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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户水稻种植“双改单”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由于农民种稻收入在家庭收入增长中份额日趋减少，使得农户倾向于将更多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转移到兼业或非农生产活动上，出于粮食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的考虑，国家鼓励农户选择双季稻，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推进和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者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以回答，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类型正由传统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到2010年生产者的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以农机装备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农户兼顾到收入增长与双季稻种植的双重目标，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对其选择单双季水稻的影响较小。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显示，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可能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建议，要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目标，应当重视长江流域水稻主产区的农户“双改单”演变趋势，继续拓展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适当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引导农民扩大双季稻的种植规模。
关键词水稻“双改单”；收入增长；农村社会化服务；非农兼业；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 F326.1；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153-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20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2011年9月国家《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在南方稻作区扩大双季稻。然而，农户在稻作制度选择上的“双改单”正似乎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着，双季稻种植意愿正在不断下降[2]。众多研究指出，家庭劳动力择优转移所带来的务农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上的变化，如“劳动力年纪太大”或“劳动力不够”[3-4]，以及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稻谷收购价过低[5]、粮补政策缺陷[6]和双季稻生产上的农机装备或农业基础设施的不足[7-8]等被认为是我国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的农户水稻“双改单”现象的主要诱因之一，但追根溯源，农民双季稻种植收益在家庭收入增长中的比重日趋减少是其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根本原因，促使了农户将更多的资源和劳动供给“让位”到其它相对高收益的作物种植或者非农兼业上。随着农机装备和农技培训等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使得农民可兼顾到水稻生产与兼业活动，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跨省市的外出择业而放弃或减少水稻种植的发生概率。黄祖辉等[9]发现，随时间变化推移，农户家庭减少了农业生产和本村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外出打工时间。李庆等[10]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兼业行为，并非是在劳动力完全剩余状况下产生的，农民的兼业行为会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农民家庭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林坚等[11]发现，粮食生产相对较少的劳动力投入需求和易于实施机械化作业的特点与非农就业收入的投资效应相结合，使农户非农就业与其粮食生产之间产生较强的互补性。然而，Marrit Van den Berg等[1]指出，在目前的农田规模下，政府关于增加农村收入和提升水稻产量的双重目标是有明显矛盾的，农民可以通过非农工资来提高收入，或者完全转向生产更加有利可图的蔬菜类作物。基于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长远目标，现阶段尚不能完全放任稻作制度的自然演变。鼓励和支持农户选择双季稻种植，应当有针对性地发展水稻生产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以促使农户自身资源尤其是生产者劳动供给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收入增长。然而，当前资料尚缺少从农村社会化服务视角来分析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在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研究着重回答一个问题：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
1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构建
在不考虑家庭成员之间收入转移的情况下，水稻生产者的收入来源可分为种稻收入、非稻作物（同季）种植收入和非农兼业收入三类，上述不同来源的收入变动将会引起生产者双季稻生产决策的不同变化。一方面，生产者种稻收入增长，会激励其扩大水稻播种面积，或提高耕地复种指数而选择双季稻。另一方面，非稻作物种植收入和非农兼业收入增长，会导致原先的水稻生产资源向其它经济收益相对高的农作物或非农活动转移，尤其是劳动时间配置的变化。同时，随着非稻作物生产收入或非农兼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断提高，导致生产者更愿将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配置到非稻作物生产或非农兼业活动上，从而会相应降低农民在水稻生产上的劳动时间投入和增加其从事于非稻作物生产或兼业活动的可能性，也会促使农民做出倾向于减少双季稻种植面积而选择单季稻的生产决策。
为了兼顾到水稻生产和收入增长的目标，“省工节时”的农村社会化服务被农民广泛地应用于水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多个生产环节[12]，尤其是往往需要生产者亲力亲为或者投入较多劳动的田间管理和耕种收环节。然而，由于水稻生产过程中的监督成本高昂，诸如农药喷洒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类活动交付给社会化组织或私人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对生产者的劳动投入和可能改善的环节就主要体现在耕种收上，特别是双季稻生产周期较长和衔接过程中的“抢收抢种”，能否得到及时、足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将直接影响到其双季稻生产决策。因此，本文将水稻生产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聚焦到农机使用程度上。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关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非农兼业与农村社会服务的理论模型。首先，假设水稻生产者所在村庄存在一定的兼业机会，这种兼业是广义上的非农活动，包括工匠、养殖或乡镇企业务工等，即农民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种植水稻和从事非水稻种植相关的生产劳动的可能性。进一步假设，模型中的研究对象是农村无遗产继承、收入转移和不参与金融信贷市场的普通农户，并且农户仅有一个决策与负责生产的劳动力，暂时忽略农户家庭内部多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等情况。该模型的推导主要依据Gary. S. Becker[13]，并将社会化服务函数引入模型。
