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区分控制者与处理者,而是继续使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概念涵盖个人信息活动的参与者.处理者就是指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组织或个人.个人信息的共同处理者,是指共同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多个处理者.他们对于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达成合意或者存在意思联络.因共同处理行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而造成损害的,共同处理者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至第1172条的规定来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与数据权利体系研究"(18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区分控制者与处理者,而是继续使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概念涵盖个人信息活动的参与者.处理者就是指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组织或个人.个人信息的共同处理者,是指共同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多个处理者.他们对于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达成合意或者存在意思联络.因共同处理行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而造成损害的,共同处理者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至第1172条的规定来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其他文献
学界需要对法律传统的继承问题做出更为具体的回答.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人性上的共通性使得继承在法律传统领域能够发生,而这种共性只有透过法律形式和表象通过抽象的方式才能获得.隐藏在传统法律制度背后的理念、解决同类问题的具有合理性的逻辑以及在实践中成长并得到验证的经验,只有通过抽象继承的方式才能获得.依徐复观的理论分析,高次元的法律传统更具有可继承性,低次元的法律传统的继承须经过高次元法律传统的“反省”,而在两个传统领域内进行法律继承都要借助抽象继承法.创造性继承是当下对待法律传统最为务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过程中的纠纷大量涌现,相关的法律问题亦愈发突出.以相关纠纷所涉内核为标准,其中的利益冲突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数据开发利用方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数据开发利用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数据开发利用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三个维度的审视揭示出个人数据法律规制的核心与面向,但现有制度进路仍难以充分、全面、恰当地化解相关利益冲突.以明晰个人数据基本内涵为前提,个人数据的商业化利用原则应当考虑在开发过程中产业链条各方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贡献,并在现有法律框架的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完备的城市管理制度建设,集中体现为城市管理立法的水准.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设区的市城市管理立法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破局市域社会治理难题、完善地方立法体制等方面实现了重新定位.但由于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对《立法法》第72条中的“城乡建设与管理”存在不同理解,导致出现城市管理立法精准性需求与模糊性规范存在明显矛盾,由此蕴含着引发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溢出规范的风险.因而,需要对“城乡建设与管理”概念进行文本解读和法理分析,廓清其所包含的“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理”三项基
因对罗马法及日耳曼法的继受,在大陆法系民法所形成的“物上请求权两立”与“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并行的立法模式中,以“法律禁止之私力”作为占有返还请求权要件的规则,系立足于“原占有、现占有均不具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但现占有更具有可非难性”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我国民法在未规定“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的前提下,仍将“法律禁止之私力”作为占有返还请求权的要件,基于“盖然性判断”,形成了“尽管原占有人很可能是权利人,但只有当现占有人以恶劣方式侵害原占有的,才需返还原物”的利益格局,进而导致了“无法证明所有权的
只有在法理上明确合规计划影响企业及其管理者、合规负责人等主体的刑事责任认定,企业合规才可能真正发挥激励作用,成为最优的企业犯罪预防方法.为此,应首先厘清上述主体的刑事处罚根据.在不法判断上,企业合规会影响上述主体之犯罪故意、过失犯中注意义务违反等要素的认定;在责任评价上,事前有效的合规计划体现行为人可谴责性大小,而事后合规计划涉及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二者分别影响责任刑和预防刑的裁量.在我国,关注企业合规是反思传统企业犯罪理论、推进企业量刑规范化的契机,但设立一个独立的新型刑事合规义务缺乏正当性和必要
会议纪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最主要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具有规范性、引导性和协商性等特征,发挥着统一裁判标准、执行或创制公共政策以及填补法律漏洞等功能.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通过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乃是因为:可以运用会议纪要有效协调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通过会议形成会议纪要提升司法能力,以及运用会议纪要弥补司法解释制度的功能短缺.经验研究发现,会议纪要得到了各级法院的认可和遵守,但是适用会议纪要的方法和程序尚未形成共识.对此,可以从路径依赖、行政
拍卖成交裁定被赋予物权变动效力,进而成为《民法典》第229条所称的法律文书,是司法拍卖与任意拍卖长期分离的结果.但《民法典》第229条对动产和不动产的统一适用可能导致拍卖成交裁定的物权变动效力被不当扩张,故应将《民法典》第229条意义上的拍卖成交裁定局限于不动产.就不动产拍卖成交裁定而言,其物权变动效力主要是买受人原始取得财产权利和消灭担保物权,但用益物权与租赁关系可视情形存续.拍卖成交裁定可因法定事由被撤销,但实体事由一般不影响拍卖成交裁定的效力.拍卖成交裁定被撤销的,物权变动效力归于消灭,但是否返还原
准确理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对象即“英雄烈士”的范围,是弘扬社会秩序核心价值观及一体亿落实《刑法修正案(十一)》《英雄烈士保护法》《民法典》等英烈名誉保护法律责任条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本罪设立的法源及其与前置法的关系,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本罪中“英雄烈士”不是“英雄”加“烈士”的并列关系,而是“英雄的烈士”的偏正关系;“英雄烈士”的内涵应是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英勇牺牲的仁人志士;“英雄烈士”的外延仅限于“故去的烈士”,不包括“活着的英雄”.这样的结论既符合法条之
《民法典》对婚约未作任何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婚约财产纠纷,除彩礼返还争议外,其他争议如信赖将缔结婚姻而支出的费用应如何分摊,事实上无法可依.审判实务中,法官往往诉诸公平原则、公平责任等法律技术,但这些路径并不恰当.从解决现实纠纷、延续立法传统、顺应社会婚俗、借鉴比较法经验等方面考虑,应将婚约纳入民法调整范围.婚约的应然性质为准身份契约,婚约所涉义务不可诉请强制履行或请求替代履行之损害赔偿.在解释论上,解除婚约之损害赔偿只能诉诸公平责任、过错侵权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在立法论上,违反婚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宅基地“三权分置”为宅基地经营性利用和流转中增值收益的获得带来了政策红利.增值收益如何在农户、集体和政府之间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户应当享有完整的用益物权,基于收益权能和直接的利用、流转法律关系获得收益;集体基于所有权下的收益权能和管理权能,以集体宅基地收益金和调节金方式分享增值收益;政府基于地租理论应以土地增值税形式参与收益分配.收益分配与宅基地有偿使用等制度交织一起,因权利基础存在差异,应当理顺关系,统筹安排.应当建立宅基地使用权增值收益分配统一规则,亦要因地制宜,集体收益金和调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