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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开县ＧＤＰ增速达１８．３％；２０１２年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速同比增长１５．１％。
鲜为人知的是，漂亮的“成绩单”背后，涌动着一股特殊的强劲动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
比选、考试、推荐、竞岗、招聘，五项公开改革用人权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距离１５个部门正职领导岗位选拔还有三天。
一向较为安静的县委组织部，这天却打起拥堂。
“因为这次选拔是自愿报名。”张光青声音里涌动着兴奋。作为开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他，决定报名竞选县教委主任。
以往的干部选拔，是由组织部将拟任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决定。“按此方式，我几乎毫无机会，因为我没搞过教育行政工作。”张光青说。
２００９年的光景不一样了。年初，李殿勋履新开县县委书记不久，就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改革的第一刀，李殿勋就“砍”向自己：“以往的干部选拔，得到组织部长提名或县委书记定调的关键票，就像买了保险。正因如此，用人权极易脱轨。所以要创新制度来管人用人，保障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在他力主下，“公开比选、全程票决”部门正职领导拉开序幕。
改革初始提名权。“部门行政正职出现空缺时，符合条件的干部皆可报名竞选。”李殿勋说。
这让张光青看到了希望：“我有了跨界的念头。”
建立差额票决制。“进行无记名票决，我与其他县委委员一样，也只有一票。”李殿勋说。
这让张光青有了报名勇气：“决定权不再由几个人掌握。”
三天后，公开比选大会召开。
张光青阔步上台：“我是七号选手……”
台下，３９名县委委员，个个神情专注。他们将按１∶３的比例，票决出１５个岗位的４５名人选，再交常委会票决。
因为选票分散，而胜出者得票须过半，所以多个岗位经两轮票决才定出胜负。
为避免猫腻，县委常委会票决立马展开。
“一个岗位经三轮票决才定出胜负。”很累，但李殿勋很开心，“这体现了民主。”
“县教委主任拟任人选……”结果公布。
“居然是我。”张光青惊呆了。
“公开公平公正，我心服口服。”张兴富落选，但毫无怨言。
开县县委由此信心倍增，随即推出四项探索——“公开考试、择优录用”部门副职领导，“公开推荐、直接选举”乡镇党委书记，“公开竞岗、横向交流”部门中层干部，“公开招聘、合同管理”专业人才。
“每项公开都着力将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运行过程民主化，变封闭式选拔为开放式选拔。”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潘文峰说。
用人权，就这样被晒在阳光下。
倒序发言、量化表态、集体票决，三项制度规范决策权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清晨。
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长王定顺正在整理资料。
“咚！咚！”敲门声响起。
打开门，一张惊慌的脸迎了过来。
“你是这里的头吗？”那人语声急切。
“我是检察长。”
“开县实验中学校长任登中在学校移民搬迁中收受贿赂。”
一查任登中，牵出开县水务公司原总经理唐和安。
一查唐和安，牵出开县原经委主任彭明。
一查彭明，牵出建筑商肖某。
一查肖某，牵出开县原常务副县长徐长春。
这一串案，令李殿勋揪心：“领导决策权过于集中，容易产生腐败。只有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才能确保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从哪入手？李殿勋决定先革自己的命。
县纪委接到任务：制订县委常委会民主决策制度。“县委书记不代办行政事务，不担任涉及规划、财经、工程等领导小组负责人；县委书记主持常委会集体决策时，不事先定调，不个人拍板。”李殿勋强调。
于是，县纪委忙碌起来。
２０１０年春节后开县县委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与以往比有了变化——民主决策三项制度开始推行。
一是推行倒序发言制，先由排位最后的常委发言，县委书记最后发言。
二是推行量化表态制，表态只有同意、反对、缓议三个选项，不准含糊其辞。
三是推行集体票决制，决定事项时，采取不记名投票，每人一票。
“民主决策三项制度，一是避免了一言堂，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二是真正实现了集体决策，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开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高显权说。
实行一年，“疗效”显著。２０１１年，民主决策三项制度被推广到开县所有部门、乡镇。