随着时间推移，存在一部分农户从水稻生产中退出，为避免删失样本而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本文未删除有缺失的农户样本，从而样本呈现出逐年递减的非平衡面板特征。同时，在（6）式中设置了地区dist和时间t虚拟变量，以度量可能存在的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而将不可度量的面板随机效应，全部纳入随机扰动项中。Xjt（j=1，2，3）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以有研究[2-6，8-12]，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三类：（1）表示水稻生产者的个体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参加农业培训；（2）表示农户生产特征，如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水稻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和职业度；（3）表示农户所处村镇的外部特征，如地形特征、距离县城的距离和村庄所属县（市、区）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2.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4-2010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选取中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共6省1市的46个村镇的水稻种植农户的家庭和生产数据，以及社会化服务和非农兼业相关的农户与村镇信息。删除有缺失数据和异常值农户，选取有效研究对象8 377户。由于涉及到2004-2010年村庄所属县（市、区）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使用人均GDP 指数将村庄所属县（市、区）人均GDP数据平减到2004年不变价格，其中人均GDP与人均GDP 指数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11）。
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起源于1986年，在全国各省（区、市）选取富裕、中等和低收入水平的县（区），逐年进行农户跟踪调查，详细记录了农户家庭与生产等方面的信息。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具体的调查问卷和指标也经历了多次修改，到2003年开始记录农户家庭每个劳动力的详细劳动时间分配信息，虽然2009年调查问卷中关于家庭劳动力劳动供给指标又发生变动，但只是对一些指标进行了补充采集，未对整个调查指标体系产生影响，从而保证了本研究数据指标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2.3重要变量定义与说明
在模型变量的实际选取中，遇到一部分变量无法直接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中调取，而需要进行对应的变量处理。
首先，观察点数据库中未直接给出农户单、双季水稻播种面积，但使用农户水稻复种指数（当年水稻播种面积与水田面积比重）可以表示农户单、双季水稻种植情况，该指标介于0与2之间。在固定观察点数据中农户耕地和水田数据完备的情况下，我们认为0 从我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农户会依据地块特征和生产条件来分配自家的单、双季稻种植比例，这样一来可实现口粮和商品粮的产出最大化，二来可以熨平因气候或病虫害可能带来的产量波动。与仅使用0-1型虚拟变量（如0=单季稻，1=双季稻等）表示农户种植单双季水稻的情况相比，结合耕地面积和水稻播种面积所构造的水稻复种指数可以表达出更多的信息。因此，以水稻播种面积与水田面积比重等于1为界点，以区分农户单双季稻种植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对于经济水平欠发达地区而言，尤其是我国长江流域的中部和西部稻作区，农机装备正逐步被运用到水稻生产过程中，以对传统的人、畜力使用进行替代，因此本文使用农机作业费占农机与畜力总费用的比例来度量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12]（y2）。同时，对农民普及农技培训一直以来是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较为关注其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程度。
最后，观察点调查数据库中给出了农户家庭中成员信息及在乡镇内从事非农兼业的类型，但未具体给出每个成员不同从业类型的收入资料，因此无法度量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收入，而相应地使用其是否有水稻种植以外的非农兼业活动作为模型指标。
3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与2004年相比，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水稻种植农户数减少了17.92%，其中下降最明显的是江西省和安徽省，减幅分别达到30.91%和21.35%，而其他省份减幅则相对平缓。进一步由表2可发现，2004-2010年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水稻复种指数呈现逐年降低趋势，年均降速达到0.013，这其中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种植比例由2004年的42.67%减少到2010年的31.78%，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而单季稻种植比例增长迅速，到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农户的单季稻种植比例已接近七成左右，达68.22%，从而表明农户在稻作制度选择上的偏向于单季稻种植的趋势正逐步凸显。
由于水稻生产者老龄化程度增加以及农户家庭中农业劳动力的日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替代传统人、畜力的农机装备正逐步地被应用到水稻生产环节上，表2显示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由2004年的0.432上升到2010年的0.947，年均增长幅度达0.086，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其中到2010年，江苏省和湖南省水稻生产已完全使用上农机装备，畜力使用已从水稻生产中退出。这种快速变化的背后，除了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扶持、农机来源途径的日趋广泛与机械劳作效率较高外，农机使用价格的相对低廉和农村雇工费用的上涨均是重要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表3也显示，2004-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约有一到两成的农户在水稻生产中雇佣了劳动力，其中单季稻生产者雇佣比例略高出双季稻。结合亩均雇工数量来看，双季稻的亩均雇工数高出单季稻约0.5-1个工左右，且再结合不断攀升的工价可见，双季稻种植由此需要比单季稻多支出0.5-1个工价的雇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双季稻生产者的净收益。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发展，使得2004-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水稻生产者在本乡镇内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较2004年，2010年的单、双季稻生产者用于农业劳动的时间降幅分别达23.74天和32.22天。水稻生产者的农业劳动时间下降，直接带来了其非农劳动时间的增长，尤其是单季稻生产者的非农劳动时间均显著地高于双季稻，说明双季稻生产者需要付出较多的劳动时间用于水稻生产及管理，相应地降低了其从事非农劳动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2008至2010年，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劳动时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10年单、双季稻生产者的非农劳动时间分别达到156.50天/年和121.18天/年，较2008年增幅分别达21.19%和23.79%。
表3中显示，长江流域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现象广泛的存在。到2010年，水稻生产者的非农职业比例已达到21.93%，较2004年上升了7.41个百分点，其中“从事非农家庭经营”和“受雇劳动者”的分布最多。从行业角度来看，2004年水稻生产者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水面养殖业、商贸、饮食或服务业和建筑业，比例依次达27.97%、14.69%和14.49%，而到2010年，上述行业排名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水稻生产者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的转变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比例依次达26.26%、23.74%和17.32%，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动的农村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农民兼业由农业内部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的拓展。
进一步我们发现，双季稻生产者职业中的农业家庭经营比例和农业比例均高出同期单季稻生产者约5个百分点左右，换言之，双季稻生产者从事于兼业的比例要低于单季稻生产者，这反映出双季稻生产可能更容易在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上“挤占”或者降低劳动者从事兼业的可能性。从单、双季稻生产者兼业所属行业的分布来看，双季稻生产者的职业多分布于水面养殖业和建筑业，而单季稻生产者的职业主要分布于工业、建筑业和商贸、饮食或服务业。值得关注的是，2004-2010年，水稻生产者职业分布于工业的比例正稳步地提高，尤其是双季稻生产者，在工业行业从事兼业的比例从2004年的5.39%增长到2010年的20.67%，这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或城镇近郊企
业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农村社会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将劳动者从水稻生产中逐步替代出来。
