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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繁盛一时，《红孩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小八路》等，都成为经典儿童形象，被几代人喜爱。抛开意识形态局限，潘冬子、张嘎、雨来、王二小等人物形象，至今仍有着其独特的光辉。
“红星”照耀中国：
“潘冬子”出生记
197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涌进来100多个孩子参加《闪闪的红星》选角。
此时，这部由军旅作家李心田写作的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在完成多年后，刚刚出版。曾担任过《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摄制组组长的张冬凉，在1972年10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闪闪的红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获得了这部电影的投拍批准。
这群孩子们，应征的角色是影片主人公潘冬子，但试镜后都不理想。负责选角的师玮又带着几位副导演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内的所有小学，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直到导演李俊偶然从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少年儿童庆五一演出中看到了一位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孩子，才将潘冬子的演员定了下来——年仅9岁的祝新运。
潘冬子找到后，剧组进入到剧本创作状态。前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要求：“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员形象。大家不要怕写高了，要怕写不高。”
张冬凉也要编剧们在思想上把冬子作为一号人物来刻画。顺着导演的思路，编剧在改编中突出了矛盾，激化了矛盾，摆脱了原来潘冬子对红军父亲的“想、盼、等、找”的圈圈，突出了与胡汉三“斗”的情节。
这些改动虽然拔高了潘冬子，却使原作中一些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情节不见了。好在与同时期一些故事片相比，《闪闪的红星》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真实和细腻。凭军帽找父亲是取自江西一位红军的真人真事，潘冬子将盐巴化成盐水洒在棉衣上，骗过白匪军过了关卡，带给山上的红军，这个情节也是取材于当年苏区老百姓与敌斗争的真实故事。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被活活烧死了，这个党员在小说中成了冬子妈的原型。
这些使得《闪闪的红星》带有浓厚的传记色彩，令人倍感亲切。另外，《闪闪的红星》的主体内容是由一种舒缓轻快的调子来展现的，大量的风景镜头，清新优美的景色给观众美的享受。
1974年10月，《闪闪的红星》首映，各地随之掀起了一股“红星热”，潘冬子更是成为孩子们的偶像，做潘冬子那样的中国少年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孩子们的理想。
张嘎们的成功与孤寂
新中国战争题材儿童片的多重价值在于，它印证了一个高度：
《小兵张嘎》历来被人们视为中国儿童片乃至中国电影的经典：它参与了一种经典叙事模式，即个体英雄成长模式的建构；它代表着中国儿童电影最早的国际姿态；《鸡毛信》最早开启了中国儿童电影的世界之旅，成为我国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儿童故事片；它塑造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儿童电影经典形象，张嘎和潘冬子入选中国电影百年100个经典银幕形象。
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繁盛一时。那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而且新中国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作家对战争生活很熟悉，对那段记忆很深刻，也有很多的真实感受。所以写出来的作品真实生动，艺术感染力很强，深受推崇。
而今，见过真正的鸡毛信的老人们差不多都去世了，我们对于鸡毛信的印象均来自于红色影视剧，比如《烽火少年》、《小兵张嘎》、《鸡毛信》。鸡毛信主要是为烘托小英雄而存在的，承担护送鸡毛信任务的都是头脑灵活、随机应变的小男孩，在护送途中历尽万难，最后总能圆满完成任务。
据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我国创作儿童电影39部，其中以战争英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有20部左右，是这时期儿童电影的主流。无一例外所表现的主题都是“为国捐躯”、“舍生取义”，个体的价值在国家利益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个人的牺牲是为了换来国家的安定。映射在红色儿童形象中，从《红孩子》到《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乃至《两个小八路》、《渔岛怒潮》、《火娃》等，无一不是表现出这种倾向。
从秀兰·邓波儿到潘冬子：
一个时代的两张面孔
秀兰·邓波儿成名在上世纪30年代，潘冬子故事也是发生在同一个30年代，塑造的形象却是完全不同。美国大萧条时期，孩子仍旧可以烂漫，可以跳着踢踏舞，可以塑造《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猫和老鼠》、《绿野仙踪》，而潘冬子则只能在大革命时期，提着棍棒，算计着如何报仇杀人，两人不同的生活轨迹揭露出来的是不同的社会和价值观。
尽管距离电影首映已经近40年，《闪闪的红星》依然被人们牢记。一位网友回忆：“片子里那句‘潘冬子！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简直成了我们那时最经典的口头禅。现在我也当父亲了，我希望我的孩子看看这个作品，学习潘冬子勇敢坚毅的精神。”
当然，此时的潘冬子，早已不是当时的样子，人们更喜爱的是他的阳光、坚毅。
优秀的儿童电影一定是“寓教于乐”的。一些赢得高票房回报的海外儿童电影基本做到了娱乐与教化的平衡，透过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故事传递给孩子关于“爱”、“勇气”、“温情”等永恒的主题，这却是国内儿童创作所缺少的视角。
郑欢欢在《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中对儿童电影分析道，小英雄模式的形成，“既有来自国家意识形态制约的外部原因，也有来自特定时代创作者观念层面的内部原因，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
主题的偏狭，追求单一的英雄主义，一些作品片面地宣扬仇恨意识等等，使得许多作品显得假大空，这让中国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一度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
时至今日，在电影生产水平和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国产儿童片不能被儿童电影市场、儿童节档期所接受，儿童观众不愿看，成人观众不屑看。影院给孩子们准备的儿童节礼物还是那些重温N遍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当年留下的主题先行、观念陈旧、说教意味强烈的习惯所带来的弊端。
