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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池塘中将不再有雄心的DNA,到时要搅活市场,就只能进口外国物种了。
我们常用“雄心壮志”来形容那群急于作为的人。其实,“雄心”与“壮志”不是一回事,甚至将两者合为一句成语都有些不妥。
简单说来,“雄心”属于一种无所凭借、拔地而起的人物,他们通常原来是一穷二白的小人物,仅仅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能量,顺势而起。而“壮志”,往往是属于那些攀爬一座已经存在的高山的登山者,他们愿意历尽艰苦,登上山巅。
中国的纯种民营企业家,属于有雄心的一族,而成功的国营企业家,属于具壮志的一族。这是两种不同的物种,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在“民营企业家”语词之前又要加上“纯种”二字?这当然是因为“民营企业家”这个语词被用得有点泛滥了,许多凭借着既有官场势力呵护起飞的企业家,仅仅因为没有名义上的官股,也打着“民营企业”的旗号,这对那些毫无势力背景、仅凭着雄心在市场中打拼的企业家,显得很不公平;因此,有必要以“纯种”二字加以区隔。
纯种的民营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是稀有物种。他们不但没有官场势力,往往还得应付官场势力的围攻。即便只是生存,也需要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若还能壮大,就只能归功于雄心加上运气了。
讲穿了,纯种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并不是为国为民。若为国为民,社会上还有许多其他更适合的角色,例如成为一名政治家、学问家或思想家。雄心,图的就是自我的版图。离开了市场上的开疆辟土,背离了营业额及利润,纯种的民营企业家就会凋谢。
为国为民,只是纯种市场经营活动的副产品,它只能是果不能是因。一旦因果倒挂,民营企业家就将不再纯种。今天,作为稀有物种的纯种民营企业家,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主旋律要求他们的经营基础必须是为国为民,导致他们必须做两面人,但这样又招来表里不一之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存在,它的意义就在于为国为民;理论上,它们的主持者都应该是具有壮志的人。今天中国的纯种、变种国有企业,体量及势力远远大于纯种民营企业,这就带出了一组问题:当“壮志一族”的数量及力量远远压倒“雄心一族”时,后者还有繁殖的空间吗?单凭壮志,经济能够活络吗?壮志之间的碰撞能够产生市场吗?
检视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其用数字计量经济学,不如用物种生态学还更合适一些。数字经济学告诉我们,中国的总体GDP在成长,但物种生态学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池塘中的雄心物种可能已经面临断代,环境中的养分已经越来越不是它们所需要的养分。
生态学告诉我们,一个物种在环境中养分来源缺失时,它可能出现几种演化的方式:或者逐渐凋零灭绝,或者变成杂食动物,或者体积退化,或者通过跨种交配转型成为能够适应主流养分的物种。
中国的经济,可能已经面临一场生态危机。倘若十年之内,今天已经稀有的纯种民营企业家,落入了上述几种演化形态中的任何一种,中国的经济池塘中将不再有雄心的DNA,而只剩下壮志或貌似壮志的DNA。失去了本土雄心一族的中国经济,到时要搅活市场,就只能进口外国物种了。
经济不是家务,家务靠的是家和万事兴,而经济靠的是竞争万事兴。经济也不是政治,政治靠的是政通人和,而经济靠的是政宽人竞。在经济这点事上,唯有提供雄心者厮杀的空间,才能带来动态的平衡。
[编辑 谢康利]
E-mail:[email protected]
我们常用“雄心壮志”来形容那群急于作为的人。其实,“雄心”与“壮志”不是一回事,甚至将两者合为一句成语都有些不妥。
简单说来,“雄心”属于一种无所凭借、拔地而起的人物,他们通常原来是一穷二白的小人物,仅仅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能量,顺势而起。而“壮志”,往往是属于那些攀爬一座已经存在的高山的登山者,他们愿意历尽艰苦,登上山巅。
中国的纯种民营企业家,属于有雄心的一族,而成功的国营企业家,属于具壮志的一族。这是两种不同的物种,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在“民营企业家”语词之前又要加上“纯种”二字?这当然是因为“民营企业家”这个语词被用得有点泛滥了,许多凭借着既有官场势力呵护起飞的企业家,仅仅因为没有名义上的官股,也打着“民营企业”的旗号,这对那些毫无势力背景、仅凭着雄心在市场中打拼的企业家,显得很不公平;因此,有必要以“纯种”二字加以区隔。
纯种的民营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是稀有物种。他们不但没有官场势力,往往还得应付官场势力的围攻。即便只是生存,也需要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若还能壮大,就只能归功于雄心加上运气了。
讲穿了,纯种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并不是为国为民。若为国为民,社会上还有许多其他更适合的角色,例如成为一名政治家、学问家或思想家。雄心,图的就是自我的版图。离开了市场上的开疆辟土,背离了营业额及利润,纯种的民营企业家就会凋谢。
为国为民,只是纯种市场经营活动的副产品,它只能是果不能是因。一旦因果倒挂,民营企业家就将不再纯种。今天,作为稀有物种的纯种民营企业家,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主旋律要求他们的经营基础必须是为国为民,导致他们必须做两面人,但这样又招来表里不一之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存在,它的意义就在于为国为民;理论上,它们的主持者都应该是具有壮志的人。今天中国的纯种、变种国有企业,体量及势力远远大于纯种民营企业,这就带出了一组问题:当“壮志一族”的数量及力量远远压倒“雄心一族”时,后者还有繁殖的空间吗?单凭壮志,经济能够活络吗?壮志之间的碰撞能够产生市场吗?
检视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其用数字计量经济学,不如用物种生态学还更合适一些。数字经济学告诉我们,中国的总体GDP在成长,但物种生态学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池塘中的雄心物种可能已经面临断代,环境中的养分已经越来越不是它们所需要的养分。
生态学告诉我们,一个物种在环境中养分来源缺失时,它可能出现几种演化的方式:或者逐渐凋零灭绝,或者变成杂食动物,或者体积退化,或者通过跨种交配转型成为能够适应主流养分的物种。
中国的经济,可能已经面临一场生态危机。倘若十年之内,今天已经稀有的纯种民营企业家,落入了上述几种演化形态中的任何一种,中国的经济池塘中将不再有雄心的DNA,而只剩下壮志或貌似壮志的DNA。失去了本土雄心一族的中国经济,到时要搅活市场,就只能进口外国物种了。
经济不是家务,家务靠的是家和万事兴,而经济靠的是竞争万事兴。经济也不是政治,政治靠的是政通人和,而经济靠的是政宽人竞。在经济这点事上,唯有提供雄心者厮杀的空间,才能带来动态的平衡。
[编辑 谢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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