4实证结果分析
4.1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在使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水稻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srzb）、职业度（zyd）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较为接近，且水稻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与职业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高出其他变量，两者之间表现出较高的多重共线性，所以不能同时将这两个变量放入模型中。然而，由于职业度（zyd）反映出农民当年水稻总产量用于出售或口粮的倾向，而农民的这种以解决家庭口粮需求或出售盈利为导向的行为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其稻作制度选择与非农兼业行为，因此本文在模型中选择放入该指标。
亩均雇工数和工价是指水稻生产环节上雇佣了劳动力的农户的统计数字；亩均用工量包含了自身投工和雇工数；雇工工价、畜力费和机械费均为当年价格。单季稻栏下的农业家庭经营比例指农业家庭经营人数与单季稻生产者总数的比值，行业中的农业比例类似；行业中的农业中不含养殖业，这是由于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中记录了农户的水面养殖面积，因此根据这一指标将水面养殖业单独列出；2009年最新修订的指标体系较2003-2008年指标体系更加细化，本文通过将2010年的行业指标合并，使其与2003-2008年指标体系一致，具体处理如下：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工业，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合并为商贸、饮食或服务业。
在模型变量确定后，还需要对模型的总体参数进行“可识别”检验。可识别是进行参数估计的前提条件。由于本文联立方程模型中需要估计的方程中的外生变量（Xi）个数远大于内生变量（y1、y2与y3）的个数，使用阶条件或秩条件判定，每个方程都属于过渡识别。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主要有单一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两者常用是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最小二乘法（3SLS）。如果联立方程模型中假定为外生的变量与结构方程中的扰动项不相关，则使用系统估计法能够增加估计效率；反之，若二者相关，则使用系统估计法将使得估计结果有偏，此时适宜使用单一方程估计法。现有文献中，常通过豪斯曼（Hausman）检验来确定使用何种估计方法。表4中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联立方程模型不能完全拒绝外生变量和结构干扰无关的假设，故应使用系统估计法。
4.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对联立方程模型选用系统估计法中最常用的3SLS法，计量结果（见表5）分析如下：
（1）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程度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表明，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提高，将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假说1未得到完全验证。模型（1）显示，2004-2010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高其水稻复种指数0.316个百分点，说明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并未明显地诱发其从双季稻改种单季稻。这主要是由于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多数是基于自身禀赋与生产实践的综合决策，合理利用农业生产季节性、农忙与非农忙时期以及早晚与正常工作时间之间差异，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从而使得非农兼业行为与水稻生产之间形成互补。然而，使用2010年截面数据的模型（2）显示，生产者的非农兼业对水稻复种指数存在负向影响，表明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生产者从双季稻改向单季稻，而这主要是由于2010年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程度较高，尤其是兼业类型从传统的种养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变，从而使得生产者以往多选择农闲“打零工”或“做小工”这种调配劳动时间相对自由的兼业活动逐渐“被规范”起来。 模型（1）结果也发现，在影响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因素中，其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农技培训以及所在县域的人均经济水平对其单双季稻选择不显著或者影响程度较小，而农户家庭中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职业度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水稻生产者的职业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水稻生产者的职业度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高复种指数0.753个百分点。这与样本统计描述一致，相比于2004年，到2010年单季稻生产者的职业度保持了相对稳定，从0.441小幅波动到0.439，而双季稻生产者的职业度则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从0.597增长到0.635。水稻生产者职业度的提高，意味着其稻谷产量中用于向市场出售的比例增高，这种出售盈利导向能够更好地激励其选择双季稻，从而来提升水稻种植收益。
（2）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上，而对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影响较小。模型（1）显示，2004-2010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高非农兼业程度0.985个百分点，但却降低水稻复种指数1.622个百分点，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说2，但假说3未得到验证。这主要是一方面，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尤其是农机装备在水稻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有效地替代了水稻生产环节上的大量劳动时间，从而能够将劳动者从原本繁杂的水稻生产中逐步替代出来，增加了生产者从事非农兼业活动的劳动机会。另一方面，村镇内雇佣劳动力难度与成本上升以及农民获取农机社会化服务途径增多，使得农机社会化服务逐渐成为水稻生产中必需的要素投入之一，而相对于单季稻而言，双季稻生产需要生产者支付较多的农机使用费用，出于成本收益、劳动时间以及非农机会成本的综合考虑，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对农户稳定水稻种植起到了较好的贡献，但对于激励农户选择双季稻的影响较弱。
4.3稳健性检验及分析
若考虑农户家庭成员间收入转移的情况，则式（6）中生产者非农兼业行为对其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参数估计存在下偏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水稻生产者的水稻种植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经营总收入水平的影响，当生产者能够从家庭其他成员那里得到转移收入，实质上等同于其自身的收入增长，从而会降低其通过提高水稻复种指数来增加收入的激励作用。因此，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引入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以分析其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影响（见表6）。
模型（3）计量结果与模型（1）类似，但模型（3）中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影响程度低于模型（1）。模型（3）结果显示，2004-2010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提高1个百分点，会显著提高其水稻复种指数0.108个百分点，低于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对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程度。这主要是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种植选择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在多数情况下，生产者的单双季水稻种植决策，首先会依据自身的生产经验，往往再综合考虑收入增长预期或贡献以及邻里周边的生产情况等因素来决定生产行为。
