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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责任范围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责任追究限于“有过”，范围过于狭窄
长期以来，政府机关内部一直流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作风，责任追究也偏重于事后惩罚性问责而忽略事前预防性问责。近些年一起又一起的矿难事故、校车事故、踩踏事件等让国人痛心疾首，当事故发生后，紧接着就会有媒体报道称官方已经追究了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免职撤职了多少人，某某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然而没过多久，被问责人员却又很多复出了，即使问责力度再大，此类事故仍是屡禁不止，在每次的事故中，我们遭受生命丧失和财产巨大损失的惨剧，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丑闻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正是由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平日的疏忽、漠视和不作为才导致了事态愈演愈烈，而放纵这些不良作风的正是事前问责的缺失。因此，事后的惩处无异于亡羊补牢，不能从根源上杜绝社会问题的爆发。
（二）对策
行政问责要防微杜渐，由事后问责扩展至事前问责，实现由问责有过向问责无为的转变。在此，以武汉市“治庸问责”为例。2011年4月份，在武汉市兴起的“治庸问责”风暴对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庸、懒、散”等种种表现展开了问责和处理。武汉治庸问责风暴用坚实的脚步，有力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我市彻底扭转干部作风、打造全国发展环境最优城的决心，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党政干部中存在很多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反面例子，他们的无所作为败坏了党员和政府形象，不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今后的问责工作中也应对这种“庸、懒、散”的现象一查到底。基于此，违法违纪行为理应被查处，而无为的工作人员也要被问责。
二、对责任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被问责人员的范围不能合理界定
首先是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究竟该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没有可依据的规范，现实中也无先例可循。例如，在一些事件中，被问责的往往是行政职务的“一把手”，党的“一把手”却是毫发未损，这就引发了我们对现行政府部门中领导体制的思考。其实，行政职务的“一把手”都是党的副职，直接受党的正职领导，在许多决策程序、重大决议和人事录用中，党的“一把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对于重大事故的发生、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是责无旁贷的。
其次是政府内部机构设置存在部门数量庞大、职能重叠、权责不相对应的弊端。例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这仅仅是国务院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问题。在地方各个省市县乡层面，则更是显得机构臃肿，职能重复，职责不清，上下级之间推诿扯皮。另外，单位集体被问责的事件很少发生，这就让不少人打着集体负责的幌子招摇过市，造成集体违法违纪。
（二）对策
首先是构建党内问责制，《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办法》等的出台明确了党内问责细则，落实到实处那就是，在各种问责事件中，党政领导人员的责任应该分开评测，党委领导人应该负有连带责任，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其次是明确责任体系，将责任体系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等明确的层面，在事前进行科学论证，在事后进行科学评测，将责任归属明确界定在相应环节，同时要以当前如火如荼的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切实改革政府各级部门的设置现状，按照职能转变、机构创新的原则，对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组，减少职能交叉；减少管理的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协调部门间的关系，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明确责任归属，目的是确保责任和主体间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坐标图”，将责任落实到明确的对象。
三、对问责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问责主体过于单一
在我国，享有监督权力（权利）的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公民、社会团体等等，可以说在理论上我们是具有严密的监督网络的。但在现实中，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主体却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这和我国自古以来问责文化的缺失是密切相关的。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窠臼之中，每个时代的个体都称为“老百姓”，大部分的朝代都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社会底层人群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走向仕途，这就导致了自古以来对于公权力的崇拜和敬畏。官员以“父母官”自居，普通百姓也称官员为“青天大老爷”。如此的敬畏，何谈问责？追究官员责任的唯一方式恐怕也就是通过帝王和高层官员。映射到当前，每年的“考公务员热”和“情绪化问责”就是很好的佐证。正是基于问责文化的缺失（当然也有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之间互相制衡以致于不敢问责的原因），现实中理论上享有监督权力的主体并没有真正发挥问责的威力。
