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个小隔板把一长条桌子切分成小隔间，每个小隔间里都放着一个小箱子，桌子上放着固定底座的圆珠笔，18岁的英国女孩艾米莉在学校单独开辟出来的小房间里排队等候着，队伍很长，有男有女，她觉得无聊透顶，拿出手机刷了刷推特，发现自己关注的明星们都在给自己喜欢的政治家拉选票。又是一年大选季，候选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入侵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能够引诱人们在小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轮到艾米莉了，她随手涂了一个名字，事实上她并不了解这些候选人，反正家里人都支持他，艾米莉随波逐流，贡献了自己的选票。
这一幕发生在许多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投票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18岁以上的成年男女都可以贡献自己的选票给心仪的政治家，以期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政策出台。不论男女都视之为寻常之事，甚至有点麻烦，毕竟有的投票点离家很远，还要起个大早。然而如艾米莉一般大的女孩儿，她们的祖母、曾祖母们，那些生于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的女孩儿，对于她们而言，那个小隔间可望而不可即，她们的兄弟、父亲可以每隔四年或者五年到那里投上一票，然后回家来吹嘘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有多么英明神武，他们的姐妹、妻子、女儿却只能默默地听，心底里虽然也渴望着同样的权利，但是却只能按捺住自己的渴望，偷偷听着男人们的高谈阔论。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19世纪的英国，1832年所有成年男性都能够投上一票，而美国从建国之时，《人权宣言》就宣布“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当然，Man指的应当仅仅是男人，美国的女人可没有同样的投票权利，而此时的法国、德国还沉浸在政体更迭之中，男人们争权夺利，女人们只配在家里干活，俄罗斯此时还挣扎在与土耳其的冲突中，农奴们大字不识，连男人都没有权利，女人们经常只能在家里挨打受累……
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出女性宣言的第一部巨著《女权辩护》，这是第一部能够完整地阐述女性权利，反驳男性偏见的著作。在书中，她提出：“人们提出许多巧妙的论点，用来证明两性在道德修养方面应该以培养不同品格为目的，明确地说，就是不许妇女有足够的智力”，当时的女性教育，只不过是为了让女性保持无知，成为一个“文雅的家畜”罢了！她用理性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证明“女性有灵魂”，女性同样也有天赋理性，女性之所以显得愚昧无知软弱是因为男性的教育的结果。男性与女性本无心智上的差别，她尤其反感所谓女性是感性的、柔弱的这一性别偏见，并且进一步攻击建立在这种偏见之上的男权压迫。
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人”，她们没有法律主体资格，没有权利继承财产，当然也没有权利选举和被选举，不管是上层贵族女性，中层资产阶级女性，还是下层的平民女性，她们也许出身迥异，也许受的教育迥异，也许境遇天差地别，但是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男性的壁画和附属品，富裕文雅的女性是装饰男性客厅的花瓶，男性们追捧她们，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魅力，并且获得她们的嫁妆，而许多富裕的女性在婚后往往在丈夫的逼迫下发疯，被丈夫送入疯人院，丈夫用她们的嫁妆迎娶下一个年轻女孩。而贫穷未受教育的女性则是男性的发泄品，她们不仅是丈夫的禁脔，性欲的发泄品，同时还是“解压利器”，一个工人或者农民，当他们收成不顺，或者在工厂被批评，就回家打一打老婆，心情就会舒畅很多。固然，也有夫妻相爱的故事，但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不过是特立独行的个例罢了。
1866年，芭芭拉·利·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组织了第一个非正式的妇女选举委员会，在两周内集合了1499个受尊敬的妇女的签名，向议会提交了著名的“妇女请愿书”，要求将选举权赋予有财产的妇女。经过约翰·密尔等友好的男性政治家的帮助，1884年议会改革为妇女选举权进入修正案提供了机会，然而最终在保守党政治家的大规模反对下，议案失败，这给奋斗了十多年的妇女权益者们巨大的打击。经此打击之后，妇女运动一度陷入消沉停滞，妇女权益者内部也在争论为谁争夺普选权，是否容纳下层女性，以及如何争夺选举权，是否采用激进手段，最终在1897年10月14日，“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成立，由17个最大的妇女选举权组织联合而成，唯一目标就是妇女选举权，并且扩大成员范围，不仅仅限于上层有财产的女性，还有无产女性也融入其中，走的是正常的请愿-立案-通过的法律程序，手段仍旧较为平和。