综合来看，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符合了当前劳动替代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向，农机等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放松了生产者在水稻生产上的劳动时间与强度的约束，促进了水稻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提高，也进一步增加了水稻生产者“双改单”的发展趋势。水稻生产者稻作制度上的“双改单”或者水稻复种指数的下降，将带来稻谷总产量的下滑，也对粮食供给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然而模型（1）与（3）结果显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完全兼顾农户单双季水稻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或者说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得水稻生产者做出偏向于双季稻种植的决策变化，目前能够有效地兼顾到农户双季稻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出路可能在于培育职业农民。
5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2004-2010年我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6省1市的农户数据，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户水稻“双改单”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2004-2010年，我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农户水稻的“双改单”变化明显，双季稻种植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农户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农户在稻作制度选择上偏向于单季稻种植的趋势正逐步凸显。2010年，约有三成水稻生产者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其中双季稻生产者从事非农兼业比例要低于同期单季稻生产者约5个百分点左右，非农兼业类型正呈现出由农业内部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的趋势。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发展迅速，年均增长幅度达0.086。由于生产者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其非农兼业程度与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应注意到，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对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而对其单双季水稻选择影响较小。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①重视我国长江流域农户稻作制度演变趋势。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农户水稻“双改单”或复种指数的下降，将带来稻谷总产量的下滑，也对粮食供给安全和耕地利用率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②深化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培育职业农民。农户双季稻选择与收入增长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冲突，当前鼓励或调控农户选择双季稻的核心是稳定和落实收入增长的预期，合理的途径一是继续深化与拓展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向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发展，以更好地解决农户双季稻生产上的困难和顾虑；二是培育现代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的市场参与程度。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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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in rice planting in China.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crease of rice planting income in household income， farmers tend to allocate more time and resources to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doublecropped rice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grain reserve and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arable land. Th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time 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food security and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lanting pattern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and the income changes based on data from farm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to understand whether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can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doublecropped rice， and increase their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A substantial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was observed during 2004-2010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The proportion of doublecropped rice decreased annually 1.82%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planting of doublecropped rice accounted for only one third of the total rice planting in 2010. Traditional rice farmers allocated more labors and resources to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especially industry， construction， and aquaculture. Th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primarily based o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were not feasible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through planting doublecropped rice. In addition， th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had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 of planting doublecropped or singlecropped rice， but mainly contributed to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of farmers. The labor and time can be reasonably allocated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of rice farmer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pattern of doublecropped ric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nonagriculture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lanting of doublecropped rice. In summary， in order to keep strategic grain reserve， we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 ongoing rice planting pattern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doublecropped ric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ppropriate social servic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farmers prior to， during， and after rice planting.