“红星”照耀中国：
“潘冬子”出生记
197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涌进来100多个孩子参加《闪闪的红星》选角。
此时，这部由军旅作家李心田写作的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在完成多年后，刚刚出版。曾担任过《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摄制组组长的张冬凉，在1972年10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闪闪的红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获得了这部电影的投拍批准。
这群孩子们，应征的角色是影片主人公潘冬子，但试镜后都不理想。负责选角的师玮又带着几位副导演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内的所有小学，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直到导演李俊偶然从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少年儿童庆五一演出中看到了一位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孩子，才将潘冬子的演员定了下来——年仅9岁的祝新运。
潘冬子找到后，剧组进入到剧本创作状态。前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要求：“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员形象。大家不要怕写高了，要怕写不高。”
张冬凉也要编剧们在思想上把冬子作为一号人物来刻画。顺着导演的思路，编剧在改编中突出了矛盾，激化了矛盾，摆脱了原来潘冬子对红军父亲的“想、盼、等、找”的圈圈，突出了与胡汉三“斗”的情节。
这些改动虽然拔高了潘冬子，却使原作中一些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情节不见了。好在与同时期一些故事片相比，《闪闪的红星》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真实和细腻。凭军帽找父亲是取自江西一位红军的真人真事，潘冬子将盐巴化成盐水洒在棉衣上，骗过白匪军过了关卡，带给山上的红军，这个情节也是取材于当年苏区老百姓与敌斗争的真实故事。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被活活烧死了，这个党员在小说中成了冬子妈的原型。
这些使得《闪闪的红星》带有浓厚的传记色彩，令人倍感亲切。另外，《闪闪的红星》的主体内容是由一种舒缓轻快的调子来展现的，大量的风景镜头，清新优美的景色给观众美的享受。
1974年10月，《闪闪的红星》首映，各地随之掀起了一股“红星热”，潘冬子更是成为孩子们的偶像，做潘冬子那样的中国少年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孩子们的理想。
张嘎们的成功与孤寂
新中国战争题材儿童片的多重价值在于，它印证了一个高度：
《小兵张嘎》历来被人们视为中国儿童片乃至中国电影的经典：它参与了一种经典叙事模式，即个体英雄成长模式的建构；它代表着中国儿童电影最早的国际姿态；《鸡毛信》最早开启了中国儿童电影的世界之旅，成为我国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儿童故事片；它塑造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儿童电影经典形象，张嘎和潘冬子入选中国电影百年100个经典银幕形象。
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繁盛一时。那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而且新中国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作家对战争生活很熟悉，对那段记忆很深刻，也有很多的真实感受。所以写出来的作品真实生动，艺术感染力很强，深受推崇。
而今，见过真正的鸡毛信的老人们差不多都去世了，我们对于鸡毛信的印象均来自于红色影视剧，比如《烽火少年》、《小兵张嘎》、《鸡毛信》。鸡毛信主要是为烘托小英雄而存在的，承担护送鸡毛信任务的都是头脑灵活、随机应变的小男孩，在护送途中历尽万难，最后总能圆满完成任务。
据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我国创作儿童电影39部，其中以战争英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有20部左右，是这时期儿童电影的主流。无一例外所表现的主题都是“为国捐躯”、“舍生取义”，个体的价值在国家利益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个人的牺牲是为了换来国家的安定。映射在红色儿童形象中，从《红孩子》到《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乃至《两个小八路》、《渔岛怒潮》、《火娃》等，无一不是表现出这种倾向。
从秀兰·邓波儿到潘冬子：
一个时代的两张面孔
秀兰·邓波儿成名在上世纪30年代，潘冬子故事也是发生在同一个30年代，塑造的形象却是完全不同。美国大萧条时期，孩子仍旧可以烂漫，可以跳着踢踏舞，可以塑造《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猫和老鼠》、《绿野仙踪》，而潘冬子则只能在大革命时期，提着棍棒，算计着如何报仇杀人，两人不同的生活轨迹揭露出来的是不同的社会和价值观。
尽管距离电影首映已经近40年，《闪闪的红星》依然被人们牢记。一位网友回忆：“片子里那句‘潘冬子！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简直成了我们那时最经典的口头禅。现在我也当父亲了，我希望我的孩子看看这个作品，学习潘冬子勇敢坚毅的精神。”
当然，此时的潘冬子，早已不是当时的样子，人们更喜爱的是他的阳光、坚毅。
优秀的儿童电影一定是“寓教于乐”的。一些赢得高票房回报的海外儿童电影基本做到了娱乐与教化的平衡，透过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故事传递给孩子关于“爱”、“勇气”、“温情”等永恒的主题，这却是国内儿童创作所缺少的视角。
郑欢欢在《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中对儿童电影分析道，小英雄模式的形成，“既有来自国家意识形态制约的外部原因，也有来自特定时代创作者观念层面的内部原因，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
主题的偏狭，追求单一的英雄主义，一些作品片面地宣扬仇恨意识等等，使得许多作品显得假大空，这让中国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一度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
时至今日，在电影生产水平和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国产儿童片不能被儿童电影市场、儿童节档期所接受，儿童观众不愿看，成人观众不屑看。影院给孩子们准备的儿童节礼物还是那些重温N遍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当年留下的主题先行、观念陈旧、说教意味强烈的习惯所带来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