“一言堂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开县居民张大正说。
纪检“直管”、电子审批、透明交易，三大抓手看牢执行权
２０１０年初，一叠信访件摆上朱子龙案头。
“丰乐街道群众反映地质灾害补助资金问题。”
“汉丰街道群众反映村干部套取移民补助问题。”
…………
“作为时任开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我肩头好沉。”市纪委法规和申诉室主任朱子龙回忆说。
查证信访件，朱子龙发现一特点：“一些干部在执行县委、县政府决策时，将守土有责变成了靠山吃山。”
朱子龙立即汇报。
“看牢执行权。”县委常委会决定。
２０１０年３月，一项改革震惊开县。
“晓得不？部门和街道的纪检组都被撤销了。”
“晓得，太不可思议了。”
２０１０年４月，又一项改革震惊开县。
“晓得不？”
“啥子？” “县纪委设置了八个纪工委，采取联合派出和单点派驻方式，构建异体监督平台，防止部门和街道的执行权脱轨。”
以前的纪检干部，其业务管理虽归纪委，但人事、工资均由部门和街道负责，所以难以独立行使职权。
体制改革后不同了。“现在的纪检干部，人事、工资均由纪委负责，便有了敢管的胆量。”朱子龙说。
八个纪工委迅速运转起来——查找部门、街道在执行决策时易生腐败的环节，然后建立防控措施。
两月内，找出１０５２个风险点，制订４５６６条防控措施。
开县人力社保局，以前因公招而投诉不断。“建立防控措施后，２０１１年一起投诉也没有。”朱子龙说。
创新纪检体制这一抓手收效后，开县随即推出另外两大抓手。
行政审批，以前投诉不断。
为此，开县成立了行政审批代办中心，在全国率先推行统一受理、全程代办、限时办结的电子监察审批模式。
“申请人无需与审批部门打交道，杜绝了吃拿卡要、以权谋私行为。”开县居民张啸说。
公共资源交易，以前也是投诉不断。
于是，开县整合交通、国土等部门的招投标资源，设立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不预先报名、封闭抽取专家、全程电子监控”交易体系。
“招投标终于干净了。”投标人李武义说。
三大抓手，就这样看牢了执行权。
县委廉政监督、人大“一年三问”、政协“信任评价”，三位一体夯实监督权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开县县委印发《开县新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履职廉政监督办法》。
这份文件，引得媒体蜂拥而至。
从早晨开始，朱子龙就变成了“新闻发言人”。所有对话都涉及几个关键词：“官员”、“腐败”、“财产申报”。
这几个关键词，正好勾勒出《办法》的核心：通过财产申报遏制官员腐败。
《办法》规定，新任、离任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进行家庭财产申报。填报事项囊括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从业情况、现金、房产等１７项内容。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梁彬在家忙开了。
“老婆，把房产证拿过来。”
“老婆，算算存款有多少。”
当选临江镇党委书记的他，正在填写《家庭财产情况申报表》。
一番填写后，梁彬问妻子：“还有什么没填？”
“没了吧。”
“还有钢琴。”梁彬突然一拍脑袋。
“这也要填啊？”
“这个表要对外公示。填了好，免得有人说我填报不实。”
朱子龙说：“公示新任和离任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就是加强事外监督，促使其廉洁从政。”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开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邓有国副县长，为何污水管网还没安装？”县人大常委余永富问。
余永富胆子为何这么大？
“为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开县人大推出了‘一年三问’监督法——年初问安排，年中问进展，年末问结果。”李殿勋说。
面对“三问”，“一府两院”必须认真“作答”，如果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的满意度太低，有关领导可能“官位”难保。
“我真是‘压力山大’。”开县水务局局长马新民说。
正是这种压力，让开县领导干部不敢开小差。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又一项创新举措出台。
这一天，开县政协十三届二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开县委员会领导干部信任评价办法（试行）》——县政协将调研走访，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展开信任评价。
“不信任票在４０％—５０％的，县委将作调离或降职处理；不信任票在５０％以上的，就地免职。”李殿勋说。
“这让我们不敢心生杂念。”开县建委主任陈桥说。
县委、人大、政协三位一体，牢牢夯实了监督权。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我们将在原有探索基础上，以实施财产申报为契机，建立干部财产信息库；建立全程记实机制，把县委权力运行轨迹记录在案；推行党代表监督制度，实行双约见双联系；以‘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为原则，打造权力运行立体公开模式。”李殿勋说。
