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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国际雄心，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布局的中国企业，必须提升盈利能力和其他多方面的竞争力。今年阿里巴巴以近29%的利润率位列《财富》全球500强利润率榜第五，可见事在人为
在特朗普的TikTok禁令发布之后，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8月7日在2020中国信息化百强峰会上发表看法，表示TikTok是中国少数有全球化决心的互联网公司，其他大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都躺在中国大市场的安乐窝里，基本上都是挣中国人自己的钱：“中国有14亿人口，但世界上有70亿人口。我们尚未为14亿人口以外的数十亿人口赚钱或提供服务，但美国早已业务遍布全球，70亿人民均可是美国赚钱或者提供服务的对象，因此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用数据来证明余承东的论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去年6月发布的《中国与世界》报告中指出，2019年中国大陆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与美国相当，但它们仍然锚定在国内市场，海外收入占这些中国《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18%，对比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44%。
余承东这番话不见得中听，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争论：究竟这些只挣中国本土同胞钱的公司是因为受到美国霸权打压，还是水平还达不到，挣不了那个钱？抖音之前，华为算是对国际市场最具野心的中国企业，但余承东指出，美国苹果公司的互联网服务年收入480亿美元（约3300亿人民币），谷歌的互联网服务收入有1400多亿美元，华为这块业务大约只有50亿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反全球化的声势日增，中国科技公司还应该具有国际化的野心吗？中国公司还有可能去“挣全世界的钱”吗？
世界500强所反映的现实
《财富》世界500强年度榜单通常被视为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指标。今年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达到历史最高。中国公司以124家首度领先美国的121家公司上榜，并且领先于排名第三的日本，日本目前只有53家公司。中国现在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
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发布“世界500强”排行榜时，世界贸易组织刚刚成立，1997年中国大陆只有4家企业进入排行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进入排行榜的中国企业为12家。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排行榜中数量增长加速，先是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后来超越了日本。在今年的排行榜中，中国大陆企业超过了美国，呈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自1995年设立以来最迅速的增长。那么，今年的榜单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突破美国？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和经济中心主任甘思德在8月18日发布题为“最大但不是最强：中国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位置”一文分析说，《财富》杂志最新的世界500强榜单可以作为观察中美之间超级大国竞争的端倪。
就规模而言，《财富》世界500强是一场中美竞赛。目前美国和中国合计占《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几乎一半。在过去20年中，中国公司的数量增长了12倍以上，而美国公司的比例却下降了三分之一，从36%降至25%。在此期间，日本公司的数量已减少了一半，现在降至11%。同时，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公司所占份额也呈现下降。几乎所有的消长都反映了中国因素。
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在收入、利润、资产和员工等其他规模指标上，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从数量和总资产来看，入榜中国企业已经超过美国公司，但按年收入衡量，美国（9.8万亿美元）仍然领先中国（8.3万亿美元）。
然而中国企业盈利水平较低。2020年数据显示的中国企业利润率（利润/收入）为4.5%，仅略高于法国（4.3%），但远低于瑞士（8.3%）、美国（8.9%）和加拿大（9.1%）的企业。资产回报率（ROA）更不突出：中国的124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1.9%，仍略高于法國（1.7%），但大大落后瑞士（4.2%）和美国（4.9%）。
另外根据《财富》杂志数据来推算，上榜中国大陆公司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4%，低于美国企业的8.6%;中国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8%，低于美国企业的17%。
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业绩相对于其他《财富》世界500强公司逊色？甘思德研究的结论很简单：国有企业。在大多数行业中，中国最大的公司是国有企业，最新《财富》世界500强的124家中国成员中有91家是国有企业。
甘思德团队研究所得到的数字与《财富》杂志不同，《财富》仅将68%（84家）的中国公司归类为国有企业。这是因为《财富》仅根据国家实体是否拥有超过企业50%的正式所有权来进行分类，而甘思德的研究还考虑了实际的公司控制。比方说，《财富》将总部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标记为私人企业，但格力电器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这是一家本地国有企业，大股东格力集团就是珠海市国资委所属的国企。
国有企业目前占中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所有资产的84%。重要的是榜单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利润差异：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2%，仅为私营企业水平的三分之一。它们的平均利润率仅为中国私营公司的一半。
有一种反驳的说法是，国有企业主要立足于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公用事业，因此其利润不可避免地要比私人企业低。但甘思德指出，在同一行业中，并排比较《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中国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举例而言，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排行第24名）的资产回报率仅为1%，而私有的招商银行（排行第189名）的资产回报率为1.3%。同样的，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第18名）的资产回报率（1.1%），远低于太平洋建设集团公司（第75名）的资产回报率（5.4%）。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24家上榜的中国公司中有54家来自首都北京，而上海仅有9家公司入围。这是因为这54家企业中有50家是国有企业，其中48家是央企。 尽管国有企业的回报要差得多，但国有企业的资产增长速度却是私营公司的四倍。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新上榜的中国公司有八家：上海建工、深圳投资控股、盛虹、山东钢铁、上海医药、广西投资、中国核工业和中煤能源。这八家都是国有公司。
