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马执斌先生于2010年2月24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焚书坑儒”辨》(下简称《辨》)，周思源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秦始皇坑儒事件被马先生旁征博引之后，非但没有说清，反倒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了。他主要驳斥了以下几点：　禁止私学只是焚书的手段。《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清楚地表明，士人以自己的学问来责难当世，蛊惑百姓，破坏统治，必须杀尽。而禁止了私学，才能禁止这些与官方口径不同的思想的扩散。所以禁止私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垄断思想，独霸话语权。
　　秦末汉初文献少见非孔姓儒生讲述焚书坑儒之事与历史不符。汉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足见焚书坑儒时儒学所受打击之大，仅仅过了三四十年就已经几乎找不到能够讲解《尚书》的人了。《史记·儒林传》中“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的记载，显示了“焚书”与“壁藏”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贾谊《过秦论》中虽未有“焚书坑儒”直接出现，但以藏《诗》《书》要烧，语《诗》《书》要杀来看，李斯将《诗》《书》视为百家代表，因此“焚百家”就是对待儒家的态度，“杀豪杰”中就包括了敢于对秦非议者。“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当时立于官学的则是今文《尚书》，司马迁素来以博学多才和治学严谨著称，取古文舍今文足以说明他对孔安国学识和为人的信任，这可以佐证孔氏在“焚书坑儒”问题上不会妄言。也正是司马迁的治学严谨，他博览全书、访逸问学，做过大量实地考察，不可能随便听信某个人的“编造”就采纳其说。《秦始皇本纪》将侯生、卢生等怎么得罪的秦始皇，李斯如何进言，侯、卢如何逃跑，秦始皇怎样大怒，并将460人坑杀于咸阳，交待得十分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何来司马迁记坑儒没细节之说?治史不能在众多“大概”而无铁证的基础上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这有失史学工作者奉实事求是为圭臬的准则。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23日，15版，周思源《秦始皇坑儒是事实，没背“黑锅”——读《“焚书坑儒”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