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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想国》；正义论；“哲王”政治
1 古希腊自然法
1.1 古希腊自然法产生的自然历史背景
从地理角度来看，古希腊四面环海，地势起伏平缓，土壤较为贫瘠，因此不利于农耕文明的产生。然而，古希腊的先民取长避短，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中海气候与深水良港优势，发展手工工商业与海运贸易，此类重商主义的氛围烘焙了希腊人独特的海洋文明气质——独立、自由、理性、富有探索精神，形成了自然法产生所必备的人文主义内核。此外，古希腊所组成的岛屿星罗棋布，爱琴海深入内陆，各个区域由于上述客观因素，被硬生生的隔离开来，由此产生了希腊小国寡民的城市联盟——城邦。以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为例，历经梭伦、克里斯蒂尼、伯利克里等执政者的民主改革，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的权利主体由一人扩散到了全体公民，战争、媾和、缔结条约等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由此可见，畅所欲言的城邦民主削弱了个人独裁的力量，为正义、理性、秩序为特色的自然法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礎。
1.2 古希腊朴素自然法的形成及演进
早期的自然法学派均认可“法律即为正义”这一论述，因为自然法约束着立法者，其所立之法一定是符合正义与理性，但随着哲学辩证法思想的产生，许多学者开始对上述论断提出质疑，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安提戈涅》。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与其母乱伦之后所生的女儿，她的两兄弟Poly和Eteo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双双败亡，Poly的叔父Creon赚得渔翁之利，顺利登上王位。按照当时的法律，Eteo的行为违法，所以其尸首不能安葬，安葬者将被处以活埋的惩罚。但是安提戈涅在人性的驱使之下，仍旧冒死安葬了Eteo，这一行为引发了已登上王位的叔父的强烈不满，他说道：“这些法律是强大的，你必须服从它！”，这一强烈的戏剧冲突，揭示了当时自然法与人定法的矛盾，人定法在最为圆满的状态之下应该是完全符合自然理性的，但它不能作为正义的代名词，因为立法者有自己的私欲，加之在利益集团的引导之下，其所立之法极有可能偏离正义与理性，成为维护少数权贵的恶法。因此，普遍、永恒、稳定的正义与理性应该作为衡量人定法的最高尺度，那些将法等同于正义与理性的论断显而易见是片面武断的。
2 《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2.1 正义论
柏拉图对于探索正义内涵的方法，先从感性角度出发，通过设问与回答，分别驳斥三种错误的正义观。第一种情况下，玻勒马霍斯强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第二种情况，有人认为“正义一定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否定：第一，“对强者有利的不一定就是正义”；第二，正义不一定是当时强者的利益；第三，强者的利益包罗万象，正义只是一个方面。因此，正义应该是普遍、广义的，不应该以对象的强弱等级来划分其归属。第三种情况，正义被概括为“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最好的情况便是做了坏事不受惩罚，最坏的则是被处罚受罪之后无法报复，对此种情形的正义，柏拉图虽没有进行有力回击，但是却明确表示反对。
正义可以划分为“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两者都是理念正义，是个人与国家一切美德与操守的至上概括。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由三类人所组成的：具有立法、管理职能的统治者；秉承统治者意志，对内镇压，对外征战的辅助者以及第三类从事生产与商贸的生产者。只有当这三类人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之时，国家才能达到所谓的安定有序即正义。对于“个人正义”的论述，柏拉图也采用了与前述相似的分类法则。其将个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与欲望：理智指的是灵魂中理性的部分，用于思考与推理；激情与欲望都是非理性的部分，前者是愤怒的发泄口，后者是人们用以感受爱、饿、渴等生理欲望时所产生的。
2.2 “哲王”政治
柏拉图将城邦政体划分为四种模式：寡头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首先，其余几种政体都是多人的联合执政，执政官的素养良莠不齐，尤其是民主政体，倘若代表主流意见的多数群体的思想都是愚昧无知的，那么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情形就会经常出现，这将会极大的破坏城邦民主，导致公民趋向非理性。其次，相比于专制政体统治者的至高无上性，法律的地位在余下三类政体当中居于顶层。执政者、辅助者、生产者，每个城邦的公民阶层都必须服从法的无上权威。若将法律定义为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在正义论战之中已经反驳过，强者的利益是多元化的，对强者有利的未必就是正义的，那么此时的法很有可能就是偏离理性与正义的恶法，服从恶法便是助纣为虐。再者，法在执行过程当中会受到多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节制欲望与激情的底层生产者而言，出于对于利益的考量，为“善”极有可能会导致自身权利的丧失，那么他们极有可能对法律进行“变通执行”；更有甚者，会打着正义的旗号，践踏他人的权利。当法丧失稳定性，沦为朝令夕改的工具，那么社会就无法围绕理性秩序所运转。