因此《财富》世界500强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从“大”转变为真正的“强大”？如何才能实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提升竞争力去挣世界的钱
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突破期面临“反全球化”的逆风。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打压的目标远远超过国有企业，而把敏感行业（特别是高新科技）的私有企业逐渐与政府行为挂钩。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中美在电信、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以及5G系统之间的脱钩。
制裁有不同形式，其中一种体现在美国发出了几波“实体清单”。所谓“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用来限制对外国实体出口的贸易“黑名单”，这些企业、机构和个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国政府即可根据《出口管理条例》限制对这些机构出口、进口或转口。在未得到许可证前，美国各出口商不得帮助这些名单上的企业获取受条例管辖的任何物项和零部件。
从更延伸的角度来观察，基本上涉及中美前沿科技竞争（如人工智能），特別是中国制造2025，甚至涉及“一带一路”的重点产业，都有可能在未来进入黑名单。
美国的“实体清单”不但可能对中国企业的运营造成威胁，也实质上把它们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两种情况：一是中国企业固守“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度，避免参与美国站队的市场;二是真正有国际雄心，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布局的中国企业，必须提升盈利能力和其他多方面的竞争力（今年阿里巴巴以近29%的利润率位列《财富》全球500强利润率榜第五，可见事在人为），但需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问甘思德中国企业未来在美国发展的可能性，他表示：“由于美国出于互惠原则或国家安全的原因限制了市场准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一些中国公司可能卷入中美竞争的交火中。那些想要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将需要强调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内部实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并遵守规则。”
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能够同时在境内和境外遵守两套不兼容的规则？未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提升，要去挣世界的钱，很大一部分要靠中国内部继续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厘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前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首发于FT中文网
在特朗普的TikTok禁令发布之后，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8月7日在2020中国信息化百强峰会上发表看法，表示TikTok是中国少数有全球化决心的互联网公司，其他大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都躺在中国大市场的安乐窝里，基本上都是挣中国人自己的钱：“中国有14亿人口，但世界上有70亿人口。我们尚未为14亿人口以外的数十亿人口赚钱或提供服务，但美国早已业务遍布全球，70亿人民均可是美国赚钱或者提供服务的对象，因此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用数据来证明余承东的论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去年6月发布的《中国与世界》报告中指出，2019年中国大陆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与美国相当，但它们仍然锚定在国内市场，海外收入占这些中国《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18%，对比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44%。
余承东这番话不见得中听，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争论：究竟这些只挣中国本土同胞钱的公司是因为受到美国霸权打压，还是水平还达不到，挣不了那个钱？抖音之前，华为算是对国际市场最具野心的中国企业，但余承东指出，美国苹果公司的互联网服务年收入480亿美元（约3300亿人民币），谷歌的互联网服务收入有1400多亿美元，华为这块业务大约只有50亿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反全球化的声势日增，中国科技公司还应该具有国际化的野心吗？中国公司还有可能去“挣全世界的钱”吗？
世界500强所反映的现实
《财富》世界500强年度榜单通常被视为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指标。今年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达到历史最高。中国公司以124家首度领先美国的121家公司上榜，并且领先于排名第三的日本，日本目前只有53家公司。中国现在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
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发布“世界500强”排行榜时，世界贸易组织刚刚成立，1997年中国大陆只有4家企业进入排行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进入排行榜的中国企业为12家。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排行榜中数量增长加速，先是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后来超越了日本。在今年的排行榜中，中国大陆企业超过了美国，呈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自1995年设立以来最迅速的增长。那么，今年的榜单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突破美国？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和经济中心主任甘思德在8月18日发布题为“最大但不是最强：中国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位置”一文分析说，《财富》杂志最新的世界500强榜单可以作为观察中美之间超级大国竞争的端倪。
