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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意之间的反差，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两者反差越大，作品价值就越高。古人云：言有尽而意无穷。即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
青年作家余静如的小说《鹳草洲的葬礼》就是言与意反差很大的杰作。
首先，从结构上来说，作者巧妙地利用三次葬礼，浓缩了鹳草洲近三十年来的变迁和衰亡史。
当然，作者的重点不在于表现这个村庄外部形态的衰亡，而是通过三个葬礼的不同与变化，展现了人的精神走向衰亡、对生命的态度日渐冷漠的过程。
作品中的“我”，遭遇的第一个葬礼是祖父的葬礼。
祖父是一位手艺人，是个篾匠。其实，祖父不仅是篾匠，木工、泥瓦活他都能干。“在他们那个年代，这一点也不稀奇。多一份手艺，就是多一份生存的技能。”祖父凭借他的手艺，精心建造了住宅以及住宅里的一切。
手藝与为人，使得祖父成为村里受人敬重的人，使得祖父活得很有尊严。他年老生病之后，对死亡的态度也很坦然。临死那天夜晚，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大限已到，自己坐起来，换上了新衣服。
祖父下葬的时候，在他的墓旁为祖母预留了一块坟地。然而，祖母为自己能否落葬在祖父坟旁陷入了焦虑不安之中。因为，火葬已经从城市推广到了乡村。
为何将土葬改为火葬对祖母的心灵与精神造成如此大的震撼与冲击？
正如西方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构成了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那样，中国人的天道观，也是三位一体构成了信仰体系。这三位一体就是天、地、人。
地，在中国人的精神与信仰体系里，从来就不只是物理的泥土。土地，它不仅是我们生存与居住的根基，土地上还有祖先的幽灵还有其他鬼魂与我们居住生存在一起。因此，土地在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里，从来就是灵性的存在。土地始终与万物有灵、精神不灭、灵魂永存的信念关联在一起，融汇为一体。
这就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坚守入土为安的由来
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迷信。在他们眼里，土地就是物质，土地的价值就是种出粮食、养活人口，或者盖房建厂，实现工业化城市化。
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他们认为取消土葬推行火葬，可以省出很多地来，可以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然而，在唯物主义眼里最合理化的选择与决策，却彻底动摇以致瓦解了中国人精神命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信仰就此走向了毁灭。
宗教信仰的根本就是确立灵魂不灭的信念。当这样的信念毁灭之后，人也只是物质的存在了。对生命更加麻木冷漠就成为必然。
祖母被火葬的时候，火葬在乡村才开始推行，火葬场还有点人情味，场外空地上摆了长排的椅子让人安坐，还留有一个角落给人焚烧遗物。又过了十几年，主人公第二次来到这里，火葬场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焚尸炉原先只有一座，现在则是好几座在同时焚烧。原先放长椅以及焚烧遗物的空地变成了停车场。火葬场已经完全成了流水作业的工场间，拥挤的人们等待放在停尸架上的亲人被推出来，然后等待叫号推到指定的焚尸炉。
作者描写参与第三次葬礼的过程，与前两次不同，更多的笔墨用在活人身上。
“城市里的空气和无规律的作息让我的身体出了不少毛病，我请了一个长假。”在祖父建造的老宅子度完长假即将离别之际，“一个约莫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年轻妇女，走进院门，她衣着随意，不事修饰，头发随意挽在脑后，神情疲惫。女人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我丈夫死了。”女人说，眼睛并不看我，“我要人帮忙。”
虽然主人公并不认识她，但是邻里互相帮忙，是熟人社会常见的现象。于是她就跟着母子俩一路走向火葬场。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年纪轻轻丧夫、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男孩、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的妇女，几乎难以从她脸上看到明显的哀伤，在地铁上，她还和孩子一起玩手机游戏。
她对失去老公这么大的事，给人的感觉十分漠然。
她将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也许，正是这个她无法面对的未来，她只能麻木甚至冷漠。
