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9日上午，在江苏省教科院主办的第九届教育家论坛上，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做了“绿化课程链”的主题报告。报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会代表反应不一，有人赞许，有人钦慕，有人质疑……在种种声音之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十一学校的改革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为李希贵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毋庸讳言，十一学校的确有其特殊性：它是一所血统纯正的老牌名校，是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建立起来的；它是最早实行“国有民办”体制的学校之一，并在此期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它是北京市综合改革实验学校、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它所拥有的资源令普通学校难以望其项背，单是教师资源就令人咋舌：特级教师28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这些特殊性对于李希贵主导的改革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性，李希贵是不是就没有改革的空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到李希贵的经历中去找答案。
　　李希贵并不是一开始就“高大上”的。1980年，李希贵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省高密县第四中学，爱读书的他因为借书给学生读，被校领导找去谈话，“明确告诉他，这样下去，会影响高考”（李帆：《李希贵：教育改革路上的思想者》，《人物》2005年第9期）。可以想象，在一所普通的高中，受制于一种高考至上的教育模式，李希贵这样一位年轻的语文教师能有多少自我施展的空间？但是，就是在这看似铁板一块的现实之上，李希贵凿开了一条缝隙：他把“地下阅读转向公开，把阅读的剂量变得小一点，把阅读的内容编排得科学一些”（同上）。沿着这个路径，李希贵不断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作为语文教师，他开展“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并在当上高密一中校长后实施“语文实验室计划”；作为校长，他推行“分层聘任，双向选择”的教师聘任制和职级制；作为县教委主任，他推进中考制度改革，区域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市教育局局长，他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实行校长职级制……
　　至此，我想答案已经非常明确——对于李希贵来说，从来都没有特别预留的空间等待他去占用，他总是在不断地寻找着可能的突破口，并一点一点地撬动着坚固的体制和惯习，让自己闪展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大，让人们眼中的不可能变为令人惊叹的生动现实。
　　由此，笔者联想到了近年来风行于台湾的“小革命”。2009年，台湾《中国时报》开辟了“我的小革命”专版，报道那些“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小人物的社会改造行动。“我的小革命”专版策划者何荣幸认为：“跟许多口口声声大革命、大论述，却严重缺乏行动能力与实践决心者相较之下，这些小革命无疑更能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何荣幸：《小革命》，载张立宪主编：《读库1104》，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教育改革何尝不是如此？当下，我们缺少的不是关于教育的理念建构与顶层设计，而是从理念到实践“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我们缺少的也不是“坐而言”的现实批评者，而是“起而行”的改革实践者；我们缺少的更不是教育改革的空间，而是一点点争取空间、并尽可能利用好空间的意识和耐心。“风起于青萍之末”，哪怕是微小的变革，一点点积聚起来，也有可能慢慢形成“滚雪球”效应，最终改变中国教育的整体生态。
　　李希贵说得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首先觉得不能改，那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改变自然发生。如果我们认定必须改，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徐蓓：《突围，突围！——与崔永元同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解放日报》2014年1月17日第13版）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观点。一方面，每一所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并不意味着每一所学校“都可以进行同样的教育改革”，因此，十一学校的改革的确不可复制。另一方面，十一学校有其特殊性，但是，哪一所学校没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应该成为学校寻找具有校本适切性的教育改革路径的基础和资源，而不应该成为理直气壮回避改革的托辞。
　　（杨孝如，《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2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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