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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我生在山东潍坊高密东北乡。
1960年，自然灾害，挨饿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一员。我们像一条条饥饿的小狗，终日在村里村外大街小巷游荡着闻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我们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就啃树干；村里的树都被啃得遍体鳞伤，我们练就了一口锋利的牙齿。
印象最深的是1961年的春天，村里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孩子率先拿起一块煤，嘎嘣嘎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我们一拥而上，每个人都抢过一块煤，都嘎嘣嘎嘣吃起来。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有的大人也扑上来吃。学校校长慌了，赶快出来阻止，人们就开始哄抢。
上小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辍学的时候不到11岁，每天只能牵着牛羊到荒地里放。
小时候生存环境很恶劣，但苦难的时期里也有巨大欢乐存在着。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我就跟天空、跟树、跟鸟儿、跟牛说话，有时候看着天上飘着的白云，我会想象它们会变成白面馒头，降落到我的嘴边，这种甜蜜的想象有时甚至让我掉泪，这应该算贫困饥饿生活中对于幸福的向往。
童年的记忆，对我后来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喜欢看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知道哪个村子里有《三国演义》，哪个村子里有《水浒传》。同学家有本绘图本的《封神榜》，我很想借来看一看，就整天跑到他们家，缠着人家。看到同学要推磨，我就赶紧去帮忙，几天下来骨头都快散架了，终于看到了《封神榜》。农村只有那么几本书，我反反复复地看，到后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越看越薄，读得像狗肉一样烂了。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四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一遍遍播放着讲话和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景真让人心潮澎湃。拖拉机、牛车、小推车，肩挑人抬，最先进的和最原始的，一起参与劳动，劳动间隙，还要开批判会。夜里，躺在地窝子里，就想写小说。
而作家梦的真正开始，得感谢饺子。我们家的邻居，是个被打成右派下放回家的中文系大学生。我经常和他聊天，有一次，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赚了成千上万元的稿费。而且说，作家每天吃三顿饺子，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不敢相信，竟然有大富大责，富到每天吃三顿饺子的人?大学生用轻蔑的口吻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我就暗暗下了决心：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一日三餐、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啊。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
1976年，我离开了高密，正式参军入伍。为了搭上末班车，甚至把年龄改小了一岁。没办法，这几乎是当时多数农家子弟入城的唯一途径。
在部队待的那几年，慢慢开始写作，开始也是偷偷摸摸地写。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些过去的文化“禁区”也放开了，碰巧一位战友的女朋友是我们图书馆的管理员，近水楼台，我贪婪地读了大批现代小说。开始是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海明威、卡夫卡。
那时候的东西，还是抒情的散文笔调。参军第五年，我在保定的《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写春天雨夜一位少妇怀念在远方当兵的丈夫。
当时想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次进北京城，怀里揣着自己的小说。进城后，不会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左顾右盼、胆战心惊。
终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半年时间里，我早晨出操、白天上课，晚上就躲到寒气遥人的大教室里，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一口气写出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不过，写着写着，自己感觉不对劲，我的文字明显受外国文学故事和语言的影响，有点找不到方向。
1984年的冬天，外面鹅毛大雪纷飞，我猴在屋里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读到里面一句话：“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温热的河水。”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眼前立即出现了无比生动的画面。我拿起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县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
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刹那间，我豁然开朗：啊，我的家乡，与之相连的我的生活，这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发自自己内心的东西，跟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我忽然一下找到了自己的坐标，高密东北乡，过去的记忆和生活，汩汩流动、喷涌而出、踊跃不断，落在了笔尖：有了大把大把信手拈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从此我深刻地明白，从根本上，在骨子里，我就是个农民：高密东北乡，就是我心灵的栖息地。一个作家的特殊性最重要，我笔下的农村是特殊的，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
一步一步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红高粱》等作品，很快就很自然地成型了。
1986年暑假，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我正在屋里构思一部小说，突然听到一个大嗓门叫着我的名字。眼前这人身上穿一件破汗衫，穿着一双用轮胎内胎缝的简易凉鞋，脸黑得像煤炭。不速之客自我介绍名叫张艺谋，说他正在西北拍《老井》，想要改编我的《红高粱》，拍个电影。“我看好你写的《红高粱》，现在我想做导演，打算就导这个片了。”
张艺谋强烈要求先预付给我改编费，按国家统一的规定，他只要付我800元改编费，后来还是他照顾我，按上、下集算，给了我2800元。
1987年寒假回老家，我在乡里一个供销社仓库里埋头写作，堂弟拿了张报纸，边跑边摇晃着冲我大喊：“《红高粱西行》!《人民日报》!整整一版!”
我接过来一看，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荣获“金熊奖”。转过年，1988年初春，我回到北京，走在深夜的马路上，听着好多小伙大声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满大街都在唱电影里的插曲，这首歌也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红高粱》成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标志。
后来我自己总结分析，《红高粱》的走红是有历史原因的，除了蕴涵的民族性内容，这也是一部文化色彩很浓的探索影片。国人机械化地生活了很多年，突然张艺谋借助影片把中国人压抑的个性释放了出来，人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色彩的狂躁和内心的张扬，由此震慑四方。
完成了以战争为主体的“红高粱家族”、以童年记忆为主线的“高密系列”，进入新世纪，我在写作上也开始新的探索，但题材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我一直对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比较关注，我的大部分亲属都在农村，我本身又有长期农民生活经验。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自己“农民”的定位。我不是为农民写作，而是身为农民写作!