“女权之母”潘克赫斯特夫人
然而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一直到20世纪初期，妇女选举权仍旧遥遥无期。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她就是著名的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
早年的潘克赫斯特夫人在丈夫的支持下积极参政，后来更是为了纪念丈夫推动建立了独立工党，然而几十年的奋斗并没有换来政治上的支持，她决心另起炉灶，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简称WSPU）。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儿克里斯托贝尔以及追随者安妮·肯尼在1905年英国大选上突然向候选人格雷提出妇女选举权问题，“如果自由党获胜，会给妇女选举权吗？”由于事件发生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因此被称为“自由贸易厅事件”，这是激进妇女运动的号角。其后，WSPU的女性权益者们从会议质询到干扰大臣集会，从干扰议会选举到举行妇女集会，她们企图通过这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破坏举动来引起社会关注，进而迫使议会立案妇女选举。
这一阶段的妇女权益者们的斗争并没有赢得胜利，反而遭到了镇压，安妮·肯尼和克里斯托贝尔两人在提问之后被逮捕并监禁。1907年妇女冲击国会，试图干扰会议进程并提出议案，但是60多人被暴力逮捕，更多人在和骑警斗争的过程中受伤。
和平手段失败了，WSPU决心采取暴力手段，但此时的暴力手段仍旧是相对节制的，她们通过砸窗户、毁坏财物、袭击政治家、烧毁信件等小范围的社会破坏活动赢得社会和媒体的注意，主动要求被捕，并且通过绝食进行抗议。1908年，近5万WSPU成员举行户外示威游行，首相阿斯奎斯拒绝接受已经通过第二次议会宣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愤怒的妇女们砸碎了唐宁街10号的窗户。1910年，阿斯奎斯进一步否决《和解草案》，方案提出将选举权赋予资产超过百万的妇女，但是这样的草案仍旧被否决，为了回应此事，潘克赫斯特夫人组织了300名妇女在议会入口处集结抗议，结果是血腥的，115名妇女遭受殴打、性侵，并且最终被逮捕入狱，有2名女性当场身亡。妇女们通过绝食进行抗议，但是政府通过所谓的“猫捉老鼠法案”，妇女们绝食，狱警通过鼻饲等手段，在抗议妇女的鼻子或者咽喉处插上导管，灌进食物，或者等到妇女们绝食出狱之后恢复得差不多再捉回来继续折磨。
这一幕发生在许多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投票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18岁以上的成年男女都可以贡献自己的选票给心仪的政治家，以期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政策出台。不论男女都视之为寻常之事，甚至有点麻烦，毕竟有的投票点离家很远，还要起个大早。然而如艾米莉一般大的女孩儿，她们的祖母、曾祖母们，那些生于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的女孩儿，对于她们而言，那个小隔间可望而不可即，她们的兄弟、父亲可以每隔四年或者五年到那里投上一票，然后回家来吹嘘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有多么英明神武，他们的姐妹、妻子、女儿却只能默默地听，心底里虽然也渴望着同样的权利，但是却只能按捺住自己的渴望，偷偷听着男人们的高谈阔论。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19世纪的英国，1832年所有成年男性都能够投上一票，而美国从建国之时，《人权宣言》就宣布“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当然，Man指的应当仅仅是男人，美国的女人可没有同样的投票权利，而此时的法国、德国还沉浸在政体更迭之中，男人们争权夺利，女人们只配在家里干活，俄罗斯此时还挣扎在与土耳其的冲突中，农奴们大字不识，连男人都没有权利，女人们经常只能在家里挨打受累……
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出女性宣言的第一部巨著《女权辩护》，这是第一部能够完整地阐述女性权利，反驳男性偏见的著作。在书中，她提出：“人们提出许多巧妙的论点，用来证明两性在道德修养方面应该以培养不同品格为目的，明确地说，就是不许妇女有足够的智力”，当时的女性教育，只不过是为了让女性保持无知，成为一个“文雅的家畜”罢了！她用理性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证明“女性有灵魂”，女性同样也有天赋理性，女性之所以显得愚昧无知软弱是因为男性的教育的结果。男性与女性本无心智上的差别，她尤其反感所谓女性是感性的、柔弱的这一性别偏见，并且进一步攻击建立在这种偏见之上的男权压迫。