（二）对策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要想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必须首先培养问责文化。这就需要政府转变思路，由管理者转身为服务者（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福利提供者），切实做人民的公仆，对公众加大法制宣传，鼓励团体或个人举报、检举违法违纪、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并且要实行鼓励措施和保密措施，确保团体或个人愿意参加问责并在监督的同时确保自身权利安全，以诚恳的态度虚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
其次，各个监督主体要切实履行手中的监督权力（权利）。第一，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和履行，行政管理的方法是否得当，都与公众（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直接密切相关，因此，公众应该成为问责的主力军。公众要意识到自身的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用问责的渠道督促公务人员积极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这还需要政府构建方便公众监督权利行使的平台和制度，例如，市长热线、政府领导人员定期网络在线与公民交流、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等等。第二，建立专门的“问责监察团”，此机构专司监察一职；由政府人员、公众、专家、媒体、社会团体共同组成（人员组成的广泛性是为了确保该机构意见的中立和公正）；独立于政治，能够承受得住政治压力和舆论导向；在财政体制上不受当地政府的制约；并且具有权威和声望。第三，就是要积极引导媒体在问责过程中及时、中立作用的发挥，时下兴起的“网络反腐”更多的是反映出监督渠道的变窄，迫使社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行使监督权。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具有很重要的监督作用，要防止成为部分人争夺社会资源的“喉舌”，其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及时发布信息，在政府和社会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第四，就是要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司法机关等的权力监督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四、对配套机制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配套机制欠缺
笔者认为，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应该是一种耗散结构，这种结构或系统的特点在于，它能够在一定外界条件下，通过内部相互作用，自行产生组织性和相干性。问责制度要想长期发挥其监督作用，必须达至一种耗散结构状态，能够形成一定的机制，自我反馈和纠偏，从而确保该制度能长久稳定运行。然而，这一目标前提是，问责制度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之所以出现问责启动主体的单一化和“情绪化”、问责持续时间上的“风暴化”、问责力度的软弱化等怪象，原因就是政务信息不公开，导致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问责事由没有法律依据导致了部分领导人员启动问责风暴的“情绪化”，更是由于问责过程中由于自我矫正机制的欠缺导致了该制度始终不能逐步走向常态化。
（二）对策
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行政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履行责任政府职责的体现，只有实现了行政信息公开才能确保社会公众对政府和官员进行问责。首先应完善信息方面的立法，针对当前的法律现状，笔者建议应当制定一部《信息公开法》，同时要对《保密法》进行修订，而且要明确界定两者之间在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总的原则上看应该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除了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其余的政务信息原则上都应公开。其次就是，在实际的运作中也应建立政务信息公开的机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办公时间、地点、办公人员及其职责都应告知公众；完善听证程序，在进行决策、立法或裁决等行使职权活动时，应该让公民参与其中，确保公民知情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此外还可以考虑让公民旁听政务会议并参与讨论等等。
2、建立问责制度自我矫正机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与域外问责制度成熟的国家相比，问责制度在我国还不是很完善，在实际的运行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因此有必要建立问责制度的自我矫正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规范问责的操作流程，在此流程中引入《行政程序法》中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等，保证被问责对象受到公正对待。问责制度本身也应建立自身的监督机制，对问责制度的运行进行全程监督，确保问责合理合法运行。对于存在违法违纪等情形时应该及时采取问责措施，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果被问责事由不存在，那么就应该及时解除问责措施，并澄清事实真相，目的是确保问责手段和方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确保问责制度的长远发展。
3、改进绩效评估机制