Key words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income increas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labor supply
农户水稻种植“双改单”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由于农民种稻收入在家庭收入增长中份额日趋减少，使得农户倾向于将更多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转移到兼业或非农生产活动上，出于粮食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的考虑，国家鼓励农户选择双季稻，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推进和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者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以回答，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类型正由传统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到2010年生产者的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以农机装备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农户兼顾到收入增长与双季稻种植的双重目标，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对其选择单双季水稻的影响较小。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显示，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可能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建议，要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目标，应当重视长江流域水稻主产区的农户“双改单”演变趋势，继续拓展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适当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引导农民扩大双季稻的种植规模。
关键词水稻“双改单”；收入增长；农村社会化服务；非农兼业；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 F326.1；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153-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20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2011年9月国家《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在南方稻作区扩大双季稻。然而，农户在稻作制度选择上的“双改单”正似乎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着，双季稻种植意愿正在不断下降[2]。众多研究指出，家庭劳动力择优转移所带来的务农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上的变化，如“劳动力年纪太大”或“劳动力不够”[3-4]，以及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稻谷收购价过低[5]、粮补政策缺陷[6]和双季稻生产上的农机装备或农业基础设施的不足[7-8]等被认为是我国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的农户水稻“双改单”现象的主要诱因之一，但追根溯源，农民双季稻种植收益在家庭收入增长中的比重日趋减少是其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根本原因，促使了农户将更多的资源和劳动供给“让位”到其它相对高收益的作物种植或者非农兼业上。随着农机装备和农技培训等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使得农民可兼顾到水稻生产与兼业活动，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跨省市的外出择业而放弃或减少水稻种植的发生概率。黄祖辉等[9]发现，随时间变化推移，农户家庭减少了农业生产和本村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外出打工时间。李庆等[10]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兼业行为，并非是在劳动力完全剩余状况下产生的，农民的兼业行为会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农民家庭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林坚等[11]发现，粮食生产相对较少的劳动力投入需求和易于实施机械化作业的特点与非农就业收入的投资效应相结合，使农户非农就业与其粮食生产之间产生较强的互补性。然而，Marrit Van den Berg等[1]指出，在目前的农田规模下，政府关于增加农村收入和提升水稻产量的双重目标是有明显矛盾的，农民可以通过非农工资来提高收入，或者完全转向生产更加有利可图的蔬菜类作物。基于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长远目标，现阶段尚不能完全放任稻作制度的自然演变。鼓励和支持农户选择双季稻种植，应当有针对性地发展水稻生产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以促使农户自身资源尤其是生产者劳动供给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收入增长。然而，当前资料尚缺少从农村社会化服务视角来分析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在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研究着重回答一个问题：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
1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构建
在不考虑家庭成员之间收入转移的情况下，水稻生产者的收入来源可分为种稻收入、非稻作物（同季）种植收入和非农兼业收入三类，上述不同来源的收入变动将会引起生产者双季稻生产决策的不同变化。一方面，生产者种稻收入增长，会激励其扩大水稻播种面积，或提高耕地复种指数而选择双季稻。另一方面，非稻作物种植收入和非农兼业收入增长，会导致原先的水稻生产资源向其它经济收益相对高的农作物或非农活动转移，尤其是劳动时间配置的变化。同时，随着非稻作物生产收入或非农兼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断提高，导致生产者更愿将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配置到非稻作物生产或非农兼业活动上，从而会相应降低农民在水稻生产上的劳动时间投入和增加其从事于非稻作物生产或兼业活动的可能性，也会促使农民做出倾向于减少双季稻种植面积而选择单季稻的生产决策。
为了兼顾到水稻生产和收入增长的目标，“省工节时”的农村社会化服务被农民广泛地应用于水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多个生产环节[12]，尤其是往往需要生产者亲力亲为或者投入较多劳动的田间管理和耕种收环节。然而，由于水稻生产过程中的监督成本高昂，诸如农药喷洒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类活动交付给社会化组织或私人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对生产者的劳动投入和可能改善的环节就主要体现在耕种收上，特别是双季稻生产周期较长和衔接过程中的“抢收抢种”，能否得到及时、足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将直接影响到其双季稻生产决策。因此，本文将水稻生产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聚焦到农机使用程度上。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关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非农兼业与农村社会服务的理论模型。首先，假设水稻生产者所在村庄存在一定的兼业机会，这种兼业是广义上的非农活动，包括工匠、养殖或乡镇企业务工等，即农民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种植水稻和从事非水稻种植相关的生产劳动的可能性。进一步假设，模型中的研究对象是农村无遗产继承、收入转移和不参与金融信贷市场的普通农户，并且农户仅有一个决策与负责生产的劳动力，暂时忽略农户家庭内部多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等情况。该模型的推导主要依据Gary. S. Becker[13]，并将社会化服务函数引入模型。