以“体系”监督权力，开县开始全面发力。
鲜为人知的是，漂亮的“成绩单”背后，涌动着一股特殊的强劲动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
比选、考试、推荐、竞岗、招聘，五项公开改革用人权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距离１５个部门正职领导岗位选拔还有三天。
一向较为安静的县委组织部，这天却打起拥堂。
“因为这次选拔是自愿报名。”张光青声音里涌动着兴奋。作为开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他，决定报名竞选县教委主任。
以往的干部选拔，是由组织部将拟任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决定。“按此方式，我几乎毫无机会，因为我没搞过教育行政工作。”张光青说。
２００９年的光景不一样了。年初，李殿勋履新开县县委书记不久，就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改革的第一刀，李殿勋就“砍”向自己：“以往的干部选拔，得到组织部长提名或县委书记定调的关键票，就像买了保险。正因如此，用人权极易脱轨。所以要创新制度来管人用人，保障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在他力主下，“公开比选、全程票决”部门正职领导拉开序幕。
改革初始提名权。“部门行政正职出现空缺时，符合条件的干部皆可报名竞选。”李殿勋说。
这让张光青看到了希望：“我有了跨界的念头。”
建立差额票决制。“进行无记名票决，我与其他县委委员一样，也只有一票。”李殿勋说。
这让张光青有了报名勇气：“决定权不再由几个人掌握。”
三天后，公开比选大会召开。
张光青阔步上台：“我是七号选手……”
台下，３９名县委委员，个个神情专注。他们将按１∶３的比例，票决出１５个岗位的４５名人选，再交常委会票决。
因为选票分散，而胜出者得票须过半，所以多个岗位经两轮票决才定出胜负。
为避免猫腻，县委常委会票决立马展开。
“一个岗位经三轮票决才定出胜负。”很累，但李殿勋很开心，“这体现了民主。”
“县教委主任拟任人选……”结果公布。
“居然是我。”张光青惊呆了。
“公开公平公正，我心服口服。”张兴富落选，但毫无怨言。
开县县委由此信心倍增，随即推出四项探索——“公开考试、择优录用”部门副职领导，“公开推荐、直接选举”乡镇党委书记，“公开竞岗、横向交流”部门中层干部，“公开招聘、合同管理”专业人才。
“每项公开都着力将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运行过程民主化，变封闭式选拔为开放式选拔。”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潘文峰说。
用人权，就这样被晒在阳光下。
倒序发言、量化表态、集体票决，三项制度规范决策权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清晨。
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长王定顺正在整理资料。
“咚！咚！”敲门声响起。
打开门，一张惊慌的脸迎了过来。
“你是这里的头吗？”那人语声急切。
“我是检察长。”
“开县实验中学校长任登中在学校移民搬迁中收受贿赂。”
一查任登中，牵出开县水务公司原总经理唐和安。
一查唐和安，牵出开县原经委主任彭明。
一查彭明，牵出建筑商肖某。
一查肖某，牵出开县原常务副县长徐长春。
这一串案，令李殿勋揪心：“领导决策权过于集中，容易产生腐败。只有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才能确保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从哪入手？李殿勋决定先革自己的命。
县纪委接到任务：制订县委常委会民主决策制度。“县委书记不代办行政事务，不担任涉及规划、财经、工程等领导小组负责人；县委书记主持常委会集体决策时，不事先定调，不个人拍板。”李殿勋强调。
于是，县纪委忙碌起来。
２０１０年春节后开县县委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与以往比有了变化——民主决策三项制度开始推行。
一是推行倒序发言制，先由排位最后的常委发言，县委书记最后发言。
二是推行量化表态制，表态只有同意、反对、缓议三个选项，不准含糊其辞。
三是推行集体票决制，决定事项时，采取不记名投票，每人一票。
“民主决策三项制度，一是避免了一言堂，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二是真正实现了集体决策，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开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高显权说。
实行一年，“疗效”显著。２０１１年，民主决策三项制度被推广到开县所有部门、乡镇。
“一言堂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开县居民张大正说。
纪检“直管”、电子审批、透明交易，三大抓手看牢执行权
２０１０年初，一叠信访件摆上朱子龙案头。
“丰乐街道群众反映地质灾害补助资金问题。”
“汉丰街道群众反映村干部套取移民补助问题。”