当前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还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方面，导致了地方政府一切向GDP看齐，对于经济发展以外的事务便很少顾及，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举措便有可能违背行政法制的要求。因此对于绩效评估应该采取全面看问题的眼光，综合考量各项指标。绩效评估在实行时应该进行量化，评估方法可以考虑参照使用国际上广发流行的标杆管理法、平衡计分卡法等，评估机制按时启动，通过自查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的评审、检查等多种方式建立纠错、整改的运行机制，研究和分析制度运行的反馈意见，尤其要重视抽查工作，对那些有不良记录或被举报的环节进行重点检查，并将抽查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的参考依据。对问责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作客观估算，不断总结和分析问责方法的效果和缺陷。
4、完善救济机制
问责也是一种权力，而权力最容易被痴迷权术的人所滥用，因此，更要建立被问责对象的救济机制。具体来讲，被问责官员应该被赋予实质性的申诉权，当务之急是扩大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当被追究行政责任时允许当事人通过诉讼、复议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对于被追究民事、刑事责任时，可以借助于《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官员“引咎辞职”和复出问题，近年来，被问责官员频频复出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如果不解决这一困惑将阻碍问责制度的实现。笔者的建议是，制定《行政问责法》，在《行政问责法》中通过法律的途径规定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形可以复出、何时复出、何地复出、复出后是否设置考核期限以及考核结果等等，而且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应该进行辞职前的责任性质鉴定，防止以辞职的名义而逃避法律责任。
五、结语
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也是推进政治文明进程的需求。当前关于问责的法律、法规、章程、条例等等，不可谓不多，在近年来的监督公权力运行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2005年湖南省岳阳市出台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有错与无为问责办法（试行）》和2011年4月份湖北省武汉市兴起的“治庸问责”风暴也开启和推动了问责无为的进程，并且在当前看来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进一步反思便会发现，这些举措之所以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正是因为其还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要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建设，还需要全国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开展问责行动。在此，笔者建议，在总的思路上，问责制度应从问责“有过”向问责“无为”扩展，从“风暴式问责”走向“常态化问责”。在操作步骤上，首先是各个地方政府应该因地适宜制定相应的章程，使问责走向有法可依的道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先进理论和经验；其次是在各个地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整合划一，颁行统一的《行政问责法》使问责走向法治化的轨道。
（一）现状—责任追究限于“有过”，范围过于狭窄
长期以来，政府机关内部一直流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作风，责任追究也偏重于事后惩罚性问责而忽略事前预防性问责。近些年一起又一起的矿难事故、校车事故、踩踏事件等让国人痛心疾首，当事故发生后，紧接着就会有媒体报道称官方已经追究了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免职撤职了多少人，某某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然而没过多久，被问责人员却又很多复出了，即使问责力度再大，此类事故仍是屡禁不止，在每次的事故中，我们遭受生命丧失和财产巨大损失的惨剧，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丑闻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正是由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平日的疏忽、漠视和不作为才导致了事态愈演愈烈，而放纵这些不良作风的正是事前问责的缺失。因此，事后的惩处无异于亡羊补牢，不能从根源上杜绝社会问题的爆发。
（二）对策
行政问责要防微杜渐，由事后问责扩展至事前问责，实现由问责有过向问责无为的转变。在此，以武汉市“治庸问责”为例。2011年4月份，在武汉市兴起的“治庸问责”风暴对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庸、懒、散”等种种表现展开了问责和处理。武汉治庸问责风暴用坚实的脚步，有力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我市彻底扭转干部作风、打造全国发展环境最优城的决心，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党政干部中存在很多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反面例子，他们的无所作为败坏了党员和政府形象，不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今后的问责工作中也应对这种“庸、懒、散”的现象一查到底。基于此，违法违纪行为理应被查处，而无为的工作人员也要被问责。
二、对责任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被问责人员的范围不能合理界定
首先是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究竟该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没有可依据的规范，现实中也无先例可循。例如，在一些事件中，被问责的往往是行政职务的“一把手”，党的“一把手”却是毫发未损，这就引发了我们对现行政府部门中领导体制的思考。其实，行政职务的“一把手”都是党的副职，直接受党的正职领导，在许多决策程序、重大决议和人事录用中，党的“一把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对于重大事故的发生、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是责无旁贷的。
