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匠精神”一词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时，这个曾经耳熟能详的词语依然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口，提高中国制造服务水平，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一线技工的创造性劳动，需要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更需要“工匠精神”。
　　中国古代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古籍中记载最多的就数鲁班了，从《墨子·鲁问》到《战国策·公输盘为楚设机章》，以及后世《鲁班营造正式》和各种《鲁班经》的传承，鲁班俨然已是我们民族“工匠精神”的代表。鲁班一生致力于在木工领域的发明创造，堪称土木工匠的祖师爷；《庄子·养生主》中的丁姓厨师——貌似简单的厨艺，却给我们留下了“庖丁解牛” “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等诸多成语；秦国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布局精巧，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沿用至今。
　　清代皇家建筑工匠世家——雷氏家族，设计了中国近1/5的世界建筑遗产。雷氏的每个设计方案，都按1/100或1/200比例先制作模型，更为可贵的是：小至台基、瓦顶、柱枋、门窗以及床榻桌椅、屏风纱橱等也均按比例制成。正因严苛的极致精神，被同行尊之为“样式雷”。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和慧心巧思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人们在反思，反思中国能让“神九”上天，却造不出一些精密的汽车轴承；反思宁波有得力、贝发这样的文具企业，却生产不了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芯配件。放眼国际，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具有极高的占有率，中高端消费市场却长期为欧美、日韩等国垄断。廉价低质的刻板印象，让中国制造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过去鲁迅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今天的我们大约会问“中国人失掉‘工匠精神’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去年“五·一”开始，一组名为《大国工匠》的特别节目在央视《新闻联播》热播。该节目讲述了8个工匠“8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他们中有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胡双钱，创造了打磨过的零件百分之百合格的惊人纪录；有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周东红，经他手捞出晒成的宣纸，每张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有港珠澳大桥钳工管延安，工作时他要进入完全封闭的海底沉管隧道中安装操作仪器，按照规定，接缝处间隙误差要小于1毫米，他却能做到零缝隙……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业技能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
　　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座谈会时说：“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从数字看，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制笔大国，可是，从核心技术看，我们是亟须调整结构、急需“工匠精神”的“尴尬者”。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工匠精神”。在宁波，大到汽车、家电制造，小到制笔、制鞋生产，宁波的许多产业规模居于世界前列，其中不乏品质优秀的产品，如公牛集团生产的插座，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6%；雅戈尔品牌服饰，连续八年稳居中国服装行业销售和利润总额双百强排行榜首位，但是，大多数还是以价取胜、薄利取市的产品。总体上来说，响当当的品牌不够多，自主核心竞争力不强，这些与“工匠精神”的淡化、与专业技能人才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宁波作为制造业大市，目前有职工300余万，然而活跃在产业一线的技能人才数量只有120.8万，其中高技能人才30.7万。技能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总量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随着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和制造业高端化的推进，迫切需要一大批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和公共服务需要的人才。
　　今天，我们重拾“工匠精神”，在宁波成为全国第一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当下，更有积极的意义。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强调，全市各级一定要以责重如山的担当，以力拔头筹的干劲，以“干就干成一流、做就做成极致”的标准，全力推进试点示范工作。
　　宁波要以此为契机，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历史机遇，厚植“工匠精神”生长的土壤，多管齐下培育港城工匠，让“工匠精神”的基因代代相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