3 柏拉图自然法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充满理性色彩的乌托邦主义，书中对正义、“哲王”政治的叙述开创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先河，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部分理论存在明显的纰漏。
3.1 正义论中的阶层固化思想
在论述正义的过程中，柏拉图将雅典公民草率的分类为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等级，并且认为只有当各个等级的公民各司其职，心无僭越之意，才能达到国家正义。柏拉图作为财产丰厚的城邦公民，提出一系列带有歧视与偏见色彩的阶层思想也不足为奇了。
3.2 “哲王”政治中人治色彩过于浓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将构筑美好城邦的未来寄托在“哲学”王身上，认为只有在接受哲学教育、掌握自然理性法则的公民才能成为城邦统治者的候选人，因此专制政体是最佳的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拉图发现，要找到一个道德高尚、理性正义、品性优良的统治者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在晚年的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等的统治方案，即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由此可见，人治不可能完全取代法治，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即便是掌握玄妙自然法则的统治者，也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导致其决策与立法倾向的复杂化；加之人的内心有七情六欲的干扰，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能使灵魂中的理性节制欲望与激情，因此必须要使统治者服从法律这一看得见的正义。
4 结语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明史上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一本划时代巨著。虽然其中很多理论在用当代的价值观来评判之时，略显粗糙与陈腐，但是他对于政体运作模式的描述，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类似于“何为正义？”、“人治是否优于法治”等问题，成为了历代自然法学家热议的论题。这些理论就如古典自然法一样，是永恒、普遍、超验的。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
1 古希腊自然法
1.1 古希腊自然法产生的自然历史背景
从地理角度来看，古希腊四面环海，地势起伏平缓，土壤较为贫瘠，因此不利于农耕文明的产生。然而，古希腊的先民取长避短，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中海气候与深水良港优势，发展手工工商业与海运贸易，此类重商主义的氛围烘焙了希腊人独特的海洋文明气质——独立、自由、理性、富有探索精神，形成了自然法产生所必备的人文主义内核。此外，古希腊所组成的岛屿星罗棋布，爱琴海深入内陆，各个区域由于上述客观因素，被硬生生的隔离开来，由此产生了希腊小国寡民的城市联盟——城邦。以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为例，历经梭伦、克里斯蒂尼、伯利克里等执政者的民主改革，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的权利主体由一人扩散到了全体公民，战争、媾和、缔结条约等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由此可见，畅所欲言的城邦民主削弱了个人独裁的力量，为正义、理性、秩序为特色的自然法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礎。
1.2 古希腊朴素自然法的形成及演进
早期的自然法学派均认可“法律即为正义”这一论述，因为自然法约束着立法者，其所立之法一定是符合正义与理性，但随着哲学辩证法思想的产生，许多学者开始对上述论断提出质疑，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安提戈涅》。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与其母乱伦之后所生的女儿，她的两兄弟Poly和Eteo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双双败亡，Poly的叔父Creon赚得渔翁之利，顺利登上王位。按照当时的法律，Eteo的行为违法，所以其尸首不能安葬，安葬者将被处以活埋的惩罚。但是安提戈涅在人性的驱使之下，仍旧冒死安葬了Eteo，这一行为引发了已登上王位的叔父的强烈不满，他说道：“这些法律是强大的，你必须服从它！”，这一强烈的戏剧冲突，揭示了当时自然法与人定法的矛盾，人定法在最为圆满的状态之下应该是完全符合自然理性的，但它不能作为正义的代名词，因为立法者有自己的私欲，加之在利益集团的引导之下，其所立之法极有可能偏离正义与理性，成为维护少数权贵的恶法。因此，普遍、永恒、稳定的正义与理性应该作为衡量人定法的最高尺度，那些将法等同于正义与理性的论断显而易见是片面武断的。
2 《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2.1 正义论