随着时间推移，存在一部分农户从水稻生产中退出，为避免删失样本而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本文未删除有缺失的农户样本，从而样本呈现出逐年递减的非平衡面板特征。同时，在（6）式中设置了地区dist和时间t虚拟变量，以度量可能存在的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而将不可度量的面板随机效应，全部纳入随机扰动项中。Xjt（j=1，2，3）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以有研究[2-6，8-12]，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三类：（1）表示水稻生产者的个体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参加农业培训；（2）表示农户生产特征，如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水稻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和职业度；（3）表示农户所处村镇的外部特征，如地形特征、距离县城的距离和村庄所属县（市、区）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2.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4-2010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选取中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共6省1市的46个村镇的水稻种植农户的家庭和生产数据，以及社会化服务和非农兼业相关的农户与村镇信息。删除有缺失数据和异常值农户，选取有效研究对象8 377户。由于涉及到2004-2010年村庄所属县（市、区）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使用人均GDP 指数将村庄所属县（市、区）人均GDP数据平减到2004年不变价格，其中人均GDP与人均GDP 指数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11）。
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起源于1986年，在全国各省（区、市）选取富裕、中等和低收入水平的县（区），逐年进行农户跟踪调查，详细记录了农户家庭与生产等方面的信息。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具体的调查问卷和指标也经历了多次修改，到2003年开始记录农户家庭每个劳动力的详细劳动时间分配信息，虽然2009年调查问卷中关于家庭劳动力劳动供给指标又发生变动，但只是对一些指标进行了补充采集，未对整个调查指标体系产生影响，从而保证了本研究数据指标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2.3重要变量定义与说明
在模型变量的实际选取中，遇到一部分变量无法直接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中调取，而需要进行对应的变量处理。
首先，观察点数据库中未直接给出农户单、双季水稻播种面积，但使用农户水稻复种指数（当年水稻播种面积与水田面积比重）可以表示农户单、双季水稻种植情况，该指标介于0与2之间。在固定观察点数据中农户耕地和水田数据完备的情况下，我们认为0
其次，对于经济水平欠发达地区而言，尤其是我国长江流域的中部和西部稻作区，农机装备正逐步被运用到水稻生产过程中，以对传统的人、畜力使用进行替代，因此本文使用农机作业费占农机与畜力总费用的比例来度量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12]（y2）。同时，对农民普及农技培训一直以来是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较为关注其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程度。
最后，观察点调查数据库中给出了农户家庭中成员信息及在乡镇内从事非农兼业的类型，但未具体给出每个成员不同从业类型的收入资料，因此无法度量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收入，而相应地使用其是否有水稻种植以外的非农兼业活动作为模型指标。
3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与2004年相比，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水稻种植农户数减少了17.92%，其中下降最明显的是江西省和安徽省，减幅分别达到30.91%和21.35%，而其他省份减幅则相对平缓。进一步由表2可发现，2004-2010年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水稻复种指数呈现逐年降低趋势，年均降速达到0.013，这其中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种植比例由2004年的42.67%减少到2010年的31.78%，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而单季稻种植比例增长迅速，到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农户的单季稻种植比例已接近七成左右，达68.22%，从而表明农户在稻作制度选择上的偏向于单季稻种植的趋势正逐步凸显。
由于水稻生产者老龄化程度增加以及农户家庭中农业劳动力的日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替代传统人、畜力的农机装备正逐步地被应用到水稻生产环节上，表2显示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由2004年的0.432上升到2010年的0.947，年均增长幅度达0.086，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其中到2010年，江苏省和湖南省水稻生产已完全使用上农机装备，畜力使用已从水稻生产中退出。这种快速变化的背后，除了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扶持、农机来源途径的日趋广泛与机械劳作效率较高外，农机使用价格的相对低廉和农村雇工费用的上涨均是重要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表3也显示，2004-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约有一到两成的农户在水稻生产中雇佣了劳动力，其中单季稻生产者雇佣比例略高出双季稻。结合亩均雇工数量来看，双季稻的亩均雇工数高出单季稻约0.5-1个工左右，且再结合不断攀升的工价可见，双季稻种植由此需要比单季稻多支出0.5-1个工价的雇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双季稻生产者的净收益。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发展，使得2004-2010年长江流域单、双季水稻生产者在本乡镇内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较2004年，2010年的单、双季稻生产者用于农业劳动的时间降幅分别达23.74天和32.22天。水稻生产者的农业劳动时间下降，直接带来了其非农劳动时间的增长，尤其是单季稻生产者的非农劳动时间均显著地高于双季稻，说明双季稻生产者需要付出较多的劳动时间用于水稻生产及管理，相应地降低了其从事非农劳动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2008至2010年，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劳动时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10年单、双季稻生产者的非农劳动时间分别达到156.50天/年和121.18天/年，较2008年增幅分别达21.19%和23.79%。
表3中显示，长江流域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现象广泛的存在。到2010年，水稻生产者的非农职业比例已达到21.93%，较2004年上升了7.41个百分点，其中“从事非农家庭经营”和“受雇劳动者”的分布最多。从行业角度来看，2004年水稻生产者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水面养殖业、商贸、饮食或服务业和建筑业，比例依次达27.97%、14.69%和14.49%，而到2010年，上述行业排名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水稻生产者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的转变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比例依次达26.26%、23.74%和17.32%，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动的农村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农民兼业由农业内部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的拓展。
进一步我们发现，双季稻生产者职业中的农业家庭经营比例和农业比例均高出同期单季稻生产者约5个百分点左右，换言之，双季稻生产者从事于兼业的比例要低于单季稻生产者，这反映出双季稻生产可能更容易在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上“挤占”或者降低劳动者从事兼业的可能性。从单、双季稻生产者兼业所属行业的分布来看，双季稻生产者的职业多分布于水面养殖业和建筑业，而单季稻生产者的职业主要分布于工业、建筑业和商贸、饮食或服务业。值得关注的是，2004-2010年，水稻生产者职业分布于工业的比例正稳步地提高，尤其是双季稻生产者，在工业行业从事兼业的比例从2004年的5.39%增长到2010年的20.67%，这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或城镇近郊企
业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农村社会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将劳动者从水稻生产中逐步替代出来。
4实证结果分析
