，率领医疗人员，辗转于华中、华南和西南的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抗日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
不过，国际援华医疗队始终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援华医疗队队员们还经常借办公事的机会，争取去八路军办事处，探望朋友、共叙情谊，并将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将这种做法叫作缴纳“特殊形式的党费”。
傅拉都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来华后，很快便能听懂中国话，不久便能简单地交流。有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以为傅拉都不懂中文，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当时王炳南正在嘉陵江南岸以秘密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傅拉都以最快速度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请傅拉都帮忙，用救护总队的车赶去搭载王炳南，将他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周恩来立即委任王炳南为上校秘书。在国共合作期间，王炳南有了公开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也无可奈何。
傅拉都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董必武有一次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他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与中国神医同名是非常光荣的事。
为适应当地环境，“西班牙医生”们都各自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们被派往湖北和两广前线，每一个医生都被任命为红十字队队长，下面配备一个不太熟练的专职医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中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他们的薪金一般是120元至200元，这与国外医生的优厚待遇简直无法相比。
当时，由于翻译人手短缺，学习汉语主要还是要靠医生们自己，“西班牙大夫”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中国话，打破了语言的隔阂，慢慢地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甚至可以唱中国歌、听京戏，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大夫还与中国姑娘张荪芬结了婚。起初，大夫们改吃中国食物相当困难。尤其是拿筷子，这门技术不比学医疗技术简单多少。好在时间长了，他们便爱上了中国菜。他们的住宿条件也很恶劣，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老鼠到处乱窜，有时甚至咬伤人的耳朵。工作环境极其简陋。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医疗器械奇缺，他们就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便学中医、用中草药治病。尽管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执著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此后的6年中，数万中国战士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
（责编/兰嘉娜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不止白求恩，还有一群“西班牙医生”》，佚名/文，《档案春秋》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