柏拉图对于探索正义内涵的方法，先从感性角度出发，通过设问与回答，分别驳斥三种错误的正义观。第一种情况下，玻勒马霍斯强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第二种情况，有人认为“正义一定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否定：第一，“对强者有利的不一定就是正义”；第二，正义不一定是当时强者的利益；第三，强者的利益包罗万象，正义只是一个方面。因此，正义应该是普遍、广义的，不应该以对象的强弱等级来划分其归属。第三种情况，正义被概括为“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最好的情况便是做了坏事不受惩罚，最坏的则是被处罚受罪之后无法报复，对此种情形的正义，柏拉图虽没有进行有力回击，但是却明确表示反对。
正义可以划分为“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两者都是理念正义，是个人与国家一切美德与操守的至上概括。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由三类人所组成的：具有立法、管理职能的统治者；秉承统治者意志，对内镇压，对外征战的辅助者以及第三类从事生产与商贸的生产者。只有当这三类人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之时，国家才能达到所谓的安定有序即正义。对于“个人正义”的论述，柏拉图也采用了与前述相似的分类法则。其将个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与欲望：理智指的是灵魂中理性的部分，用于思考与推理；激情与欲望都是非理性的部分，前者是愤怒的发泄口，后者是人们用以感受爱、饿、渴等生理欲望时所产生的。
2.2 “哲王”政治
柏拉图将城邦政体划分为四种模式：寡头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首先，其余几种政体都是多人的联合执政，执政官的素养良莠不齐，尤其是民主政体，倘若代表主流意见的多数群体的思想都是愚昧无知的，那么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情形就会经常出现，这将会极大的破坏城邦民主，导致公民趋向非理性。其次，相比于专制政体统治者的至高无上性，法律的地位在余下三类政体当中居于顶层。执政者、辅助者、生产者，每个城邦的公民阶层都必须服从法的无上权威。若将法律定义为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在正义论战之中已经反驳过，强者的利益是多元化的，对强者有利的未必就是正义的，那么此时的法很有可能就是偏离理性与正义的恶法，服从恶法便是助纣为虐。再者，法在执行过程当中会受到多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节制欲望与激情的底层生产者而言，出于对于利益的考量，为“善”极有可能会导致自身权利的丧失，那么他们极有可能对法律进行“变通执行”；更有甚者，会打着正义的旗号，践踏他人的权利。当法丧失稳定性，沦为朝令夕改的工具，那么社会就无法围绕理性秩序所运转。
3 柏拉图自然法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充满理性色彩的乌托邦主义，书中对正义、“哲王”政治的叙述开创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先河，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部分理论存在明显的纰漏。
3.1 正义论中的阶层固化思想
在论述正义的过程中，柏拉图将雅典公民草率的分类为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等级，并且认为只有当各个等级的公民各司其职，心无僭越之意，才能达到国家正义。柏拉图作为财产丰厚的城邦公民，提出一系列带有歧视与偏见色彩的阶层思想也不足为奇了。
3.2 “哲王”政治中人治色彩过于浓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将构筑美好城邦的未来寄托在“哲学”王身上，认为只有在接受哲学教育、掌握自然理性法则的公民才能成为城邦统治者的候选人，因此专制政体是最佳的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拉图发现，要找到一个道德高尚、理性正义、品性优良的统治者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在晚年的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等的统治方案，即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由此可见，人治不可能完全取代法治，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即便是掌握玄妙自然法则的统治者，也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导致其决策与立法倾向的复杂化；加之人的内心有七情六欲的干扰，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能使灵魂中的理性节制欲望与激情，因此必须要使统治者服从法律这一看得见的正义。
4 结语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明史上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一本划时代巨著。虽然其中很多理论在用当代的价值观来评判之时，略显粗糙与陈腐，但是他对于政体运作模式的描述，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类似于“何为正义？”、“人治是否优于法治”等问题，成为了历代自然法学家热议的论题。这些理论就如古典自然法一样，是永恒、普遍、超验的。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