4.1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在使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水稻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srzb）、职业度（zyd）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较为接近，且水稻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与职业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高出其他变量，两者之间表现出较高的多重共线性，所以不能同时将这两个变量放入模型中。然而，由于职业度（zyd）反映出农民当年水稻总产量用于出售或口粮的倾向，而农民的这种以解决家庭口粮需求或出售盈利为导向的行为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其稻作制度选择与非农兼业行为，因此本文在模型中选择放入该指标。
亩均雇工数和工价是指水稻生产环节上雇佣了劳动力的农户的统计数字；亩均用工量包含了自身投工和雇工数；雇工工价、畜力费和机械费均为当年价格。单季稻栏下的农业家庭经营比例指农业家庭经营人数与单季稻生产者总数的比值，行业中的农业比例类似；行业中的农业中不含养殖业，这是由于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中记录了农户的水面养殖面积，因此根据这一指标将水面养殖业单独列出；2009年最新修订的指标体系较2003-2008年指标体系更加细化，本文通过将2010年的行业指标合并，使其与2003-2008年指标体系一致，具体处理如下：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工业，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合并为商贸、饮食或服务业。
在模型变量确定后，还需要对模型的总体参数进行“可识别”检验。可识别是进行参数估计的前提条件。由于本文联立方程模型中需要估计的方程中的外生变量（Xi）个数远大于内生变量（y1、y2与y3）的个数，使用阶条件或秩条件判定，每个方程都属于过渡识别。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主要有单一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两者常用是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最小二乘法（3SLS）。如果联立方程模型中假定为外生的变量与结构方程中的扰动项不相关，则使用系统估计法能够增加估计效率；反之，若二者相关，则使用系统估计法将使得估计结果有偏，此时适宜使用单一方程估计法。现有文献中，常通过豪斯曼（Hausman）检验来确定使用何种估计方法。表4中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联立方程模型不能完全拒绝外生变量和结构干扰无关的假设，故应使用系统估计法。
4.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对联立方程模型选用系统估计法中最常用的3SLS法，计量结果（见表5）分析如下：
（1）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程度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表明，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提高，将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假说1未得到完全验证。模型（1）显示，2004-2010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高其水稻复种指数0.316个百分点，说明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并未明显地诱发其从双季稻改种单季稻。这主要是由于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多数是基于自身禀赋与生产实践的综合决策，合理利用农业生产季节性、农忙与非农忙时期以及早晚与正常工作时间之间差异，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从而使得非农兼业行为与水稻生产之间形成互补。然而，使用2010年截面数据的模型（2）显示，生产者的非农兼业对水稻复种指数存在负向影响，表明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生产者从双季稻改向单季稻，而这主要是由于2010年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程度较高，尤其是兼业类型从传统的种养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变，从而使得生产者以往多选择农闲“打零工”或“做小工”这种调配劳动时间相对自由的兼业活动逐渐“被规范”起来。 模型（1）结果也发现，在影响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因素中，其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农技培训以及所在县域的人均经济水平对其单双季稻选择不显著或者影响程度较小，而农户家庭中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职业度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水稻生产者的职业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水稻生产者的职业度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高复种指数0.753个百分点。这与样本统计描述一致，相比于2004年，到2010年单季稻生产者的职业度保持了相对稳定，从0.441小幅波动到0.439，而双季稻生产者的职业度则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从0.597增长到0.635。水稻生产者职业度的提高，意味着其稻谷产量中用于向市场出售的比例增高，这种出售盈利导向能够更好地激励其选择双季稻，从而来提升水稻种植收益。
（2）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上，而对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影响较小。模型（1）显示，2004-2010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高非农兼业程度0.985个百分点，但却降低水稻复种指数1.622个百分点，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说2，但假说3未得到验证。这主要是一方面，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尤其是农机装备在水稻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有效地替代了水稻生产环节上的大量劳动时间，从而能够将劳动者从原本繁杂的水稻生产中逐步替代出来，增加了生产者从事非农兼业活动的劳动机会。另一方面，村镇内雇佣劳动力难度与成本上升以及农民获取农机社会化服务途径增多，使得农机社会化服务逐渐成为水稻生产中必需的要素投入之一，而相对于单季稻而言，双季稻生产需要生产者支付较多的农机使用费用，出于成本收益、劳动时间以及非农机会成本的综合考虑，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对农户稳定水稻种植起到了较好的贡献，但对于激励农户选择双季稻的影响较弱。
4.3稳健性检验及分析
若考虑农户家庭成员间收入转移的情况，则式（6）中生产者非农兼业行为对其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参数估计存在下偏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水稻生产者的水稻种植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经营总收入水平的影响，当生产者能够从家庭其他成员那里得到转移收入，实质上等同于其自身的收入增长，从而会降低其通过提高水稻复种指数来增加收入的激励作用。因此，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引入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以分析其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影响（见表6）。
模型（3）计量结果与模型（1）类似，但模型（3）中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选择的影响程度低于模型（1）。模型（3）结果显示，2004-2010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提高1个百分点，会显著提高其水稻复种指数0.108个百分点，低于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对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程度。这主要是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对生产者单双季水稻种植选择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在多数情况下，生产者的单双季水稻种植决策，首先会依据自身的生产经验，往往再综合考虑收入增长预期或贡献以及邻里周边的生产情况等因素来决定生产行为。
综合来看，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符合了当前劳动替代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向，农机等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放松了生产者在水稻生产上的劳动时间与强度的约束，促进了水稻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提高，也进一步增加了水稻生产者“双改单”的发展趋势。水稻生产者稻作制度上的“双改单”或者水稻复种指数的下降，将带来稻谷总产量的下滑，也对粮食供给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然而模型（1）与（3）结果显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完全兼顾农户单双季水稻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或者说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得水稻生产者做出偏向于双季稻种植的决策变化，目前能够有效地兼顾到农户双季稻选择和收入增长的出路可能在于培育职业农民。