其次是政府内部机构设置存在部门数量庞大、职能重叠、权责不相对应的弊端。例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这仅仅是国务院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问题。在地方各个省市县乡层面，则更是显得机构臃肿，职能重复，职责不清，上下级之间推诿扯皮。另外，单位集体被问责的事件很少发生，这就让不少人打着集体负责的幌子招摇过市，造成集体违法违纪。
（二）对策
首先是构建党内问责制，《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办法》等的出台明确了党内问责细则，落实到实处那就是，在各种问责事件中，党政领导人员的责任应该分开评测，党委领导人应该负有连带责任，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其次是明确责任体系，将责任体系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等明确的层面，在事前进行科学论证，在事后进行科学评测，将责任归属明确界定在相应环节，同时要以当前如火如荼的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切实改革政府各级部门的设置现状，按照职能转变、机构创新的原则，对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组，减少职能交叉；减少管理的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协调部门间的关系，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明确责任归属，目的是确保责任和主体间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坐标图”，将责任落实到明确的对象。
三、对问责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问责主体过于单一
在我国，享有监督权力（权利）的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公民、社会团体等等，可以说在理论上我们是具有严密的监督网络的。但在现实中，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主体却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这和我国自古以来问责文化的缺失是密切相关的。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窠臼之中，每个时代的个体都称为“老百姓”，大部分的朝代都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社会底层人群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走向仕途，这就导致了自古以来对于公权力的崇拜和敬畏。官员以“父母官”自居，普通百姓也称官员为“青天大老爷”。如此的敬畏，何谈问责？追究官员责任的唯一方式恐怕也就是通过帝王和高层官员。映射到当前，每年的“考公务员热”和“情绪化问责”就是很好的佐证。正是基于问责文化的缺失（当然也有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之间互相制衡以致于不敢问责的原因），现实中理论上享有监督权力的主体并没有真正发挥问责的威力。
（二）对策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要想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必须首先培养问责文化。这就需要政府转变思路，由管理者转身为服务者（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福利提供者），切实做人民的公仆，对公众加大法制宣传，鼓励团体或个人举报、检举违法违纪、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并且要实行鼓励措施和保密措施，确保团体或个人愿意参加问责并在监督的同时确保自身权利安全，以诚恳的态度虚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
其次，各个监督主体要切实履行手中的监督权力（权利）。第一，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和履行，行政管理的方法是否得当，都与公众（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直接密切相关，因此，公众应该成为问责的主力军。公众要意识到自身的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用问责的渠道督促公务人员积极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这还需要政府构建方便公众监督权利行使的平台和制度，例如，市长热线、政府领导人员定期网络在线与公民交流、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等等。第二，建立专门的“问责监察团”，此机构专司监察一职；由政府人员、公众、专家、媒体、社会团体共同组成（人员组成的广泛性是为了确保该机构意见的中立和公正）；独立于政治，能够承受得住政治压力和舆论导向；在财政体制上不受当地政府的制约；并且具有权威和声望。第三，就是要积极引导媒体在问责过程中及时、中立作用的发挥，时下兴起的“网络反腐”更多的是反映出监督渠道的变窄，迫使社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行使监督权。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具有很重要的监督作用，要防止成为部分人争夺社会资源的“喉舌”，其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及时发布信息，在政府和社会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第四，就是要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司法机关等的权力监督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四、对配套机制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配套机制欠缺
笔者认为，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应该是一种耗散结构，这种结构或系统的特点在于，它能够在一定外界条件下，通过内部相互作用，自行产生组织性和相干性。问责制度要想长期发挥其监督作用，必须达至一种耗散结构状态，能够形成一定的机制，自我反馈和纠偏，从而确保该制度能长久稳定运行。然而，这一目标前提是，问责制度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之所以出现问责启动主体的单一化和“情绪化”、问责持续时间上的“风暴化”、问责力度的软弱化等怪象，原因就是政务信息不公开，导致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问责事由没有法律依据导致了部分领导人员启动问责风暴的“情绪化”，更是由于问责过程中由于自我矫正机制的欠缺导致了该制度始终不能逐步走向常态化。