就规模而言，《财富》世界500强是一场中美竞赛。目前美国和中国合计占《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几乎一半。在过去20年中，中国公司的数量增长了12倍以上，而美国公司的比例却下降了三分之一，从36%降至25%。在此期间，日本公司的数量已减少了一半，现在降至11%。同时，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公司所占份额也呈现下降。几乎所有的消长都反映了中国因素。
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在收入、利润、资产和员工等其他规模指标上，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从数量和总资产来看，入榜中国企业已经超过美国公司，但按年收入衡量，美国（9.8万亿美元）仍然领先中国（8.3万亿美元）。
然而中国企业盈利水平较低。2020年数据显示的中国企业利润率（利润/收入）为4.5%，仅略高于法国（4.3%），但远低于瑞士（8.3%）、美国（8.9%）和加拿大（9.1%）的企业。资产回报率（ROA）更不突出：中国的124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1.9%，仍略高于法國（1.7%），但大大落后瑞士（4.2%）和美国（4.9%）。
另外根据《财富》杂志数据来推算，上榜中国大陆公司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4%，低于美国企业的8.6%;中国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8%，低于美国企业的17%。
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业绩相对于其他《财富》世界500强公司逊色？甘思德研究的结论很简单：国有企业。在大多数行业中，中国最大的公司是国有企业，最新《财富》世界500强的124家中国成员中有91家是国有企业。
甘思德团队研究所得到的数字与《财富》杂志不同，《财富》仅将68%（84家）的中国公司归类为国有企业。这是因为《财富》仅根据国家实体是否拥有超过企业50%的正式所有权来进行分类，而甘思德的研究还考虑了实际的公司控制。比方说，《财富》将总部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标记为私人企业，但格力电器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这是一家本地国有企业，大股东格力集团就是珠海市国资委所属的国企。
国有企业目前占中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所有资产的84%。重要的是榜单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利润差异：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2%，仅为私营企业水平的三分之一。它们的平均利润率仅为中国私营公司的一半。
有一种反驳的说法是，国有企业主要立足于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公用事业，因此其利润不可避免地要比私人企业低。但甘思德指出，在同一行业中，并排比较《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中国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举例而言，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排行第24名）的资产回报率仅为1%，而私有的招商银行（排行第189名）的资产回报率为1.3%。同样的，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第18名）的资产回报率（1.1%），远低于太平洋建设集团公司（第75名）的资产回报率（5.4%）。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24家上榜的中国公司中有54家来自首都北京，而上海仅有9家公司入围。这是因为这54家企业中有50家是国有企业，其中48家是央企。 尽管国有企业的回报要差得多，但国有企业的资产增长速度却是私营公司的四倍。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新上榜的中国公司有八家：上海建工、深圳投资控股、盛虹、山东钢铁、上海医药、广西投资、中国核工业和中煤能源。这八家都是国有公司。
因此《财富》世界500强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从“大”转变为真正的“强大”？如何才能实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提升竞争力去挣世界的钱
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突破期面临“反全球化”的逆风。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打压的目标远远超过国有企业，而把敏感行业（特别是高新科技）的私有企业逐渐与政府行为挂钩。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中美在电信、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以及5G系统之间的脱钩。
制裁有不同形式，其中一种体现在美国发出了几波“实体清单”。所谓“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用来限制对外国实体出口的贸易“黑名单”，这些企业、机构和个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国政府即可根据《出口管理条例》限制对这些机构出口、进口或转口。在未得到许可证前，美国各出口商不得帮助这些名单上的企业获取受条例管辖的任何物项和零部件。
从更延伸的角度来观察，基本上涉及中美前沿科技竞争（如人工智能），特別是中国制造2025，甚至涉及“一带一路”的重点产业，都有可能在未来进入黑名单。
美国的“实体清单”不但可能对中国企业的运营造成威胁，也实质上把它们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两种情况：一是中国企业固守“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度，避免参与美国站队的市场;二是真正有国际雄心，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布局的中国企业，必须提升盈利能力和其他多方面的竞争力（今年阿里巴巴以近29%的利润率位列《财富》全球500强利润率榜第五，可见事在人为），但需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
我问甘思德中国企业未来在美国发展的可能性，他表示：“由于美国出于互惠原则或国家安全的原因限制了市场准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一些中国公司可能卷入中美竞争的交火中。那些想要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将需要强调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内部实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并遵守规则。”
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能够同时在境内和境外遵守两套不兼容的规则？未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提升，要去挣世界的钱，很大一部分要靠中国内部继续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厘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前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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