进入如地铁高峰时间的火葬场，对生死的麻木或者冷漠，似乎在这里都找到了解释。这位死去的青年男子，穿着生前不可能穿的整齐崭新的黑色西服，他是无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员，他可能是建筑工，也可能是送快递的或者是卡车司机。总之，属于辛劳谋生、可是所得只能享受简单低层次消费无法规划自己未来的阶层。“他不再年轻，脸上却还有些稚气，那稚气是与世隔绝的结果。尽管他在这个社会中忙碌着，他却不了解这个社会。他童年时的羞涩、天真，在他少年之后渐渐转化成怯懦、自卑。这些敏感的情绪带来的不安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死亡，它们也依旧停留在他的脸上。”
在轮候焚烧的等待中，焦虑不安的等待，主人公产生了幻觉，这个男人活过来了，他似乎也等得不耐烦了，像生前那样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因为疲惫而蜷缩在长椅上。如果只是这样地活着，和死有什么两样？所以，当焚烧的时间一到，这个男的就从长椅上下来，径直躺倒了滑床的钢板上，从而打消了“我”的顾虑：担心他不肯被烧掉。
作者这段神来之笔的幻觉描写，犹如匕首闪光，将生与死的尖锐矛盾凸显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对弱者、对边缘人的同情和关注，是余静如创作的核心内容。这一特点，在2018年9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安娜表哥》小说集里面已经充分呈现出来。这本由六个中篇小说组成的处女作，其中四篇关于精神病患者，一篇写刑满释放者的儿子，一篇写因父母离异而变成社会混混的叛逆少年。
这些人物都是现实世界所忽略忽视、正常人不愿与之来往的。余静如将同情的焦点对准了他们。她的同情和关注，不是居高临下、隔岸观火式的。她的同情和关注，完全是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她的文笔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而朴素。
本雅明说过，真正的抒情诗人都是时代的拾荒者。余静如就是这样一位拾荒者。她将被世俗功利主义眼光所忽视所摈弃的卑微之人，展示于她的文学殿堂之内，以她才情十足的文字光芒照亮着这些边缘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则借助她的文字拓展了眼界，扩大了对人的理解与同情。
余静如不仅在形象表现力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文学天赋，她的文字的音乐性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由此，她更像是在黑暗冷僻的角落里自弹自唱的歌手。以她美妙婉转的歌喉软化着我们的铁石心肠，治疗或者对抗着这个时代日趋严重的生命冷漠症。
（余静如《鹳草洲的葬礼》发表于《文学港》2019年第8期）
青年作家余静如的小说《鹳草洲的葬礼》就是言与意反差很大的杰作。
首先，从结构上来说，作者巧妙地利用三次葬礼，浓缩了鹳草洲近三十年来的变迁和衰亡史。
当然，作者的重点不在于表现这个村庄外部形态的衰亡，而是通过三个葬礼的不同与变化，展现了人的精神走向衰亡、对生命的态度日渐冷漠的过程。
作品中的“我”，遭遇的第一个葬礼是祖父的葬礼。
祖父是一位手艺人，是个篾匠。其实，祖父不仅是篾匠，木工、泥瓦活他都能干。“在他们那个年代，这一点也不稀奇。多一份手艺，就是多一份生存的技能。”祖父凭借他的手艺，精心建造了住宅以及住宅里的一切。
手藝与为人，使得祖父成为村里受人敬重的人，使得祖父活得很有尊严。他年老生病之后，对死亡的态度也很坦然。临死那天夜晚，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大限已到，自己坐起来，换上了新衣服。
祖父下葬的时候，在他的墓旁为祖母预留了一块坟地。然而，祖母为自己能否落葬在祖父坟旁陷入了焦虑不安之中。因为，火葬已经从城市推广到了乡村。
为何将土葬改为火葬对祖母的心灵与精神造成如此大的震撼与冲击？
正如西方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构成了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那样，中国人的天道观，也是三位一体构成了信仰体系。这三位一体就是天、地、人。
地，在中国人的精神与信仰体系里，从来就不只是物理的泥土。土地，它不仅是我们生存与居住的根基，土地上还有祖先的幽灵还有其他鬼魂与我们居住生存在一起。因此，土地在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里，从来就是灵性的存在。土地始终与万物有灵、精神不灭、灵魂永存的信念关联在一起，融汇为一体。
这就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坚守入土为安的由来
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迷信。在他们眼里，土地就是物质，土地的价值就是种出粮食、养活人口，或者盖房建厂，实现工业化城市化。
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他们认为取消土葬推行火葬，可以省出很多地来，可以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然而，在唯物主义眼里最合理化的选择与决策，却彻底动摇以致瓦解了中国人精神命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信仰就此走向了毁灭。