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人”，她们没有法律主体资格，没有权利继承财产，当然也没有权利选举和被选举，不管是上层贵族女性，中层资产阶级女性，还是下层的平民女性，她们也许出身迥异，也许受的教育迥异，也许境遇天差地别，但是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男性的壁画和附属品，富裕文雅的女性是装饰男性客厅的花瓶，男性们追捧她们，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魅力，并且获得她们的嫁妆，而许多富裕的女性在婚后往往在丈夫的逼迫下发疯，被丈夫送入疯人院，丈夫用她们的嫁妆迎娶下一个年轻女孩。而贫穷未受教育的女性则是男性的发泄品，她们不仅是丈夫的禁脔，性欲的发泄品，同时还是“解压利器”，一个工人或者农民，当他们收成不顺，或者在工厂被批评，就回家打一打老婆，心情就会舒畅很多。固然，也有夫妻相爱的故事，但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不过是特立独行的个例罢了。
1866年，芭芭拉·利·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组织了第一个非正式的妇女选举委员会，在两周内集合了1499个受尊敬的妇女的签名，向议会提交了著名的“妇女请愿书”，要求将选举权赋予有财产的妇女。经过约翰·密尔等友好的男性政治家的帮助，1884年议会改革为妇女选举权进入修正案提供了机会，然而最终在保守党政治家的大规模反对下，议案失败，这给奋斗了十多年的妇女权益者们巨大的打击。经此打击之后，妇女运动一度陷入消沉停滞，妇女权益者内部也在争论为谁争夺普选权，是否容纳下层女性，以及如何争夺选举权，是否采用激进手段，最终在1897年10月14日，“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成立，由17个最大的妇女选举权组织联合而成，唯一目标就是妇女选举权，并且扩大成员范围，不仅仅限于上层有财产的女性，还有无产女性也融入其中，走的是正常的请愿-立案-通过的法律程序，手段仍旧较为平和。
“女权之母”潘克赫斯特夫人
然而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一直到20世纪初期，妇女选举权仍旧遥遥无期。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她就是著名的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
早年的潘克赫斯特夫人在丈夫的支持下积极参政，后来更是为了纪念丈夫推动建立了独立工党，然而几十年的奋斗并没有换来政治上的支持，她决心另起炉灶，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简称WSPU）。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儿克里斯托贝尔以及追随者安妮·肯尼在1905年英国大选上突然向候选人格雷提出妇女选举权问题，“如果自由党获胜，会给妇女选举权吗？”由于事件发生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因此被称为“自由贸易厅事件”，这是激进妇女运动的号角。其后，WSPU的女性权益者们从会议质询到干扰大臣集会，从干扰议会选举到举行妇女集会，她们企图通过这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破坏举动来引起社会关注，进而迫使议会立案妇女选举。
这一阶段的妇女权益者们的斗争并没有赢得胜利，反而遭到了镇压，安妮·肯尼和克里斯托贝尔两人在提问之后被逮捕并监禁。1907年妇女冲击国会，试图干扰会议进程并提出议案，但是60多人被暴力逮捕，更多人在和骑警斗争的过程中受伤。
和平手段失败了，WSPU决心采取暴力手段，但此时的暴力手段仍旧是相对节制的，她们通过砸窗户、毁坏财物、袭击政治家、烧毁信件等小范围的社会破坏活动赢得社会和媒体的注意，主动要求被捕，并且通过绝食进行抗议。1908年，近5万WSPU成员举行户外示威游行，首相阿斯奎斯拒绝接受已经通过第二次议会宣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愤怒的妇女们砸碎了唐宁街10号的窗户。1910年，阿斯奎斯进一步否决《和解草案》，方案提出将选举权赋予资产超过百万的妇女，但是这样的草案仍旧被否决，为了回应此事，潘克赫斯特夫人组织了300名妇女在议会入口处集结抗议，结果是血腥的，115名妇女遭受殴打、性侵，并且最终被逮捕入狱，有2名女性当场身亡。妇女们通过绝食进行抗议，但是政府通过所谓的“猫捉老鼠法案”，妇女们绝食，狱警通过鼻饲等手段，在抗议妇女的鼻子或者咽喉处插上导管，灌进食物，或者等到妇女们绝食出狱之后恢复得差不多再捉回来继续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