5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2004-2010年我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6省1市的农户数据，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户水稻“双改单”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2004-2010年，我国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农户水稻的“双改单”变化明显，双季稻种植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农户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农户在稻作制度选择上偏向于单季稻种植的趋势正逐步凸显。2010年，约有三成水稻生产者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其中双季稻生产者从事非农兼业比例要低于同期单季稻生产者约5个百分点左右，非农兼业类型正呈现出由农业内部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的趋势。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发展迅速，年均增长幅度达0.086。由于生产者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其非农兼业程度与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应注意到，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对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而对其单双季水稻选择影响较小。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①重视我国长江流域农户稻作制度演变趋势。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农户水稻“双改单”或复种指数的下降，将带来稻谷总产量的下滑，也对粮食供给安全和耕地利用率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②深化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培育职业农民。农户双季稻选择与收入增长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冲突，当前鼓励或调控农户选择双季稻的核心是稳定和落实收入增长的预期，合理的途径一是继续深化与拓展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向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发展，以更好地解决农户双季稻生产上的困难和顾虑；二是培育现代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的市场参与程度。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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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in rice planting in China.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crease of rice planting income in household income， farmers tend to allocate more time and resources to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doublecropped rice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grain reserve and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arable land. Th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time 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food security and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lanting pattern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and the income changes based on data from farm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to understand whether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can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doublecropped rice， and increase their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A substantial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was observed during 2004-2010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The proportion of doublecropped rice decreased annually 1.82%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planting of doublecropped rice accounted for only one third of the total rice planting in 2010. Traditional rice farmers allocated more labors and resources to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especially industry， construction， and aquaculture. Th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primarily based o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were not feasible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through planting doublecropped rice. In addition， th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had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 of planting doublecropped or singlecropped rice， but mainly contributed to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of farmers. The labor and time can be reasonably allocated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of rice farmer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pattern of doublecropped ric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nonagriculture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lanting of doublecropped rice. In summary， in order to keep strategic grain reserve， we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 ongoing rice planting pattern 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doublecropped ric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ppropriate social servic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farmers prior to， during， and after rice planting.
Key wordsswitch from doublecropped to singlecropped rice； income increas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nonagriculture activities； labo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