虽然现在的农村，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跟过去的农村相比有一定变化，但我依然愿意相信，如同那蓬勃张扬的红高粱和高粱红一样，它和它的生活，会继续保留着近乎原始的信念、积极行进的生命力。
编辑 牛淑娟
1960年，自然灾害，挨饿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一员。我们像一条条饥饿的小狗，终日在村里村外大街小巷游荡着闻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我们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就啃树干；村里的树都被啃得遍体鳞伤，我们练就了一口锋利的牙齿。
印象最深的是1961年的春天，村里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孩子率先拿起一块煤，嘎嘣嘎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我们一拥而上，每个人都抢过一块煤，都嘎嘣嘎嘣吃起来。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有的大人也扑上来吃。学校校长慌了，赶快出来阻止，人们就开始哄抢。
上小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辍学的时候不到11岁，每天只能牵着牛羊到荒地里放。
小时候生存环境很恶劣，但苦难的时期里也有巨大欢乐存在着。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我就跟天空、跟树、跟鸟儿、跟牛说话，有时候看着天上飘着的白云，我会想象它们会变成白面馒头，降落到我的嘴边，这种甜蜜的想象有时甚至让我掉泪，这应该算贫困饥饿生活中对于幸福的向往。
童年的记忆，对我后来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喜欢看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知道哪个村子里有《三国演义》，哪个村子里有《水浒传》。同学家有本绘图本的《封神榜》，我很想借来看一看，就整天跑到他们家，缠着人家。看到同学要推磨，我就赶紧去帮忙，几天下来骨头都快散架了，终于看到了《封神榜》。农村只有那么几本书，我反反复复地看，到后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越看越薄，读得像狗肉一样烂了。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四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一遍遍播放着讲话和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景真让人心潮澎湃。拖拉机、牛车、小推车，肩挑人抬，最先进的和最原始的，一起参与劳动，劳动间隙，还要开批判会。夜里，躺在地窝子里，就想写小说。
而作家梦的真正开始，得感谢饺子。我们家的邻居，是个被打成右派下放回家的中文系大学生。我经常和他聊天，有一次，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赚了成千上万元的稿费。而且说，作家每天吃三顿饺子，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不敢相信，竟然有大富大责，富到每天吃三顿饺子的人?大学生用轻蔑的口吻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我就暗暗下了决心：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一日三餐、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啊。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
1976年，我离开了高密，正式参军入伍。为了搭上末班车，甚至把年龄改小了一岁。没办法，这几乎是当时多数农家子弟入城的唯一途径。
在部队待的那几年，慢慢开始写作，开始也是偷偷摸摸地写。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些过去的文化“禁区”也放开了，碰巧一位战友的女朋友是我们图书馆的管理员，近水楼台，我贪婪地读了大批现代小说。开始是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海明威、卡夫卡。
那时候的东西，还是抒情的散文笔调。参军第五年，我在保定的《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写春天雨夜一位少妇怀念在远方当兵的丈夫。
当时想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次进北京城，怀里揣着自己的小说。进城后，不会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左顾右盼、胆战心惊。
终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半年时间里，我早晨出操、白天上课，晚上就躲到寒气遥人的大教室里，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一口气写出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不过，写着写着，自己感觉不对劲，我的文字明显受外国文学故事和语言的影响，有点找不到方向。
1984年的冬天，外面鹅毛大雪纷飞，我猴在屋里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读到里面一句话：“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温热的河水。”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眼前立即出现了无比生动的画面。我拿起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县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
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刹那间，我豁然开朗：啊，我的家乡，与之相连的我的生活，这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发自自己内心的东西，跟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我忽然一下找到了自己的坐标，高密东北乡，过去的记忆和生活，汩汩流动、喷涌而出、踊跃不断，落在了笔尖：有了大把大把信手拈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从此我深刻地明白，从根本上，在骨子里，我就是个农民：高密东北乡，就是我心灵的栖息地。一个作家的特殊性最重要，我笔下的农村是特殊的，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
一步一步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红高粱》等作品，很快就很自然地成型了。
1986年暑假，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我正在屋里构思一部小说，突然听到一个大嗓门叫着我的名字。眼前这人身上穿一件破汗衫，穿着一双用轮胎内胎缝的简易凉鞋，脸黑得像煤炭。不速之客自我介绍名叫张艺谋，说他正在西北拍《老井》，想要改编我的《红高粱》，拍个电影。“我看好你写的《红高粱》，现在我想做导演，打算就导这个片了。”
张艺谋强烈要求先预付给我改编费，按国家统一的规定，他只要付我800元改编费，后来还是他照顾我，按上、下集算，给了我2800元。
1987年寒假回老家，我在乡里一个供销社仓库里埋头写作，堂弟拿了张报纸，边跑边摇晃着冲我大喊：“《红高粱西行》!《人民日报》!整整一版!”
我接过来一看，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荣获“金熊奖”。转过年，1988年初春，我回到北京，走在深夜的马路上，听着好多小伙大声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满大街都在唱电影里的插曲，这首歌也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红高粱》成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标志。
后来我自己总结分析，《红高粱》的走红是有历史原因的，除了蕴涵的民族性内容，这也是一部文化色彩很浓的探索影片。国人机械化地生活了很多年，突然张艺谋借助影片把中国人压抑的个性释放了出来，人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色彩的狂躁和内心的张扬，由此震慑四方。
完成了以战争为主体的“红高粱家族”、以童年记忆为主线的“高密系列”，进入新世纪，我在写作上也开始新的探索，但题材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我一直对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比较关注，我的大部分亲属都在农村，我本身又有长期农民生活经验。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自己“农民”的定位。我不是为农民写作，而是身为农民写作!
虽然现在的农村，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跟过去的农村相比有一定变化，但我依然愿意相信，如同那蓬勃张扬的红高粱和高粱红一样，它和它的生活，会继续保留着近乎原始的信念、积极行进的生命力。
编辑 牛淑娟