（二）对策
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行政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履行责任政府职责的体现，只有实现了行政信息公开才能确保社会公众对政府和官员进行问责。首先应完善信息方面的立法，针对当前的法律现状，笔者建议应当制定一部《信息公开法》，同时要对《保密法》进行修订，而且要明确界定两者之间在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总的原则上看应该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除了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其余的政务信息原则上都应公开。其次就是，在实际的运作中也应建立政务信息公开的机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办公时间、地点、办公人员及其职责都应告知公众；完善听证程序，在进行决策、立法或裁决等行使职权活动时，应该让公民参与其中，确保公民知情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此外还可以考虑让公民旁听政务会议并参与讨论等等。
2、建立问责制度自我矫正机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与域外问责制度成熟的国家相比，问责制度在我国还不是很完善，在实际的运行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因此有必要建立问责制度的自我矫正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规范问责的操作流程，在此流程中引入《行政程序法》中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等，保证被问责对象受到公正对待。问责制度本身也应建立自身的监督机制，对问责制度的运行进行全程监督，确保问责合理合法运行。对于存在违法违纪等情形时应该及时采取问责措施，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果被问责事由不存在，那么就应该及时解除问责措施，并澄清事实真相，目的是确保问责手段和方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确保问责制度的长远发展。
3、改进绩效评估机制
当前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还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方面，导致了地方政府一切向GDP看齐，对于经济发展以外的事务便很少顾及，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举措便有可能违背行政法制的要求。因此对于绩效评估应该采取全面看问题的眼光，综合考量各项指标。绩效评估在实行时应该进行量化，评估方法可以考虑参照使用国际上广发流行的标杆管理法、平衡计分卡法等，评估机制按时启动，通过自查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的评审、检查等多种方式建立纠错、整改的运行机制，研究和分析制度运行的反馈意见，尤其要重视抽查工作，对那些有不良记录或被举报的环节进行重点检查，并将抽查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的参考依据。对问责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作客观估算，不断总结和分析问责方法的效果和缺陷。
4、完善救济机制
问责也是一种权力，而权力最容易被痴迷权术的人所滥用，因此，更要建立被问责对象的救济机制。具体来讲，被问责官员应该被赋予实质性的申诉权，当务之急是扩大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当被追究行政责任时允许当事人通过诉讼、复议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对于被追究民事、刑事责任时，可以借助于《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官员“引咎辞职”和复出问题，近年来，被问责官员频频复出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如果不解决这一困惑将阻碍问责制度的实现。笔者的建议是，制定《行政问责法》，在《行政问责法》中通过法律的途径规定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形可以复出、何时复出、何地复出、复出后是否设置考核期限以及考核结果等等，而且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应该进行辞职前的责任性质鉴定，防止以辞职的名义而逃避法律责任。
五、结语
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也是推进政治文明进程的需求。当前关于问责的法律、法规、章程、条例等等，不可谓不多，在近年来的监督公权力运行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2005年湖南省岳阳市出台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有错与无为问责办法（试行）》和2011年4月份湖北省武汉市兴起的“治庸问责”风暴也开启和推动了问责无为的进程，并且在当前看来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进一步反思便会发现，这些举措之所以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正是因为其还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要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建设，还需要全国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开展问责行动。在此，笔者建议，在总的思路上，问责制度应从问责“有过”向问责“无为”扩展，从“风暴式问责”走向“常态化问责”。在操作步骤上，首先是各个地方政府应该因地适宜制定相应的章程，使问责走向有法可依的道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先进理论和经验；其次是在各个地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整合划一，颁行统一的《行政问责法》使问责走向法治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