宗教信仰的根本就是确立灵魂不灭的信念。当这样的信念毁灭之后，人也只是物质的存在了。对生命更加麻木冷漠就成为必然。
祖母被火葬的时候，火葬在乡村才开始推行，火葬场还有点人情味，场外空地上摆了长排的椅子让人安坐，还留有一个角落给人焚烧遗物。又过了十几年，主人公第二次来到这里，火葬场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焚尸炉原先只有一座，现在则是好几座在同时焚烧。原先放长椅以及焚烧遗物的空地变成了停车场。火葬场已经完全成了流水作业的工场间，拥挤的人们等待放在停尸架上的亲人被推出来，然后等待叫号推到指定的焚尸炉。
作者描写参与第三次葬礼的过程，与前两次不同，更多的笔墨用在活人身上。
“城市里的空气和无规律的作息让我的身体出了不少毛病，我请了一个长假。”在祖父建造的老宅子度完长假即将离别之际，“一个约莫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年轻妇女，走进院门，她衣着随意，不事修饰，头发随意挽在脑后，神情疲惫。女人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我丈夫死了。”女人说，眼睛并不看我，“我要人帮忙。”
虽然主人公并不认识她，但是邻里互相帮忙，是熟人社会常见的现象。于是她就跟着母子俩一路走向火葬场。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年纪轻轻丧夫、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男孩、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的妇女，几乎难以从她脸上看到明显的哀伤，在地铁上，她还和孩子一起玩手机游戏。
她对失去老公这么大的事，给人的感觉十分漠然。
她将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也许，正是这个她无法面对的未来，她只能麻木甚至冷漠。
进入如地铁高峰时间的火葬场，对生死的麻木或者冷漠，似乎在这里都找到了解释。这位死去的青年男子，穿着生前不可能穿的整齐崭新的黑色西服，他是无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员，他可能是建筑工，也可能是送快递的或者是卡车司机。总之，属于辛劳谋生、可是所得只能享受简单低层次消费无法规划自己未来的阶层。“他不再年轻，脸上却还有些稚气，那稚气是与世隔绝的结果。尽管他在这个社会中忙碌着，他却不了解这个社会。他童年时的羞涩、天真，在他少年之后渐渐转化成怯懦、自卑。这些敏感的情绪带来的不安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死亡，它们也依旧停留在他的脸上。”
在轮候焚烧的等待中，焦虑不安的等待，主人公产生了幻觉，这个男人活过来了，他似乎也等得不耐烦了，像生前那样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因为疲惫而蜷缩在长椅上。如果只是这样地活着，和死有什么两样？所以，当焚烧的时间一到，这个男的就从长椅上下来，径直躺倒了滑床的钢板上，从而打消了“我”的顾虑：担心他不肯被烧掉。
作者这段神来之笔的幻觉描写，犹如匕首闪光，将生与死的尖锐矛盾凸显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对弱者、对边缘人的同情和关注，是余静如创作的核心内容。这一特点，在2018年9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安娜表哥》小说集里面已经充分呈现出来。这本由六个中篇小说组成的处女作，其中四篇关于精神病患者，一篇写刑满释放者的儿子，一篇写因父母离异而变成社会混混的叛逆少年。
这些人物都是现实世界所忽略忽视、正常人不愿与之来往的。余静如将同情的焦点对准了他们。她的同情和关注，不是居高临下、隔岸观火式的。她的同情和关注，完全是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她的文笔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而朴素。
本雅明说过，真正的抒情诗人都是时代的拾荒者。余静如就是这样一位拾荒者。她将被世俗功利主义眼光所忽视所摈弃的卑微之人，展示于她的文学殿堂之内，以她才情十足的文字光芒照亮着这些边缘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则借助她的文字拓展了眼界，扩大了对人的理解与同情。
余静如不仅在形象表现力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文学天赋，她的文字的音乐性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由此，她更像是在黑暗冷僻的角落里自弹自唱的歌手。以她美妙婉转的歌喉软化着我们的铁石心肠，治疗或者对抗着这个时代日趋严重的生命冷漠症。
（余静如《鹳草洲的葬礼》发表于《文学港》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