…………
“作为时任开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我肩头好沉。”市纪委法规和申诉室主任朱子龙回忆说。
查证信访件，朱子龙发现一特点：“一些干部在执行县委、县政府决策时，将守土有责变成了靠山吃山。”
朱子龙立即汇报。
“看牢执行权。”县委常委会决定。
２０１０年３月，一项改革震惊开县。
“晓得不？部门和街道的纪检组都被撤销了。”
“晓得，太不可思议了。”
２０１０年４月，又一项改革震惊开县。
“晓得不？”
“啥子？” “县纪委设置了八个纪工委，采取联合派出和单点派驻方式，构建异体监督平台，防止部门和街道的执行权脱轨。”
以前的纪检干部，其业务管理虽归纪委，但人事、工资均由部门和街道负责，所以难以独立行使职权。
体制改革后不同了。“现在的纪检干部，人事、工资均由纪委负责，便有了敢管的胆量。”朱子龙说。
八个纪工委迅速运转起来——查找部门、街道在执行决策时易生腐败的环节，然后建立防控措施。
两月内，找出１０５２个风险点，制订４５６６条防控措施。
开县人力社保局，以前因公招而投诉不断。“建立防控措施后，２０１１年一起投诉也没有。”朱子龙说。
创新纪检体制这一抓手收效后，开县随即推出另外两大抓手。
行政审批，以前投诉不断。
为此，开县成立了行政审批代办中心，在全国率先推行统一受理、全程代办、限时办结的电子监察审批模式。
“申请人无需与审批部门打交道，杜绝了吃拿卡要、以权谋私行为。”开县居民张啸说。
公共资源交易，以前也是投诉不断。
于是，开县整合交通、国土等部门的招投标资源，设立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不预先报名、封闭抽取专家、全程电子监控”交易体系。
“招投标终于干净了。”投标人李武义说。
三大抓手，就这样看牢了执行权。
县委廉政监督、人大“一年三问”、政协“信任评价”，三位一体夯实监督权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开县县委印发《开县新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履职廉政监督办法》。
这份文件，引得媒体蜂拥而至。
从早晨开始，朱子龙就变成了“新闻发言人”。所有对话都涉及几个关键词：“官员”、“腐败”、“财产申报”。
这几个关键词，正好勾勒出《办法》的核心：通过财产申报遏制官员腐败。
《办法》规定，新任、离任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进行家庭财产申报。填报事项囊括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从业情况、现金、房产等１７项内容。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梁彬在家忙开了。
“老婆，把房产证拿过来。”
“老婆，算算存款有多少。”
当选临江镇党委书记的他，正在填写《家庭财产情况申报表》。
一番填写后，梁彬问妻子：“还有什么没填？”
“没了吧。”
“还有钢琴。”梁彬突然一拍脑袋。
“这也要填啊？”
“这个表要对外公示。填了好，免得有人说我填报不实。”
朱子龙说：“公示新任和离任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就是加强事外监督，促使其廉洁从政。”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开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邓有国副县长，为何污水管网还没安装？”县人大常委余永富问。
余永富胆子为何这么大？
“为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开县人大推出了‘一年三问’监督法——年初问安排，年中问进展，年末问结果。”李殿勋说。
面对“三问”，“一府两院”必须认真“作答”，如果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的满意度太低，有关领导可能“官位”难保。
“我真是‘压力山大’。”开县水务局局长马新民说。
正是这种压力，让开县领导干部不敢开小差。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又一项创新举措出台。
这一天，开县政协十三届二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开县委员会领导干部信任评价办法（试行）》——县政协将调研走访，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展开信任评价。
“不信任票在４０％—５０％的，县委将作调离或降职处理；不信任票在５０％以上的，就地免职。”李殿勋说。
“这让我们不敢心生杂念。”开县建委主任陈桥说。
县委、人大、政协三位一体，牢牢夯实了监督权。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我们将在原有探索基础上，以实施财产申报为契机，建立干部财产信息库；建立全程记实机制，把县委权力运行轨迹记录在案；推行党代表监督制度，实行双约见双联系；以‘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为原则，打造权力运行立体公开模式。”李殿勋说。
以“体系”监督权力，开县开始全面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